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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鎮上有一种“來扇館”，就是茶館，客人來了，才把爐子里的火扇旺，炖開了水沖茶，所以得了這個名稱。每天上午九十點鐘的時候“來扇館”卻名不副實了，急急忙忙扇爐子還嫌來不及應付，哪里有客來才扇那么清閒？原來這個時候，鎮上稱為某爺某爺的先生們睡得酣足了，醒了，從床上爬起來，一手扣著衣扣，一手托著水煙袋，就光降到“來扇館”里，泥土地上點綴著濃黃的痰，露筋的桌子上滿綴著油膩和糕餅的細屑；蒼蠅時飛時止，忽集忽散，像荒野里的烏鴉；狹條板凳有的斷了腿，有的裂了縫；兩扇木板窗外射進一些光亮來。某爺某爺坐滿了一屋子，他們覺得舒适极了，一口沸燙的茶使他們神清气爽，几管濃辣的水煙使他們精神百倍。于是一切聲音開始散布開來：有的講昨天的賭局，打出了一張什么牌，就贏了兩底；有的講自己的食譜，西瓜雞湯下面，茶腿丁煮粥；還講怎么做雞肉蝦仁水餃；有的講本鎮新聞，哪家女儿同某某有私情，哪家老頭儿娶了個十五歲的侍妾；有的講些异聞奇事，說鬼怪之事不可不信，不可全信。有几位不開口的，他們在那里默听，微笑，吐痰，吸煙，支頤，遐想，指頭輕敲桌子，默唱三眼一板的雅曲。迷朦的煙气彌漫一室，一切形一切聲都像在云里霧里。午飯時候到了，他們慢慢地踱回家去。吃罷了飯依舊聚集在“來扇館”里，直到晚上為止，一切和午前一樣。豈止和午前一樣，和昨天和前月和去年和去年的去年全都一樣。他們的生活就是這樣了！ 城市里有一种茶社，比起“來扇館”就像大輅之于椎輪了。有五色玻璃的窗，有仿西式的紅磚砌的牆柱，有紅木的桌子，有藤制的几和椅子，有白銅的水煙袋，有洁白而且洒上花露水的熱的公用手巾，有江西產的茶壺茶杯。到這里來的先生們當然是非常大方，非常安閒，宏亮的語音表示上流人的聲調，顧盼無禁的姿態表示紳士式的舉止。他們的談話和“來扇館”里大不相同了。他們稱他人不稱“某老”就稱“某翁”；報上的記載是他們談話的資料，或表示多識，說明某事的因由，或好為推斷，預測某事的轉變；一個人偶然談起了某一件事，這就是無窮的言語之藤的萌芽，由甲而及乙，由乙而及丙，一直蔓延到癸，癸和甲是決不可能牽連在一席談里的，然而竟牽連在一起了；看破世情的話常常可以在這里听到，他們說什么都沒有意思都是假，某人干某事是“有所為而為”，某事的內幕是怎樣怎樣的；而贊譽某妓女稱揚某廚司也占了談話的一部分。他們或是三三兩兩同來，或是一個人獨來；電燈亮了，坐客倦了，依舊三三兩兩同去，或是一個人獨去。這都不足為奇，可怪的是明天來的還是這許多人；發出宏亮的語音，做出顧盼無禁的姿態還同昨天一樣；稱“某老”“某翁”，議論報上的記載，引長談話之藤，說什么都沒有意思都是假，贊美食色之欲，也還是重演昨天的老把戲！豈止是昨天的，也就是前月，去年，去年的去年的老把戲。他們的生活就是這樣了！ 上海的馬路上，來來往往的，誰能計算他們的數目。車馬的喧鬧，屋宇的高大，相形之下，顯出人們的渾沌和微小。我們看螞蟻紛紛往來，總不能相信他們是有思想的。馬路上的行人和螞蟻有什么分別呢？挺立的巡捕，擠滿電車的乘客，忽然馳過的乘汽車者，急急忙忙橫穿過馬路的老人，徐步看玻璃窗內貨品的游客，鮮衣自炫的婦女，誰不是一個螞蟻？我們看螞蟻個個一樣，馬路上的過客又哪里有各自的個性？我們倘若審視一會儿，且將不辨誰是巡捕，誰是乘客，誰是老人，誰是游客，誰是婦女，只見無數同樣的沒有思想的動物散布在一條大道上罷了。游戲場里的游客，誰不露一點笑容，露笑容的就是游客，正如黑而小的身体像蜂的就是螞蟻。但是笑聲里面，我們辨得出哀歎的气息；喜愉的臉龐，我們可以窺見寒噤的顰蹙。何以沒有一天馬路上會一個動物也沒有？何以沒有一天游戲場里會找不到一個笑容？他們的生活就是這樣了。 我們丟開优裕階級欺人階級來看，有許許多多人從紅絨繩編著小發辮的孩子時代直到皮色如醬須發如銀的暮年，老是耕著一塊地皮，眼見地利确是生生不息的，而自己只不過做了一柄鋤頭或者一張犁耙！雪樣明耀的電燈光從高大的建筑里放射出來，机器的聲響均勻而單調，許多撐著倦眼的人就在這里做那机器的幫手。那些是生產的利人的事業呀，但是……他們的生活就是這樣了！ 一切事情用時行的話說總希望它“經濟”，用普通的話說起來就是“值得”。倘若有一個人用一把几十位的大算盤，將种种階級的生活結一個總數出來，大家一定要大跳起來狂呼“不值得”。覺悟到“不值得”的時候就好了。 刊于《時事新報》（1921年10月27日），署名圣陶；1981年11月17日修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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