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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恨水（１８９５—１９６７）是我們同時代的一位章回小說大師。 他終身從事新聞工作，寫小說原是他的副業。由于他努力寫作，慘淡經營，他的小說為讀者所喜愛，自然而然地他成為小說專門家了。 他的作品在一百一十部以上，還沒有人把它整理出一個完整書目。字數遠遠超過千万，也從來沒有人加以統計。 二十年代中期起，乃至整個三十年代，他的作品被大量印行。由于出版他的作品，有人爭取承受“版權”，特意因為他組織一個出版社。由于改編電影，有人爭取“攝制專有權”，大打官司。各個劇种，以及曲藝評彈，紛紛改編他的作品。在當時作家之中，這种情況是頗為突出的。 他的讀者遍及各個階層。作品的刻畫入微，描寫生動，文字淺顯，口語自然，達到“老嫗都解”的境界。內容主要在反對封建，反對軍閥、官僚的統治，反對一切社會不良現象；主張抗戰，主張戀愛真誠的婚姻自主。他的思想似乎是舊民主主義的，在當時卻自有他一定的進步意義。 我不知道我們的圖書館收藏他的作品有多少。在十年動亂中，這是被封存不供借閱的“禁書”。它被“否”了，說是黃色讀物。現在，更多的人說他是鴛鴦蝴蝶派，是禮拜六派。有的大學生很想研究一下“張恨水及其作品”，卻只是趑趄不前，他們害怕會被打成“小鴛鴦、小蝴蝶”。 現代文學史家對于這樣一位有影響的作家，全都避而不談。使人聯想到，“漢代也許沒有楊子云”這個歷史故事。他的作品好，你表揚；他的作品不好，你批判。視而不見，不能不說是文學史家的失職。 還有不得不提的，是他的國際聲譽。舉個例說：在美國國會圖書館書目里，收藏有他的小說近六十种。有些大學圖書館，也分別藏有三二十种。大學畢業生考博士《張恨水研究》是論文的專題。是不是應該告訴他們：“張恨水是鴛鴦蝴蝶派，快快停止你們的研究吧！”或者我們也來研究一下張恨水，重新作出适當的評价呢？ 這里，為我們研究者提供一點淺薄的研究參考資料。二 張恨水的小說，根据寫作和發表時間的先后，約可分為四個時期。每一時期有客觀上不同的時代背景，有主觀上的思想嬗變的痕跡。藝術技巧上也可看出，他從幼稚到成熟、到得心應手、揮洒自如，末年卻是可悲歎的衰退。初期 所有作家都一樣，起初總有一個模擬練習寫作時期，這個時期的作品，不問可知是幼稚的。 他的處女作，是一篇武俠小說，他自己到后來也記不得全題，但能隱約想起題目中有一個“俠”字。寫作的目的不是為了發表，更沒有想到將來要成為小說作家，只是寫好了念給弟弟妹妹們听，說故事好玩。一股“創作欲”開始萌芽。這時他十七歲。論年齡，他開筆不算太早，然而這畢竟還算不得真正寫作的起點站。 十八歲，死去了父親。十九歲，由于家庭包辦婚姻的不如意，在成親后不几天，他就离開家，出外謀生。一直沒有穩定的職業，掙扎在饑餓線上，流浪江南。對于世態人情，有切身的体會。當時的生活十分困苦，卻給后來寫作提供了源泉。 也就是十九歲那一年，他在蘇州，寫了《舊新娘》、《桃花劫》各三四千字。二十歲，寫《青衫淚》，大概窮途末路，發牢騷，寄幻想于未來。原計划寫成長篇，可是只寫到十七回為止，沒有寫完。二十一歲，寫《未婚妻》、《紫玉成煙》。二十三歲，寫《未婚夫》。二十四歲，寫《南國相思譜》，曾在蕪湖《工商日報》連載，是否登完，不得而知。 這些早期習作，都是文言的。在敘述描寫之中，夾雜許多詩詞，用以表露文采。他寄了一些給《小說月報》的編者惲鐵樵，得到回信稱贊，但始終未見發表。 二十四歲的后期，他開始寫白話小說。一篇《真假寶玉》約三千字；一篇《小說迷魂游地府記》，約一万字。他記得是在《民國日報》連載的。他的“創作欲”這時已經上升到“發表欲”，以在報刊上看到自己的名字為樂事，并不計較稿費。事實上，報刊對于這樣初事寫作的人，肯寄點郵票作為報酬，就算得相當重視的了。 時間是民國初年，社會還完全在封建勢力支配之下。知識分子從帖括中解放出來，為時未久，能夠致力于小說的創作，原是難能可貴的。但從他初期作品那些篇名中，卻看不出有什么重要意義的題材。可以說，那只是追求時好，投合編者口胃，爭取發表而已。 當時報刊，按照小說故事情節，分為：社會小說，言情小說，政治小說，愛國小說，倫理小說，武俠小說，偵探小說等等。在比重上，言情小說的讀者最普遍，編者最歡迎，作者最多，因而又細分作：愛情小說，哀情小說，奇情小說，俠情小說等等。他的初期作品，無疑是屬于言情小說一類。他自己說，寫《青衫淚》是模擬《花月痕》的。其實不僅如此。當時言情小說作者當作典范的，還有《青樓夢》、《海上花列傳》、《海上繁華夢》等小說。走這條路子，決非“取法乎上”是很明白的。 然而值得慶幸的，他走這條路沒有走通，到此止步了。二期 １９１９年秋天，他來到北京，先在《益世報》做校對，后在上海《申報》駐京辦事處做編輯。“五四”運動的浪濤，震撼著所有青年人，他自然也無從例外。只是他愛好鑽研古典文學，裝了一肚皮詞章，對于《文學改良芻議》，雖然原是贊同，究竟不無保留。他有了正式工作以后，收入不甚菲薄，就不大想寫作了。因為卻不過朋友的情面，到京第二年，給蕪湖《工商日報》寫了一篇《皖江潮》，約莫七八万字。這篇之后，有四五年他沒有再寫小說。 寫《皖江潮》這一年，他二十六歲。從寫作時間的連續性說，應是他初期作品的最末一篇。但無論就思想內容和藝術形式上看，卻屬于第二期作品的第一篇。因為他開始從舊式言情小說的窠臼中擺脫出來，走向諷刺和譴責的路子了。他自己不大重視這一篇，我卻認為這是他從事寫作以來的重要轉折點，是關鍵性的一篇。 １９２４年４月，《益世報》總編輯成舍我，离開報社，自己創辦《世界晚報》。他們是老同事，在《益世報》的時候，互相唱和，詩酒留連（《春明外史》中有楊杏園和舒九成聯句的描寫，就記的是他和成舍我吟詩故事），很談得來。成舍我“知人善任”，心目中早安排了他在晚報擔任的角色，約請他主編一版副刊，并言定寫一篇連載小說。他接受了，副刊取名《夜光》，小說取名《春明外史》。——自此以后，他無論在哪家報社擔任何种職務，總歸要兼編一個副刊，自撰一篇、甚至兩篇小說，按日連載，這成了慣例。一般是每天刊登五百字左右。《春明外史》共有一百多万字，直到１９２９年才告結束。也就是說，他二十歲時寫起，三十五歲才寫完。這篇之后，接著他又在《世界晚報》發表了《斯人記》。１９２５年２月，成舍我于晚報之外，又創辦了《世界日報》。仍然請他兼編一個副刊，取名《明珠》（另外有個新文藝副刊，劉半農主編）。他先發表的連載，題為《新斬鬼傳》。針對當時社會不良現象，備极諷嘲。因為寫的是抽象人物，盡管也很淋漓盡致，一般讀者不能十分理解，“叫座”的能力不高。這篇登完，接著發表了《金粉世家》，卻又引起熱烈的高潮。特別是有文化的家庭婦女，都很愛讀；那些閱讀能力差的、目力不濟的老太太，天天讓人念給她听。受歡迎的情況，可以想見。這篇小說也很長，報上連載好几年。結束后，他繼續給《世界日報》寫了《第二皇后》。不知為了什么原因，這篇沒有在報上登完。 自從《春明外史》在報上發表，很吸引讀者，大大有助于報紙發行量，因而北京有几家大報，都來請他寫小說。這個期間，他同時給《益世報》寫《京塵幻影錄》，給《晨報》寫《天上人間》（此篇后來《上海畫報》轉載）。這兩篇都沒有像《春明外史》、《金粉世家》那么轟動。 雖然早年他曾在上海報紙上發表小說，但是篇幅不長，數量不多，時間不久，一抹而過，沒有被人注意，不生什么影響。及至他在北京發表多篇小說，成了很有名气的作家；只是當時交通不便，北京報紙的發行网限在華北，南方難于看到，他也僅僅為北方人所知。１９２９年，上海《新聞報》副刊《快活林》主編嚴獨鶴，來游北京，知道他是北京人所喜愛的作家，又從報上讀到他的小說，就浼人介紹，約他給《新聞報》寫一個長篇。他答應了，擬了故事梗概，取名《啼笑因緣》。稿子陸續寄出。當第一部分寄去之后，似乎并未得到十分重視，被擱置五個月，才開始刊載。這一炮打得響亮，很快就成為家弦戶誦的讀物。《新聞報》是當時發行最多、面向全國的報紙。長篇小說，在它是聊備一格，看作与印數多少無關的。誰知登了《啼笑因緣》，銷數猛增；廣告刊戶，紛紛要求小說靠近的地位。張恨水成了《新聞報》的財神，讀者崇拜的偶像。以前《新聞報》連載小說，是由所謂“名家”輪流執筆的；自此以后，這個席位，卻歸他包辦了。陸續發表的有《太平花》、《現代青年》、《燕歸來》、《夜深沉》、《秦淮世家》、《水滸新傳》等長篇，一直到上海被日寇占領、和內地郵件不通時為止。 這一時期，客觀上他是南北馳名，約他寫小說的報社函電交至；主觀上卻正精力充沛，一天不寫小說就一天不痛快。他以惊人的速度，分別同時在各地報刊上發表的長篇，有：《北京新晨報》的《滿城風雨》，《劍膽琴心》（后在《南京晚報》重刊，改名《世外群龍傳》），《水滸別傳》，《歡喜冤家》（后改名《天河配》）；《北平朝報》的《雞犬神仙》；北平真光電影院畫報的《銀漢雙星》；沈陽《新民晚報》的《春明新史》，《黃金時代》（后在《旅行雜志》重刊，改名《似水流年》）；《旅行雜志》的《秘密谷》，《如此江山》，《平滬通車》；《申報》的《小西天》，《換巢鸞鳳》；上海《晶報》的《錦片前程》；《太原日報》和《南京晚報》同時連載的《過渡時代》；南京《新民報》的《舊時京華》，《武漢日報》的《屠沽列傳》等篇。 上海世界書局出于“生意經”，愿意多出稿費，請他寫小說，而以不經報紙刊載為條件。他接受了這個條件，寫了三部：《滿江紅》，《落霞孤鶩》，《美人恩》。１９３５年，成舍我在上海辦《立報》，創刊時約他去編副刊《花果山》，兼寫長篇連載，題名《藝術之宮》。這是他第二期作品的最后一篇。 １９２４年到１９３５年，這十一二年間，是他寫作的黃金時期。年齡從二十九歲到四十歲，正是年富力強，想象能力非常發達。所有小說，主要矛頭都是指向封建主義。特別譴責那些統治階級——軍閥与官僚，為被壓迫、被剝削的人民大眾鳴不平。從《春明外史》起，到《藝術之宮》止，都是這個基調。在《夜深沉》的序言里，他說：“這里所寫，就是軍閥財閥以及有錢人的子弟，好事不干，就憑著几個錢，來玩弄女性。而另一方面，寫些赶馬車的、皮鞋匠以及說戲的，為著挽救一個賣唱女子，受盡了那些軍閥財閥的气。”他用深刻而通俗的筆調，寫他觀察入微的熟悉生活，所以能夠那么娓娓動人。也有人說：他的小說，果然揭露了一些問題，只是沒有提出解決問題的辦法，在某些篇的結局，呈現一片迷惘狀態，是很不足取的。這种批評，原有一定的道理，指出了他的缺點和不足。但是，我們也應該注意到，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處于“五四”運動的初期，新思潮開始萌芽，是大革命的前夕。有那樣一位作家，站在勞苦大眾一邊，為之呼吁，引起讀者的共鳴，肯定他的進步意義，承認他的作品是于革命有利的。 三期 “九·一八”事變后，為了保衛家園，敵愾同仇，他開始寫抗戰小說。起初寫的是短篇，合印成集，取名《彎弓集》，顯然是以“射日”為隱語。其后在很多作品中，都插入一些抗敵御侮的情節，然而究竟還不是以抗戰為中心內容。正式以抗戰為主題，卻是１９３６年后寫的作品。 《立報》初創時期，我擔任總編輯，和他同住在德鄰公寓，朝夕相晤。我們都不喜歡當時那個上海城市，嫌她太嘈雜、太亂。因之，在接受成舍我之約時，都說定短期幫忙，唱個“打炮戲”。大約四五月后，他接到北平朋友來信，說是冀東敵偽組織，開了一張北平文化人的黑名單，將要采取行動。他因在小說中宣傳抗日，也被列名其內。隨著，家中來了電報，囑令“勿歸”。他躊躇彷徨之際，我便建議他舉家南遷，到南京去辦一張小型報。我把辦報計划，說給他听。他欣然同意，就拿出稿費當資金，叫我先回南京，從事籌備。真正用自己勞動得來的血汗錢來辦報的，在我的記憶中，除了他還沒有第二個。 １９３６年４月，《南京人報》出版。他是社長，我是副社長兼經理，后來又兼總編輯。日常事務，由我承擔；只是提綱挈領的大事，才向他請示。這樣做，也是我們在上海商量好的，要保證他有足夠的寫作時間。雖則如此，為了號召讀者，他還是編一個綜合性副刊，取名《南華經》。每天刊登他兩篇連載小說，一名《鼓角聲中》，一名《中原豪俠傳》。從此連續不斷寫了多部宣傳抗戰的小說，其中有：《申報》連載的《東北四連長》，《新聞報》連載的《熱血之花》、《續啼笑因緣》，《中央日報》連載的《天明寨》、《風雪之夜》。１９３７年底，日寇進逼南京。１１月，《南京人報》宣布停刊，把印刷器材拆卸，附木船運赴重慶。我和他各自拖著龐大的家眷，先后西上。我經過漢口，接受陳銘德之約，到重慶參加《新民報》的籌備工作。１９３８年，在重慶，印刷器材運到，我問他，有無复刊《南京人報》之意。那時由各地撤退到重慶的新聞記者很多，是不難組織一個辦報班子的。但他考慮到各种困難，愿意繼續從事寫作，不再辦報了。于是，我介紹他和陳銘德相識，拉他加入《新民報》。起初編一個副刊，取名《最后關頭》。 這時候，他仍然不廢抗戰小說的寫作，在報上連載的有：《時事新報》的《沖鋒》（后出書改名《巷戰之夜》，曾擬改名《天津衛》），香港《立報》的《紅花港》、《潛出血》（未完），漢口《串報》的《游擊隊》，《立煌晚報》的《前線的安徽、安徽的前線》，香港《國民日報》的《大江東去》，上海百新書店出書的《虎賁万歲》。他是安徽潛山人，抗戰小說有許多是家鄉人提供的素材，可歌可泣，親切動人。他很希望他的小說能成為具体的動力，所以宁愿在《立煌晚報》那樣地方性小報上發表，號召子弟兵。他是強烈的愛國主義者，寫抗戰小說如此之多，而且都是長篇，誰比得上呢？ 為了抗戰，他歌頌了那些浴血獻身、出生入死的人，也表揚了那些敵愾同仇、毀家紓難的人。到了重慶，號稱“大后方”，所見所聞，有的是：口頭抗戰，心里投降的政府；爭權奪利，槍口向內的新軍閥；貪污腐化，對人民殘酷壓迫剝削的官僚。渾渾噩噩，醉生夢死的人們，在這樣的政治气氛中，度著“前方吃緊、后方緊吃”的生活。通貨膨脹，民不聊生，走私猖獗，偏有人在滾油鍋里撈錢，大發其“國難財”。一切現象，使他目駭心惊，痛恨無比。用這些不利于抗戰的因素，作為題材，加以鞭撻。先后在重慶《新民報》連載的有：《瘋狂》，《偶像》，《牛馬走》（解放后出書，改名《魍魎世界》），《八十一夢》，《第二條路》（后改名《傲霜花》）。又還在《旅行雜志》發表了《蜀道難》、《負販列傳》（后改名《丹鳳街》）。他寫這些批判譴責小說，目的只在促進抗戰，不過取材于另一側面而已。 第三時期較短于第二時期，他的作品也較少。除了這個原因以外，也還由于：這個時期生活极不安定，由北平到上海、南京，定居未久，西行入蜀，几年之后，再回北平，飽嘗轉徙流离之苦；其次是，身体較差，在南京時生了一場病，好多時沒有复原；其三是，由于連年戰爭，交通梗阻，許多報紙停刊，“英雄無用武之地”，有作品也無處發表。但是，他還是寫了二三十部長篇小說，所可惋惜的，是沒有寫出第二時期那樣動輒百万言的巨构了。 末期 抗戰結束后，他任北平《新民報》經理，兼編一個副刊《北海》，連載小說《巴山夜雨》、《五子登科》。１９４８年，由于一些人事上的不協調，他辭去《新民報》職務，准備從事專業寫作。卻沒有料到，１９４９年忽然中風。對于一個作家而言，這自然是致命的打擊。經過急救，幸得不死，但口角歪斜，流涎不止，發音感覺到困難，記憶能力既大大衰退，想象能力更遠非昔比。只因寫作已成習慣，在能起坐的時候，就又提起筆來。 １９５０年，我來北京開會，他正在病中，听得朋友說，他終身賣文，辛苦勞動，薄有積蓄，卻被一個惡友坑騙，席卷逃去國外。除了一座房子是不動產以外，几乎一無所有。家中人口眾多，嗷嗷待哺。他又气又急，所以得了病。后來，他賣了大房子，買了一個小院，生活暫時得以維持。只是水准大大降低，每天孩子們都吃窩窩頭就咸菜。他見著心中不安，于是不等病好，就又從事寫作。這樣壓榨出來的作品，當然缺乏揮洒自如那种意境了。 他自己也感到寫作能力的衰退，這就把寫長篇小說改為中短篇，把創作改為再創作。從古代愛情故事中覓取題材，寫作了：《梁山伯与祝英台》、《秋江》、《白蛇傳》、《孟姜女》、《孔雀東南飛》、《磨鏡記》、《牛郎織女》、《鳳求凰》等篇。這些作品，盡管一般還保持他原有的風格，然而也有許多是异樣的。五十年代末，記得他曾和我說：“以前語言辭匯，搖筆即來；如今尋思半晌，卻還得不到一個适當的。”可見這時期的寫作，對他而言，即使是愉快的，也愉快得很有限了。 他并非無意從事長篇創作，病后也曾試寫一篇《記者外傳》，小說中臚述了他所熟識的一些新聞記者的故事，實際与新聞業務無甚關聯。當時在上海《新聞日報》連載，沒有結束，卻中止了，沒有續寫下去，也說明他精力不繼了。 這是他一生從事寫作的第四個時期。為什么稱為“末期”而不稱作“晚期”呢？因為一般作家，到了老年，身体衰病，往往擱筆不再寫作；個別的作家，老而彌健，晚期的作品，火候到了十分，常被讀者贊賞為“頂峰”之作。兩者他都不是。他這個時期的作品是硬擠出來的，雖未必一無是處，但和早期諸作，究竟不可同日而語。我于惋惜之余，不得不將這個時期定為“末期”。 三 張恨水的作品，要全部一一加以評介，勢不可能，也無此必要。這里，按寫作年代的先后，試對《春明外史》、《金粉世家》、《啼笑因緣》、《八十一夢》這四部書，作一簡單說明，介紹產生的客觀背景和思想內容。這四部書，都是重版多次，發行范圍廣，影響較大的。有人把這四部書看作是他的“代表作”，我也同意。 《春明外史》 《春明外史》１９２４年４月１２日起，在北京《世界晚報》連載，每天刊登不足一千字，直到１９２９年１月２４日結束，一共登了五十七個月。大体上，這是以《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為藍本的一部譴責性小說。主角楊杏園，約略加《怪現狀》中的“九死一生”。但描寫楊杏園先后和何梨云、李冬青的戀愛，有許多曲折的故事，不像“九死一生”被寫得那么干巴巴的。書中主角被安排做新聞記者，為的容易引出當時政治上、社會上种种千奇百怪的內幕新聞，從而加以譴責。藝術手段是婉而多諷，也不像《怪現狀》寫的那么劍拔弩張。魯迅介紹清末譴責小說，說他們所用手法，“其記事遂率与一人俱起，亦即与其人俱訖，若斷若續，与《儒林外史》略同。”《春明外史》盡管有個楊杏園做主角，但他所用手法，卻不能离開這個窠臼。這已不是第一次使用這個手法，以先，他在蕪湖報紙上發表的《皖江潮》，也正如此。只是他到北京之后，接触方面廣，听到東西多，題材十分丰富，和在蕪湖時不一樣罷了。《皖江潮》原是一個大題目，但在報上刊載不到一年，也沒有寫完。他自己對于這部小說并不怎么關心，后來簡直是忘怀了。他能記得起的，是听說當地學生，曾經截取其中一部分，編成戲劇演出。可見當時是發生過一定的影響的。 《春明外史》寫的是二十年代的北京，筆鋒触及各個階層，書中人物，都有所指，今天的“老北京”們，是不難為它作索隱的。在《世界晚報》連載的時候，讀者把它看作是新聞版外的“新聞”，吸引力是非常之大，很多人花一個“大子儿”買張晚報，就為的要知道這版外新聞如何發展，如何結局的。當時很多報紙都登有連載小說，像《益世報》一天刊載五六篇，卻從來沒有一篇像《春明外史》那么叫座。作者詛詈那個時代，揭發抨擊某一些人和某一些現象，乃是出于當時作為一個新聞記者的正義感和責任感。某些地方，刻划形容，的确也似乎太過，那是“箭在弦上，不得不發”，与“丑詆私敵”之作是不同的。几十年后，讀這部小說，還覺得當時情景，歷歷如在目前。年輕的人，沒有那些經歷，卻可從此中得到一課歷史知識，看出舊社會的丑惡面貌，也是有益的。 小說是二十年代的產物。半個多世紀以來，祖國飛速的進步，從封建、半封建社會到社會主義社會，差距之大，是無法估量的。人們的思想意識，顯然今非昔比。今天讀二十年代的小說，如果不了解當時歷史環境，就難以讀下去，更不用說什么分析批判了。例如說，小說中有些并不甚進步的地方，還存在殘余的封建道德倫理觀。但是，也應指出，當時一般人确有這种觀念存在。對于戀愛問題，處理得也不十分好，把男女相愛和妓院調情，寫來無甚分別了。青年學生的思想活動，有時是走在時代的前面的，作者缺乏這种經驗，對某些新事物的出現，有時流露出抵触情緒。這都是嚴重不足之處。幸而好，它沒有据有小說主体的地位。再還有，小說中舊詩太多，也是承襲封建時期作家表露才情的舊習；當然，我們還記得，他最初寫小說是走的《花月痕》的路子，這部小說，是他蛻變過程中必然會留下的一些痕跡。《金粉世家》 認真寫小說，把寫小說當作著述事業，實際他是從《金粉世家》開始的。這部小說，１９２６年在北京《世界日報》連載，１９３２年刊完，全長共九十來万字。小說以一個豪門棄婦做引子，寫出了這個豪門的盛衰。目的在暴露北洋軍閥卵翼下的官僚們，如何鉤心斗角，如何驕奢淫逸；他們的家庭成員，那一群寄生虫，如何醉生夢死，如何糜爛墮落。因為小說寫的是姓金的國務總理的家庭，于是許多大官僚，尤其是當過國務總理的，特別是姓“錢”的，都以為是寫自己，生怕自己的陰私被揭發。事實上是，他是新聞記者，朋友多，日常閒談，每以豪門生活為資料，他選取了其中好多模特儿，集中在姓金的一家，誰看像誰，就算是誰吧。 《金粉世家》在他所寫小說之中，是結构最嚴謹的一部。在此之前，他的寫作，是意興所至，涉筆成趣。即使如《春明外史》，那是名作了，除了楊杏園故事以外，多半是隨時听到新聞，隨時編作小說，可以寫一百回，也可以寫二百回，是講不到什么章法的，及至寫《金粉世家》，卻是以小說家的地位寫小說，精心布局，有個完整的計划。比如寫金家諸子，各有愛好，彼此性格不同，錯綜复雜的故事梗概，都是預先想好了的。至于白描手段，是他之所長，在本書中也有所表現。 主要的故事，通過一個平常人家的女儿冷清秋，和國務總理的小儿子金燕西，從戀愛、結婚，到被遺棄、逃走的凄涼結局。中心的意思是指出“齊大非偶”，這是他的婚姻觀。 是不是他就主張“門當戶對”呢？那就不知道了。 小說在報上連載時，受到讀者的注意，是為的許多人很想知道大官僚的私生活，和一些宦海密聞。對于故事情節興趣更為濃厚的，卻是那些具有一般文化水平的婦女們，包括老太太群在內。抗戰時期在重慶，我曾陪他出度過朋友的家宴，他的讀者——那些太太、老太太們，紛紛向他提出問題，議論這部小說人物處理的當否，并追問背景和那些人物后來真正的結局。一部小說在發表苦干年后，還得到讀者如此關心，可見不是尋常之作。 我曾有設想：《金粉世家》如果不是章回小說，而是用的現代語法，它就是《家》；如果不是小說，而是寫成戲劇，它就是《雷雨》。這可能不算阿私所好的偏見吧？《啼笑因緣》 １９２５年，我進《世界日報》，和他朝夕共處。他最愛听戲，常約我去。有一次，記者門覺夫，請我們到四海升平園去听高翠蘭唱大鼓，說是唱得极好。偏巧我那天有事，沒有去成，兩三天后，恨水和我說：“請你去听你不去，如今你要听也听不成了。”原來就在那天晚上，高翠蘭被一個姓田的旅長“搶”走了。門覺夫義憤填膺，認為在光天化日之下，出現這樣的事，實在太強橫了。恨水卻說：“如果高翠蘭非常不愿意，那個田旅長何至就下這一手。一定田旅長也有讓高翠蘭滿足的地方。”大家因為那時軍閥橫行，肆無忌憚，一個唱大鼓的受欺凌壓迫是常事，因而很不同意恨水的論斷。誰知又過了几天，門從照相館里弄到一張照片，卻是田、高新婚合影。高翠蘭在照片中笑逐顏開，容光煥發，絲毫沒有出于勉強的樣子。大家回頭一想，恨水當初的論斷，是很有道理的。但是事情到此并未了結。高翠蘭的父母，原把女儿看作搖錢樹，被人搶去，豈能善罷甘休。他們不向田家要人，卻向田家索討身价銀子。“漫天要价，就地還錢”，雙方終于沒有談妥。高翠蘭的父親，一張狀子告到法院。田旅長是現役軍長，由軍事机關軍法會審，開了三五庭就宣判了：田旅長身為軍人，強劫人家女子，處徒刑一年；高翠蘭交其父母領回。案件結束，高翠蘭仍然唱大鼓，形容憔悴，再也活潑不起來了。在家里時常哭鬧，更表達了對田旅長的不能忘情。 顯然這一事件對他發生很大影響，心中早就有了《啼笑因緣》的影子。他不能用這一件事作藍圖。軍閥是人們所憎惡的，如果寫軍閥竟然談戀愛，那會有什么樣的效果呢？可以裁取的只是搶人的一幕。借這條線索，有理由的發展，刻划了軍閥的殘酷暴行。他創造了許多傳奇故事和人物。最初的設想，可能是寫兩個三角戀愛關系；在寫作過程中，逐漸演變為多邊關系了。傳奇故事本來是人們喜聞樂見的，越复雜越曲折，就越覺得有意思。這是這篇小說的成功之處。但也應該指出，他的本意，是以戀愛自由、反對封建的門當戶對的婚姻制度為主題的。由于太复雜曲折了，反對門當戶對，終于還是門當戶對，這就未免傷害了主題了。 《啼笑因緣》１９２９年開始在《新聞報》連載，第二年就登完了。連載期間，轟動一時：上海市民見面，常把《啼笑因緣》中故事作為談話題材，預測他的結果；許多平日不看報的人，對此有興趣，也訂起報來了；預約改戲，預約拍制電影的，早已紛至沓來；為了出書牟利，《新聞報》三位編輯，臨時組織“三友書社”，优先取得版權。書出版了，當然暢銷。電影攝制時，因為“攝制專有權”的問題，明星電影公司和大華電影社打起官司來，后來經過章士釗律師調停，大華停拍，明星賠款十万元。這件事，當時報紙記載很詳細，轉而成為小說的宣傳資料。 一部小說，引起社會上這么“狂熱”，簡直是“史無前例”的。這在當時就有些為人們所不理解；五十年后的今天，一定更不理解了。我曾試圖加以分析，排除了作者的勤奮努力，作品的藝術成就這些主觀因素而外，尋找他的客觀因素。我認為：當時小市民被壓迫、被剝削，生活极為苦悶。他們憧憬著一個新世界，他們的要求水平并不高。一個“女俠”（在小說中寫的是有血有肉平常的人）除暴安良刺殺一個“花花太歲”式的軍閥，這是現實生活中不可能有的，在一般的想象中卻又希望出現這樣的人和這樣的事。《啼笑因緣》使他們得到很大的滿足。其次是，上海報紙連載小說，例請南方“名家”執筆。名家們總是信手拈來，隨筆寫去，很少精心刻意之作。在《啼笑因緣》之前，先是連載所謂“聯環小說”（約定几位名家，彼此合寫一篇小說，每天一人寫一段，最末一句中，嵌有另一位名家的名字，于是那位名家就接著寫下去），這是毫無意義的文字游戲。除了名家們自我陶醉之外，怎么能吸引讀者呢？其后又連載想入非非的武俠小說，讀者也膩煩了。這時候，《啼笑因緣》一出現，既富有人情味，又有強烈的傳奇性，讀者頓覺耳目一新。再其次，從前交通不便，旅游困難，南方人向往北京，常借文字記載，以當“臥游”。南方名家們，足跡不离上海、蘇州、杭州、揚州，寫來寫去，總以諸地為主要背景，讀者自然感到狹隘。《啼笑因緣》卻寫的是北京，把北京的風物，介紹得活了。描畫天橋，特別生動，直到今天，還有讀過這部小說的南方人，到北京來必訪天橋。當然，今天的天橋，已經不是那個面貌了。《啼笑因緣》的產生，和它的紅极一時，決非僅僅出于偶然，一定還有政治的、社會的、經濟的种种因素，有待于將來研究者們的探討。 《八十一夢》 他寫了二三十部抗戰小說，應該說，《八十一夢》是代表作。這部小說所取的是側面題材，指斥那些不抗戰和不利于抗戰的人。他用一些荒誕不經的故事，揭露政治上、社會上許多丑聞秘幕。意圖引起讀者對這些人和事的憎恨厭惡，与眾共棄；而要求同心協力，大家一致抗戰。 寫作手法大体和《春明外史》、《新斬鬼傳》相仿，臚述一件一件罪惡事實，可以多寫几件，也可以少寫几件。名為長篇，其實是短篇的合集。表面上托之于神話，迷离惝恍，這和《春明外史》直接寫人事不同；所寫的又十分具体，明有所指，這又和《新斬鬼傳》寫抽象事物不同。 這部小說１９４１年在重慶《新民報》連載，嬉笑怒罵，讀者感覺痛快，深表歡迎。但到１９４２年就結束了，名為“八十一夢”，實在只寫了八九個夢。其余的呢？后來他在單行本“楔子”中說：被耗子咬掉了。因為這部小說是可長可短，讀者不知道他沒有寫完，只認作他打哈哈結束全書。不是打哈哈，是“一把辛酸淚”。“耗子”是有的，當時正在人間。《八十一夢》在報上連載那些日子里，所有被揭發、被譴責的一撮人，臉上無光，很不好過。他們不但不反躬自省，痛改前非；反倒惱羞成怒，要和作者為難。只因小說究竟是小說，縱然所描寫的，其中有人，呼之欲出；然而一切都是影射的，沒有指名道姓，誰敢出頭承認“那寫的就是我”呢？于是他們就濫用權威，授意“新聞檢查所”，予以“檢扣”。“新聞檢查所”有檢扣新聞的經驗，卻欠缺檢扣小說的經驗，起初對此很覺為難。因為這是上級差遣，不敢不遵，后來就祭起“不利于團結抗戰”這頂大帽子做“法寶”，扔向《新民報》，勒令停登這部小說。他不理這個命令。他說：“問問是誰不利于團結抗戰。那些人如果洗手不干那些事，我有什么好寫的呢？”小說仍然繼續在報上連載。 他有位安徽同鄉，在當時“朝廷”里是一個大官，雖則相熟，很少往來。有那么一天，忽然折簡相招，約到家里吃飯。去時，只見席設賓主二座，別無他人。那個大官和他促膝談心，先是慷慨激昂地談抗戰，然后落到豪門貴族身上把來痛罵了一番，最后又稱贊他的小說，“寫得好，罵得對”；結局卻說：“寫到這里，恰到好處，不要再寫了，留個有余不盡吧！”原來那些人見他不買新聞檢查所的帳，《八十一夢》還是照寫照登，恨得牙痒痒地，就預備下毒手把他綁架到息烽去。這是這個大官傳的話。是真的特務有此行動計划，或者只是出于恫嚇，原本不得而知。然而古人有言，金錢十万，可以“通神”；這樣大的官儿傳話，明明是“通天”的了：他只好就此“打住”。回得家來，忿忿寫了《楔子》中的“耗子”。可以說，這部小說是一部“未完成的杰作”。 周恩來總理在重慶，曾經會見過《新民報》編輯部同仁。周總理說：“同反動派作斗爭，可以從正面斗，也可以從側面斗。我覺得用小說体裁揭露黑暗勢力，就是一個好辦法，也不會弄到‘開天窗’。恨水先生寫的《八十一夢》，不是就起了一定作用嗎？”這些話對他發生莫大的鼓勵作用。可是，反動派終于沒有放過《八十一夢》。小說竟也遭到“腰斬”，不能不說是中國新聞史上的奇聞。由于是“暗害”，殺人不見血，所以很少有人知道這件事。 單行本不久就印出來了，發行時沒有遇到什么阻力，可能是主張腰斬的那個炙手可熱的人，這時已經下了台。使他感到親切和光榮的，乃是延安及時翻印了這部小說。對小說或者對他個人，這都是最高的評价了。 四 張恨水一生所寫的小說，大約一百一十多部。絕大多數是長篇，少數是中篇，個別是短篇。在他七十歲生日的那天，我曾問過他，想知道一個确數。但他自己也不記得了，僅僅回答說：“一百多部吧！”他的意思很明白，是准在一百部以上。一百一十多部，是我和他的子女合計出來的。我們卻開不出這樣一張書目。因為其中有几种，大家模糊記得故事情節，說出來相同，可都忘了篇名，也想不起是在哪家報紙刊載的。 這一百一十多部小說，除了短篇不算，長篇長的達一百多万字，短的至少也有十万八万字。就字數而論，也夠惊人的，難道不足以說明他几十年來的辛勤勞動嗎？有一些不了解情況的人，以為像他那樣“多產作家”，一定得請几位秘書助手。甚至至于揣測，某某几部書，是別人的代筆。這些話全無根据。他的小說，是他自己一個字一個字寫出來的，既沒有委托過別人代為寫作，別人也代替不了他。應該指出，一百一十多部小說，創作有先有后；构思布局，有的很巧妙，也有很平常的；文字技巧，一般很流利，也有拖沓臃腫的地方。寫了那么多的字，要允許有几筆“敗筆”的。如果不看整体，只看那個別之處，因而怀疑是“贗品”，盡管是從善意出發，其實無此必要。 抗戰時期，他已入川，上海卻出版了好几种黃色下流的小說，偽托他的名字，他恨得不得了。這几种小說，泛濫在淪陷區，華北、東北，都非常流行。抗戰胜利后，他回到北京，預備追究，而書已絕版，找不著主名了，他只好拉倒。——現在，這些小說已經很難找到。倘若有人能給編一張“偽書目”，也是很有意義的事。 他正式從事著作小說生涯，是１９２４年在《世界晚報》寫《春明外史》起。那時，他編一個副刊，一天寫几百字小說，兼寫雜文，還很從容。及至１９２５年《世界日報》出版，他編兩個副刊，一天寫兩篇小說，雜文照寫，工作量加了一倍，他依然不在乎。后來，又兼給《益世報》、《晨報》寫小說，應該很忙了。朋友們卻看不出，只覺得他好像還是优游自在。一直到后來，他同時編副刊、寫几篇小說，他嘴里從沒有吐出一個“忙”字。他規定了每天上午是寫作時間，這是雷打不動的。如果約稿太多，或者別有要事耽擱了，上午寫不完，下午准得再寫，非得完成事先訂的計划不可。他有堅強的毅力，嚴格的有紀律的生活，數十年如一日，持之以恒，恐怕這就是他的“成功秘訣”吧！ 最初寫小說，他是不用提綱的。腦子好像一台計算机，人物故事都儲存在里面，到用時就取出來，非常之現成。也不用复寫紙，一枝毛筆就是他的紡織器，每天織出許多五顏六色好看的彩网。后來，約稿多了，經常一天同時在報刊上連載六七篇小說，混淆纏夾了怎么辦？平日不用提綱的，這時也不得不用了，至少不至把這一部小說中的人物錯到那一部，不至把這個人的故事接榫在那一個人的身上。有几部小說，事先言明，一稿兩用，分刊在南北不同地區的報刊上，這就有必要复寫，于是改用了鉛筆。案頭常常放著四五枝削好的、半長的鉛筆頭。磨磨筆尖，削兩下軟木，既是休息，也是娛樂，而歸結于构思。 他每天的寫作的能量總在五千字左右。在各報上連載的作品，合計也不超過這個數字，所以他能應付裕如。有人奇怪：他每天都寫那么多篇，頭緒紛繁，縱有提綱，也難免錯亂，何以他能井井有條呢？其實，他每天只是寫一篇，而不是同時寫那么多篇。今天這一篇，明天那一篇，輪流著寫，周而复始。他的安排，有時也有改變，但基本上寫作數字是不變的。 他的寫作態度，是十分嚴肅認真的。香港有個刊物，說他常常一面打牌，一面寫小說；有時電話來催，他就在牌桌上寫。這是沒有的事。他對打牌根本無興趣，既不會打，朋友也不帶他打。說起來，他小說中所描寫的牌局，都欠缺精采，不是沒有原因的。如今倒有人把他和牌連在一起，簡直是笑話。 他所寫的，是他熟悉的人和事；遇有所不熟悉的也要他寫時，他就不辭勞苦地深入到生活中去。寫《啼笑因緣》，背景是天橋，好多日子，他都泡在那里，沈鳳喜、關秀姑以及沈三弦、關壽峰，就是從那里体驗出來的。寫關氏父女，原本不在計划之內，是報紙主編人提出的要求：“加點‘噱頭’吧，上海讀者喜歡武俠的。”他豈肯向壁虛造說什么“口吐白光”，他要塑出入情入理、有血有肉的形象。他曾和我說過，他的祖父是有武功的，用筷子夾蒼蠅是他親眼所見。他寫武俠，是有限度的武俠，決不出人情之外。 報紙刊登長篇連載，最忌的是中斷。有些作家偏偏老犯這個毛病，報上常見“續稿未到暫停”字樣。破坏了讀者情趣，影響了編者安排，非常不好。只因連載的長篇，動輒几十万字，甚至更長，作家們很少有全部寫完后再拿去發表的，一般是隨登隨寫、隨寫隨登，這就難保中間有個耽擱。他注意到這一點，總不讓自己的作品在連載中有一天脫節。在《金粉世家》的自序中，他說：“當我寫到《金粉世家》最后一頁的時候，家里遭了一件不幸的事件，我‘最小偏怜’歲半的女孩子康儿，她害猩紅熱死了。我雖二十分的負責任，在這樣大結束的時候，實在不能按住悲慟和書中人去收場，沒有法子，只好讓發表的報紙，停登一天。過了二十四小時以后，究竟為責任的關系，把最后一頁作完了。”一部連載五六年的作品，因為死了女儿中斷了一天，抱恨不已，他對于著作小說的事業心、責任感，看有多么強烈！ １９３７年在南京，１９４９年在北京，他得過兩次重病，坐不起身，提不動筆，無可抗拒地停止了寫作。至于平常，有什么頭疼發燒，那是不在話下，他總掙扎著照寫無誤。抗戰時期在重慶，敵机日來空襲，大家“入土為安”，都要下防空洞。他卻不管那些，空襲警報盡管響著，敵机在頭頂上轉，他寫他的，只當沒有那回事。有一次，炸彈在他家附近開了花，他的夫人急了，跑出防空洞，要和他共生死存亡。沒法子，為了一家老小的安全，他只好下洞。就憑這樣，他還是一听敵机飛過頭頂就回家去寫；家人等解除警報的汽笛聲響出洞時，他已寫了几頁紙了。 寫小說是他的職業。人們有個通病，“吃一行，怨一行”，常會把自己的職業當包袱，干久了時就感覺苦惱厭倦。他可不是這樣。他是越寫越來勁，沒有個滿足，總想新寫的一部超過所有的舊作。他熱愛生活，把寫作當成自己生活中最重要部分，不僅僅是為了趣味。有一天不動筆，就忽忽如有所失，好像欠了一筆大債。他說：“除了生病和旅行，如果一天不寫，比不吃飯都難受。”大病初愈時，他又在寫，家里人和朋友都勸他，不要動腦子吧！他卻說：“腦子總歸要動的，不動在這里，就動在別的地方。動在別的地方，豈不浪費嗎？”他是１９６７年２月１５日早上去世的，１４日的早上他還是坐在座位上寫哩。 他的一生，就是寫小說的一生！金字塔是一塊石頭一塊石頭壘起來的，他的成功是一個字一個字寫出來的，世間事業是沒有幸致的。在寫作的過程中，早期被老先生們說成是不務正業，歪門邪道；后來出名了，又被青年人給他戴上這一派那一派的“桂冠”，硬派他做“异教徒”。他不為這些譏評而有絲毫動搖。堅持寫他的作品。一百一十多部長篇，就從高壓的石頭縫中竄出來的。這种精神，難道不值得人們的尊敬和學習嗎？ 五 對于張恨水的小說，從來就有一些不公正的誤解。其一是說：張恨水的小說是黃色小說。 黃色小說，意味著作品誨淫海盜，荒誕絕倫。張恨水生平沒有寫過這樣的作品。值得注意的是，抗戰期間，淪陷區里，有人盜用他的名字出版的，倒的确是黃色小說。我們不能把“假張恨水”的黑鍋叫“真張恨水”去背。五十年代，文化部曾發出內部通報，說張恨水的小說屬于一般社會言情小說，不是淫穢、荒誕的作品。當然不是黃色小說。這是強有力的辯誣。 其二是說：張恨水是鴛鴦蝴蝶派。 鴛鴦蝴蝶派，指的是那些作家，專寫才子佳人，男歡女愛，風花雪月，無病呻吟，自命為“哀感頑艷”的作品。一般應用文言文，雜以詩詞。那個流派，意志消沉，脫离實際，是文學史上一股逆流。不幸的是，張恨水也被某些人納入那個流派。無庸諱言，張恨水初期習作，确實是走的這條路子。我們雖然沒有見到那些作品，而那些作品的題目卻把信息告訴我們了。他自己也承認，“曾受民初蝴蝶鴛鴦派的影響”。但是，僅僅根据這一點就說他屬于那個流派，這就很不恰當了。因為當初他走這條路子并沒有走通，從正式發表長篇連載起，著眼于對舊社會的諷刺、譴責，就和那個流派分道揚鑣了。我們現在讀到的他的作品，沒有一部是符合那個流派的特征的。當然，他的作品中，傳奇性的愛情故事是占有一定的比重；同時，也應指出，他寫這些故事，都有特定的時代背景，揭露和批判封建、半封建的罪惡。我們決不能說，凡是寫愛情的小說都是鴛鴦蝴蝶派。那樣，就會在文學批評史上造成一片混亂了。他生前不服這樣的“裁決”，曾經提出抗議：“‘五四’運動之后，本來對于一切非新文藝形式的文字，完全予以否定了的。而章回小說，不論它的前因后果，以及它的內容如何，當時都是指為鴛鴦蝴蝶派。有些朋友很奇怪，我的思想也并不太腐化，為什么甘心作鴛鴦蝴蝶派？而我對于這個，也沒有加以回答。我想，事實最為雄辯，讓事實來答复這些吧！”是的，作品具在，不難覆案。把這頂帽子強加于張恨水，不足貶低張恨水，倒是抬高了鴛鴦蝴蝶派了。第三是說，張恨水是禮拜六派。 《禮拜六》是在上海發行的一种文藝周刊，泛濫于二十年代。這個刊物所刊登的作品，以小說為主，間雜一些毫無意義的所謂“游戲文章”，趣味低級。文字規格，是舊体裁、舊形式。它的作者主要在江浙一帶，成為一個無形的集團，當時視為“海派”。那時正當新文藝萌芽時期，它是鴛鴦蝴蝶派之后另一股逆流，阻礙著新生事物的成長。后來人們便把那一流派的作家及其作品，稱之為“禮拜六派”。有些人認為，張恨水也就是禮拜六派。我們知道：他人在北京，寫小說是“單干戶”，不是靠別人吹捧成名的；他從來沒有寫像《禮拜六》上刊登的那些無聊作品；他大量發表作品，是在禮拜六派已經衰歇之后。用這些來說明他不是禮拜六派，自然是不夠的，辨認一位作家屬于哪個流派，還得看他的作品形式和思想內容，主要并不在這些人事關系上。古之人，論流派不是往往把一些作家論定屬于前几世紀的某一流派嗎？那么，我們檢查一下張恨水的作品。 張恨水是章回小說作家。作為通俗文藝，必然采用習慣的大眾口語，組織結构，一切服從于傳統的舊体裁、舊形式。在這方面，他和禮拜六派的作品、包括那些小說在內，是近似的，或者說簡直相同。不同之處，僅僅是藝術技巧，有高低之別罷了。只根据這一點，辨認他是不是禮拜六派，容易模糊了眼睛，陷入了形式主義。我們應該說，禮拜六派利用了舊体裁、舊形式；卻不應該說，利用舊体裁、舊形式的都是禮拜六派。 有人也許會問：從新文藝萌芽直到成熟、壯大，為什么張恨水不用新体裁、新形式寫作，卻偏要和禮拜六派走同一的舊道路呢？關于這個問題，他有個明确答复。１９４４年，他五十歲生日，在重慶，許多朋友祝賀他創作生活三十年。事后，他寫了一篇《總答謝》，其中說道：……新派小說，雖一切前進，而文法上的組織，非習慣讀中國書、說中國話的普通民眾所能接受。正如雅頌之詩，高則高矣，美則美矣，而匹夫匹婦對之莫名其妙。我們沒有理由遺棄這一班人；也無法把西洋文法組織的文字，硬灌入這一批人的腦袋。竊不自量，我愿為這班人工作。有人說，中國舊章回小說，浩如煙海，盡夠這班人享受了，何勞你再去多事？但這個有個問題，那浩如煙海的東西，它不是現代的反映；那班人需要一點寫現代事物的小說，他們從何覓取呢？大家若都鄙棄章回小說而不為，讓這班人永遠去看俠客口中吐白光、才子中狀元、佳人后花園私訂終身的故事，拿筆杆的人，似乎要負一點責任。我非大言不慚，能負這個責任，可是不妨拋磚引玉，來試一試。 這是他的抱負。一些作家薄章回小說而不為，市民層文化生活十分貧乏，他撿起了這個武器，被人指斥為“异端”而不辭。他擁有廣大讀者。從他創作的動机和取得的效果而言，應該被承認是一致的。有位很了不起的大作家，他的老母親就愛看張恨水的小說，他不止一次用高价去買張恨水的作品。老母親說：“你為什么不寫張恨水這樣的小說給我看看呢？”這是文藝界流傳的很有趣的故事。難道說那位大作家的作品不如張恨水嗎？當然不是這個意思。引出這個故事意在說明，進步作品的新体裁、新形式，在當時只能适合于知識分子，而為市民層所不能接受。所以１９３０年“左聯”成立時，就有“創作革命的大眾文藝”的號召。魯迅說：“應該多有為大眾設想的作家，竭力來作淺顯易解的作品，使人家能懂愛看。”馮雪峰（洛揚）說：“我們可以而且應當利用這种大眾文藝的舊形式，創造大眾文藝。”瞿秋白（史鐵儿）說：“所以普洛文藝所要寫的東西，應當是舊式体裁的故事小說……。”盡管張恨水對于這些要求還有距离，但我們卻可以了解到，用舊体裁、舊形式寫的章回小說，沒有非列為禮拜六派不可的必要。 評論一位作家之屬于某一流派，不能只講作品形式，更重要的，還在于作品的精神實質，在于作品的思想內容。從這方面看，張恨水的作品究竟如何呢？周總理說，他是“用小說体裁揭露黑暗勢力”，是“同反動派作斗爭”。真是“一字之褒，寵逾華袞之贈”。雖然當時是針對《八十一夢》而言，事實上他每一部小說，都是在“同反動派作斗爭”，只因寫作時期有先后，矛頭主要指向有所不同罷了。比如四部代表作：《春明外史》指向整個封建社會，《金粉世家》指向貴族官僚，《啼笑因緣》指向北洋軍閥，《八十一夢》指向國民党反動派。很明确的，他的作品的思想內容，是富有斗爭性的，是進步的。為了祝賀張恨水五十生日，１９４４年５月１６日，重慶《新華日報》負責人潘梓年，在重慶《新民報》上發表了題為《精進不已》的文章，就曾指出，張恨水的作品，有“明确的進步立場”。同日，重慶《新華日報》發表一篇短評，其中說道： 恨水先生的作品，雖然還不离章回小說的范疇，但我們可以看到和舊型的章回体小說之間顯然有一個分水界，那就是他的現實主義的道路，在主題上盡管迂回而曲折，而題材卻是最接近于現實的；由于恨水先生的正義感与丰富的熱情，他的作品也無不以同情弱小，反抗強暴為主要的“母題”。正由于此，他的作品，得到廣大的讀者所歡迎；也正由于此，恨水先生的正義的道路更把他引向現實主義。也正由于此，可以肯定說，張恨水不屬于禮拜六派，因為禮拜六派沒有向反動派進行斗爭，不具有進步立場，更不可能是走向現實主義的道路的。 以上意在說明：張恨水的作品，不但不是黃色小說，也不是什么鴛鴦蝴蝶派、禮拜六派。他自成一家。憑他的百來部小說，實在要列為流派，看來就叫做“張恨水派”，倒未嘗不可。張恨水的作品，有很多优點，也有很多缺點。他是自由職業者：終身從事寫作，多年的新聞記者。他有強烈的正義感，一生向往自由民主，愛國從不后人。對于當時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非常厭惡。然而，他信守資產階級新聞記者的“信條”，极端“自由主義”，所謂“中立”的政治立場，這就導致他只能成為改良主義或民主主義作家，而不是革命作家。在他的作品中，讀者自會發現，他贊成的是什么，反對的是什么。在許多地方，我們今天不能表示同意。這是由于，他的作品寫作于二十年代乃至四十年代。雖然僅僅半個世紀左右，好像去今未遠，只因這個時期以內，我們經過翻天覆地的變革，飛躍進入社會主義，誰的思想也不會停留在二十年代乃至四十年代了。我們今天對于事物的看法，和當時張恨水的看法，不可能不保持一定的距离，時代的局限性就是這么嚴峻！不過從總的方面說來，他的作品，究竟是社會進步的催化劑，應該予以肯定的。尤其是，以作品創作數量之多，發行方面之廣，影響范圍之大，無論如何，章回小說大師的地位是誰也否定不了的，他是占有現代小說史上應有的篇幅的。最公正最權威的裁判屬于廣大的讀者，希望能夠看到全面分析研究張恨水的作品的文章！ １９８１．９．１２于北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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