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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年來，偶爾會遇到一些讀者要我簽名，剛動筆，他們往往又會小聲加上一個額外要求，要我寫一句警句或座右銘。在這种情況下，我總會皺著眉頭想好一會儿：哪一句好呢？既要适合我這么一個已經公開寫過很多話而不想重复的人，又要适合眼前這位完全不相識的讀者，真是為難。后來終于豁然開朗，心想為什么不寫那兩個隨著年歲感触越來越深的字呢？ 于是我寫下了：善良。 讀者一看，笑著說聲謝謝，不知心底是否感到遺憾。善良，居然是這么普通的兩個字，別人看了還以為是讓他警惕自己心頭的不善良呢。但是，我還是忍不住不斷寫下去，而且与此相應，凡有演講總不离這個話題，一次次品味，一次次重复，不厭其煩。 我這樣做是有充分理由的。而且我還有更充分的理由繼續做下去，把這兩個字念叨到生命的盡頭。善良，善良，善良…… 這是一個最單純的詞匯，又是一個最复雜的詞匯。它淺顯到人人都能領會，又深奧到無人能夠定義。它与人終生相伴，但人們卻很少琢磨它、追問它。 在黑燈瞎火的恐怖中，人們企盼它的光亮，企盼得如饑似渴、望穿秋水；但當光明降臨的時候，它又被大家遺忘，就像遺忘掉小學的老師、早年的鄰居，遺忘得合情合理、無怨無悔。 有時又會突然想起，在街市，在書房，在宗教場所，甚至在人煙稀少的茫茫曠野。然而如果要用口和筆來專門討論，又覺得它很難构成一個獨立的話題，正儿八經地討論又常常會使原本輕松的气氛顯得有點异樣。 “什么，善良？不就是說好人么，我們都是好人！” 是，都是好人。但什么是好人？為什么是好人？ 這是孩子們在看電影的時候經常提出的問題，沒有一個家長能明确回答。等到這些孩子終于也進入暮年，昏花的老眼還在怔怔地尋找答案。 街市間車水馬龍，人們行色匆匆。 眯眼遠望，猛然想起十几年前這條街道的那一頭，發生過一個事件。兩個穿得很体面的女人，為了口角，要當街剝去另一個女人也很体面的衣服，以示羞辱。衣服真的被剝掉了，當時圍觀的有數百名行人，沒有人上前阻止。那兩個動手的女人，手上并沒有凶器，身上也沒有武功。 數百名不動聲色的圍觀者是不是想趁机一睹剝除体面后的女性胴体？——這個推斷有點惡濁，比較厚道的猜測是：當爭吵開始時，他們不清楚事情的前因后果和當事人的彼此關系，只能冷靜觀察；但是，當事情發展到惡性階段，那必然是一個反复搏斗、掙扎的漫長過程，而且行為的目的也已看得一清二楚，這總該有人站出來了吧？不，他們是衣冠楚楚的体面人，怎么能陷入拉拉扯扯的扭打之中？而且受害的女性已經衣履不整，自己裹卷在里邊碰碰撞撞也有損于雅洁的身份。于是，從頭到底，數百具健碩的生命像在劇場里那樣安分守己，靜靜地觀看著這一起街頭暴行的起承轉合，步步演進。 終于有人覺得有點不對，決定要寫一封信給報社，呼吁今后街頭不應該再出現這种“有傷風化”的事情。兩位先生從手提包里找出紙和筆，把紙按在電線杆上開始寫信。信寫得義正辭嚴，周圍的先生深有同感，便在信紙上一一簽名。每一個簽名都端正清晰，而在整個簽名過程中，剝衣的暴行仍在進行。 簽完名，有人尋找郵筒，一個熱心人自告奮勇地說，我回家正好經過報社，直接送去。報紙很快報道了這個事件，也提到了這封簽名信。整個城市都震惊了，既被這起暴行激怒，更為數百名旁觀者羞愧，而對于那些躲在電線杆后面寫信簽名的人，則不知說什么好。 在我的記憶中，這是這個城市第一次感到自己整体上的不体面。体面的服飾，体面的步履，体面的談吐，体面的筆跡，一夜之間全都化作了云煙。 不体面在何處？不体面在缺少分辨善惡的即時敏感，缺少揚善抑惡的果斷行為。 以后那些日子，人們紛紛發表言論，要求司法部門嚴懲那兩個肇事者。其實誰都知道，像肇事者這樣的惡人，不管何時何地總會有几個的，問題的嚴重性恰恰在于几百名冷靜的旁觀者。但法不罰眾，人們只能借著對肇事者的憤怒，來洗滌群体性的恥辱。后來肇事者理所當然受到了懲罰，人們終于吐了一口气，但痛苦并未消除，一座最講究体面的城市的痛苦。 直到不久之后發生了另一個事件，這种心理歉疚才稍稍得到緩解—— 一位默默無聲的中年音樂教師因患不治之症而進入危急狀態，他的兩位學生聞訊中止了在國外的演出，赶回來為老師舉行了一場挽留生命的音樂會。這件事被市民知道了，那天，很多与音樂沒有太大關系的家長帶著自己的孩子擠進了音樂會現場，在听完演奏之后，鼓勵孩子走向募捐箱，一雙雙小手在黑亮的鋼琴邊上几乎組成了一個小樹林。然后，家長們又帶著孩子們上街買花，找到音樂教師的宿舍，從宿舍一樓到五樓的樓梯立即被密密層層的鮮花舖滿。 我想，這些家長是在進行一個艱難的囑托：“我們這一代有點不行了，你們要換一种活法。”那一天居然有那么多家長牽著自己的孩子在街市間為此奔忙，想起來實在有點讓人興奮。 不知道這些家長中有沒有那次惡性事件的旁觀者，但想必都是讀到過有關報道的。他們經歷過人人自危的年代，看到過“文革”中街道間的武斗、抄家和大大小小的政治事件，深知即便是一目了然的惡行也難于以自己的一腔正義去扑滅，于是便學會了旁觀和退縮，滿臉皺紋埋藏了一層層難言的生存經驗。有時，他們也會把這种生存經驗吞吞吐吐地傳授給自己的孩子，但千言万語常常抵擋不住孩子最幼稚的發問，其實這种發問也來自于自己的童年。他們在疑惑中反思，直到一樁樁惡性事件把他們一次次搖撼，他們終于知道應該給孩子們留下一點什么了。据我所知，甚至那些身陷監獄的父母，也希望前來探視的孩子做個好人，不要學坏。 在一般情況下，這种有關人之為人的囑咐發生在家里，發生在課堂，但是善惡命題的本質是超越親情和學問的，它們最終實現形態，是一個人与無數陌生人的關系，因此最大的課堂常常在人群中、街市間。 正面的課，反面的課，明白的課，灰色的課，我們都從這樣的大課堂上走出，然后在不知不覺中又成了這种課堂的教師和課本。 ………在街市這個課堂上，即使那些已在頻頻教育他人的人也未曾拿到過畢業文憑。美國作家艾·巴·辛格在二十年前發表的著名小說《市場街的斯賓諾莎》，寫一位哲學博士如何在孤室冥思中瀕于死亡，卻又在街市俗情中獲得新生。喧鬧的街市足以向神圣的斯賓諾莎發出挑戰，更遑論我們？ 我仍然凝視著街市。 街市不提供理論，只提供情景。情景大多比理論雄辯，而善良，正是在情景中生存。 說起這里我又產生了有關街市的一個回憶。 十几年前，為了一种戲劇觀點的分歧，一位外地學者和一位本地學者在我們學院對門的街道口友好地辯論，我是支持那位本地學者的觀點的，當時正站在他們中間，准備等他們說完之后做一番申述。但就在這時，一位騎自行車的中年婦女連人帶車倒在馬路中央，還沒等大家反應過來，只見那位外地學者一個箭步沖上去把她扶了起來，我和其他行人跟上前去幫忙，等我們扶著這位婦女一步步走到街邊，我看見，那位本地學者正紋絲不動地站在原地，划著火柴在點煙，眼神定定地构想著新的辯論詞句。 “還好，看來沒有大傷。”外地學者拍打著自己衣服走回原地。 “關于淡化情節的問題……”本地學者立即就把中斷的辯論接上了。 就在這一刻，我的心情產生了微妙的變化。我當然知道人品与觀念不能等量齊觀，但無法阻止自己的耳朵在此后傾听那位外地學者的聲音時感到的舒服。我還是不太同意他的觀點，但卻体會到了一种舒服的不同意，就像同時体會到了一种不太舒服的同意。不久北京一家雜志要我為這場延續多年的爭論作總結，我的觀點也就由一端而趨向于平正。后來越來越多的事實證明，那天的舒服終究是舒服，那天的不舒服終究是不舒服。 一場學術對峙的關鍵情節突發于街市瞬間，看似匪夷所思，卻居然是事實。可惜，我們常常陷落在觀念和理論里，很少遇到這种街市情景。這次遇到，純屬偶然。 也會在書房里想起善良的問題。 抬頭仰望書架最高處，那些創建人類文明的東西方圣哲都留下了有關善的箴言。古希腊的亞里士多德和德漠克里特把善良看成人類原始倫理學的起點，而中國的孔子、孟子則把“仁”、“与人為善”作為全部學說的核心。几千年過去了，羅素通覽了全人類的生存實踐后仍然以這樣一句話做概括：“善良的本性在世界上是最需要的。” 沒有人反對這些論述，但奇怪的是，這樣的聲音在現實生活中并不響亮，甚至在文化話語中也越來越黯淡。打眼看去，書架上成排成疊的書籍似乎都在故意躲避，都在肆肆洋洋地講述雄才大略、鐵血狼煙、新舊更迭、升沉權謀、古典意境、雋永詞章、理財門徑、生存智慧，卻很少說到善良。也有一些流傳民間的勸善文本如《太上感應篇》、《勸積陰德文》等，主流文化完全不把它們放在眼里，它們自身确實也形不成文化品級。 更讓人不安的是文藝作品，這本是人類靈魂的溫床，卻也老是諱言万千靈魂應該有的歸向。年輕的現代派作家固然不太在乎善惡的差別，而那种把所謂道義淪喪的責任全都推在現代派身上的傳統立場，其實也好不到哪里去。請看那几部經典性的話本小說，一旦被改編成制作精良的電視作品播放后，使成千上万的家長都感到有點為難，不知該不該讓孩子們沉浸其間。都知道這是中華文化的代表之作，藝術表現上确有不少高明之處，但從頭至尾卻充斥著過度的机謀和殘忍。懲罰邪惡的手法比邪惡更邪惡，濫殺無辜簡直像割韭菜一樣輕松。忠孝節義的旗幟下一片刀光劍影，浩蕩大气的代价是尸橫遍野。生命的基本价值，是馬蹄下的几莖枯草；百姓的生存權利，是漩渦邊的几個泡沫。由于缺少精神指向，藝術結构也只能流于虎頭蛇尾，一開頭總是大張旗鼓地展示出机謀和殘忍的全部理由，然后一路津津有味地机謀下去，殘忍下去，但越到后來越難以為繼，不得不在滿地鮮血、一陣哀歎中潦草收場。 難得也開始接受了一些國際公認的當代影視作品，如《辛德勒名單》、《泰坦尼克號》、《拯救大兵瑞恩》等等，頌揚人類的至善至愛，但我們文化界的朋友似乎不大服气，覺得那只不過是淺薄的人情感染。就算人家淺薄吧，可我們深刻了那么久也沒有深刻出几個像樣的東西來。偏偏還要一次次地批判人道主義，批判我們最缺少的東西，真不知是在唱空城計還是在未雨綢繆？ 要探測我們的文化疏离善良的原因，是一個非常复雜的反思工程，很難在短期內得出結論。但是，這個文化課題卻不應該被社會改革家所諱避，否則一切社會進步都有根本性的疑問。事實上他們中确實也有人對之沉思良久，例如孫中山先生就曾苦惱，以“泛愛眾而親仁”為起點的儒家學說，為什么沒有為中國留下太多博愛的實踐成果？他認為問題在于傳統禮教強調“愛有差等”，把愛納入到了一种等級森嚴、由親及疏的強制性倫理体系中，情感投向越來越狹小，至多也是狹義的博愛而已。及至近代學人為了擯棄這种禮教而引進生存競爭的合理個人主義，并不能在博愛的問題上彌補缺損。 其實，學理的力量畢竟微弱，更大的教化來自于社會現實。一代又一代的兵荒馬亂构成了中國人心中的歷史，既然歷史的最粗輪廓由暴力來書寫，那么暴力也就具有了最普及的合理性。中國文化在歷史面前常常處于一种追隨狀態和被動狀態，因此有很大一部分成了對暴力合理性的闡述和肯定。有些暴力确實具有懲惡揚善的正義起點，但很少有人警覺即便是正義的暴力也會失控于報复激情，沉醉于威懾慣性。在這种情況下，少數怀抱文明、固守冷靜的文化人就顯得特別孤獨無助。 曾經讀到過一位盲詩人悄悄吟詠的几句詩： 殺人盈野复盈城， 誰挽天河洗甲兵？ 而今舉國皆沉醉， 何處千秋翰墨林？ 這位盲詩人就是陳寅恪先生。 陳寅恪先生是中國近代以來最杰出的歷史學家，但早早地雙目失明，身体瘦弱，對他所熟悉的歷史只能徒歎奈何，連歎息的聲音也是那么喑啞而輕微。歷史要求雙目炯炯，要求粗壯雄健，要求嘹亮高亢，對陳寅恪先生的聲音簡直不屑一听。既然如此，歷史學家只能永遠地閉上了眼睛，再也不愿睜開，直到他默默地离開世界。 歷史的這种要求也滲透到了日常生活的各個領域。大家都希望成為強者，崇拜著力量和果敢，仰望著膽魄和鐵腕，歷來把溫情主義、柔軟心腸作為嘲笑的對象。善良是無用的別名，慈悲是弱者的呻吟，于是一個年輕人剛剛長大，就要在各种社會力量的指點下學習如何把善良和慈悲的天性一點點洗刷干淨。男人求酷，女人求冷，面無表情地像江湖俠客一般走在大街上，如入無人之境。哪一座城市都不相信眼淚，哪一扇門戶都拒絕施舍和同情；慈眉善目比凶神惡煞更讓人疑惑，陌生人平白無故的笑容必然換來警惕的眼神。 在他們近旁，民間書肆上的景象更讓人尋味。《厚黑學》舊版新版一編再編，《馭人術》、《制胜術》、《糊涂學》、《詭辯學》、《計謀學》舖天蓋地，而且全都打上了中國文化和東方智慧的標記。偶爾看到几個書名似乎与善良有關，買回去一讀卻是在娓娓論述如何通過寬容去謀取更大的利益。有時也講愛心，但散發愛心的理由也在于回報。据說世界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愛，愛有原因和目的，愛是策略和手段，愛是一座橋，愛是一艘船，河的彼岸仍然是自己的私家庄園。 到底有沒有“無緣無故”的愛？愛得不講目的，不問理由，不求回報，不看臉色，不耍手段，不論親疏，不划界限，不計安危，不管形態？我們的書房不應對此輕率地關門。 也許寺廟能回答這些問題。 我与寺廟關系密切。儿時在鄉間与寺廟的因緣已在文章中寫過，到了上海，住在玉佛寺腳下，上大學靠近靜安寺，后來又長期依傍著龍華寺，至于四處旅行，更無法割舍各個寺廟。永遠是香火鼎盛，經誦悠揚，一腳踏入便是庄嚴佛門，至善境界。 但是恕我不敬，我太熟悉當今的多數朝佛者了，他們來到寺廟，大多是來祈求。祈求世間和平、眾生安康嗎？不，他們的目的非常具体，只求自己和親屬招財、晉升、出國、祛病、免災。他們与其他朝佛者爭搶著香台和蒲團，試圖把有限的福分從別人手里爭搶過來。他們抬頭仰視佛像，一個勁地默念：看到我了吧？記住我的要求了吧？ 有一次我開玩笑地問一位到處拜佛的長輩親戚：“您确實相信菩薩能洞察一切？” 他說：“當然。” 我說：“那菩薩一眼就洞察了您的利己目的，能不生气？” 他惊慌地看了我好一會儿。 我又問：“菩薩應該是公正的吧？” 他說：“唔。” 我說：“如果菩薩對寺廟外面天天忙于勞作的眾生不理不睬，只照顧几個有空來拜了几拜的人，那怎么說得上公正？” 玩笑歸玩笑，但人們對佛教和其它宗教的誤會确實太大了，大到真會讓這些宗教的創始人惊詫莫名。中國本來就缺少宗教精神，好不容易有了一點又都裹卷到了利己主義的漩渦里。前兩年有人告訴我，他們單位有人在傳揚一种新的宗教派別，几位同事剛一參加就宣稱，他們正在修煉金剛不坏之身，待到世界末日，地球上剩下的只是他們一群。當時我就想，他們這個宗教派別雖然也不做什么坏事，但教徒們內心企盼的卻是世界末日，這在總体上是個惡念。這樣的惡念硬要与信仰聯在一起，真是罪過。 多年來每次參与人山人海的佛教盛會，心里總產生深深的憂慮。這么多長途而來的朝拜者，帶著現實生活中的苦厄困頓來到這里，很想獲得一种精神救助，結果他們帶走的并不是精神，而只是一些私利的安慰。文化人對之大多不屑一顧，而文化本身又張羅不起這樣盛大的儀式，這兩廂失落實在讓人感歎。 真不妨暫時擱置一下玄奧的理義，只讓人們懂得，佛教的主旨是善良，而善良的行為原則是護生，是利他。 一般人要做到這一點有很多障礙，最大的障礙就是自我，即所謂“我執”。如果一切以我為中心，必然漠視眾生，斤斤計較，仇仇相報，這便是种种苦厄的根源，因此佛教主張從“我執”中解脫出來，走向喜樂圓融的境界。 佛教中的善，并不尋找起始原因，也不追求具体結果。這一點与西方宗教十分接近，誠如列夫·托爾斯泰在闡述西方宗教精神時所說： 如果“善”有原因，它就不再是“善”；如果“善”有它的結果，那也不能稱為“善”。善是超乎因果聯系的東西。 這個道理在佛教中說得更為透徹。佛教把善看成一种經驗實證，不像形而上的本体論那樣追索“第一原因”。《中阿含經》中有一則“箭喻經”，說有弟子追根刨底地向佛陀請教世間种种根本原理，佛陀說：你到這里來，是以為我會向你講述這些原理嗎？如果有一個人中了毒箭，痛苦難忍，我們難道可以不把毒箭拔除，先去尋找原因，調查射箭人的身份背景和毒箭的制作材料嗎？沒等調查完，這人早就死了！ 佛經中的這段話，使我回想起經歷過的一件事。做學生時到鄉間勞動，一位同學看到河邊一個老太太艱于行走，差點失腳落水，便去攙扶，但他很快受到指責，因為這個老太太的階級成分是地主。這件事情后來還作為一個教訓上了簡報，說不諳世事的青年學生需要補上階級斗爭這一課。當時同學們就納悶：如果早就知道這個老太太是地主，難道一群年輕人就應該笑嘻嘻地看著她落水？如果她不是地主，等調查回來再去攙扶，那還來得及嗎？這樣的事現在看來已很荒唐，但人們只覺得荒唐在階級斗爭，而很少想到正是各种自以為嚴謹的理由追索，掩埋了善良。上文提到的數百人在街頭目睹暴行而袖手旁觀的丑事，有一半也是在期待理由，与不拔箭而要調查射箭人，不救人而要弄清階級成分，一脈相承。 如果一味地為善尋找原因和理由，尋找到最后一定會冥想出一种能夠下達行善命令、統計行善記錄、執掌行善回報的神靈。為了使回報預支或延期，又冥想出宿命輪回。許多普通信徒就是這樣來看佛教的。“舉頭三尺有神明”，總覺得神的眼睛處處在盯著自己，于是檢點行止，以求自己在神殿的檔案頁上能增加一些正面的履歷，以便使后輩和下世獲益。這就成了他們行善的原因和理由。這种想法無疑在歷來的善惡爭逐中起到過良好的作用，但与佛教的本義卻相去甚遠。正宗的佛教并不熱心編制神話故事，它在神學層面上一直沒有發達起來，它在道義行為上的主体是人而不是神，這正是它在宗教領域里顯得特別成熟的地方。行善就行善，這是一种非常現實的世間行為；慈悲就慈悲，這是一种不求因果的人間情怀。 佛教不講行善的具体原因，卻講整体原因。這种整体原因，也就是所謂“緣起”。“緣起”是一個很大的概念，并非指具体愛憎之緣，而是指茫茫万象之緣。宇宙万象，世間万象，都是一种“因緣和合”，因此或興或衰、或生或滅，都有遠遠近近的原因。《雜阿含經》所說的“有因有緣集世間”，就說明了這种世間組合的有序性。正因為如此，我們的每個行為都与整体世間有關了，做一件善事就為世間積貯一种力，做一件惡事也為世間積貯一种力，這在佛教中被稱為“業力”。种种業力組合成世間的走向，而最佳的走向是整個生命環境的改善和圓滿。這也就成了人們行善的整体原因。既然行善是為了改善世間的生命環境，那么善中之善就是設身處地、將心比心地去救護生命，即所謂“護生”。至此，佛教顯現出一种惊人的恢宏，不為小緣只為大緣，不為自我只為整体，善良得蓋天涵地，慈悲得莽莽蒼蒼，被佛學大師准确地名之為“無緣大慈”、“同体大悲”。此种境界，實在讓人感動。 這种感動，不僅對于佛教，我在研習其它宗教經典時也曾一再產生，這里僅以佛教為例罷了。由此我想，人類在善良的問題上其實是有過大构建、大作為的，后代的局部迷失，是一种精神倒退。我們可以疏离佛教，批評佛教，卻無法漠視它雄偉精致的精神构建。 精神無形無質，沒有构建极易流散。精神构建又不能成為社會事功的暫時附從，而應該是一座獨立的圣殿。只有在這樣的圣殿中，善良才能保持自己生生不息、彌久彌新的地位。絕大多數人都有善的天性，每個社會都有大量的善人善行，但是如果沒有精神构建，這一切就會像荒山中的香花，污淖中的嘉禾，不成气候，難于收獲，連它們自己也無法确認自己的价值。 因此，善良的人們或遲或早總會對精神构建產生某种企盼。即便他們未必信奉哪种宗教，耳邊也時時會有晨鐘暮鼓在鳴響。 街市和寺廟里擁擠著人群，書房里擁擠著書籍，為了擺脫擁擠，我們來到曠野。 擁擠是一种生命的奢侈，在奢侈中很難懂得珍惜。薩特說“他人就是地獄”，也許他很少來到曠野。不是田園別墅、遠郊牧場，而是渺無人煙的真正曠野，一眼望去，平沙漠漠，地老天荒。 真正的曠野是生命的負面，連一根小草都吝嗇著自己蹤影。對人群來說它是一种陌生，但對地球來說卻是一种巨大的真實。被人類墾殖的地盤實在只是一种狹小的偶然，偶然之外的必然便是曠野。 這种漫無邊際的曠野比之于茫茫大海也只是小土一片，再把土地和大海加在一起，放到宇宙間立即又變成一粒塵埃。宇宙的無限空曠已經進入人們的想象，越想象越覺得即便是點滴生命也是最大的奇跡。點點滴滴的生命居然能發育成長得像模像樣，真不知該如何來歡呼，如何來呵護，如何來珍愛。 前年夏天与賈平凹先生同去新疆，我到喀什他到沙漠然后再會合。一見面他就說：“我被震動了。”他說的是沙漠里的胡楊樹。“沒有滴水它居然能活上一千年，終于枯死后又挺挺地站立一千年，倒下后不散架不朽腐又是一千年！” 這是一种生命的震動，震動于它的頑強，又震動于它的孤獨。正因為孤獨，它才比較完整地證明了生命是什么。但這种證明也是自生自滅的，除非有另一具生命偶爾經過。佛教把生命分為無情和有情兩种，無情是胡楊樹，有情是賈平凹。有情的生命害怕自己迷失，總要定期到曠野里走走，去尋找和聆听那三千年的證言。 由此又想到歷代的佛教旅行家。他們長年累月跋涉于曠野，說是去取經，而最大的經典便是有關生命的證言。我想在茫茫曠野里，他們對惜生護生、善良慈悲的体驗比哪儿都要強烈。于是他們義無反顧地向另一個生命聚集地走去，把散落各地的生命聯結起來，一起投向“同体大悲”。無論是法顯、玄奘還是鑒真，居然都以柔弱的軀体把生命群落之間的万水千山一一打通，實在是一种至情至愛的精神實踐。早年讀譚嗣同的《仁學》，見他把“仁”的第一義定之為“通”，通中外、通上下、通人我，不甚明了，而當我追尋了佛教旅行家的足跡，便大致有所領悟。只有通，才有一种博大的仁愛；仁愛而不博大，就算不得真正的仁愛。 但是，當旅行家們為了關愛生命而在曠野間跋涉的時候，又必須付出慘重的生命代价。在生命最危急的關頭還在祈禱生命，這种發生在曠野里的故事大多隨風飄散、亙古不知，而偶有傳聞則總會把忙于世俗的眾生惊醒。前些年上海旅行家余純順在獨身徒步行走了整整八年之后葬身羅布泊，消息傳來，一條長達數千公里的無形杠杆立即架設起來了，杠杆的一端是一個孤獨的生命，另一端則是這個星球上最密集的生命聚合地之一——上海。冷漠的上海人被這條杠杆輕輕一撬竟然深切感應，一個小小的遺物展覽成天人如潮涌。當時我站在一邊曾經困惑：按照這座城市歷來极其講究實利估算的思維邏輯，余純順沒有做出任何實利貢獻，展覽中的零星物件也沒有什么審美价值，他們這是怎么了，一時間全都變得痴痴迷迷？我想這只能歸因于生命信號的深層秘密。 前不久在報章間讀到一則神奇的新聞，說一支探險隊專程經過羅布泊余純順的墓邊，居然發現余純順的遺体已經失蹤。探險隊員們覺得不可思議：余純順一無財物，何方神圣會對他几乎被高溫烤焦了的遺体發生興趣？如果是盜賊，那他們也必定是敢于九死一生的勇敢探險家，但又怎么運出遺体呢？天底下最神秘的事情總与生命和曠野有關。我們對生命知之甚少，對曠野所知更微，在近乎無知的情況下，怎能把謎底一一猜測出來？猜測遺体為什么會失蹤，就像猜測法顯為什么能通過，玄奘為什么能回來，胡楊樹為什么能挺拔三千年。難怪連本世紀最偉大的物理學家愛因斯坦都說，只要深入地探視了宇宙和生命的神奇，就不能不產生宗教情怀；科學家至多能證明它們怎么樣，但卻很難解答為什么會這么樣，剩下的只有惊歎和敬畏。 敬畏生命必然慈悲。試想我們天天嫉妒和輕視的對象，也同樣是天地間奇跡般的造化，居然与我們存活于同時同地，又同路同行，實在是太大的緣分。“百年修得同船渡”，這种說法不僅毫不夸張，在我看來還說得不夠。請看遼闊的曠野連一點生命的蹤跡都找不到，等一只飛鳥都要等上多少年，而要在宇宙間尋找生命，一開口就是多少光年，以光的速度搜索千年万年還未曾搜索到一點依稀的痕跡，我們只修個區區百年竟然能遇到与我們精确對應的生靈同船共歡？万般珍惜還來不及呢，怎舍得互相糟踐！為了阻止糟踐，我們有時也要高聲斷喝，甚至施行懲罰，但這全然是出于對生命群体的慈悲。 前些天又一艘宇宙飛船發射升空，去尋找太空間的反物質和暗物質。課題非常艱深，發射的時間又是中國的清晨，但老老少少都早早起床，坐在電視机前仔細觀看。只听一位科學家在說，太陽遲早要膨脹，勢必把地球也裹挾在里邊，因此人類總得搬家，能夠搬到哪里現在還一無所知。 如此說來，人類也就是宇宙間一群無家可歸的流浪者，宇宙是我們的曠野，我們是宇宙間的法顯和玄奘，或者是個余純順，但我們的身影比蟻螻還要細微万倍。曾听到過《出埃及記》那悲愴的歌聲，簡薄的行囊，粗糲的衣履，蒼涼的目光。從哪里來，到哪里去，都不清楚。在這樣的長途間，我們除了互相扶持、互相援救、互相關愛，還能做什么呢？ 人類，偉大而又無奈。只要時時仰望太空，面對曠野，就會什么也不在乎了，最后只剩下兩個字：善和愛。 我們因此而還能跋涉，因此而還有喜樂，因此而還叫人類。 既歎行路難，又作逍遙游；身寄星云，愛及八荒；雖然微若蟻螻，卻也圓融安詳——能夠如此，善的境界也就成了美的境界。 ------------------ 小草掃校||中國讀書网獨家推出||http://www.cnread.ne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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