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平伯（1900—1990）著名紅學家。曾任中國社科院文學所一級研究員。
俞平伯，名銘衡，字平伯，以字行。浙江德清人。曾祖俞樾是清末著名學者。6歲入家塾讀書。1915年入蘇州平江中學求讀。同年考入北京大學文科國文門。受1917年陳獨秀、胡适發難“文學革命”的影響，1918年開始發表新詩，并加入“新潮”社。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積极投身于運動。同年于北京大學畢業。自1920年起，先后任教于杭州第一師范學校、上海大學、燕京大學、北京女子文理學院、清華大學、北京大學和中國大學。1945年加入九三學社。全國解放后在北京大學任教，曾為校務委員會委員。1953年調入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的前身北京大學文學研究所，為研究員。
俞平伯是“五四”以來集“作家”与“學者”于一身的著名人物之一。作為一位作家，他的詩歌与散文卓有成就；作為一位學者，他博學宏通，著作等身。
俞平伯的古典文學研究活動，和他的創作活動一樣，都是在當時時代潮流影響下開始的。他自1921年開始研究《紅樓夢》，就同“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一些領導人物為了提倡白話文學，為了反對傳統的文學偏見，把小說、戲曲提到文學正宗地位并加以推荐和頌揚有關；他于1923年在上海大學講授《詩經》，從而開始作《詩經》的研究，也同當時批評傳統經學偶像的文化風气有關。
“五四”新文化運動把批判矛頭指向“孔家店”，也就必然要清算同傳統文學觀點密切相關的前代儒家對《詩經》的研究，尤其要批評對傳統文學觀點影響极大的《毛詩序》。因此，20年代初期出現的《詩經》研究“熱”，正是“五四”文化批判精神的延續。俞平伯在《讀〈詩〉札記》中對字義訓詁与引申持嚴格的態度。他還把當時釋《詩》中出現的訓詁、考辨上的偏執与武斷同當時“疑古運動”的特點聯系起來考察。俞平伯認為疑古運動作為“一种新的反動”，“又很容易矯枉過正”，所以他認為應當力戒片面和极端。從俞平伯的《詩經》研究文章，我們既可發現它們具有“五四”文化批判精神，又可見到一种科學的治學態度，這兩者都是十分可貴的，因為它們既与當時專以國故為純金的守舊觀點划清了界限，也与只視國粹為敗絮的虛無觀點划清了界限。
俞平伯早年在大學開設“詞課”，1924年就開始發表論說詩詞的文章，30年代出版《讀詞偶得》，40年代出版《清真詞釋》，到50年代末期選注唐宋詞。在詞學研究，尤其在詞學的“批評之學”方面，卓有功績。詞學發端于宋，清代大盛。俞平伯對前代詞學著作有吸收、有借鑒，他与前代詞學家的最大不同是始終堅持詞的本体批評。王國維寫于清末的人間詞話》正是清代詞學中的“批評之學”的代表作。而俞平伯則是繼王國維之后，在詞學批評上有著重要建樹的詞學家。
俞平伯在《紅樓夢》研究上的成果很多，舉凡考證、校訂和批評，都有涉及，他的論著使他無愧于蜚聲中外的“紅學”家。從《紅樓夢》研究的歷史來看，他在20年代刊布的《紅樓夢辨》尤是十分重要的著作。
“五四”以來的學人大抵把胡适、俞平伯視為新紅學的代表人物。由于新紅學的特點是考證，因而它的研究內容，主要有兩個方面：《紅樓夢》作者和版本的考證。當然也涉及《紅樓夢》思想內容的評論，但那不是主要的。如果說，胡适的《紅樓夢考證》主要集中在作者（包括作者的身世、家世等）的考證問題上，那末俞平伯的《紅樓夢辨》則是主要集中在文本本身的考證上。即使胡适那篇文章也涉及前八十回和后四十回非一人所作問題，但与俞平伯的論說角度不同，當時劉大杰在致俞平伯的信中就認為：“胡适之先生是從外面書上的考證，先生是從內容的研究，證明后四十回与前八十回決不是一個人做的”。俞平伯在《紅樓夢辨》中舉出大量內證并結合外證，考定后四十回确非曹雪芹原作，從而构成信說。書中還舉出前八十回的內證來考索曹雪芹原著八十回后的內容，同時根据戚蓼生序本中的批語，考索另一個續本的內容，后來隨著脂硯齋重評本的發現，證明俞平伯所考非是另一個續本而是曹雪芹原本的內容，因此實際上也就是鉤沉工作。這就在很大程度上奠定了后來所說的《紅樓夢》探佚學的基礎。《紅樓夢辨》又是《紅樓夢》版本學的開端著作之一。1954年俞平伯在受到政治上的不公正待遇之后，繼續堅持《紅樓夢》的研究，完成了《紅樓夢》流傳史上第一部參匯几种早期脂評本的校本——《〈紅樓夢〉八十回校本》。他又對《紅樓夢》版本發表了許多精當的見解。他還對《紅樓夢》的文學、藝術成就，作了很多有獨到見解的論說。
作為新紅學的奠基人之一的俞平伯，与胡适有一個重大不同，那就是他不像胡适那樣，把文學研究中的考證方法絕對化。胡适在考證曹雪芹的身世和家世后，得出了一個“自敘傳”說。俞平伯在《紅樓夢辨》中也曾有過“自敘傳”的說法，但在《紅樓夢辨》出版后的第3年，即1925年，俞平伯發表《〈紅樓夢辨〉的修正》一文，修正了“自敘傳說”。
當時胡适把他在小說研究中應用考證方法，不僅說之為“科學的方法”，“歷史的方法”，而且几乎翊之為惟一正确的方法。俞平伯則不然，他說：“歷史的或科學的研究方法，即使精當极了，但所研究的對象既非歷史或科學，則豈非有點驢唇不對馬嘴的毛病。”這番話的意思就是指出文學研究中可以應用考證方法，但文學作品既然不是歷史著作或科學論文，考證的方法的施用也就有限了。如果夸大其詞，走向极端，純以“考据癖”來讀《紅樓夢》這部“不可磨滅的杰构”，那么，很可能同“猜謎法”一樣，使人“覺得可怜而可笑”。為此，他還希望胡适不要完全依賴“呆的方法和證据”，要用文學批評的眼光來看《紅樓夢》，也只有這樣，才能“淨掃”索隱派。這里所表現的俞平伯對文學本体論批評觀念的堅持，同他在詩詞研究中堅持文學本体論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