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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淚


作者:郁達夫



  在异鄉飄泊了十年,差不多我的性格都變了。或是暑假里,或是有病的時候,我雖則也常回中國來小住,但是复雜,黑暗的中國社會,我的簡單的腦子怎么也不能了解。
  有一年的秋天,暑气剛退,澄清的天空里時有薄的白云浮著,錢塘江上兩岸的綠樹林中的蟬聲,在晴朗的日中,正一大一天減退下去的時候,我又害了病回到了故鄉。那時候正有种种什么運動在流行著,新聞雜志上,每天議論得昏天黑地。我一回到家里,就有許多年輕的學生來問我的意見,他們好像也把我當作了新人物看了,我看了他們那一种熱心的態度,胸中卻是喜歡得很,但是一听到他們問我的言語,我就不得不呆了。他們問說:“你是主張什么主義的?”
  我听了開頭的這一句話就覺得不能作答,所以當時只吸了一口紙煙,把青煙吐了出來,用嘴指著那一圈一圈的青煙,含笑回答說:
  “這就是我的主義。”
  他們听了笑了一陣,又問說:
  “共產主義你以為如何?”
  我又覺得不能作答,便在三炮台罐里拿厂一枝香煙請那問者吸;他點上了火,又向我追問起前問的答复來。我又笑著說:
  “我已經回答你了.你還不理解么?”
  “說什么話!我問你之后你還沒有開過口。”
  我就指著他手里的香煙說:
  “這是誰給你的?”
  “是你的。”
  “這豈不是共產主義么?”
  他和大家又笑了起來。我和他們講講閒話,看看他們的又嫩又白的面貌,——因為他們都是高等小學生——覺得非常痛快,所以老留他們和我共飯。但是他們的面上好像都有些不滿足的樣子,因為我不能把那時候在日本的雜志上流行的主義介紹給他們听。
  有一天晚上,南風吹來,有些微涼,但是因為還是七月的中旬,所以夜飯吃完后,不能馬上就去上床,我和祖母母親坐在天井里看青天里的秋星和那淡淡的天河。我的母親幽幽的責備我說:
  “你在外國住了這樣長久,究竟在那里學些什么?你看我們東鄰的李志雄,他比你小五歲,他又不上外國去,只在杭州中學校里住了兩年,就曉得許多現在有名的人的什么主義,時常來對我們講的。今年夏天,他不是因能講那些主義的緣故,被人家請去了么?昨天他的父親還對我說,說他一個月要賺五十多塊錢哩。”
  我听了這一段話,也覺得心里難過得很。因為我只能向干枯的母親要錢去花,那些有光彩的事情,卻一點也做不出來,譬如一种主義的主張,和新聞雜志上的言論之類我從來還沒有做過,所以我的同鄉,沒有一個人知道我,我的同學,沒有一個人記著我,如今非常信用我的母親,也疑惑我起來了。我眼看著了暗藍的天色,盡在那里想我再赴日本的日期和路徑,母親好像疑我在傷心了,便又非常柔和的說:
  “達!你要吃蛋糕么?我今天托店里做了半籠。還沒對你說呢!”
  我那時候實在是什么也吃不下,但是我若拒絕了,母親必要哀怜我,并且要痛責她自己埋怨我太厲害了,所以我就對她說:
  “我要吃的。”
  她去拿蛋糕的時候,我還呆呆的在看那秋空,我看見一個星飛了。


  第二年的秋天,我又回到北京長兄家里去住了三個月。那時候,我有一個同鄉在大學里念書。有一天一次我在S公寓的同鄉那里遇著了二位我同鄉的同學,他們問了我的姓名,就各人送了我一個名片:一位姓陳的是一個十八九歲的美少年,他的名片的姓名上刻著基而特社會主義者,消費合作團副團長,大學雄辯會干事,經濟科學生的四行小字;一位姓胡的是江西人,大約有三十歲內外的光景,面色黝黑,身体粗大得很,他的名片上只刻有人道主義者,大學文科學生的兩個銜頭。
  他們開口就問我說:
  “足下是什么主義?”
  我因為看見他們好像是很有主張的樣子,所以不敢回答,只笑了一笑說:
  “我還在念書,沒有研究過各种主義的得失,所以現在不能說是贊成哪一种主義反對哪一种主義的。”
  江西的胡君就認真的對我說:
  “那怎么使得呢!你應該知道現在中國的讀書人,若沒有什么主義,便是最可羞的事情,我們的同學,差不多都是有主義的。你若不以我為潛越,我就替你介紹一個主義吧。現在有一种世界主義出來了。這一种主義到中國未久,你若奉了它,將來必有好處。”
  那美少年的陳君卻笑著責備姓胡的說:
  “主義要自家選擇的,大凡我們選一种主義的時候,總要把我們的環境和將來的利益仔細研究一下才行。考察不周到的時候,有時你以為這种主義一定會流行的,才去用它。后來局面一變,你反不得不吃那主義的虧。所以到了那時候,那主義若是你自家選的呢,就同啞了吃黃連一樣,自打自的嘴巴罷了,若是人家勸你選的呢,那你就不得不大抱怨于那勸你選的人。所以代人選擇主義是很危險的。”
  我听了陳君的話,心里感佩得很,以為像那樣年輕的人,竟能講出這樣老成的話來。我呆了一會,心里又覺得喜歡,又覺的悲哀。喜歡的就是目下中國也有這樣有學問有見識的青年了;一邊我想到自家的身上,就不得不感著一种絕大的悲哀:
  “我在外國圖書館里同坐牢似的坐了六七年,到如今究竟有一點什么學問?”
  我正呆呆的坐在那里看陳君的又紅又白的面龐,門口忽又進來了一位駝背的青年。他的面色青得同菜葉一樣,又瘦又矮的他的身材,使人看不出他的年齡來。青黃的臉上架著一雙鐵邊的近視眼鏡。大約是他的一种怪習慣,看人的時候,每不正視,不是斜了眼睛看時,便把他的眼光跳出在那又細又黑的眼鏡圈外來偷看。我被他那么看了一眼,胸中覺得一跳,因為他那眼鏡圈外的眼光好像在說:
  “你這位青年是沒有主義的么?那真可怜呀!”
  我的同鄉替我們介紹之后,他又對我斜視了一眼,才從他那青灰布的長衫里摸了一張名片出來。我接過來一看,上邊寫著“人生藝術主唱者江濤,浙江”的几個字,我見了浙江兩字,就感覺著一种親熱的鄉情,便問他說:
  “江先生也是在大學文科里念書的么?”
  他又斜視了我一眼,放著他那同貓叫似的喉音說:
  “是的是的,我們中國的新文學太不行了。我今天《晨報》上的一篇論文你看見了么?現在我們非要講為人生的藝術不可。了要和勞動者貧民表同情不可。他們西洋人在提倡第四階級的文學,我們若不提倡第五第六階級的文學,怎么能赶得他們上呢?況且現在中國的青年都在要求有血有淚的文學,我們若不提倡人生的藝術,怕一般青年就要罵我們了。”
  江君講到這里,胡君光著兩眼,帶了怒,放大了他那洪鐘似的聲音叱著說:
  “江濤,你那人生藝術,本來是隸屬于我的人道主義的。為人生的藝術是人道主義流露在藝術方面的一端。你講話的時候絕不提起你的主義的父祖,專在那些小問題上立論,我是非常反對的,并且你那名片上也不應該只刻人生藝術那几個字,因為人生藝術,還沒有成一种主義,你知道么?你在名片上無論如何,非要刻人道主義者不可,你立刻去改正了吧!”
  胡君江君爭論了兩個鐘頭,還沒有解決,我看看太陽已經下山了,再遲留一刻,怕在路上要中了秋寒,所以就一個人走了。我走到門口的時刻,听見屋里爭執的聲音更高了起來,本來是膽子很小,并且又非常愛和平的我,一邊在灰土根深的日暮的街上走回家來,一邊卻在心里祈禱著說:
  “可敬可愛的諸位主義的斗將呀,愿你們能保持和平,尊重人格,不至相打起來。”


  我回到哥哥家里,看見哥哥在上房廳上与侄儿虎子和侄女定子玩耍。一把洋燈的柔和的光線,正与這中產家庭的空气相合,溶溶密密的照在哥哥和侄儿侄女的歡笑的面上。我因怕把他們歡樂的小世界打破,便走近坐在燈下按鋼琴的嫂嫂身邊去。嫂嫂見了我,就停住了手,問我說:
  “你下半天上什么地方去了?”
  “上S公寓去了一回。”
  “你們何以談了這么久?”
  “因為有兩個大學生在爭論主義的范圍,所以我一時就走不脫身了。”
  嫂嫂叫廚子擺上飯來的時候,我還是呆呆的在那里想:
  “我何以會笨到這步田地。讀了十多年的死書,我卻一個徹底的主義都還沒有尋著。罷了罷了,像我這樣的人,大約總不合于中國的社會的。”
  這一年九月里,我因為在荒廢的圓明園里看了一宵月亮,露宿了一晚,便冒了寒,害了一場大病,我病愈了,將返日本的時候,看見《晨報》上有一段記事說:
  “今秋放洋的官費留學生中,當以XX大學學生胡君陳君為最优良。胡君提倡人道主義,他的事業言論,早為我們所欽佩,這一次中了T校長的選,將他保荐官費留學美國,將來成就,定是不少的。陳君年少志高,研究經濟素有心得,將來學成歸國,想定能為我們經濟社會施一番改革。”
  這是三年前的事情,到了三年后的今日,我也不更听見胡陳二君在何處,推想起來,他們兩位,大約總在美國研究最新最好的主義。
  人近了中年,年輕時候的夢想不得不一層一層的被現實的世界所打破,我的异鄉飄泊的生涯,也于今年七月間結束了。我一個人手里捧了一張外國大學的文憑,回到上海的時候,第一次歡迎我的就是赶上輪船三等艙里來的旅館的接客者。——謝絕之后,拿了一個破皮包,走到了稅關外的白熱的馬路上的時候,一群獰猛的人力車夫,又向我放了一陣歡迎的噪聲。我穿了一套香港布的舊洋服,手里拿了一個皮包,為太陽光線一照,已經覺得頭有些昏了;又被那些第四階級的同胞拖來拖去的拉了一陣,我的腦貧血症,忽而發作了起來。我只覺得眼睛前面飛來了兩堆山也似的黑影,向我的頭上拼死的壓了一下,以后的事情,我就不曉得了。
  我在睡夢中,幽幽的听見了一群噪聒的人從我的身邊過去了。我忽而想起了年少時候的情節來。當時我睡在母親怀里,到了夜半,母親叫我醒來,把一塊米粉糕塞在我的口里,我閉著眼睛,把那塊糕咬嚼了几口,听母親糊糊涂涂的講了几句話,就又睡著了。
  我睜開眼睛來一看,覺得身上的衣服濕得很。向四邊一望,我才曉得我仍睡在稅關外的馬路邊上。路上不見人影,太陽也將下山去了。黃浦江的彼岸的船上,還留著一道殘陽的影子,映出了許多景致。我看看身邊上,那個破皮包還在那里。呆呆的在地上坐了一會,我才把從久住的日本回到故國來的事情,和午后一二點鐘饑餓得死去活來,方才從三等艙上了岸,在稅關外受了那些人力車夫的競爭的事情,想了出來。
  我那時候因為饑餓和衰弱的緣故竟暈倒了。站起了身,向四邊看了一回,終不見一個人影。我正在沒法的時候,忽听見背后有腳步跑響了。回轉頭來一看,在三菱公司碼頭房那邊,卻閃出了一乘人力車來。車上坐著一個洋服的日本人。他在碼頭房的后門口下車了。
  我坐了這乘車,到四馬路的一家小旅館里住下,把我的破皮包打開來看的時候,就覺得我的血管都冰結住了。我打算在上海使用的一包紙幣,空剩了一個紙包,不知被誰拿去了。我把那破皮包到底的尋了一遍,終尋不出一張紙幣來。吃了晚飯,我就慢慢的走上十六舖的一位同鄉的商人那里去。在燈火下走了半天,才走到了他的家里,講了几句閒話之后,我問他借錢的時候,他把眉頭一皺,默默的看了我一眼。那時候要是地底下有一個洞,怕我已經鑽下去了。他把頭彎了一彎,想了一想,就在袋里拿了兩塊大洋出來說:
  “現在市面也不好,我們做生意的人苦得很哩!”
  要在平時我必把那兩塊錢丟上他的臉去,問他個侮辱我的罪,但是連坐電車的錢也沒有的我,就不得不恭恭敬敬的收了過來。


  我想回到家里去,但是因為沒有路費,所以就不得不在上海住下了。有一天晚上九點鐘的時候,我賣了一件冬天的舊外套,得了六角小洋,在一家賣稀飯的店里吃得飽滿,慢慢的——因為這几天來,我衰弱得不堪,走不快了,——走出來的時候,在三馬路的拐角上忽然遇著了那位XX大學的同鄉。他叫了我一聲,我倒駭得一跳,因為我那香港布的洋服已經髒得不堪了,老在怕人疑我作扒手。我回轉頭來一看,認得是他,雖則一時漲紅了臉,覺得羞愧得很,但心里卻也喜歡得很。他說:
  “啊,兩年不見,你老得多了。你害病么?現在住在什么地方?”
  我听了他這兩句話,耳根又漲紅了,因為我這几天住所是不定的。我那破皮包,里邊也沒有什么衣服了,我把它寄在靜安寺路的一個廟里的佛柜下。白天我每到外白渡橋的公園里去看那些西洋的小孩儿游玩,到了晚上,在四馬路大馬路的最熱鬧的地方走來走去的走一回,就擇了清靜簡便的地方睡一忽。半夜醒來的時候,若不能再睡,我就再起來閒走一回,走得倦了,就隨便更選一個地方睡下。像這樣無定所的我,遇著了那位富有的同鄉,被他那么一問,教我如何答复呢?我含含糊糊的講了几句話,問他住在什么地方。他說:
  “我現在在一品香,打算一禮拜就上杭州去的。”
  我和他一路走來,已經看得出跑馬廳的空地了。他邀我上他的旅館里去,我因為我的洋服太髒,到燈火輝煌的一品香去,怕要損失我同鄉的名譽,所以只說:
  “天气熱得很,我們還是在外面走走好。”
  我几次想開口問他借錢,但是因為受了高等教育的束縛,終覺得講不出來。到后來我就鼓著勇气問他說:
  “你下半年怎么樣?”
  “我已經在杭州就了一個二百塊錢的差使,下半年大約仍在杭州的。你呢?”
  “我啊,我,我是苦得不堪!非但下半年沒有去的地方,就是目下吃飯的錢都沒有。”
  “你曉得江濤么?”
  “我不曉得。”
  “他是我的同學。現在在上海闊綽得很。他提倡的人生藝術現在大流行了。你若沒有事情,我就替你介紹,去找找他看吧?”
  他給了我一張名片,對我講了一個地名,教我于第二天的午后六七點鐘以前去見江濤。
  第二天我一早起來,就跑上我同鄉介紹給我的那地方去。找來找去找了半天,我才把那所房屋找著了。我細細的向左右看了一看,把附近的地理牢記了一回,便又跑上北四川路外的郊外去閒走去。無頭無緒的跑了五六個鐘頭,在一家鄉下的館子里吃了六七個肉湯團,我就慢慢的走回到江某的住宅所在的那方面來。灼熱的太陽,一刻也不假借,把它的同火也似的光線洒到我的身上來,我的洋腑已經有一滴一滴的汗水滴下來了。慢慢的走上了江家的住宅,正好是四點半鐘的光景,我敲門進去一看,一個十八九歲的丫頭命我在廳上坐著等候。等了半點多鐘,我今天一天的疲倦忽而把我征服了,我就在一張長上昏昏的睡著。不知睡了多久,我覺得有人在那里推我醒來。我睜開眼睛一看,只見一個臉色青黃,又瘦又矮的駝背青年立在我的面前。他那一种在眼鏡圈外視人的習慣,忽而使我想起舊時的記憶來。我便恭恭敬敬的站起來問說:
  “是江先生么?我們好像曾經見過面的。”
  “我是江濤,你也許是已經見過我的,因為我常上各處去演講,或者你在講演的時候見過我也未可知。”
  他那同貓叫似的喉音,愈使我想到三年前在我同鄉那里遇著他的時候的景象上去。我含糊的恭維了一陣,便把來意告訴了。江濤又對我斜視了一眼說:
  “現在滬上人多事少,非但你東洋留學生,找不到事情,就是西洋留學生閒著的也很多呢!況且就是我們同主義的人,也還有許多沒有位置。因為我也是一個人道主義者,所以對你們無產階級是在主義上不得不抱同情,但是照目下的狀態看來,是沒有法子的。你的那位同鄉,他境遇也還不錯,你何不去找他呢?”
  我把目下困苦的情形訴說了一遍。他又放著了貓叫似的喉音說:
  “你若沒有零用錢,倒也不難賺几個用用。你能做小說么?”
  我急得沒有法子,就也夸了一個大口,口答說:“小說我是會做的。”
  “那么你去做一篇小說來賣給我就行了。你下筆的時候,總要抱一個救濟世人的心情才好。”
  “這事恐怕辦不到,因為我現在自家還不能救濟,如何能想到救濟世人上去。”
  “事實是事實,主義是主義,你要賣小說,非要趨附著現代的思潮不可。最好你去描寫一個勞動者,說他如何如何的受苦,如何如何的被資本家虐待。文字里要有血有淚,才能感動人家。”
  我連接答應了几個是,就告了辭出來。在夕陽睕晚的街上,我慢慢的走了一會,胸中忽覺得有一塊隱痛,只是吐不出來的樣子。走到滬宁火車站的邊上,我的眼淚就忍不住的滴下來了。昨晚上當的那件外套的錢,只有二角銀角子和六七個銅板了,我若去賣了紙筆呢,今晚上就不得不餓著去做小說,若去吃了飯呢,我又沒有方法去買紙筆。想了半天,我就乘了電車,上一品香的那同鄉那里去。因為我的衣服太襤褸了,怕被茶房喝退,所以我故意挺了胸膈,用了气力,走上帳房那里去問我同鄉住房的號數。因為中國人是崇拜外國文的,所以我就用了英文問那帳房。問明了號數,跑上去一看,我的同鄉正不在家。我又用了英文,叫那茶房開了門,就進去坐定定了。桌子上看來看去看了一會,我終尋不出紙來,我便又命茶房,把筆墨紙取了過來,擺在我的面前。等茶房出去之后,我就一口气寫成了三四千字的一篇小說。內容是敘著一個人力車夫,因為他住的同豬圈似的一間房屋,又要加租了,他便与房東鬧了一場。警察來的時候,反而說他不是,要押他到西牢里去。他气得沒法,便一個人跑上酒舖子去喝得一個昏醉。已經是半夜了。他醉倒在靜安寺路的馬路中間,睡著了。一乘汽車從東面飛跑過來,將他的一只叉出的右足橫截成了兩段。他醒轉來的時候,就在月亮底下,抱著了一只鮮血淋漓折斷了的右足痛哭了一場。因為在這小說里又有血又有淚,并且是同情第四階級的文字,所以我就取了“血淚”兩字作了題目。我寫好之后,我的同鄉還沒有回來,看看桌上的鐘,已經快九點了。我忽覺得肚子里饑餓得很,就拿了那篇《血淚》一個人挺了胸隔,大踏步的走了出來,在四馬路的攤上買了几個饅頭,我就一邊吃一邊走上電車停留處去。
  到了江濤的地方,敲開了他的門,把原稿交給了他,我一定要他馬上為我看一遍。他默默的在電燈底下讀了一遍,斜視了我一眼,便對著我說:
  “你這篇小說与主義還合,但是描寫得不很好,給你一塊錢吧。”我听了這話,便喜歡得了不得,拿了一塊錢,謝了几聲,我就告辭退出了他的公館。在街上走了一會,我覺得我已經成了一個小說家的樣子。看看手里捏著的一塊銀餅,心里就突突的跳躍了起來。走到滬宁火車站的前頭,我的腳便不知不覺的進了一家酒館。我從那家酒館出來的時候,杭州開來的夜車已經到了。我只覺得我的周圍的天地高天,房屋車馬都有些在那里旋轉的樣子,我慢慢的沖來沖去的走著,一邊卻在心里打算:
  “今晚上上什么地方去過夜呢?”

               一九二二年八月四日于上海

    (原載一九二二年八月八日至十三日《時事新報·學燈》,据《達夫短篇小說集》上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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