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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詩傳宇宙，竟爾乘風歸去，同學同庚，老友如君先宿草。 華表托精靈，何當化鶴重來，一生一死，深閨有婦賦招魂。 這是我托杭州陳紫荷先生代作代寫的一副挽志摩的挽聯。陳先生當時問我和志摩的關系，我只說他是我自小的同學，又是同年，此外便是他這一回的很适合他身分的死。 做挽聯我是不會做的，尤其是文言的對句。而陳先生也想了許多成句，如“高處不胜寒”，“猶是深閨夢里人”之類，但似乎都尋不出适當的上下對，所以只成了上舉的一聯。這挽聯的好坏如何，我也不曉得，不過我覺得文句做得太好，對仗對得太工，是不大适合于哀挽的本意的。悲哀的最大表示，是自然的目瞪口呆，僵若木雞的那一种樣子，這我在小曼夫人當初次接到志摩的凶耗的時候曾經親眼見到過。其次是撫棺的一哭，這我在万國殯儀館中，當日來吊的許多志摩的親友之間曾經看到過。至于哀挽詩詞的工与不工，那卻是次而又次的問題了；我不想說志摩是如何如何的偉大，我不想說他是如何如何的可愛，我也不想說我因他之死而感到怎么怎么的悲哀，我只想把在記憶里的志摩來重描一遍，因而再可以想見一次他那副凡見過他一面的人誰都不容易忘去的面貌与音容。 大約是在宣統二年（一九一○）的春季，我离開故鄉的小市，去轉入當時的杭府中學讀書，─—上一期似乎是在嘉興府中讀的，終因路遠之故而轉入了杭府─—那時候府中的監督，記得是邵伯炯先生，寄宿舍是大方伯的圖書館對面。 當時的我，是初出茅廬的一個十四歲未滿的鄉下少年，突然間闖入了省府的中心，周圍万事看起來都覺得新异怕人。所以在宿舍里，在課堂上，我只是誠惶誠恐，戰戰兢兢，同蝸牛似地蜷伏著，連頭都不敢伸一伸出殼來。但是同我的這一种畏縮態度正相反的，在同一級同一宿舍里，卻有兩位奇人在跳躍活動。 一個是身体生得很小，而臉面卻是很長，頭也生得特別大的小孩子。我當時自己當然總也還是一個小孩子，然而看見了他，心里卻老是在想：“這頑皮小孩，樣子真生得奇怪”，仿佛我自己已經是一個大孩似的。還有一個日夜和他在一塊，最愛做种种淘气的把戲，為同學中間的愛戴集中點的，是一個身材長得相當的高大，面上也已經滿示著成年的男子的表情，由我那時候的心里猜來，仿佛是年紀總該在三十歲以上的大人，─—其實呢，他也不過和我們上下年紀而已。 他們倆，無論在課堂上或在宿舍里，總在交頭接耳的密談著，高笑著，跳來跳去，和這個那個鬧鬧，結果卻終于會出其不意地做出一件很輕快很可笑很奇特的事情來吸收大家的注意的。 而尤其使我惊异的，是那個頭大尾巴小，戴著金邊近視眼鏡的頑皮小孩，平時那樣的不用功，那樣的愛看小說─—他平時拿在手里的總是一卷有光紙上印著石印細字的小本子─—而考起來或作起文來卻總是分數得得最多的一個。 象這樣的和他們同住了半年宿舍，除了有一次兩次也上了他們一點小當之外，我和他們終究沒有發生什么密切一點的關系；后來似乎我的宿舍也換了，除了在課堂上相聚在一塊之外，見面的机會更加少了。年假之后第二年的春天，我不曉為了什么，突然离去了府中，改入了一個現在似乎也還沒有關門的教會學校。從此之后，一別十余年，我和這兩位奇人─一一個小孩，一個大人─—終于沒有遇到的机會。雖則在异鄉飄泊的途中，也時常想起當日的舊事，但是終因為周圍環境的遷移激變，對這微風似的少年時候的回憶，也沒有多大的留戀。 民國十三四年─—一九二三、四年─—之交，我混跡在北京的軟紅塵里；有一天風定日斜的午后，我忽而在石虎胡同的松坡圖書館里遇見了志摩。仔細一看，他的頭，他的臉，還是同中學時候一樣發育得分外的大，而那矮小的身材卻不同了，非常之長大了，和他并立起來，簡直要比我高一二寸的樣子。 他的那种輕快磊落的態度，還是和孩時一樣，不過因為歷盡了歐美的游程之故，無形中已經鍛練成了一個長于社交的人了。笑起來的時候，可還是同十几年前的那個頑皮小孩一色無二。 從這年后，和他就時時往來，差不多每禮拜要見好几次面。他的善于座談，敏于交際，長于吟詩的种种美德，自然而然地使他成了一個社交的中心。當時的文人學者，達官麗妹，以及中學時候的倒霉同學，不論長幼，不分貴賤，都在他的客座上可以看得到。不管你是如何心神不快的時候，只教經他用了他那种濁中帶清的洪亮的聲音，“喂，老×，今天怎么樣？什么什么怎么樣了？”的一問，你就自然會把一切的心事丟開，被他的那种快樂的光耀同化了過去。 正在這前后，和他一次談起了中學時候的事情，他卻突然的呆了一呆，張大了眼睛惊問我說： “老李你還記得起記不起？他是死了哩！” 這所謂老李者，就是我在頭上寫過的那位頑皮大人，和他一道進中學的他的表哥哥。 其后他又去歐洲，去印度，交游之廣，從中國的社交中心擴大而成為國際的。于是美麗宏博的詩句和清新絕俗的散文，也一年年的積多了起來。一九二七年的革命之后，北京變了北平，當時的許多中間階級者就四散成了秋后的落葉。有些飛上了天去，成了要人，再也沒有見到的机會了，有些也竟安然地在牖下到了黃泉；更有些，不死不生，仍复在歧路上徘徊著，苦悶著，而終于尋不到出路。是在這一种狀態之下，有一天在上海的街頭，我又忽而遇見志摩，“喂，這几年來你躲在什么地方？” 兜頭的一喝，听起來仍舊是他那一种洪亮快活的聲气。在路上略談了片刻，一同到了他的寓里坐了一會，他就拉我一道到了大賚公司的輪船碼頭。因為午前他剛接到了無線電報，詩人太果爾回印度的船系定在午后五時左右靠岸，他是要上船去看看這老詩人的病狀的。 當船還沒有靠岸，岸上的人和船上的人還不能夠交談的時候，他在碼頭上的寒風里立著─—這時候似乎已經是秋季了─—靜靜地呆呆地對我說： “詩人老去，又遭了新時代的擯斥，他老人家的悲哀，正是孔子的悲哀。” 因為太果爾這一回是新從美國日本去講演回來，在日本在美國都受了一部分新人的排斥，所以心里是不十分快活的；并且又因年老之故，在路上更染了一場重病。志摩對我說這几句話的時候，雙眼呆看著遠處，臉色變得青灰，聲音也特別的低。我和志摩來往了這許多年，在他臉上看出悲哀的表情來的事情，這實在是最初也便是最后的一次。 從這一回之后，兩人又同在北京的時候一樣，時時來往了。可是一則因為我的疏懶無聊，二則因為他跑來跑去的教書忙，這一兩年間，和他聚談時候也并不多。今年的暑假后，他于去北平之先曾大宴了三日客。頭一天喝酒的時候，我和董任堅先生都在那里。董先生也是當時杭府中學的舊同學之一，席間我們也曾談到了當時的杭州。在他遇難之前，從北平飛回來的第二天晚上，我也偶然的，真真是偶然的，闖到了他的寓里。 那一天晚上，因為有許多朋友會聚在那里的緣故，談談說說，竟說到了十二點過。臨走的時候，還約好了第二天晚上的后會才茲分散。但第二天我沒有去，于是就永久失去了見他的机會了，因為他的靈柩到上海的時候是已經驗好了來的。 男人之中，有兩种人最可以羡慕。一种是象高爾基一樣，活到了六七十歲，而能寫許多有聲有色的回憶文的老壽星，其他的一种是如葉賽宁一樣的光芒還沒有吐盡的天才夭折者。前者可以寫許多文學史上所不載的文壇起伏的經歷，他個人就是一部縱的文學史。后者則可以要求每個同時代的文人都寫一篇吊他哀他或評他罵他的文字，而成一部橫的放大的文苑傳。 現在志摩是死了，但是他的詩文是不死的，他的音容狀貌可也是不死的，除非要等到認識他的人老老少少一個個都死完的時候為止。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一日 〔附記〕上面的一篇回憶寫完之后，我想想，想想，又在陳先生代做的挽聯里加入了一點事實，綴成了下面的四十二字： 三卷新詩，廿年舊友，与君同是天涯，只為佳人難再得。 一聲河滿，九點齊煙，化鶴重歸華表，應愁高處不胜寒。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九日 ------------------ 中文東西网 整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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