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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國（不僅僅是救國，一般的公眾事業皆然）并不成為問題，假如我們不需要。怎樣一种人方才需要救國呢？ 日常的生活几乎絕對不需要救國之類的，這生活的光景可分為動靜兩面：靜的方面是保持現狀，只求平安。我要活著，我老要活著，無論怎么樣活法我也要活著的，狗也罷，公卿也罷，神仙也罷，我要獨活著，雖有億兆的苦難，而死的若不是區區，何妨！再進一步，以千万人的不得活成就我的獨活，這大概可以不活了罷？然而不然，据說還是要活的。這么說來，求生之志，可謂堅逾金石了。等到事實上不能平安的時候可又怎么樣？原來就算了。有些是有生之命定，有些卻也未必，例如帝國主義的槍彈等等，而其不介意也相若。轟轟烈烈的死是苦命，胡里胡涂的死是福气。我們只知持生（仿佛捧在手里）而不知愛生，樂生，善生。我們特別怕死，卻算起來，我們死得比人家又多又快。動的方面是力圖進展，很想闊气。我活著哩；要活得舒齊，活得舒齊了，要活得更舒齊；活得很舒齊了，還要活得再舒齊一點……到底有几個“還要”呢？天知道！舒齊之极有如皇帝，似乎已沒得想了，他還在想自己永遠能如此不能（成仙）？還在想子子孫孫能永遠如此不能（傳代）？窮人夢里變富了，富人夢里就變豬，果然說不盡，然而也盡于此矣。這好像沒有例外。好坏之別只在手段上，不在目的上。有所不為謂之好人，無所不為謂之坏人。 所謂國家之隆替，民族之存亡，与這种生活有什么關系呢？看不出！不妨武斷地說，救國并不成為一個問題。果真成為問題，必另有其條件。 說起來簡單万分，知道世界上有“我”還有“人”，這就是條件了。在我以外打著了別人，這是做人以來頂重要的發見，影響之廣大繁多也非言詞能盡。它把我們的生活弄复雜了。它把我們的生命放大了。它使我們活得麻煩，困難，而反有意思了。它或者使我們明明可活而不得活，但這不活比活或者更加有意思了。 舍己從人總是高調，知道自己以外還有別人的這种人漸漸多起來，只知道苟生獨活的家伙漸漸少起來，那就算有指望了。然而又談何容易呢！這在個人已需要長時間的、無間斷的修持与努力。吾鄉有諺曰“說說容易做做難”，此之謂也。重己輕人，貪生怕死，愛富嫌貧，人之情即圣人之情也，圣人何以异于人哉？（圣人只是做君子的最高標准。）無非常人見了一端，圣人兼看兩面耳。多此一見，差別遂生。孟子說“所欲有甚于生者，所惡有甚于死者”；“有甚”也者多繞了一個彎罷了。孔子說，“富与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与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又說，“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仁也者，多繞了一個彎而已。一個彎，又一個彎，這是使救國及其他成為問題的重要條件，即使不是唯一的；我确信如此。 在所謂士大夫階級里，睜開眼睛，淨是些明哲保身的聰明人，看不大見殺身成仁的苦小子，我竟不知道救國是一個問題不是，也不知道什么時候，在我們才會成為問題。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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