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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曲本是吳方言區域里的產物，現今還有人在那里傳習。蘇州地方，曲社有好几個。退休的官僚，現任的善堂董事，從課業練習簿的堆里溜出來的學校教員，專等冬季里開棧收租的中年田主少年田主，還有諸如此類的一些人，都是那几個曲社里的社員。北平并不屬于吳方言區域，可是听說也有曲社，又有私家聘請了教師學習的，在太太們，能唱几句昆曲算是一种時髦。除了這些“愛美的”唱曲家偶爾登台串演以外，職業的演唱家只有一個班子，這是唯一的班子了，就是上海“大千世界”的“仙霓社”。逢到星期日，沒有什么事來逼迫，我也偶爾跑去看他們演唱，消磨一個下午。 演唱昆曲是廳堂里的事。地上舖一方紅地毯，就算是劇中的境界；唱的時候，笛子是主要的樂器，聲音當然不會怎么響，但是在一個廳堂里，也就各處听得見了。搬上舊式的戲台去，即使在一個并不寬廣的戲院子里，就不及平劇那樣容易叫全体觀眾听清。如果搬上新式的舞台去，那簡直沒法听，大概坐在第五六排的人就只看見演員拂袖按鬢了。我不曾做過考据功夫，不知道什么時候開始有演唱昆曲的戲院子。從一些零星的記載看來，似乎明朗時候只有紳富家里養著私家的戲班子。《桃花里有陳定生一班文人向阮大鋮借戲班子，要到雞鳴埭上去吃酒，看他的《燕子箋》，也可以見得當時的戲不過是几十個人看看罷了。我十几歲的時候，蘇州城外有演唱平劇的戲院子兩三家，演唱昆曲的戲院子是不常有的，偶爾開設起來，開鑼不久，往往因為生意清淡就停閉了。 昆曲徹頭徹尾是士大夫階級的娛樂品，宴飲的當儿，叫養著的戲班子出來演几出，自然是滿寫意的。而那些戲本子雖然也有幽期密約，盜劫篡奪，但是總要歸結到教忠教孝，勸貞勸節，神佛有靈，人力微薄，這就除了供給娛樂以外，對于士大夫階級也盡了相當的使命。就文詞而言，据內行家說，多用詞藻故實是不算希奇的，要像元曲那樣亦文亦話才是本色。但是，即使像了元曲，又何嘗能夠句句像口語一樣听進耳朵就明白？再說，昆曲的調子有非常迂緩的，一個字延長到十几拍，那就無論如何講究辨音，講究發聲跟收聲，听的人總之難以听清楚那是什么字了。所以，听昆曲先得記熟曲文；自然，能夠通曉曲文里的故實跟詞藻那就尤其有味。這又豈是士大夫階級以外的人所能辦到的？當初編撰戲本子的人原來不曾為大眾設想，他們只就自己的天地里選一些材料，編成悲歡离合的故事，藉此娛樂自己，教訓同輩，或者發發牢騷。誰如果說昆曲太不顧到大眾，誰就是認錯了題目。 昆曲的串演，歌舞并重。舞的部分就是身体的各种動作跟姿勢，唱到哪個字，眼睛應該看哪里，手應該怎樣，腳應該怎樣，都由老師傅傳授下來，世代遵守著。動作跟姿勢大概重在對稱，向左方做了這么一個舞態，接下來就向右方也做這么一個舞態，意思是使台下的看客得到同等的觀賞。譬如《牡丹亭》里的《游園》一出，杜麗娘小姐跟春香丫頭就是一對舞伴，從閨中曉妝起，直到游罷回家止，沒有一刻不是帶唱帶舞的，而且沒有一刻不是兩人互相對稱的。這一點似乎比較平劇跟漢調來得高明。前年看見過一本《國劇身段譜》，詳記平劇里各种角色的各种姿勢，實在繁复非凡；可是我們去看平劇，就覺得演員很少有動作，如《李陵碑》里的楊老令公，直站在台上盡唱，兩手插在袍甲里，偶爾伸出來揮動一下罷了。昆曲雖然注重動作跟姿勢，也要演員能夠体會才好，如果不知道所以然，只是死守著祖傳來表演，那就跟木偶戲差不多。 昆曲跟平劇在本質上沒有多大差別，然而后者比較适合于市民，而士大夫階級已無法挽救他們的沒落，昆曲恐將不免于淘汰。這跟麻將代替了圍棋，豁拳代替了酒令，是同樣的情形。雖然有曲社里的人在那里傳習，然而可怜得很，有些人連曲文都解不通，字音都念不准，自以為風雅，實際上卻是薛蟠那樣的哼哼，活受罪，等到一個時會到來，他們再沒有哼哼的余閒，昆曲豈不將就此“絕響”？這也沒有什么可惜，昆曲原不過是士大夫階級的娛樂品罷了。 有人說，還有大學文科里的“曲學”一門在。大學文科分門這樣細，有了詩，還有詞，有了詞，還有曲，有了曲，還有散曲跟劇曲，有了劇曲，還有元曲研究跟傳奇研究，我只有欽佩贊歎，別無話說。如果真是研究，把曲這樣東西看做文學史里的一宗材料，還它個本來面目，那自然是正當的事。但是人的癖性往往會因為親近了某种東西，生出特別的愛好心情來，以為天下之道盡在于此。這樣，就离開研究二字不止十里八里了。我又听說某一所大學里的“曲學”一門功課，教授先生在教室里簡直就教唱昆曲，教台旁邊坐著笛師，笛聲噓噓地吹起來，教授先生跟學生就一同噯噯噯……地唱起來，告訴我的那位先生說這太不成話了，言下頗有點憤慨。我說，那位教授先生大概還沒有知道，“仙霓社”的台柱子，有名的巾生顧傳階，因為唱昆曲沒前途，從前年起丟掉本行，進某大學當學生去了。 這一回又是望道先生出的題目。真是漫談，對于昆曲一點儿也沒有說出中肯的話。 刊于《太白》1卷3期（1934年10月20日），署名圣陶；1981年11月4日修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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