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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間最悲痛的事，莫過于好人自殺。 好人自殺，原因很多。有些名震國際的作家、藝術家也走這條路，是出于對生命的特殊感悟，雖然高貴卻畢竟罕見，不宜作為普遍現象來討論。我感興趣的是古往今來大多數普通好人的自殺原因。 只要稍稍閉眼一想，有一個原因就會立即浮現出來，并且几乎毫無爭議地占据主要地位，那就是：為了名譽。 為了名譽，這么多善良無辜的軀体居然愿意撕裂自己。殞滅自己，結束自己的存在狀態，細細想來，實在讓人震顫。有時在電視中看到世界某地一些動物在海灘邊上或密林深處自殺，已經使我們難過得說不出話來，何況我們說的是人，而且是好人。逼迫好人自殺的一定是邪惡，但好人既然連死都不怕，為什么要去怕邪惡？可見還有一种比邪惡更為恐怖的力量橫亙其間。 1935年阮玲玉自殺留下的遺言是“人言可畏”，“我不死不能明我冤。”我們未成年時從書上讀到這個遺言十分困惑，心想面對一些閒言碎語何至于此，不予理睬，或大聲抗辯，不就結了？后來隨著年齡增長才慢慢知道，人世間有一种東西你即便不理，它也在盈縮消長，你如去對抗，則往往勞而無功，甚至适得其反，而它又是那樣強大而恒久，几乎能夠決定你的社會地位和人際關系，那就是所謂名譽。對于閒言碎語，阮玲玉可以怒目而視，但對它，阮玲玉只能瑟瑟發抖。因此，并不是人言可畏，而是名譽可畏；人言是純粹的客体，名譽卻可以籠罩自己，如果坦直地說名譽可畏，就會分不清自己該承擔多少責任，結果既害怕它又不敢說它，它成了一种神秘而巨大的恐嚇。 在阮玲玉自殺四十余年后的1978年，我家鄉的一位女青年在邊疆農場受到嚴重毀謗，而在當時，我國還沒有建立反毀謗机制，喪魂落魄的她就在一次射擊訓練中把槍口指向了毀謗者。她成了殺人犯而理所當然地被捕，并且必將重判，這是她意料中的，因此她的舉動至少有一半也可算作是自殺。沒有想到的是，當這個案件的來龍去脈在報紙上以整版篇幅公布之后，她在獄中收到了難以計數來自全國各地的同情信件。那時人們剛從“文革”浩劫的陰影里走出，對于人身毀謗、名譽侵害，有普遍的切膚之痛。無論是她還是同情者，都把名譽看得比生命還重。 我原先一直想用遠眺或俯視的目光來看待這個問題，因為近距离的刺痛往往不适合文學情怀，但事實上卻很難做到。你看，就在我寫前面几段文字的時候，1997年12月20日，又一顆高貴的靈魂為了捍衛自己的名譽而殞滅了，那是日本繼黑澤明之后最杰出的電影導演伊丹十三。伊丹是一位勇敢的文明斗士，他与妻子宮本信子拍攝的電影強烈地抨擊時弊，揭露黑社會，并號召人們与之斗爭，因此引起黑社會各暴力團伙的刻骨仇恨，一再威脅恐嚇、襲擊騷扰，但是，這一切都沒有使他屈服。怎么也沒有想到，他像戴安娜王妃那樣遇到了以追蹤偷攝為業的“狗仔隊”，一家雜志刊登了他与一位年輕女職員一起走路和交談的照片，并借此說他們有不正當的男女關系。伊丹原定就此發表聲明，不知怎么突然改變主意，決定自殺，他在遺書上寫道：“新聞界各位，我愿意以死來證明我的清白，除此別無他法。請諸位今后多多關照宮本信子，她是日本最好的妻子、母親和演員。”在放著這份遺書的辦公桌上，電腦屏幕仍顯示著宮本信子的照片，他是看著愛妻的照片寫遺書的。 為什么面對暴力團伙能夠如此堅強的硬漢子，會在捕風捉影的照片和謠傳前消滅自己？因為暴力襲擊不僅無法損害他的名譽反而會使他大大增光，而那個看來十分無稽的謠傳卻是一切仇恨他和熱愛他的人都會密切關注的，在這种關注中，無論是他，還是他的妻子，以及那位女職員，都不具備讓人信服的辟謠身份，不管怎么說都尷尬，而除了他們三人，又有誰能說話？按照我以一個男人立場的猜測，伊丹自殺未必全然為了自己單方面的名譽，他太愛妻子，生怕妻子因此落入一個被人指點、嘲笑而有口難辯的可怕境地，只得用自己的生命做個名譽的救生圈拋給她。 那家雜志在伊丹死后成了人們指責的對象，只好發表聲明，一是對伊丹之死表示深切哀悼，二是宣稱本雜志沒有違反新聞法。是的，這未必构得成犯法，但由于按動了社會神經网絡中有關名譽的按鈕，其惡果遠遠超過了那些暴力團伙。在名譽問題上，越高貴的群落往往越脆弱，要傷害他們太容易了。 以命相搏，畢竟是一种极端形態。在尚未抵達這條邊界線之前，天地間又有多少人為了名譽在輾轉反側、夜不成寐、徘徊海濱、飲泣山角，或者血脈賁張、怒火填膺、親族支离、老友反目？ 名譽婷婷裊裊地飄浮在世間上空的名譽二字，給人類帶來過多少心靈的重壓！ 針對名譽的重壓，有些放達瀟洒之士提出了一張消散的方劑，日“名譽值几個錢？你為別人活著還是為自己活著？把名譽扔開，什么也不要在乎”！ 這种聲音，帶著一种可愛的悍气和賴气，對于即將尋短見的人無异是一聲重喝，容易使他們驀然止步，霍然惊醒；對于那些滿腦子愁云慘霧的人也會有快速的療效，使他們突然輕松起來。但是如果細細品咂，又覺得不是味道，其間疑惑甚多。 突然輕松起來了的人們走向何方？他們也許會立即聯想到一部電視劇中某個角色的台詞：“嗨，做小人真痛快！”漠視名譽當然未必做小人，但如果完全以放棄社會名譽來換取自身輕松，就難免會進入一种“失重”狀態，飄到哪里都不知道，這种滋味也是不好受的。更重要的是，如果大家都不在乎名譽，人与人的交往失去了最起碼的精神前提，整個社會就會變得跌跌撞撞。置身于這樣的生態環境中，就像在黑夜里誤人中世紀一個破殘的乞丐城堡，哪一級石階都踩不著實，哪一個轉彎都鬼影幢幢，什么怪事都會發生。 其實，人類最初需要名譽，正是為了擺脫黑暗和無序。最初的名譽不是個人所能爭取的，這是人們在黑暗中猛然听到一种強健聲音之后的安靜，安靜之后的搜尋，搜尋之后的仰望，仰望之后的追隨，追隨之后的效仿，效仿之后的傳遞。名譽是對個人品行的社會性反饋，如果這种反饋廣泛而持續，就能起到協調關系、統一觀念、整頓秩序的作用。在這种情況下，名譽實際上已成為一种權力，一种在政治權力和軍事權力之外的精神權力，而且在很多時候，政治權力和軍事權力也要借助于它。 這种精神權力，由民眾執掌；其執行方式，只是對榮耀感或恥辱感的激發而已，別無其他手段。但它的強度，有時超乎想象。去年在台灣，經常在電視里看到黑社會各級幫派頭目向警方登記的報道。其中有些老人已与幫派脫离多年，即便不登記也算不了什么大問題，但他們卻滿臉無奈地對著電視鏡頭說：實在受不了周圍人群對自己的鄙夷，僅僅對自己倒也罷了，但連儿子、孫子的名譽也受到污染，因此宁肯拼著老臉在電視上清洗一次。 然而必須看到，名譽的裁斷一旦產生，便是一把寒光逼人的雙刃劍，正面功能和負面功能同淬一身。 好的一面，它使無數丑類惡行聚焦示眾，使不同的道德等級各自歸位，使高尚的品格受到四方濡養，使可疑的行止遭遇怀疑的目光；但是，這种威力的發揮卻嚴重地缺少查訪核實机制，只靠口口相傳來完成，因此必然夾雜著大量的夸張、錯位和顛倒。這种情況常常使好人惊心、君子皺眉、坏人暗喜、小人活躍。 我不相信人類到哪一天能夠徹底解決這個麻煩。這是名譽的灰色傳播本質決定的，再激憤也沒有用。能夠看到這一點，心也就寬了。經過多年的觀察与思考，我終于領悟，在這個問題上，關鍵不在于要不要名譽，而在于要哪种名譽。 在名譽問題上我們最容易進入的誤區是超敏感度的全方位把守。好些年前我在一所高等院校擔任院長，必須處理學生宿舍的打架事件和教師之間的積年陳怨，有机會冷靜地觀察了這類矛盾的爆發和延續過程。總的說來，無論學生還是教師之間的惡性沖突，起因都很小，小到他們都不好意思再复述一遍，但都覺得有涉名譽，一下子怒不可遏，過后還越想越气，無法罷休。然而有趣的是，把學生宿舍的沖突說給教師听，教師淡然一笑，覺得那是孩子們的無聊游戲；把教師間陳年爛芝麻的爭斗說給學生們听，學生更是不屑，覺得那是迂腐老人在無事生非。他們作為旁觀者都非常清醒，作為當局者卻完全迷失，這种近乎荒誕的強烈對比說明，人們在名譽的爭奪中最容易降低自己的生命方位，降低到令人難以置信的地步。 在很低的方位上爭奪名譽，其實是在爭奪不名譽。記得在盛行“階級斗爭”的年代，不少人喜歡在自己的家庭出身上做文章，竟然有那么多出身成份已經很“革命”了的人還要一個勁地硬說自己的父母親是乞丐，而且几乎都被地主的狗咬過。但奇怪的是，如果他們的父母親突然來到同事們面前，他們又會覺得太土气、太寒酸而百般掩飾，把父母親說成是“鄉下親戚”。這里就出現了兩种很矛盾的名譽，實際上都因為等級太低而成了不名譽。 我們一生都在不同的名譽等級里打轉，要始終清晰地分辨出它們的輕重主次還真不容易。一個現代人理智的成熟与否，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他能不能在古今中外無數先例中尋找到有關名譽的几條基本界線，并把它們与自己的天性和体驗連結起來，自覺自愿地加以防守。 据我視野所及，古今中外公認不名譽的行為大致有以下四項—— 一、違背全人類的生存原則，傷害無辜、欺凌眾生，參与黑幫，投靠法西斯，協助侵略者，成了漢奸或其他什么奸； 二、触犯普通刑法，如偷盜、詐騙、貪污之類； 三、出賣朋友、背叛友情、忘恩負義——這是在日常生活中最容易發生，因此也最具有廣泛敏感度的不名譽行為； 四、因嫉賢妒能而造謠誹謗、制造事端。 世上的坏事多得很，但有些坏事，哪怕是帶有拳腳气的坏事，名譽上的損耗并不大，而只要牽涉到以上四項，名譽的裂縫就難于彌補了。此間差別，關及人類心靈深處的一些微妙顫動，深可玩味。 同樣，若要找出不受時空限制的名譽原則，大致也只有以下三項而已—— 一、對人類的由衷慈愛和真誠貢獻； 二、面對世間邪惡，敢于抗爭； 三、維護自身和群体的体面和尊嚴。 其他名譽，大多由這几項派生出來，如果全然無關，則就不必過于在意了。 我知道作這种一二三四的羅列在散文寫作中十分犯忌，但不這樣又難以說明，在名譽上值得我們認真考慮的問題井不太多。一個自覺的人應該是執持簡單的人，他遲早會從太多太密的精神羅网中掙身而出。 從精神羅网中掙身而出的過程，很可能貫穿人的一生。有的人，終其一生都未能全然掙脫，其中包括一些极其杰出的人物。這實在是有關生命本質的一系列悲劇故事。 我深知只有具体地体驗了這种故事才能真正領悟有關名譽的种种涵義，因此必須選一個這樣的人來舉例，選來選去選中了李清照——一個清純絕俗到似乎不應該有名譽問題的人。女詩人風華絕代又与世無爭，成天獨個儿仁立于西風黃花之中，又不招誰惹誰，會遇到一些什么名譽問題呢？正是這种疑問，触及了人生与名譽之間的險惡玄秘。 李清照是在与趙明誠結婚之后，開始目睹長輩們遭受的名譽災禍的。這种經歷像是一种試煉，讓她明白一個人在名譽問題上的乖謬無常。她的父親李格非与當時朝廷全力排斥的所謂“元祐党人”有牽連，罷職遠徙。這种名譽上的打擊，自上而下，舖天蓋地，轟傳一時，壓力极大，但年輕的李清照還能承受，因為這里還有另一种名譽——類似于“持不同政見者”的名譽，然而不幸的是，處理這個案件的恰恰是丈夫的父親趙挺之！這一下就把這對恩愛的年輕夫妻推入到十分尷尬的境地：只要一方的父親能保持名譽，另一方的父親就必然失去名譽；而這种你死我活的格局壓在一個家族的頭頂，實際上連一半名譽也無法保持，只能是在眾目睽睽之下被別人看笑話，兩敗俱傷。李清照身在其中立即体會到了這种尷尬，曾大膽寫詩給公公趙挺之，要他以“人間父子情”為慮，顧及儿子、儿媳和親家的臉面，不要做炙手可熱、讓人寒心的事。 一個新過門的儿媳婦能夠以如此強硬的口气上書公公，可見做公公的趙挺之當時在親友家族乃至民間社會中是不太名譽的，但實際上他很可能是一個猶豫徘徊的角色，因此最終也遭到打擊，甚至在死后僅僅三天，家產被查封，親屬遭拷問，儿子趙明誠也被罷免官職。事雖如此，他原先缺失于民間士林的名譽并沒有恢复，反而增加了一層陰影，人們只把他看成三翻四覆的小人。古往今來，很多勉強進人不同身份而又良知未泯的知識分子官吏，大多會在自身名譽上遭此厄運而百口莫辯。這時，李清照跟隨著落魄的丈夫趙明誠返回故里青州居住，對世間名譽的品嘗已經是澀然不知何味了。 我想，被后世文人一再稱道的趙明誠、李清照夫婦倆在青州十余年的購書、猜句、罰茶的風雅生活，正是在暫离升沉榮辱旋渦后的一灣宁靜。他們此時此地所達到的境界，好像已經看破紅塵，永遠不為是非所動了，但事實并非如此。名譽上的事情沒有止境，你參破到什么程度，緊接著就有超過這一高度的騷扰讓你神亂性迷，失去方寸。就像是催逼，又像是驅赶，非把你從安宁自足的景況中驅赶出來不可。 似乎是上天的故意，李清照后來遇到的名譽問題也越來越大，越來越關及個人，越來越無法躲避。例如那個無中生有的“玉壺事件”就很典型。事情的起因發生于趙明誠重病期間，曾有一位探望者攜帶一把石壺給這位病榻上的文物鑒賞家看過，沒想到趙明誠死后即有謠傳興起，說他直到臨死還將一把珍貴的玉壺托人獻給金國。當時宋、金之間正在激烈交戰，這种謠傳關涉到中國文人最重視的气節問題，李清照再清高也按捺不住了。但她又不知道應該如何洗刷，想來想去選了一個最笨的辦法：帶上夫妻倆多年來艱辛收藏的全部古董器物，跟隨被金兵追得走投無路的宋高宗趙构一起逃難，目的是希望有机會把這些古董全部獻給朝廷。她的思路是，謠傳不是說我的丈夫將一把玉壺獻給了金國嗎？現在金國愈加凶猛而宋廷愈加萎弱，我卻愿意把全部古董獻給宋廷，這是一切稍有勢利之心的人做得出來的嗎？已故的丈夫与我完全同心，怎么可能叛宋悅金呢？ 這實在是只有世界上最老實的文化人才想得出來的表白方式，她顯然過高地估計了造謠者的邏輯感應能力，他們只顧捕風捉影罷了，哪里會留心前后的因果關系？她也過高地估計了周圍民眾的內心公正，他們大多樂于听點別人的麻煩事罷了，哪里會感同身受地為別人辯誣？她更是過高地估計了喪魂落魄中的朝廷，他們只顧達命罷了，哪里會注意在跟隨者的隊伍里有一個疲憊女子，居然想以家庭的全部遺藏來為丈夫洗刷名聲？ 宋高宗在東南沿海一帶逃竄時一度曾慌張地在海上舟居，李清照也從海路追蹤。這一荒誕的旅程最后在一位遠房親戚的疏通和勸說下終于結束，但在顛沛流离中，所攜文物已損失絕大部分。 付出如此代价，名譽追回來沒有？這真是天知道了。 至此李清照已經年近五十，孤孤單單一個人，我想她一定累极了。在國破家亡的大背景下，她頹然回想，父親的名譽、公公的名譽、丈夫的名譽，已經摧肝裂膽地折騰了大半輩子，究竟有多大實質性的意義呢？她深深喘一口气，開始渴望過几年實實在在的日子，她已受不住在寒秋的暮色里回憶那早已遠逝的親情抱肩而泣的凄楚，她想暫別往昔，她想尋找俚俗，于是，她在思慮再三之后接受了一個叫張汝舟的軍隊財務人員的熱烈求婚，又有了一個家。 她當然知道，在儒家倫理的重壓下，一個出身官宦之家的上層女子，与亡夫的感情彌深彌篤，而且又年近半百，居然公開再嫁，這會受到上上下下多少人的指責？我們今天還能看到當時很有見識的文人學者在自己著作里對李清照再嫁的惡評：“傳者無不笑之”、“晚節流蕩無依”……對此，我們的女詩人似乎有一种破釜沉舟般的勇敢。 如果事情僅僅到此為止，倒也罷了，李清照面對鼎沸的輿論可以閉目塞听，關起門來与張汝舟過最平凡的日子。然而万万沒有想到，這個張汝舟竟然是不良之徒。他以一個奸商的目光，看上了李清照在离亂中已經所剩無几的文物，所謂結婚只是詐騙的一個手段，等到文物到手，他立即對李清照拳腳相加，百般虐待。可怜的李清照，只要還有一點可容忍的余地，是絕不會再破門而出公開家丑的，她知道一切剛剛嘲笑過她的正人君子們得知內情后會笑得更響，但她畢竟更知道生命的珍貴，知道良善高雅不應該在凶惡橫蠻前自甘滅亡，因此不顧一切地在結婚三個月后向官府提出上訴，要求解除他們的婚姻關系。 李清照知道宋朝法律，妻子上告丈夫，即便丈夫真的有罪，妻子也要被判兩年徒刑。但她宁肯被官府關押，宁肯審案時在大庭廣眾之下与無賴張汝舟對質，丟盡臉面，也要离婚。 沒有任何文字資料記載李清照出庭時的神態，以及她与張汝舟的言詞交鋒內容，但是可以想象那都不是我們愿意看到和听到的。為了達到离婚的目的她必須訴苦，但只要訴苦就把自己放置到了博取人們同情的低下地位上，這是她最不肯做的，更何況即便訴苦成功，所有旁觀者的心中都會泛起“自作自受”四個字，這些她全能料到。如此景況，加在一起，出庭場面一定不忍卒睹。讓這一切都從歷史上隱去吧，我們只知道，這次上訴的結果，張汝舟被問罪，李清照也被關押，但离婚是成功了。李清照沒有被關押太久，由于一位朝中親戚的營救，她在九天后出獄。出獄后立即給營救她的那位親戚寫信，除了感激，還是在擔心自己的名譽：“清照敢不省過知慚，們心識愧。責全責智，已難逃万世之譏；敗德敗名，何以見中朝之士”；“雖南山之竹，豈能窮多口之談？惟智者之言，可以止無根之謗”。 女詩人就是在如此沉重的名譽負荷下，悄悄地進入了老年。由此我們可以更深人地懂得她寫于晚年的代表作如《聲聲慢》了，那就不妨再讀一遍： 尋尋覓覓，冷冷清清，凄凄慘慘戚戚。乍暖還寒時候，最難將息。三杯兩盞淡酒，怎敵他、晚來風急！雁過也，正傷心，卻是舊時相識。 滿地黃花堆積，憔悴損，如今有誰堪摘？守著窗儿，獨自怎生得黑！梧桐更兼細雨，到黃昏、點點滴滴。這次第，怎一個愁字了得？/coc2不知道為什么我們許多寫李清照的影、視、劇作品要故意諱避她如此劇烈的心理掙扎，可能也是擔心一涉及名譽就怎么也表述不清。名譽，實在是一种足以籠罩千年的陰云。 結果，千千万万不知李清照命運悲劇的讀者，卻在心中一直供奉著一個無限优雅的李清照。這是一种虛假嗎？不是，這是一种比表層真實更深的真實。掙扎于身邊名譽間的李清照雖然擁有几十年的真實反倒并不重要，而在煩悶時寫下一些詩詞的李清照卻因創造了一种東方高雅女性的人格美而光耀千秋。為此，真希望飽學之士不要嘲笑后代讀者對李清照命運悲劇的無知，這种無知正体現了一种歷史的過濾和選擇。那些連李清照本人也擔心“難逃万世之譏”的惡名并未長久延續，真正延續万世的名譽，在當時卻被大家忽視了，包括李清照自己。 至此已可看出，我花這么多筆墨來談李清照，是舍不得她的故事對于名譽的全方位闡釋功能。名譽的荒誕性、殘忍性、追逼性、遞進性，以及日常体驗的名譽与終极名譽之間的巨大差异，都包含在其中。 其實，可以讓人們作類似体驗的典型還有很多，例如拿歐洲的小說家笛福、思想家伏爾泰、戲劇家維迦的坎坷經歷來解析名譽問題也會很深刻，但我最終還是選中了李清照，因為她是中國人，又是弱女子，當然，更因為她是中國古代第一女詩人。 李清照的遭遇至少使我們懂得，我們一生最花力气維護并始終為之奮斗、為之苦惱的東西，往往并不是生命中最珍貴的東西。 那么，最珍貴的東西在哪里？靠誰來挖掘和鑒定？人們常常把希望寄托在同代或后代評論者身上。但事實證明，這种寄托很不可靠。即便是對那些与人為善、公正平和的評論者，也不能指望太深。仍以李清照為例，盡管自宋以來有那么多評論者抓住她再嫁之事大肆毀謗，卻也總有一些人為她辯誣，這些人學問高，聲望大，總該恢复李清照的真面目了吧，然而并不。例如清代的朱彝尊。王土□、俞正燮、李慈銘等大學者都努力否定李清照曾經再嫁，說那是一群小人為了毀損李清照的名譽造的謠。我不知道李清照如果獲悉她身后有那么多杰出人物為她作這种辯護，將作何想。名譽好像是挽回了，但這是真的名譽嗎？ 自身名譽的基點是生命質量的自然外化。這是追求不到、爭取不來、包裝不出的，同時也是掩蓋不住、謙虛不掉、毀損不了的。說到底，一個人在自身名譽的問題上是無能為力的。好就好在無能為力，一旦用力追求，便會弄巧成拙。在這里正好可以引用十七世紀英國政治家哈利法克斯的一句話： 從被追求的那一刻開始，名譽就是一种罪惡。只有在那些人們能自然擁有而不必強求的地方，它才成為一种美德。 這話好像說得太硬了一點，但世間很多罪惡都從追求本來并不擁有的名譽開始，倒是确實的。 最后，想順便談談已經取得名譽的人的心態問題。 已經取得名譽的人，一般被叫做名人。身為名人而做著不名譽的事，大家就會有一种受欺騙的感覺，這种心情很可理解，因為名人早已与大家有關。所謂“欺世盜名”的惡評，就很難用到一般騙子身上，因為只有真正出名才有資格欺世。鑒于此，人們在向名人喝彩、与名人套近乎的同時，往往又保持著潛在的警惕性、監視性乃至否定性，而且名聲越大，這方面的目光就越峻厲，因而產生了“樓有多高，陰影就有多長”的說法。對此，名人大多感到委屈，覺得本來名聲也是你們給的，怎么一下我倒成了誰都可以指手划腳的對象？其實一切受惠都是有代价的，不應該存在委屈的心理。 并不是說，名人應該謹小慎微、寡言少語、處處陪笑地過日子，因為這种狀態不可能對事業有重大創造、對社會有像樣貢獻，而沒有創造和貢獻，何以還算作名人？因此，名人們總是進退維谷。常听人說，名人太囂張，但据我觀察，出名后很快變得萎縮的名人更多。萎縮不完全是害怕，大多是應順和期待，應順著眾人炯炯逼視的眼，期待著眾人欲說未說的嘴。貝多芬在一篇書簡中說：“獲得名聲的藝術家常受名聲之苦，使得他們的處女作往往是最高峰。”這就說明了成名之后萎縮的普遍性。 不管是萎縮還是囂張，都是病態。要克服這种“名人症候”唯一的辦法是在名譽上“脫敏、消炎”，平平穩穩地找回自己。我們原本是尋常的從業人員，周圍突然響起了喝彩聲，抬頭一看居然是針對自己的，不免有點惊慌，那就定定神，點頭表示感謝，然后繼續低頭做自己的事吧。如果覺得要為喝彩聲負責，那么今后的勞作也就成了表演——万万不可進入表演狀態，因為一旦進入，你就成了取悅于人、受制于人的角色——喝彩聲剛剛過去，往往又會傳來起哄聲和叫罵聲，仍然不要抬頭豎耳，神定气閒地把持住自己，好在未曾進人過表演狀態，你就沒有義務要听命于這种聲音。 但是，盡管你不加理會，一陣陣聲浪使你漸漸孤獨。即便全是喝彩聲，這聲音也成了一道影影綽綽的圍牆，一种若有若無的距离，使你難于像以前那樣融入四周。這种孤獨并不是自閉，因為你心中還有終极原則，還有茫茫眾生，但終极原則無形無貌，茫茫眾生也不發出什么聲音，更不會向你走近，因此你所把握的仍然是寂寞。一個人，如果能夠領悟名譽和寂寞之間的關系，兩相淡然，他也就走出了病態，既不會萎縮，也不會囂張了。泰戈爾說： 我攀登上高峰，發現在名譽的荒蕪不毛的高處，簡直找不到一個遮身之地。 名譽的高處找不到這身之地，這种說法真好。人們常常誤會，以為那里也像平地一樣，總會有一些草樹和別人的身軀可以為自己阻擋一點什么的，其實正是高度把這些遮蓋物全都舍棄了。因此，要求接受高度就要准備接受難堪。但是難堪也只是心理感受罷了，如果你自知腳下的高度不是勉強堆壘而成，為何要躲避別人的目光？為何要掩飾自己的缺點？不把難堪當難堪，難堪也就不成其為難堪。 ——如果實在消受不了名譽的重壓，那還不如悄然從山巒爬下，安頓于人間万象的濃蔭里。高峰對大地而言是一种景觀，對自己而言卻是一种犧牲。何必人人都去參加登山運動呢，你看連銀髯飄飄的泰戈爾都有點懊悔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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