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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嚴肅


  新文學運動的開始,斗爭的對象主要的是古文,其次是禮拜六派或鴛鴦蝴蝶派的小說,又其次是舊戲,還有文明戲。他們說古文是死了。舊戲陳腐,簡單,幼稚,嘈雜,不真切,武場更只是雜耍,不是戲。而鴛鴦蝴蝶派的小說意在供人們茶余酒后消遣,不嚴肅,文明戲更是不顧一切的專迎合人們的低級趣味。白話總算打倒了古文,雖然還有些肅清的工作;話劇打倒了文明戲,可是舊戲還直挺挺的站著,新歌劇還在難產之中。鴛鴦蝴蝶派似乎也打倒了,但是又有所謂“新鴛鴦蝴蝶派”。這嚴肅与消遣的問題夠复雜的,這里想特別提出來討論。
  照傳統的看法,文章本是技藝,本是小道,宋儒甚至于說“作文害道”。新文學運動接受了西洋的影響,除了解放文体以白話代古文之外,所爭取的就是這文學的意念,也就是文學的地位。他們要打倒那“道”,讓文學獨立起來。所以對“文以載道”說加以無情的攻擊。這“載道”說雖然比“害道”說溫和些,可是文還是道的附庸。照這一說,那些不載道的文就是“玩物喪志”。玩物喪志是消遣,載道是嚴肅。消遣的文是技藝,沒有地位;載道的文有地位了,但是那地位是道的,不是文的——若單就文而論,它還只是技藝,只是小道。新文學運動所爭的是,文學就是文學,不干道的事,它是藝術,不是技藝,它有獨立存在的理由。
  在中國文學的傳統里,小說和詞曲(包括戲曲)更是小道中的小道,就因為是消遣的,不嚴肅。不嚴肅也就是不正經;小說通常稱為“閒書”,不是正經書。詞為“詩餘”,曲又是“詞餘”;稱為“餘”當然也不是正經的了。鴛鴦蝴蝶派的小說意在供人們茶余酒后消遣,倒是中國小說的正宗。中國小說一向以“志怪”、“傳奇”為主。“怪”和“奇”都不是正經的東西。明朝人編的小說總集有所謂“三言二拍”。“二拍”是初刻和二刻的《拍案惊奇》,重在“奇”得顯然。“三言”是《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琩央n,雖然重在“勸俗”,但是還是先得使人們“惊奇”,才能收到“勸俗”的效果,所以后來有人從“三言二拍”里選出若干篇另編一集,就題為《今古奇觀》,還是歸到“奇”上。這個“奇”正是供人們茶余酒后消遣的。
  明清的小說淵源于宋朝的“說話”,“說話”出于民間。詞曲(包括戲曲)原也出于民間。民間文學是被壓迫的人民苦中作樂,忙里偷閒的表現,所以常常扮演丑角,嘲笑自己或夸張自己,因此多帶著滑稽和誕妄的气氛,這就不正經了。在中國文學傳統自己的范圍里,只有詩文(包括賦)算是正經的,嚴肅的,雖然放在道統里還只算是小道。詞經過了高度的文人化,特別是清朝常州派的努力,總算帶上一些正經面孔了,小說和曲(包括戲曲)直到新文學運動的前夜,卻還是丑角打扮,站在不要緊的地位。固然,小說早就有勸善懲惡的話頭,明朝人所謂“喻世”等等,更特別加以強調。這也是在想“載道”,然而“奇”胜于“正”,到底不成。明朝公安派又將《水滸》比《史記》,這是從文章的“奇變”上看;可是文章在道統里本不算什么,“奇變”怎么能扯得上“正經”呢?然而看法到底有些改變了。到了清朝末年,梁啟超先生指出了“小說与群治之關系”,并提倡實踐他的理論的創作。這更是跟新文學運動一脈相承了。
  新文學運動以斗爭的姿態出現,它必然是嚴肅的。他們要給白話文爭取正宗的地位,要給文學爭取獨立的地位。而魯迅先生的第一篇小說《狂人日記》里喊出了“吃人的禮教”和“救救孩子”,開始了反封建的工作。他的《隨感錄》又強烈的諷刺著老中國的种种病根子。一方面人道主義也在文學里普遍的表現著。文學擔負起新的使命;配合了五四運動,它更跳上了領導的地位,雖然不是唯一的領導的地位。于是文學有了獨立存在的理由,也有了新的意念。在這情形下,詞曲升格為詩,小說和戲曲也升格為文學。這自然接受了“外國的影響”,然而這也未嘗不是“載道”;不過載的是新的道,并且与這個新的道合為一体,不分主從。所以從傳統方面看來,也還算是一脈相承的。一方面攻擊“文以載道”,一方面自己也在載另一种道,這正是相反相成,所謂矛盾的發展。
  創造社的浪漫的感傷的作風,在反封建的工作之下要求自我的解放,也是自然的趨勢。他們強調“動的精神”,強調“靈肉沖突”,是依然在嚴肅的正視著人生的。然而禮教漸漸垮了,自我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帶給中國的暫時的繁榮里越來越大了,于是乎知識分子講究生活的趣味,講究個人的好惡,講究身邊瑣事,文壇上就出現了“言志派”,其實是玩世派。更進一步講究幽默,為幽默而幽默,無意義的幽默。幽默代替了嚴肅,文壇上一片空虛。一方面色情的作品也抬起了頭,憑著“解放”的名字跨過了“健康”的邊界,自然也跨過了“嚴肅”的邊界。然而這空虛只是暫時的,正如那繁榮是暫時的。五卅事件掀起了反帝國主義的大潮,時代又沉重起來了。
  接著是國民革命,接著是左右折磨;時代需要斗爭,閒情逸致只好偷偷摸摸的。這時候魯迅先生介紹了“一面是嚴肅与工作,一面是荒淫与無恥”這句話。這是時代的聲音。可是這嚴肅是更其嚴肅了;單是態度的嚴肅,藝術的嚴肅不成,得配合工作,現實的工作。似乎就在這當儿有了“新鴛鴦蝴蝶派”的名目,指的是那些盡在那儿玩味自我的作家。他們自己并不覺得在消遣自己,跟舊鴛鴦蝴蝶派不同。更不同的是時代,是時代縮短了那“嚴肅”的尺度。這尺度還在爭議之中,劈頭來了抗戰;一切是抗戰,抗戰自然是极度嚴肅的。可是八年的抗戰太沉重了,這中間不免要松一口气,這一松,尺度就放寬了些;文學帶著消消遣,似乎也是應該的。
  胜利突然而來,時代卻越見沉重了。“人民性”的強調,重行緊縮了“嚴肅”那尺度。這“人民性”也是一种道。到了現在,要文學來載這种道,倒也是“勢有必至,理有固然”。不過太緊縮了那尺度,恐怕會犯了宋儒“作文害道”說的錯誤,目下黃色和粉色刊物的風起云涌,固然是動亂時代的頹廢趨勢,但是正經作品若是一味講究正經,只顧人民性,不管藝術性,死板板的長面孔教人親近不得,讀者們恐怕更會躲向那些刊物里去。這是運用“嚴肅”的尺度的時候值得平心靜气算計算計的。
  1947年4月23—25日作。
  (原載1947年10月1日《中國作家》第1卷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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