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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別人


  有自己才有別人,也有別人才有自己。人人都懂這個道理,可是許多人不能行這個道理。本來自己以外都是別人,可是有相干的,有不相干的。可以說是“我的”那些,如我的父母妻子,我的朋友等,是相干的別人,其余的是不相干的別人。相干的別人和自己合成家族親友;不相干的別人和自己合成社會國家。自己也許愿意只顧自己,但是自己和別人是相對的存在,离開別人就無所謂自己,所以他得顧到家族親友,而社會國家更要他顧到那些不相干的別人。所以“自了漢”不是好漢,“自顧自”不是好話,“自私自利”,“不顧別人死活”,“只知有己,不知有人”的,更都不是好人。所以孔子之道只是個忠恕:忠是己之所欲,以施于人,恕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這是一件事的兩面,所以說“一以貫之”。孔子之道,只是教人為別人著想。
  可是儒家有“親親之殺”的話,為別人著想也有個層次。家族第一,親戚第二,朋友第三,不相干的別人挨邊儿。几千年來顧家族是義務,顧別人多多少少只是義气;義務是分內,義气是分外。可是義務似乎太重了,別人壓住了自己。這才來了五四時代。這是個自我解放的時代,個人從家族的壓迫下掙出來,開始獨立在社會上。于是乎自己第一,高于一切,對于別人,几乎什么義務也沒有了似的。可是又都要改造社會,改造國家,甚至于改造世界,說這些是自己的責任。雖然是責任,卻是無限的責任,愛盡不盡,愛盡多少盡多少;反正社會國家世界都可以只是些抽象名詞,不像一家老小在張著嘴等著你。所以自己顧自己,在實際上第一,兼顧社會國家世界,在名義上第一。這算是義務。顧到別人,無論相干的不相干的,都只是義气,而且是客气。這些解放了的,以及生得晚沒有赶上那种壓迫的人,既然自己高于一切,別人自當不在眼下,而居然顧到別人,自當算是客气。其實在這些天子驕子各自的眼里,別人都似乎為自己活著,都得來供養自己才是道理。“我愛我”成為風气,處處為自己著想,說是“真”;為別人著想倒說是“假”,是“虛偽”。可是這儿“假”倒有些可愛,“真”倒有些可怕似的。
  為別人著想其實也只是從自己推到別人,或將自己當作別人,和為自己著想并無根本的差异。不過推己及人,設身處地,确需要相當的勉強,不像“我愛我”那樣出于自然。所謂“假”和“真”大概是這种意思。這种“真”未必就好,這种“假”也未必就是不好。讀小說看戲,往往會為書中人戲中人捏一把汗,掉眼淚,所謂替古人擔憂。這也是推己及人,設身處地;可是因為人和地只在書中戲中,并非實有,沒有利害可計較,失去相干的和不相干的那分別,所以“推”“設”起來,也覺自然而然。作小說的演戲的就不能如此,得觀察,揣摩,体貼別人的口气,身份,心理,才能達到“逼真”的地步。特別是演戲,若不能忘記自己,那非糟不可。這個得勉強自己,訓練自己;訓練越好,越“逼真”,越美,越能感染讀者和觀眾。如果“真”是“自然”,小說的讀者,戲劇的觀眾那樣為別人著想,似乎不能說是“假”。小說的作者,戲劇的演員的觀察,揣摩,体貼,似乎“假”,可是他們能以達到“逼真”的地步,所求的還是“真”。在文藝里為別人著想是“真”,在實生活里卻說是“假”,“虛偽”,似乎是利害的計較使然;利害的計較是骨子,“真”,“假”,“虛偽”只是好看的門面罷了。計較利害過了分,真是像法朗士說的“關閉在自己的牢獄里”;老那么關閉著,非死不可。這些人幸而還能讀小說看戲,該仔細吟味,從那里學習學習怎樣為別人著想。
  五四以來,集團生活發展。這個那個集團和家族一樣是具体的,不像社會國家有時可以只是些抽象名詞。集團生活將原不相干的別人變成相干的別人,要求你也訓練你顧到別人,至少是那廣大的相干的別人。集團的約束力似乎一直在增強中,自己不得不為別人著想。那自己第一,自己高于一切的信念似乎漸漸低下頭去了。可是來了抗戰的大時代。抗戰的力量無疑的出于二十年來集團生活的發展。可是抗戰以來,集團生活發展的太快了,這儿那儿不免有多少還不能夠得著均衡的地方。個人就又出了頭,自己就又可以高于一切;現在卻不說什么“真”和“假”了,只憑著神圣的抗戰的名字做那些自私自利的事,名義上是顧別人,實際上只顧自己。自己高于一切,自己的集團或机關也就高于一切;自己肥,自己机關肥,別人瘦,別人机關瘦,樂自己的,管不著!——瘦癟了,餓死了,活該!相信最后的胜利到來的時候,別人總會壓下那些猖獗的卑污的自己的。這些年自己實在太猖獗了,總盼望壓下它的頭去。自然,一個勁儿顧別人也不一定好。仗義忘身,急人之急,确是英雄好漢,但是難得見。常見的不是敷衍妥協的鄉愿,就是卑屈甚至諂媚的可怜虫,這些人只是將自己丟進了垃圾堆里!可是,有人說得好,人生是個比例問題。目下自己正在張牙舞爪的,且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先來多想想別人罷!
  1942年8月16日作。(原載《文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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