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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了朋友 因為有一次一個用“休芸芸”作為筆名的無名作者，那時在北京寫下的文章，還不值得任何編輯的注意，也只成天做夢，夢想寫出的文章有人閱讀，但是各處試驗都失敗了，就冒冒失失的寄了一點文章到他們那里去。這文章即刻登載出來了。就是那一天，北京西城一個名為慶華公寓的一間房子里，就來了兩個不能入伍的海軍學生晤及了一個還剛退伍不久的陸軍步兵上士。于是他們談了許多空話，吃了許多開水。 那兩個海軍學生走后，那個步兵上士心想：這倒是古怪的事情，兩個編輯也來到我的住處了。我有了朋友，我的生活，就快有日頭的光照及了。……那時節，自然是我最無辦法處置生活的時節，日頭的光是不會照到頭上的。 說到這里使我想起最初几個朋友給我的友誼，如何鼓勵到我的精神，如何使我明白那些友誼的可貴。我那時的文章 是沒有人齒及的。我在北京等于一粒灰塵。這一粒灰塵，在街頭或任何地方停留都無引人注意的光輝。但由于我的冒險行為，把作品各處投去，我的自信，卻給一個回音證明了。當時的喜悅，使我不能用任何适當言語說得分明，這友誼同時也決定了我此后的方向。若果當時到我住處的，不是這兩個編輯，卻是那個照相制版學校的校長，到現在我或者已經成一個照相技師了。因為我那時還不明白我學照相适宜一點，還是學寫文章适宜一點。我把寫成的文章寄到報館去，卻同時告那個照相學校校長，說我愿作一個學徒。 既然認識了兩個編輯，文章有了辦法，怎么樣可以每月得到二十塊錢，應付住處的一切，當時我似乎還沒有打算到的。因為我那時，認識這兩個人以前，還只得到過晨報館五 毛錢書券的報酬，這文章登載到那時的晨報“北京欄”上面。 即或認識了他們，每月希望可以拿到稿費二十塊錢，這希望，在當時還是一個不切實際的奢望。他們兩人當時所作的夢，似乎也沒有那么華麗，因為他們比我經驗多了許多。那個時節 的風气還不許可文學得到什么東西，魯迅當時若果棄去了他的教育部僉事，同大學校的講師職務，去專靠譯作生活，情形也一定過得十分狼狽，十分可笑。 可是，我那時，卻似乎以為有了朋友，別的就不再需要了的，所以有了朋友，把生活的困難以及此后的一切也暫時忘掉了。 第二天，退伍的上士与被解散的兩個海軍學生又見到了，仍然談了許多空話，吃了許多開水。那時，在我那名為“窄而霉齋”的房間里，最多的就是空話，可以吃的也只有開水。 那個時節好像是春天，因為在別人的房間里有白爐子，在我的房間里沒有白爐子。這兩個朋友到我住處時，我曾同他們說過，房子里有泥爐子，煤气熏人，真很討厭。但我的文章，第一次登載到《民眾文藝》上面時，卻是一篇羡慕有能力購置一個泥爐的人那類文章。 自從我認識了這海軍學生以后，似乎有了一個禮拜樣子，一天早上，我正坐在窗下望到天井中沒有融化的積雪，胡帶來了一個圓臉長眉的年青女人，來到我的住處。女人站在我的房門外邊不動，穿了一件灰布衣服，系了一條短短的青色綢類裙子，什么話也不說，只望到我發笑。教育同習慣使我永遠近于一個鄉下人，當時是一點不會客气的，我就問她，“你姓什么？”那女子就說，“我姓叮”好了，這就得了，于是我房中就多一個女人了。坐下時，女人還是笑，我那時候心里想：“你是一個胖子的神气，卻姓丁，倒真好笑咧。”因此我也笑了好一會。到后那女人走了，胡才說她不姓丁，另外有姓。但是我以為姓什么沒有關系，一個人有趣一點，通脫洒落，沒有姓名也還是不妨事。胡又說引她到這儿來，是因為听人說到我“長得好看”，才特意來看看的。我到現在還疑心我的朋友說那句話時，有點含混，不甚說得清楚，或者所說是一种相反的趣語，因為我從沒有被另外什么人說我“好看”，也從沒有另外再被誰個女人走到住處來“看”過。這女人到后我才知道姓蔣，然而在五年以后，寫了許多文章給人閱讀，成為一九二八左右一個最入時的女作家時，在作品的筆名下，卻又告給讀者，說她姓叮這個女人便是《在黑暗中》的作者丁玲女士。她生長地方是湘西，同我所生長的地方并不很遠。我們家鄉所在的地方，一個學習歷史的人會知道，那是“五溪蠻”所在的地方。 這地方直到如今，也仍然為都會中生長的人看不上眼的。假若一种近于野獸純厚的個性就是一种原始民族精力的儲蓄，我們永遠不大聰明，拙于打算，永遠缺少一個都市中人的興味同觀念，我們也正不必以生長到這個朴野邊僻地方為羞辱。 春天沒有日光 于是，日子過去了。我認識他們是二月，春天一來時，我想象這個春天，有些人一定不辜負它。好的日頭，好的風，新鮮的草木同新鮮的事情，年青人應得到的一份，自然是無處不可以得到的。至于我呢，冬天日光照不到我的房子里，春天仍然沒有日光。《民眾文藝》早已停止了，生活也毫無轉机。 春天來時我成天還是只能坐在我那間窄霉小齋里，望著房中到春天來更顯得潮濕的磚地，或從窗口望著春雨過后院中的積水，心里忖度，我怎么樣就可以活下去。我是不是應當离開這個公寓，棄了一切希望，找一個別的活路？我是不是還應當找一個活路？有時走出了公寓，到西單牌樓一帶眺望街市的景致，常常在人叢中見到一面小小旗子，我的心總一動。西單牌樓賣小東西的人，照北方規矩，在身上或小攤上插旗幟作號召的很多，見到這小旗，使我就記憶到前外天橋地方許多招兵委員的小旗。就是西單也常常可以見到一個軍人拿著這類白布旗幟，走在前面，后面便跟上三個五個臉儿黃瘦衣服肮髒的人物。當時在生活上，除了可以寫文章，能讓我活下的，似乎就只有跟到這個小小隊伍，向不可知的一 個地方走去那一种辦法了。記到有一次，我傍著那個委員，問他跟著旗子走去的那些壯士此后的情形，那委員如何希奇的望著我發笑。那個笑容嵌到我的記憶里，使我永遠不能除去，也使我永遠不能忘記，我同他們有一時節，是一樣活著的人。 這記憶，伴著此后每一個春天，咬著我的心，我的春天也永遠成為十分凄涼的了。 但那時節《晨報》已在開始用我的文章了，《晨報》會計處有出納課，一個身体矮矮的鄭姓辦事人，他一定還記得每到月終館內通知發出后，有個“休芸芸”名字項下，支出的數目是多少錢，另外一個高高的瘦瘦的長身白臉少年，也一 定記得在那個小斗形的窗口邊，如何把這個錢遞給一個黃黃臉龐的人，當沒有把錢得到時，這人又如何老實規矩的站在那黑暗一角等候。每一次我大約可取錢四元到十二元，每次把錢得到時，走出《晨報》館大門，還照例要被那個給我回 事的門房一攔，從我手中取回兩毛或三毛。我有時是遠遠的走出宣武門外來取錢的，袋子中已找不出一個零錢，這門房就指點換錢的舖子，一定得把那個數目索去才讓我走路。在當時，我心想這一定是一种規矩，因為在另一件事上，也少不了一些小費，不過那么一來，每一個月有五百字的稿費，就為他拿去了。 我還記得每一次我得到這個錢時，就不知道如何去使用，反而常常覺得把這個錢送給誰，倒似乎恰得其所。 只有在這种使人心上暗淡的回想里，我才覺得那時几個朋友的印象如何永遠潤澤到我的生活。滿叔遠，唐伯賡，項拙，胡也頻，這几個名字，是值得那些注意到我文章的朋友們也注意到的名字。這些人在我剛開始寫文章時，就成了我的朋友，由于他們的友誼，我似乎活到這世界上更堅實了一 點。這些人，到現在已完全各在這世界一小片的地面上，靜靜的躺下，悄悄的腐爛，成泥成灰了。只有我還算是一個活人，能總括這些名字在這里，成為一束不能忘卻的印象的。 我當時雖有這些朋友，又有了一個給我發表文章每月還把我几塊錢的地方，再者，北京的夏天空气又實在特別好，好的空气同好的友誼，就應當使我安定下去才是。可是友誼不能使我當作房子，空气又并不比一片肉或一個饅頭合于實用，因此另外一個人給了我另外一种机會時，我不久就上了香山，在香山圖書館內作事去了。 “這是新鮮事情” 四月間我上的香山，八月間還住在那里，中秋那一天，晚飯前服從我上山后一种習慣，走到一個無人地方去坐坐，看天上的云同村中的煙，回到名為大樓的住處時，見到桌上放有一個字條寫著：休：你愿意在今天見見兩個朋友時，就到碧云寺下邊大街××號來找我們。我們是你熟習的人。 我所住的地方，使我作不愉快的回憶，未免多了一點。因為上山來我曾在一篇名為《棉鞋》的文章上，提到一個辦事人給我的指摘，又在一篇名為《狒狒的悲哀》的文章上，提到一些女人在某一次拜壽的劇場里，如何給我的煩惱。為了這兩件事，當時就被人叫去，施以一种教訓，受過許多威脅，還听說有人行將處置我到如何難堪地位上去。直到一九三一 年，重到了北京，我這才明白這無恥的授意，是出于什么人，為了什么原因。寄生的草類或虫類，照例最触忌諱處，就是人家說他是“寄生”一類東西。還有就是一個貧窮一點位置卑下一點的人，如果忘了約束，說到平常規矩不許說到的話，提到如何覺得那些服飾精佳，性格風流，面目姣好的女人的誘人處，也就近于侮辱到了這一類人的尊嚴。我已經作了兩件錯事。在一些以吃肉喝湯過著每一個日子的人物中間，不是以阿諛作為職業，就是靠阿諛作為營養。他們死去后，到了他們的儿女，社會制度若沒有多少變更，也一定還是仍然按照他們的身份，或者以向主子阿諛為生活，或以接受奴才阿諛作供養：這兩個階級里沒有安置我的地方，我當時的不知世故處，使我得到的教訓，還可說是最輕微的教訓，但當時，我是還不甚明白這理由的。 在山上我既然是一個孤立無助的人，名位是那么小，且人家是在一种近于恩惠的情形中把我收容下來，什么人也不會對我稍好一點，正需要的是朋友，因此見到那個字條時，心中十分高興，就即刻照到那字條所記的門牌號數找去，預備看看這“兩個熟人”。沒有見到他們時，我猜想不出這熟人是誰。到了那里才知道原來是海軍學生，同自說姓丁的女子。先是在院中棗樹旁見到海軍學生，見到我時笑著，捏了我的手往里面走，到了窗下他就說：“有客來了，你猜是誰？” 里邊也似乎在猜著，進去的我也猜著，到后我就在一個門邊，見到那個黑黑的圓臉，仍然同半年前在北京城所見到一樣，睜著眼睛望人。這人眼睛雖大，卻有新婦模樣靦腆的光輝。我望到是那么兩個人，又望到只是一個床，心里想：這倒是新鮮事情，就笑著坐到房中那唯一的一張藤椅上了。那時房中還有一個煤油爐子，煨得有什么東西，我猜想當我還沒有來到這房子時節，這似乎主婦的人，一定還蹲在地下，照料到那爐子上小鍋內的東西。 第二次望到床，我說，“這是新鮮事情！” 海軍學生就說，“不是新鮮事情。” 因為過去的事仿佛如在目前，想起過去，我們三個人就笑了好一會。 這一天是中秋，這個中秋的黃昏，我們三個人就消磨到香山靜宜園里俗名為“見心齋”的小池中，三人坐在一只無槳無舵的方頭船上，用手划著水，沿池漂浮著，互說這半年來的一切天時人事，耳中听到學校方面，一群孤儿為了點綴這佳節，簫鼓競奏的聲音，頭上是蒙蒙糊糊的一餅圓月。為了虛應故事起見，到后下山時，各人就各買了一片糖含在口里，我們也算并不辜負了這個中秋了。 這是我第二次見到他們的情形。 只想有一個小小刊物 我們既然有了机會同在一處，相去不遠，我在那學校里，又沒有一個可以說話的人，所以到他們那里晚飯的日子就很多了。在談話里我不放棄掉一項權利，就是向兩人描寫半年前海軍學生沒有离開北京時如何咆哮的事。這事說夠了，三 人就說著大話，以為若果每一個人每月可以寫出三万字文章，得到三十塊錢，那這日子即或是冬天，沒有爐子，心中一定也覺得很溫暖了。于是我們就假設這個數目已經從報館攫到了，打算如何去花費這個錢。于是我們又假設了些什么事，假設自己有了一個小小周刊，每星期出版一次，各人如何為這個周刊忙著不息。同時為了門前應當挂一塊什么式樣的牌子，當時也計划了許久，爭持了許久。 我們所希望的數目，只是那么一個小小數目，可是照一 般情形看來，要得到這個，就沒有那种規矩。那時去用我們最勤快最誠實的工作換取最低級的生活費的時机還很遠。我還沒有被人赶走，就不敢离開那小小職務。湖南那方面，有時因匯票關系，不能按時寄錢來，所以那兩個人的生活，不久也就顯得十分狼狽了。 我們當時只想有一個小小刊物，給我們一种机會，把我們的作品，在一种最卑微最謙馴同時也十分誠實的情形里，同一些讀者見面。我們那時雖然极窮，希望報酬的心，還遠不如希望人家同意的心為切迫。我們似乎生存到這個世界上，在泥土里滾爬，在艱難里支持，都并不是為自己何种尊嚴而存在，只僅僅為了想作一點使自己盡力使別人快樂的工作而存在。我們愿意有机會顯示我們的整個精力，給那些對我們感到好意的讀者，所以才只想有一個刊物給我們處置。但是，這個刊物只能在我們几個人想象里產生，同時也就在想象里夭折，因為生活情形不能讓我們實現任何計划，一般積習支配到我們的生活，所以不久之后，我們對于創作也不再繼續，沒有多少興味了。 那時，正是《語絲》趣味支配到北方文學空气的時期，許多人的名字，以各种方便因緣，都成為各樣刊物上時髦的名字。我們對這個時代是無法攀援的。我們只能欣賞這類人的作品，卻無法把作品送到任何一個大刊物上去給人家注意的。 我記到那時節我寫了一篇文章，這海軍學生因通過一個人的方便，給我轉帶到《語絲》的周作人先生處去，這文章登載出來時節，海軍學生拿了一份《語絲》跑去告我，看到那文章的題目，感動得使我只想抱了我的朋友哭泣。想想那個可怜可笑的情形，到現在，使我同任何一個年青朋友，皆感到万分親密的必需了。我明白那些初次拿了一點文章給世人見面時的靦腆處，我明白那個最謙卑的感情，同時還明白另外許多年青人的事情，我愿意同一切凡在沉默下努力的朋友握手了。但是，我還愿意給他們以一种“自信”的机會，每一 個在井中向群星望著的人，他們都得有一种自信。一切生活的向上，是從自信上打下基礎的。我因為一种伴隨到生活而來的弱點，缺少這個，永遠在一种悲劇里過著日子。我的文學成就是無意中一手撈著的，我永遠惑疑我撈到手的并不是我最相宜的事物。我永遠以為我還可以做一點別的事業。我永遠以為自己做到的都不對，那些我還沒有抓過一把的，卻在那里等待我去著手。我的反复的自省，把我常常陷到一些泥淖里去，瑣碎的注意，又常常蚕食到我的生命。我所希望的一种性格，就恰恰同我現成這种性格相反。 至于那個海軍學生卻与我完全不同了。他是一個有自信的人。他的自信在另外一些人看來，用“剛愎”或“固執”作為性格的解釋，都不至于相去太遠。但這性格顯然是一個男子必需的性格，在愛情上或事業上，都依賴到這一种性格，才能有惊人特出的奇跡。這种性格在這個海軍學生一方面，因為它的存在，到后堅固了他生活的方向。雖恰恰因為近于正面凝視到人生，于是受了這個時代猛力的一擊，生命与創作，同時結束到一個怵目的情境里，然而敢于正視生活的雄心，這男性的強悍處，卻正是這個時代所不能少的東西。 用同一式樣的紙，寫同一式樣的字 日子過去了。 北京的干淨空气与明朗天空，都不能留著住在那儿的人，使在那儿作客的不离開它。兩個人，其中的一個，似乎怀想到遠方的母親，因此一同离開了北京。一面自然是兩人在北京終不能用好空气過日子，一面或者還更有別的原因。兩人离開那個公寓時節，正是我也下了山，把事情辭去，搬到他們那個公寓去的時節。不知是十四年的春天還應當是十四年秋天，這海軍學生開始寫了許多詩寄給我看，那時我似乎已經在《現代評論》作發報的人，住到北河沿的漢園公寓，寄來的詩總為轉到《晨報副刊》或《現代評論》去發表，這些詩，就是我所謂一個熱情男性不自私的詩，差不多每一首都是在用全人格奉獻給女子的謙卑心情寫成的情詩。這詩的形式，無疑的從李金發詩一种体裁得到暗示或啟發，一种在文字性格方面為畸形的构圖，以另外屬于“未來”的一格，而在試驗中存在的。但當時他似乎并沒有注意到這种形式的暇裕。熱情使他偏心，他要的只是表暴歌頌這熱情的机會。這詩連同另外的詩，到一九二八年時節，丁玲女士為編輯成為《也頻詩遜，在風格方面，曾常常為人提到，作為近代新詩新型之一种。這類詩最先給《晨報副刊》登載時，從形式上看，有人以為是我作的，從原稿字跡上看，編者也還以為是我作的。因為同一習慣使用硬硬的筆頭，蘸上藍色的墨水，在狹行的稿紙上，寫小小的字，差不多每一張紙都得容納八百字左右的光景，字跡的疏朗處，以及勾勒的方法，又差不多沒有什么分別，故在《現代評論》社方面，也有人以為也頻是我的另一個筆名。 同時丁玲女士，又繼續了這個方法，用同一式樣的紙，寫同一式樣的字，所以有一次，丁玲女士給人的信，被另一個自命聰明的人看來，還以為是我的造作。到后當《在黑暗中》各篇章，次第預備在《小說月報》上發表時，那時《小說月報》的編者為葉圣陶先生，見到這原稿，最初也還以為這文章的字樣，當不出也頻同我兩人，不會在兩人以外，還有一個女子。 到現在，還有一個上了年紀一點的人，對于我們的字跡，不甚分別的清楚。……這事使我記憶里保留到一個不能磨滅的一剎那光景。就為了我們字跡的類似，我們在如何謊著一 個必須謊著的人。我們字跡相近處，如何可以從一個虛無里，帶出信來，給另一個還不應當向虛無走去的老人，誰能想象到這個用處？ 薩坡賽路二○四號 那時上海方面，由于眼紅于北新的營業，新書業已成為一种新的利藪，出現了現代、春潮、复旦、水沫、開明、華通、金屋、新月，一些新的書店追蹤而起，在一种談起來使人极不愉快的刻薄報酬下，我們供給了他們少些稿件，他們便送給了我們一點點錢。一般習慣是十万字左右的集子，一 次拿百元錢。因為那個數目的限制，以及上海生活的耗費，同時，在介于資本与勞力兩者之間的編輯人方面，又多負有一 种友誼的督促，故這個海軍學生，這一年來差不多用全力寫了許多文章。 恰恰上海的《中央日報》總編輯彭學沛，是前《現代評論》的熟人，副刊需要一個人辦理，這海軍學生就作了這件事。事先我不知道，我那時正從南方陪了母親到北方養病，后來又回到南方來就食，（計算日子大約是秋天）這副刊，由我們商量定名就叫《紅黑》。當時除了每晚他們兩人或我們三人到望平街那個搖搖欲墜的樓上，去送編好的稿件，同看那最后清樣外，他們最關心的恐怕還是房子。又要房子好，又要房東好，最后還要价錢也似乎好一點，……終于有一天就搬到薩坡賽路某一個人家去了。 兩人還沒有搬去時，到我的住處，那個海軍學生向我說：“休，這可好了，我們選定的一個地方不止房間比我們過去任何一個住處好，還有一個房東，那是更值得夸獎的。”大約多數還是因為當時覺得“房東值得夸獎”，所以那么間房子，要他們每月出三十塊錢，還說“价錢雖稍微多了一點，還不算很貴”。 我對于這個女房東，也感到相當興趣。 有一些新的故事因這兩個人的搬移而生。 我那時住在馬浪路的新民村。所以總是常到他們那里去閒談，后來就把伙食也包在他們的房東那里了。三個人每月要三十多元，可是總只有一點小菜同黃花木耳湯吃。又因為房東是在法國跑了一趟的勤工儉學生，每餐總限定要我們用叉子在盤子里吃飯，我們都感到十分不舒服，但總是三人自己笑笑就算了，原因就為了“值得夸獎”的另一房東。這另一房東，也曾為其他朋友看見過，也推許為值得夸獎的。 他們住在這里大約有一個多月，我是每天都在這邊的，就是晚上回到自己住處時，也不能寫文章，還不免要做一點小小的糊涂的夢，他們也就沒有做一點事。 但不久，他們兩人就覺得還是再搬一個住處為是。我也覺得還是遷了的好，同時也想要好好寫點文章了。那時人間書店請我們編輯一個月刊，我們恰恰又借到了一筆錢，想自己辦一個出版處，為了一切的方便，我們就合賃了薩坡賽路的二百零四號房子，搬了家，《人間月刊》由我們三人產生了，《紅黑月刊》也由我們產生了，在名為“新房子”的住處，我們生活忽然完全就變了。 為了《紅黑》的事情，我們于是都顯得忙起來了。其中最忙的還是海軍學生，從編輯到去印刷所跑路，差不多全是他理。他去送稿，去算帳，去購買紙張同接洽書店，直到刊物印出時，我才來同丁玲把刊物分派到各處，清理那些數目，或者付郵到外埠去，或者親自送到四馬路各書舖去。我記得刊物封面十分醒目“紅黑”兩個大字，是杭州美院教授劉阮溧先生作的。 第一期的刊物，本埠在一個禮拜內就將近賣去一千份，得到這個消息時我們歡喜興奮得臉上發紅。在各地方的朋友，都來信說我們這個刊物很好，有內容，文章有分量。北京方面有為我們幫忙的朋友，廈門方面也有為我們幫忙的朋友，武昌同廣州，都有信來希望我們多寄一點。許多作者都以為我們這刊物合乎一個理想的標准。我們心想，以后每期應當印五千，似乎才夠分配。 為了這個刊物和《人間月刊》同時進行，我們一面忙于應付雜事，也一面得很謹慎的寫許多文章，所以一九二九年這一個年頭，算是我們最勤快的工作的年份，各人都寫了許多出品。在也頻的所有作品中，以藝術完美同內容統一而論，也是這一年成績最好。我們在起始寫文章的時節，希望的只是盡我們的力，給這個漸趨寂寞的新文學重新再能夠興奮一 次。我們自己知道自己的力量非常有限，在十分卑微里去努力，直到我們創作已成一個新的趣味同一种新的方向后，還仍然不覺得值得什么驕傲。我們尊敬那些負荷世譽的作者，同時卻同一切毫不露面的作者握手。我們只是自己向一個很遠的理想邁步，同時這邁步，卻是沉默的，無聲無息的。有了兩個刊物我們還是同從前一樣，我們就從不打量在刊物上攻擊他人而揄揚自己。盡人制造點有關我們的文壇消息，總是付之一笑，不作理會。 那時正是新的創造社派在上海方面醞釀到“文學為爭斗工具之一”的主張時代，對立而作意气抗辯的為《奔流》一 派人物，《新月》有梁實秋《罵人藝術》是一本銷路最好的書。 為了方便起見，出版界譯了許多新書印出，上海方面還有几個講“都市文學”的作家，也仿佛儼然能造作一种空气，我們是除了低頭寫作，什么意見也沒有的。在亂糟糟的熱鬧空气里，鎮靜并不從我們身邊离開。我們自己知道一切從東方或西方轉販而來的意見和主張，出于許多人的口中，似乎已經很多了，當時卻很少人來努力寫一點作品，故很希望自己做一點自己能夠作到的事。就因為這態度同工作，對一切無忤，所以在當時，似乎所做的事，還可得到各方面的好評。 但即或是并不缺少那种好評，我們卻并不看重那种好評的。在《紅黑》的第一期里，好像就那么提到過，“傾向不是我們愿意提到作為阿其所私的工具，我們除了盡其所能，沒有別的什么動人的背景了。刊物愿意多銷一點，卻也并不因為應當多銷把趣味俯就。” 文學是用生活作為根据，憑想象生著翅膀飛到另一個世界里去一件事情，它不缺少最寬泛的自由，能容許感情到一 切現象上去散步。什么人他愿意飛到過去的世界里休息，什么人他愿意飛到未來的世界里休息，還有什么人，又愿意安頓到目前的世界里：他不必為一個時代的趣味拘束到他的行動。若覺得在“修正這個社會的一切制度”的錯誤，而把意識堅固，做一點積极的事情，他也仍然不缺少那個權利。他有一切的權利，卻沒有低頭于一時興味的義務。他可稱贊處只是在他自己對于那個工作的誠實同他努力的成就。……這類主張在當時，是我們几個人所承認的。 日子又過去了。 《人間月刊》出到四期就停頓了，《紅黑》月刊出到八期也不能不結束了，來了一個意料中的失敗。這刊物的夭折，有一些讀者，是一定比我們自己還覺得可惜。我們早知道在上海一切競賣的情形下，這刊物不能賺什么錢。我們知道外埠書業的積習，對于用一點點錢來辦一個刊物，是一种純粹冒險的舉動。我們原先只希望可以辦十二期，滿足到一年的數目，我們希望多有一些定戶，同遠地的定戶直接交易，在一 种毫無實利的情形下，維持這個刊物稍久一點。但一切希望都同事實不合，從各樣打算上都不能維持這個刊物下去，當時最覺得生气的，就是這海軍學生。 使我們十分灰心處，是想到這次的試驗，證明了我們此后的命運，作者向商人分手，永遠成為一种徒然的努力。看到這三兩年來上海方面所謂出版界的一切情形，盛衰盈虧消息，就更長了多少見識。一時節的“普羅文學”興起，反手間的“民族文學”成立，不知者還以為一則不外乎同政府對立，一則不外乎為政府捧場，故現象推遷，有此結果。其實不要這個，歡迎那個，還是几個眼尖手快的商人所作的事。作家不過是一個商店的雇員，作品等于一种貨物，在叫賣這种貨物時，商人對于營業的智慧，不忘記用最誠懇的風度，向眾人說：“這是國家提倡的時代的，所以預備出來給大家試試，”于是，在一种眩目的顏色聲音里，年青人便試過了。因此作者自己也就忘卻一切，儼然以為獲得大眾了。直到另一 個趣味成為一种新的風气時為止，在這時節里，他可以把他的稿件，用三塊錢千字的辦法，從書店那方面得到那個作品的報酬，這就是作家獲得大眾意思。一個作者若缺少這种隨風逐浪的精神，好像就是那么樣，便算落伍了。 我們愿意把自己工作放到這种競賣的以外，故几個人才著手來辦《紅黑》，如今這試驗既顯然失敗了，想到為了退還這從別一方面借來的一千塊錢，似乎不找一點另外的事情去作作也不行了，因此我到吳淞教了點書。那時恰恰山東高級中學方面，向陸侃如同淦女士夫婦探詢，有什么人愿意去教書沒有，要她夫婦介紹。這海軍學生，覺得除了教書沒有別的更相稱事情可作，因此由他們介紹，到后不久就同一個朋友過山東教書去了。 文章有了“問題” 這海軍學生走后，不到一個月，新的習慣仍然不适用于兩個年青人，所以丁玲女士不久也就去了濟南。濟南學校方面一种新的生活，自然使他們發生新的興味。但不到三個月，這兩個人，有一天忽然又悄悄的回到上海來了。兩人回到上海后，住到環龍路，要我到那儿去看他們。見面時，問他為什么這樣匆匆忙忙又离開了濟南，兩人只說那方面風潮鬧得十分复雜，不愿意受人利用，且不能在那方面受人暗算，所以從青島方面跑回來了。稍過一時，這海軍學生，獨在一處時，又才告我他們簡直是逃回來的。當時我完全不明白為什么必須要逃回的理由，只听說山東方面學生，皆身強力壯，儀容可畏，就心想也許因為風潮影響，這海軍學生，估量自己瘦瘦弱弱的身個儿，不能同人比武，所以即早跑開，也不失古君子的“明哲保身”意義。可是過几天，在吳淞我卻听到淦女士說，兩人是因為另外一件事逃出來的。我當時就稍稍有點糊涂，因為我想不出另外還有什么事會牽扯到這兩個人身上，他們的性格，他們的生活，能憑空做出什么事，我倒十分疑惑。我以為這不外乎因為自己的社會地位，容易聳人視听，同時是初從上海跑到一個新地方去，上海那個時節，又正是連陸侃如先生講中國詩史也得引用唯物史觀方法的時節，在一般人都有意識或無意識承認文學是“可以放到一种積极的修正這個社會的一切謬誤而存在”的情形下去努力，到內地去時，這平常觀念影響到學生，同學校教育目的不甚合适，因此引出一些糾紛，也正是十分自然的事。為了免除這糾紛，同時且不愿意同一些不能与共事的人共事，這兩個人就跑回原來地方，也十分合乎人情。 既然回來了，自然還得把生活放到筆尖上，故兩個人預備好好的來寫些文章，以為還是保守自己原來的生活方式，對于性格适宜一點，那時環龍路那間房子是很可以使兩個人安靜作事的，《小說月報》又可以容納兩個人的稿件，單行本的集子，還容易得到承印的書舖，故生活的前途，并不使兩人覺得暗淡。 那時我也因為感到教書這件事很受窘，以為教書的人一 定還得一些不是比我們懶惰狡猾，就是比我們世故聰明的人才相宜，自己有點悔恨自己冒險的失策了，所以對于他們不教書的生活，我是一個极贊同的人。 我們還想恢复《紅黑》，作一切恢复的計划。又很希望可以到一個什么書舖或報紙上，辦一個周刊，那自然還永遠只是我們眼前一個空幻的圓光。在上海，我們既不屬于任何有力團体，又沒有一個書店是我們可靠的東家，所以留在上海，也仍然還是近于一种方便，什么机會也沒有。 他們從濟南回來是十月，很快的就過年了。 過了年，我還是住在吳淞學校里，沒有勇气同那個不花錢的房子与那個可以欠一點伙食的廚房离開，他們則另外又搬了兩個住處，總說是住處不甚适當，房東太髒，鄰居太吵，事作不好。那半年來他們好像懶惰了一點，文章寫得很少。我則因為一點別的事情，更無興味寫什么文章，所以比起上一 年來，我們都好像消沉多了。 三月間，在武昌有一個朋友，辦了一個《日出月刊》，要我們寄點文章去，我寫了一篇論文，這海軍學生，卻把他的一個中篇送去發表。到這月刊印出時，武昌南京兩方面同時就遭了扣留，后來還罰了一千塊錢。這刊物僅出一期便無從繼續的原因，据說就是這海軍學生的那個中篇。這文章名字叫作《光明在我們的前面》，到后為光華書局印行，也仍然賣不出去。 這刊物我們在幫忙的地位，編者便本不想到它能出多久，既然第一期就遭受打擊，那么大家沉默，也就完事了。 這時似乎這海軍學生的文章，在《小說月報》方面也有問題了，在《婦女雜志》上，丁玲的文章也有問題了。對于這類事別人比我仿佛知道的比較多，許多人問到我的，我還不明白應當怎樣答复。一切所謂問題，依我看來，不外兩种理由，一則是作者作品切實了一點，二則是風气已到了“普羅作品”無從再給商人賺錢的時節，書店已不必需同這類作家要好，編者即或再明白一點，也不能不留心到營業利害上去。許多書局最体面的編輯，那時皆正各在預備辦讀書會，或編印中學生儿童文學一類刊物給讀者，因此文章去處有了小小打擊，也正是一种當然的道理。六月時，這海軍學生賣了一點稿件給大東書局，那方面負責的孟先生，到后就同我說，這稿子是不是有問題，我當時沒有能夠說什么安慰他的話語，回來時還似乎十分抱歉。 但那些所謂“問題”，自然在這海軍學生生活一方面，就起了一點影響。他們做的事已顯然過了時。另外一些“先進”，稍前一時，給書店熱鬧了一陣，作者自己也就熱鬧了一 陣。書店的文化事業，現在已關心到中小學生那一方面去了，他們既然不能在那些刊物上為學生講“什么是小說”“什么是文學”那類題目，又不會編一首小孩子唱的儿歌，所以在一 种不時髦的情形下，兩人經濟方面便窘了許多。半年來這兩個人忽然不見什么文章發表了，一面自然是在自己心情上各有了小小變遷，一切不堅實的感情皆得在一种新的反省下有所修正，另一面，就是社會使他們沉靜了。《在黑暗中》作者的雙手照料到菜飯，比拿筆寫什么的時節又多一點，因為生活使他們又不能不自己來處置飲食了。然而在北方，這作者的名字，卻正成為一個時髦的名字。每有什么朋友從北方來了信時，談到關于她的事情，同她去說，她總覺得好笑。“成功”并不能使她的手就把那一支筆盡捏到手上不放，一頓飯若不用自己的手去處置，這飯就無從上桌子，這真是另一方面的人所想不到的事。 但時代使人沉靜而且老成了許多，由于生活而來的風雨，并不使這兩個人頹唐。尤其那個海軍學生，据我所觀察到的，覺得這個人每日所需要的糧食，已和我的稍稍不同了一點。或者這仍然應說是那個南方人性格的特征，耳朵所听到的，眼睛所見到的，有了一些新的机會，給他一些新的注意，因為另外一种營養，顯然的，慢慢的在改造這個人的靈魂，表面消瘦了許多，靈魂卻更健康許多了。 我因為住在吳淞，离上海較遠，同他見面也比較少了點，每次見他我總覺得他瘦了一點。在他們那种生活情形里，要他像許多朋友那么逐日發胖如大官，自然毫無希望，但什么事會使他瘦到這樣子，我是很怀疑的。 人瘦了，下巴顯得更尖，頭顱顯得更大，肩膊反而似乎寬了一點，走路時，也似乎更匆忙了。由于一些好肉好湯，同一种無節制的睡眠，再加上那种個人生活而持的沾沾自喜或天生大量態度，五年來中國各處地方添了許多胖子。這海軍學生，有人說到他瘦了許多時，他總點頭承認，并不說什么理由。等一會儿他留你吃飯，你便知道那個飲食也就不是為一個胖人而預備的飲食了。一點儿辣子，一點儿菠菜之類，再來一點黑黑的從罐頭里傾出放到鍋子里去又加上辣子一拌的牛肉，完事了。因為有了客，或者桌子上就多了一碟雞蛋，為了方便同經濟起見，罐頭牛肉同雞蛋算是輪流可以上桌的菜蔬。我從沒有見過他們的桌上有一缽肉或一缽雞的時節。每次同他們吃飯，總使我們記到几年以前在西山那個情景。每次因為到他們那里吃飯，必需添一點什么才夠三個人的一餐，這海軍學生，摸了一摸自己的口袋，忙匆匆的像個貓一樣躥出去時，望到那個跳躍的姿勢，我常常心里想：這人比我年輕了許多，光陰在摧毀我，卻成全這個人。 但另外一些時節，到他那里去，也常見到他躺在床上，似乎生著一种气，問他“寫了什么”時，總說“什么也不寫”。 他似乎是在為人類的愚蠢生气，為自己同愚蠢作戰而疲倦了，也不能不生气。我明白那個，我一定明白的。但在他那一方面看來，我卻是個連自己也不明白自己的人；對于自己的缺少自信，對于自己的稿件隨意賣去，對于錢的不打算，對于約稿信用的不遵守，都是他常常說到我，證明我是不能明白自己的。可是一個不明白自己的人，卻并不失去了了解別人的權利。所以由我這一面看來，似乎覺得他也有些自己不明白處。他不大贊同我那种“自苦”，我也不大贊同他那种“自苦”。 他望到那個理想的高峰 到了秋天，我過武漢大學校去教散文。在學校里，則從一些同事方面，學習明白一些事情，出外去就碰到兵，碰到剃頭擔子，有時節，還碰到殺人。我的耳目為這個平庸而且愚蠢的世界所迷惑，在這里，我能找尋到一些十年來失去的顏色同聲音。我重新如一個無業的小小人物，傍到那些街牆腳下，或插在一堆肮髒群眾里面去，看一件新發生的事体。我為看那個為刀切下血淋淋的人頭，同那些還安置在許多人的脖頸上的肮髒人頭，總使我感到一种极其深刻的痛苦印象。 在那种情形下，我的憂郁就是我的娛樂。我實在無從掙扎脫出過去現實的凄慘景象，并且還始終得生活在這种可怕景象中。 間或我為這個海軍學生寫信，想象的不端方處，不庄重處，沒有隱諱的說出，他的回信總很簡單。有一次卻在信上說了那么一些話語：“休，你說的全是空話，同你做文章差不多！你受的苦永遠是你自己想象的苦，這种苦卻毫無可疑，同時在你生活方面，卻是不能离開的一种東西。你想到的比別人都多，比別人都危險而且野蠻，同時也比別人更顯得少不更事。你想的都不是你要做到的或你能做到的，干嗎你不想一點像比文章還切實一點的事情？” 得到這個信時是十月間，那時我想切實一點就是應當還一點約稿舊帳才好，就寫回信告他，說我准可寫兩万字文章，做一點切實的事給他看。但這個月結果，我像是又謊了他，謊了自己，什么文章也寫不好。 文章既寫不下去，學校方面三點鐘的書也教得并不好，到了今年一月，我想我應當回到上海去了。到上海后，就照他們所說的那個地址去找尋他們。兩人都沒有在家，只見到床邊搖籃里，一個大頭圓臉的孩子，側身睡在那里。桌上寫了一個字條，說：“休，你來時，坐坐，同搖籃里的小孩玩玩，我們到×點才回來。”玩了一會，看看兩人還不回來，我到后只好走了。 在另一個熟人處，我就听到一些關于他們兩人的“謠言”，因為這些謠言同在南京听到的差不多，都似乎十分荒唐。 我以為不外乎一些昧于事實的人的誤解，或依照上海小報風气，一些好管閒事的淺薄者流的傳語。那時還有一些屬于我的很古怪的話語，我心想，這倒是奇异的事情，半年來上海一切都似乎沒有什么改變，關于謠言倒進步許多了。 第二次我到這海軍學生那里去的時節，見到他們時，我就問到那些謠言。那個睡在床上照料小孩子喝牛奶的小母親說：“我們多了一個小孩，卻反而很少人知道，這事倒很有趣。” 小孩子爸爸說，“把任何消息放大，是住在上海地方的閒人一 种特別本領。” 我把從南京就听到關于這兩人的事情，說了許多，兩人都只是微笑。這海軍學生望著小孩說：“小孩若是會說話，就會告給你，這兩個月來，為了他，做爸爸的同做媽媽的如何過日子。”那小孩出世還不到六十天，已經會望到人笑，且似乎懂得別人對他笑的意思了，一張小小的臉，為房中爐火逼得緋紅。望到那個小孩，我心里就想，六十天的生命，就古怪到這樣子，那么半年來一定也可以使一個人做出一點別的事情的。 我那時同一個朋友住在北京路清華同學會宿舍里，那里食堂的面好，所以他們到我那里吃過几次面。因為我初從武昌來，半年中許多朋友都不能見面，听到我回了上海，所以其他朋友來到我那里來相看的也很多。凡是同這兩人不相熟的，總說及那些仿佛謠言的事情。大家都注意到這點，證明大家都很關心同時也還閒暇，因為我覺得一個人若缺少閒暇，是不至于那么注意那類事情的。 可是從這海軍學生更見得消瘦的臉上，我仿佛看到了一 些秘密。在這個人生活上，有些使他十分勞悴的事情，沒有机會可以好好休息，那是毫無可疑的。在這個人生活上，有一些事忙著，而這事情又顯然是為一個极嚴肅的同時也是极艱難的企圖，使他不能不忘了自己，這也是毫無可疑的。 我明白那個決定的姿勢，那种看生存為一种力的价值，而有意識的處置這力到一個理想上去的极美的姿勢。我似乎明白得比有些自己那么作去的人都多。那時另外有個熟人，恰恰在長江中部邁了最后一步，我為那個消息所惊愕，同時我的爸爸（二十年來我們只見過兩天）在故鄉去世的消息，又初初得到，尊敬那些死者，照那些死者的志愿而繼續做去，是我們活人能做的唯一的事。為了這個感覺，我尊重這個海軍學生比別人都深，但同時我更以為那些謠言是不可盡信的謠言了。因為稍后一時他就同我說到他的能力，同在自己所估計到的能力下，他适宜于做些什么事。 他以為他使用最方便的工具還是一支筆，他不能同這個分手，并且也永遠不想放下它。一群讀者對于他能作一种向前的鼓勵，他不愿同筆离開，也不愿同讀者离開。但是，這支筆，在某一時節希奇的情形里，為了讀者的原因，它是不是還适宜于寫一點平常美麗悅目的詩歌，或一篇輕靈瀟洒的故事？善于注意到讀者溫柔的心情，已經有了那么多作者；還有那些已經“粗暴”了的，或始終在“粗暴”生活里培養的感情，是不是也需要人更嚴肅些給以應有的注意，是不是恰需要這個人去注意關心？ 這海軍學生，他知道他的筆，應當向哪一方。他不追赶時髦，卻選擇許多自命為“聰明人”或根本瞧不上眼，或已中途遺棄的一個方向。他望到他那個理想的山峰，是那么遠，那么同事實相懸絕，但他能目不旁瞬，十分誠懇的在那理想里度過每一個日子。 這個近于自苦的決定，和尚一般誠實謙遜的態度，勇气悍然的生活，任何熟人多怀著敬重態度加以注意的。那時節，所謂因“派別”不同而發生的文學論戰，以及在各种刊物上常見的互相丑詆造謠事情，已成為一個故事，被那些成名的戰士同成名的教授帶走了。在國內，上海一個地方，已沒有一個左翼作家的文學刊物存在，但同時也就不再听到什么人還好意思說“左翼作家同盧布有關”的謠言了。間或除了一 些毫無知識，毫無出路，身在內地的年輕人，同很少一些以“吃官飯”為生活，也是什么都不知道的人，根据多久以前的什么雜志，制造一點屬于個人私事的無稽謠言外，其余的人對于他們個人的生活態度，是皆能加以同情的。 左翼文學的忽然沉默，不知者尚以為是權威下的約束，同一二自以為在那里同他們作戰的文化官批評的結果。其實，這沉默是适當的。他們自己看出他們自己過去的錯誤，他們明白那個向某一個人作一种挑釁行為，除了顯得近于一种憤怒病癇的動作外，什么益處也沒有。使一個理想從空虛到堅實，沉默是必須的一种預備，因此他們沉默了。這种話，這個海軍學生也同我談到過。但那种“謙虛”處就醞釀得有“自信”，所以我心中有些不平，還同他討論過。文學方向的自由，正如職業的選擇自由一樣，在任何拘束里在我都覺得無從忍受。但我卻承認每一個作家，都可以走他自己以為是正當的途徑，假若這方面不缺少沖突，那解決它，證明它的是非得失，還應當是他的作品。那時他并不同我爭持，他就說，“正是的，過半年看，我也不敢自棄，會寫一點東西出來。” 每次同他說話以后，我總覺得這個海軍學生近來特別強悍了一點。我心里曾想到過，假若這強悍不是由于其他經驗而來，仍然是由于他那性格所形成，那么他這性格是不是還适宜于從事文學呢？注意那些使人痛苦卑賤的世界，肮髒的人物，粗暴的靈魂，同那些人們接近，自己沒有改造他們以前，就先為他們改造了自己，我想到這個時，稍稍有點為朋友擔心。盡管我從來不覺得我比那些人有絲毫高尚處，而且居多還感覺到自己的充滿弱點性格的卑微庸俗，可很難和另一种人走同一道路。我主要就是在任何困難下，需要有充分自由，來使用我手中這支筆。 他比我作得認真，我比他想得透徹 當天恰好我已答應了一個中公同事儲先生，十二點鐘過四馬路某地方吃飯，預備從法租界回來便過四馬路，吩咐公役鎖好了門跑下樓時，在門前見著了郵差，帶了一大包郵件上樓，算定我也許還有些信件，故又跟他返身爬上四樓。一 堆信件遞到我手中后，我明白我已不能過法租界去看他們了。 信件中就有海軍學生昨晚從法租界寄來的一封，告給我日來如何亟于需要搬家，再不能在那地方住下。且告我今天不必去看他們，因為那住處似乎不大适宜我常去。郵件中還有好些報紙同書籍，且有北京方面兩种報紙，皆提到丁玲女士的，朋友不知道她的住處，便遠遠的寄來給我看。另外還有一本李青崖先生寄來的《藝林外史》，我既然不過法租界去了，就在客廳把那本書看下去。 到了十一點，四樓甬道上有皮鞋聲音橐橐橐橐的走過去，從那急促而又帶點拖沓的聲音里，我估想這人一定是海軍學生。但很稀奇處，卻是這种聲音乃由北而南，我覺得十分奇怪，想出客廳去看看究竟是誰。一到門邊，他那個寬寬的肩膊也撞進來了。 原來他從后門上樓，見我房門業已上了鎖，還以為我走了，走過前門事務部去詢問。 “我正想過法租界去，問你們決定了怎么樣一种計划，下樓時看看來了信，就動身不成了。” “我還以為你出去了！” “你什么時候動身？” “我自己也不知道。動身以前我得搬個家，那邊實在不能再住了。第三衕昨天又捉了一個。現在什么好辦法也沒有，到處拿不到一個錢，搬又無處可搬。房東那獨生儿子死去后，明天就要開吊念經，一熱鬧起來對于我們倒有好處，可是他們正因為家中的喪事，就非得我為他把房間空出來不可。搬既無辦法，我們只有送他幅挽聯。你來為我想一幅挽聯，下午過我家中去幫幫忙罷。” “有什么可寫的？這件事我全不在行，找李達先生去！” “你在行，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文章，隨便做成寫上就得了。” “實在不行！這不是逼得出來的事情！” “不要推辭，這种事也推辭！你只想，這是一個年紀很輕的人，正在一切成長能夠大有作為的時節，無意中死了，覺得很可惜。如此做來就完事了。” 我們把挽聯說妥后，又說起關于近來每個作家稿件受商人的苛刻處，海軍學生就告給我有人正在舊事重提，商量“作家協會”進行組織的事情。發起這個組織的，還在三四年前，當時因《創造社》方面的出版物，正希望從這個組織的保障下，得到出版自由的方便，故最熱心于這會的也是那方面一批人。發起那個組織的動机，既由于《創造社》，內部一 切也有被《創造社》控制的情形，到后這會便無結果而散。這一次，卻似乎因商務編輯部与資方發生了齟齬，那方面有几個人在本身痛苦上，感到這協會組織有存在的必要，同時又有些人以作家地位，也認為這會應當努力弄成，作家中之純左翼，則尤其需要這個會，來幫助他們在出版上取得最大的自由，在商人間辦交易方能得心應手，故海軍學生及其他諸人，如葉圣陶，陳望道，章錫璀…莫不認為這個協會有產生的必要。 關于這個協會過去事情既尚保留在若干人記憶中，希望它組織堅實健全，且希望它不至于為某一方面所單獨利用，用何种方法產生，用何种方法去維持，方不至于陷入兩年前“中國著作家協會”困難境遇里去，方法上實在值得注意。海軍學生在這方面便有所主張，以為以人作單位不相宜，以團体作單位也不大好，目前照各方面的意見，則似乎有以各個書店的編輯作為主体的趨勢。然据我意見說來，卻以為這協會首先即以各個書店編輯或刊物編輯為主体，假定其人即為協會當然執行委員之一名，對于目前稿件出路問題，雖可以得到相當的解決，其他較大問題，是否這几個身在上海的編輯先生知識与能力便可解決？說來就使人怀疑了。 照海軍學生意思，他總以為這個机關只要能比較公平的產生出來，先成一個同商人對抗的團体，每一個作者若受出版商人過分苛刻時，依賴這個机關，就能夠得到他應當得到的那一分利益。其次便是用這個團体，以不合作為原則，從政府方面爭取出版的自由。政府方面的爭斗效果如何，當看這個團体內部的堅實与否而定。至于与商人對抗，則胜利實不待言，因編輯者即協會中之事務執行者，戰胜困難，可謂毫無問題。 當時協會的計划，在賣稿一類目前打算以外，還有其他几件事，也認為協會的工作，如由協會來監督或指導一些向國際方面發展的工作，如由協會來建議對于本國出版法某种意見；在國際方面与本國方面，凡有關于原作者權利受侵犯后，或無從由目下現行法律得到何等保障，或法律雖曾規定而情形不合無從援引時，則這個協會，當以團体負責者名義，向各方作出有力的主張与公正的說明。 因為這協會的組織，以各書店有力編輯与刊物責任編輯為主干，要這种商人雇定的編輯，替作家利益說話，同時若干編輯不是書業股東就不宜于稱為作家的人物，從表面而言，仿佛他們一來就可以控制出版業者的惡習，事實上卻恐怕連原來的那一點點利益也完全弄掉了。并且這協會當發起時，首先就有三數經營出版業者用作家資格加入這個協會，這樣一 群人物，對于國際文化發展上，以及對于在本國向政府應作的事情，能夠弄出什么成績，實在就使人不能樂觀！ 我听他那番敘述，且看過他拿來的那一束作家協會發起人宣言，因為他對于這件事那么熱心，我就說出我的意見：“魚和熊掌不許我們同時得到，這是一句老話。這協會因必須解決作家的生活，想在目前把大部份稿件向商人賣錢，故把几個書店中的編輯作為協會主持者，我不反對。若我們當真還希望這協會對于國際文化發展上有一點貢獻，我們所知道的這几個編輯先生，恐怕他們忙不過來！” 海軍學生說： “休，你是不是怀疑他們的熱誠？” “我并不這樣。” “那么你以為他們能力不夠是不是？” 我說：“是的。事實上他們能夠作這件事，就不能夠作那件事。要他們賣稿，就不能再責望他們作經手稿件以外的工作。對于作家協會組織既不是單為稿件尋出路，執行委員的分配，便不得不需要一番考慮了。” 海軍學生就說：“那是無辦法的問題，因為將就這些人，明明白白知道這种計划并不能夠得到很好的結果，但總得有人熱心去作！希望大一點并不妨礙這份事業的完成。目的在那一方面，眼前事實只許我們作到這方面，我們也得去試試。 我以為用較生疏較艱難的事情，訓練我們的能力，即或失敗了，也比因為畏難苟安保守現狀較好。” 我并不反對這件事，因為我明白當時的情形。政府的壓迫与商人的刻薄，兩方面逼迫到作者無路可走，作者是常常無法維持他的生活的。希望政府寬容同希望商人公道，既同樣是一個徒然的希望，那么作家的事作家自己不想法來解決，還有誰人能來解決？本身的艱難不由自己想出救濟的辦法，仿佛只等待另外一個時代的人來為我們呼喚，這自然极不合情理！并且我們不止為我們自己打算，亟需要這樣一個組織，便是我們時代較后力量較弱的作家，也更需要這樣一個組織！ 但我總覺得這個協會所能做到的，同理想相去太遠。且根本上有若干适宜于這個協會的分子，既不能設法使他們加入，對于協會前途极有妨礙的某种人，卻已顯得极端活動，因此我總以為海軍學生的熱心處同他參加別一個組織一樣，全憑天真作去，缺少理知來自加檢討。 海軍學生一忙就顯得更瘦了些，望著他那個瘦臉，我什么話也不說了。凡事他比我作得認真，我卻常常比他想得透徹。 我們為這個問題討論過將近一點鐘，他被我說服了，“不必對于那個會怀了太大的希望”！我也被他說服了，“加入協會”。十二點三十分后，他從我手中拿了六塊錢，同那兩份報，并那本《藝林外史》，和我一同离開了住處，一同從北四川路向南走去。走到恰在裝修門面的惠羅公司門前，他說他應當過先施公司去買那個作挽聯的白布，就伸出手來捏了我一下，且向我擠了一下眼睛，笑眯眯的從馬路邊走去了。 …… 但一到下午，我們就從××處得到了海軍學生業已被捕的傳說，回到住處去，把兩天來一切啞謎全弄明白了。 兩過南京 大約七點鐘左右，我從万宜坊回轉北京路宿舍，慢慢的轉著圈子，爬上那三層高樓，在宿舍門前，見著一個骨瘦如柴的老人，瑟縮可怜藏在角隅燈光隱蔽處，侍役把門一開，見了我后，就說：“沈先生，有人找你，等了兩點鐘了。” 那瘦人這時已站起來了，端相了我一陣后，便從袖口里，伸出那么一只干癟癟的黃手，捏著一點什么東西似的，且忽然命令我把手攤開，我在懾于一种不可言說的壓力下，竟不得不照他說的作去。原來他那只干癟癟的手与我的手合攏后，即刻把手收回，仿佛一不小心就會將什么傳染病給我樣子。先一剎那間我還以為這人應當是政府一個偵探，裝作那么萎悴樣子來探听我消息的。如此一來，便即刻明白他的任務是做些什么事了。我要他在門外等等，拿了那小小字條到房中燈光下去展開字條一看，就知道是海軍學生從某處寫來的信。這人恰恰如我所料，昨天下午已為公共租界的警探會同××的××把他捉去了。 信那么草草寫著： 休：我遇了冤枉事情，昨天過你住處談天，從住處出來到先施公司，遇女友拉去東方旅館看個朋友，誰知到那里后就被他們誤會逮捕了。請你費神向胡先生蔡先生一求，要他們設法保我出來。請吳經熊律師，乘我還不轉移龍華時，進行訴訟。你明白我，一切務必赶快。否則日子一久，就討厭了。奶奶處請你關照一聲，告她不必擔心。我的事情万不宜遲，遲了會生變化，我很著急！ …… 崇軒 捏了字條往外跑，把那個老家伙一把拉回房中后，我就問他一些信上還未提及卻又必需知道的事情。這送信人把頭只是亂搖，用手指點拿在我手中那個信，“你看這個”，我于是再看了一次，方發現那揉皺了的紙角上，海軍學生還寫了一行很小的字，那行字是……“事不宜遲，赶快為我想法取保。信送到后，給來人五塊錢。” 恰好我身邊剛取得十五塊錢，送了他五塊錢以后，這人方說：“你們赶快一點，押過南京就難辦了。”我說：“可不可捎個回信去？”那人說：“不用寫信，你就告我我記得！”我就求他轉告海軍學生不必心慌，我們在外邊的總盡力去做應做的事。那人盤跚走下樓梯后，我即刻跟著下樓，過北京路坐了一輛黃汽車，過万宜坊去把這消息報告給丁玲。 那時節小孩子正在吃奶，作母親的正在桌邊翻閱一冊×××小說集，見我進門神情不同，就說：“怎么樣？又回來了，有消息了罷？” 我不作聲，對于她用全副精神很高興的樣子看一本通俗下流的書籍，覺得很不可解。她似乎明白了我的感覺，便把書遞給我看，原來這書不是平常的書，里面有一部分業已挖空，大約為了安置別的什么文件，方用這本學生通俗讀物來作遮掩。她把這書舉起又放下，我便知道我是有了小小誤會了。我把海軍學生适間送來的字條遞給她，她默默的看下去，末了抬起頭來問我。 “誰帶來這個東西？” “一個老而可厭的家伙！’ “跟來在外邊嗎？” “送到我宿舍拿了几塊錢就走了。” “你回信怎么說？” “我告給那老家伙帶了個口信，要他一切放心，在外邊的總為他盡力援救。” 把信重新看過一次后，她似乎忽然從話語中領悟了什么，急急促促的向書架邊走去，把一本書翻了又翻，注意那書皮与第一頁及末頁的襯紙，這一本書尋找過后又去尋找另外一 本，把書架上某一部分書全挪動后，皆不曾發現什么東西。她所找尋的正好像不過一片小紙，或某人的通信處，或別的類乎通信地址的平常東西，但尋覓結果還得不著。 “糟极了，他一定把那東西帶走了！” 我想明白是什么重要東西，問及她時，她又說：“不妨事，全不妨事，帶去了也不危險。”但從她那神情上看來，假若海軍學生當真身上帶了這种文件，一入獄被察出時，顯然增人憂慮。且從海軍學生來信上加以研究，則這次同遭逮捕的，必還有一些极其成為問題的人物在內，海軍學生必十分心慌，最怕牽連在一塊辦理。 …… 感謝各方面師友對于這件事的重視，以及所盡的种种幫助与營救的方法。關于律師的事，得胡、徐去信介紹后，又恰好丁玲的熟人李×先生，正与張志讓律師相熟，這張先生既同吳在一法律事務所合作，又极熱心于××友好災難的援助，故丁玲女士就預備把這事完全交給他們，先托他們探听海軍學生的下落，再進行營救。那時節海軍學生第二次又從獄中送信出來，措詞更焦躁了一些，最擔心同一些不相干的人引渡過市公安局，催促我們赶快想法。且說他已經受了拷打，過中國監獄去他更受不了這种待遇。過兩天后，律師方面把本案情形略弄明白，為了辦案方便，他們又把這事件轉介紹我們去找尋江一平律師。我們去見這個事務叢集的青年律師，還剛走進那個挂有執照文憑空屋子里坐下后，得到了從別方面來的電話，說××逮捕的一干人犯業已有引渡的消息，再同他一談，他便去電找詹××律師，詢問龍華司令部方面新近在公共租界逮捕引渡的一批犯人中，有不有一個×××。回電并引渡人犯事也不提，只說不知道這件事，過軍法處查詢也無從查詢。××是政府方面的人，對這事不能答复，便使本案又轉入歧途。人被逮捕既為事實，引渡消息又殊可靠，則人犯或又正如某一小報所說，業已直解南京，也未可知。不過人既無著落，律師對于本案幫忙無力，白費了這個青年律師兩點鐘的時間，兩人便只好道一聲歉走出那辦公室了。 人的下落究在何處，上海方面既苦無眉目可言，我們便預備過南京去詢問。我到南京見蔡××××××等后，談到這件事情，這些身居中央要職的人，就老老實實說這類事他們無從為力。武昌方面××來信，也說業已函×××設法，×××就申明這保人的事很不好辦。照當時政府的行為看來，誰對于青年要好，保釋這种年青人，誰就多一分共產嫌疑。且從這些偉人方面來探听海軍學生的下落，則海軍學生似乎因為是一個知名作家，政府就決不會憑空把他逮捕，還認為逮捕是一种誤會，一個謠言。 …… 關于失蹤者的下落，不久就又從海軍學生自己想方設法露出一點消息，知道他還在公安局，又知道他自己不久就得過龍華，請赶即想法找人取保。為了這樣一個消息，使我第二次再過南京。從南京方面得到了蔡先生的一封致上海市長的信，回上海拿了這信去會張群，從一個秘書方面始知道原來一批人犯兩天前已轉過龍華司令部了。 到了龍華司令部，使我們更擔了一分心，同時也放心多了。若干日來我們希望莫引渡，既成為徒然的努力，如今卻又希望不過南京了。按照習慣青年政治犯一到龍華，就似乎有了著落，所犯的案件麻煩一些，不久必押過南京，或就地槍斃。所犯的案件無頭緒可尋，或不甚重要，便定下一個徒刑的期間，或七年八年，或五月十月，到判決時若有人向某一方面設法，譬如說，××××××之類，就可以減輕一些。 本應作三年的，有人說一句話，也許就可改成六個月。恰好复旦方面有個姓祝的朋友，半年前因文聯劇聯的小小嫌疑，被捕去后，略加訊問，就被判處兩年零十個月的徒刑，再經過一道希奇古怪外人莫得其詳的手續，又复從那個年限中減至六個月。預計羈押期間已四個月，于是把這點日子折合半數，再坐几個月牢便放出來了。 龍華探獄 ……我們七點以前就到了龍華，天气正當小雪以后复釀大雪，灰色釀雪云滿布空中，風又勁急，我們便站在那司令部大門口當風處，等候挂號的時候。去時丁玲總還有什么不放心處，敢到那地方去，還似乎是拚著捉去就可以見海軍學生那么勇气，把膽怯處掩著。到了那里以后，慢慢的探獄的人越來越多，其中無所不有，同時且見到了×××同××，也居然裝扮成為南市魚行中商人樣子，腰邊纏裹魚腥气扑鼻的圍裙，提了一個紫花布褡褳。又見××女士，上海少奶奶式的裝束，提了點心一盒。又見著复旦兩個大學學生，也屬于×××，同丁玲是認識的。又還有些零工裝束同小商人裝束的人，雖不能互相談話，卻一望而知是為了同一目的來到這里的。漸漸的來的人越多，因為知道來探獄并不算得一种冒險，丁玲也越放心了。 …… 這真是一個長長的期待！天气實在太冷了點，風又太勁太急，所站立的地方又恰恰是過道透風處，各人不敢互相招呼，皆沉默的等待著，或故意走到一個原本相熟的人身邊去，交換一個仿佛無意寫在口角的微笑，且好像同時也就交換了一种語言，或是“你也來了！”“冷呀！”“不礙事，不什么危險，也不很冷！”大家皆明白，大家皆能會心。因這點會心的招呼，稍稍解除了些期待的無聊，但到后人越來越多了，就有披著灰布棉外套的衛舍兵士，來編排指定各人的地盤，把各人帶來的東西安置不當路處去，這一來，走動的權利剝奪了。既然走動受了限制，大家只好從門前大路間或一輛急馳而過的汽車聲音上加以注意，藉以打破全体的沉悶。從七點等到九點，因為各种來探獄的人已很多，每天既只能挂四百號名，挂號便提早了半點鐘。那天大約有六百人齊集在門前，至少有兩百人走了一趟空路，有兩百個囚犯白白盼望了一整天。 挂號完事后大約已十一點鐘，照例這四百號請求接見獄犯的字條，得由警備司令部軍法官批准，才能拿了這批准字條，分組到監獄里去。照規矩把批就“許可接見”的字條發下應在十二點，入司令部監獄應在下午兩點。到了十二點后，軍工厂汽笛已響，工人皆陸續出門，我們還是在那里等著，誰也把全身四肢凍得僵僵的，誰也不能吃飯。都只希望那字條赶快發下來，再過一陣就可以拿了字條過拘押人犯處去。直等到下午一點半，一個小軍官把字條從里面送出來，各人蛆似的圍到衛舍司令部小門邊去。 這种字條的發給，是按照秩序以及人名叫喚分發的，有些人的字條不知如何被扣下，有過經驗的人就知道犯人已被槍決了。輪到我時我們真擔著一分心，只深怕把名字逃過。但很好，一張仿佛屠宰捐單据樣子的字條，上面寫著字，蓋了一方小小朱紅圖章，居然交到我手中了。 得了這樣東西，我們竟忘了大半天的饑餓寒冷。 …… 到管獄處允許開門時，第一組有三個人被把字條發還，拒絕入內，我們方知道所有字條并不全是一個“准”字，許多人才來好好的注意一下手中的東西。原來關于這次租界被捕一案的，以及在其他方面因政治嫌疑而逮捕的，竟全部不許同家中人見面，所批的都是“不准”。這一來我們等于白在寒風中凍餓一天，大家皆顯得十分失望。魚行中人的×××，知道盡蹲在這里，其余人進里邊去后不能進去的或反而受人注意，就自言自語的說了些儼然市儈的話語，匆匆的走了。另外几個先前不為我們所注意的鄉下人，這時看看自己字條，也赶先走了。有些人則得了准許的字條，從柵門上爬進去了。過不久，一群聚集的人漸漸少了起來，有兩個中學生樣子的青年，站在我們身邊，展開他那個字條給我們看，原來他們也是來探看上次被捕之一群中的柔石、馮鏗兩個伴侶的，這青年并不認識丁玲女士，卻以為我是××，同我輕輕談了些進到里面的方法。但等了一陣，眼看著毫無希望可言，也只好走了。 到了這些地方，上面不准下面是無法可設的。然而我們卻始終很固執的等候這种意外机會。 進去的人益多，走去的也已不少，看看那里只剩下四十 左右不批准的人時，查票放行的辦法有了通融處，對于批准的分組法也不如先前認真了，有人就請求他們許可全体一同放進去，一個麻臉兵士說：“進去也無辦法。批准了的見犯人也有秩序，不批准的進去了還是見不著你們的人。里邊管獄長有手續，不是我們不放你們進去！” 有人就說： “見不著人也不礙事。” 又有個老婦人扳著柵欄請求讓她進去，且說只看看就出來。又有人甜甜的同那兵士用鄉親話語談著那點希望。那四 個兵士也倦了，只是還不讓步。班長過來了，這班長看看像個學生樣子，見多少雙沉默的眼睛皆望著他若有所祈求，他就說：“你們進去也還是無用處。我們這里只是守門，不管別的。 門里邊不歸我們管理，見犯人還得要條子批准！” 但是有人說只請求他放進去，不見犯人也無妨，恰好有一組人從里邊退出，我們乘這种机會就從那班長的默許下，擠進了七個。剛進到里邊，就听外面因關門發生了爭持，有一 個人被兵士毆打的聲音。我們各人已很敏捷的混入了若干探獄人中間，就再也不注意別的事情，門外那些人從此也不再進來，大致因那毆打全体被赶走了。 到了里邊后，我們走過那正擁擠著無數人頭有鐵條橫梗的窗邊，尋覓相熟的臉孔，除了只看見所有的人頭在窗邊動著，口中大聲興奮的嚷吼以外，竟毫無什么發現。 但到了這里，我們卻并不失望，因為雖然見不著海軍學生，卻已明明白白靠近海軍學生受拘押的監獄了。 …… 我們在一旁看了許久，早看准了一個坐在鐵門里檢察信件的中年人，估計一定可以從他那里想出個辦法，一會儿我們得到一個机會，一個廚子模樣的大胖子，用油膩的手擦著眼睛走開了，丁玲便擠上去挨近鐵欄邊，把手中條子遞給那管獄人。那人接過手看了一下，又看看丁玲，把頭搖搖，一 句話不說，條子擲還，很顯然我們已失敗了。 又過一陣，人更少了些，我又得了一個擠上前去的机會，仍然把字條遞給他。這人又看看我。他從我們神气間看明白了我們請求他幫忙意思了。他問我：“為什么明明白白寫定了‘不准’，還來這里做什么？”我們說不能見面是不是可以把捎來的東西送給這個犯人。旁邊就有人說這事誰也不敢作主，不管送什么全不成。但來了個軍官樣子的人物，神气似乎很凶惡，在鐵欄里來回走著，那檢察信的拿了我們那個字條，同他說了几句話，誰知那軍官即刻就走過來同我們說話，且很和气的告我們這人上面有命令不能見面，就不能見面，送東西也不許可。但若身邊帶得有錢，不妨給犯人送點錢，我們想交三十塊錢給海軍學生，他卻說有五塊錢夠了，錢多了沒有用處。當他把錢拿進另一鐵門，我們照他所指派站在那窗口邊等候收條時，從兵士口里我們方知道這個就是管獄長官。 一會儿，只听到有個帶金屬腳鐐的聲音，從第二道小鐵門處走過去，一眼望去，那正是海軍學生的影子。我把海軍學生走過的地方指給丁玲女士看，我們正說著，那個帶腳鐐的他又走回來了。丁玲女士便叫著：“頻！頻！” 相隔那間空房不過一丈二尺左右，只要一喊叫，那一邊也注意到了，便停頓了一下，把帶著放光鐵手銬的雙手，很快樂的揚了一下，即刻又消逝到門背后了。 “是他，是他，他很快樂，很雄，還是一匹豹子！” “是他，我一看那背影就知道是他！我看到他在那里！” “樣子不像受苦的樣子！” “還有腳鐐手銬！” 捏著那張海軍學生親手寫來墨汁淋漓的收條，我們互相說著且苦笑著，指點他适間所消逝的那扇鐵欄門。但從此以后，這個海軍學生就不知道消失在世界另外一個什么大門后面去了。 天已入夜，落了很大的雪。 三過南京 從龍華監獄里，知道了海軍學生還好好的生存在這個世界上，對于前數日上海報紙所傳述的离奇消息，便得到了一 個證明。人既然并不如傳說所謂“當時即已槍斃”，又不至于“隨同一干人犯押過南京”，故我們當時對于這人的安全，似乎又樂觀了些。且因為南京方面朋友××夫婦，為此事在南京出了不少的力，到處去探听這案件的种种關系，又托人為海軍學生說話，所得的消息也使人覺得放心。因此一來，我們便以為海軍學生縱或在牽連中，無法用他作家的身份，得到些溫和的待遇，但一時之間，也總不會發生什么問題了。朋友×因為在×××××作事，知道處理××案件的皆×××，××中央党部，且此類案件即或在長江中部發生，也無不受南京方面的指揮。海軍學生若這時還不适宜于死去，還應當留下一線希望，擔負將來艱巨的事業，在某一方面，若有什么完善的方法，能夠保全他的生命，這方法自然有注意研究的必要。 下面就是朋友×特為此事從南京赶來，同丁玲商量營救海軍學生的一次談話。談話時我在他們的旁邊。 …… 當天朋友×回轉南京，第二天我們也就搭了早車過南京。 一到南京時便去找×，在×的家中，丁玲便見到了她從前在北京補習學校同一宿舍的曹、錢二女士，曹是×家主婦，錢則來到南京作党員留學考試，也正住在×家。三個人已多年不曾見面，各人的生活思想相去也益遠了，兩人眼見著海軍學生如何把她從一伙中攫去，又遙遙的望到她成為世人所注意的女作家，如今又因海軍學生事來同這兩個老友在一個火爐邊聚首，自然各人心中有無限感慨！ 我同×出去找尋几個人，直到半夜方回家，回家時談談就睡了。 …… 就是這一天下午，我同朋友×兩人，為海軍學生失蹤的問題，在×××的一個樓上小小房間里，見到了×××，我們大約談了兩點鐘關于海軍學生的事情。過這儿來本希望知道些關于這個人安全的消息，我們卻在這兩點鐘內，約有四 分之三的時間，皆在“民族主義文學”一名詞的說明上消磨掉了。我又從×××明白了移种樹木必把原來方向記清的知識，又從×××明白了另外一些与种樹相去不遠的知識。這談話印象倒古怪的留在我的心上，因為×××的誠實處，是很稀有的，同時對于這類談話，又是娓娓動听的。但我們原不是為了這种談話而來南京的！我并不忘記我過南京的原因，可是在那种談話中，使我忘卻了在我面前的×××，是處置了××××一案的一個重要人。 朋友×坐在一旁也只有搓搓手，間或插一句把閒話。 直到末了我方有机會說几句話，我老老實實說出我自己的立場，以及這次為海軍學生過南京的意見：我認為政府假若皂白不分把作家捉去當土匪治罪，恰恰和另外一時用三塊錢千字的辦法，帶點儿慈善性質，辦雜志收容作家算是文藝政策，同樣极其不智。政府殺個把人并不算什么大事，只是××党中有見識分子，應當明白對于一個知名文學作家讓他永久失蹤，也可以算作××党的不名譽。第一件事我希望×××方面為把這個人找尋出來，第二件事我希望這人有了著落后若不缺少犯罪嫌疑，就把他交給法院，第三件事我希望從他口中知道海軍學生究竟。 在這問題上大約我陳說了十分鐘，他也解釋了十分鐘，末了得到了一個也算是預約的消息后，朋友×向我作了一個手勢，我們便告了辭，互相拉拉手點點頭走了。 回到×的住處時，丁玲把一封從上海來的快信遞給我，這信是從上海丁玲所隱避的李×太太友人某寄來的。那信只兩句話：“×號×××××案內有二十三個人業已在此槍決，不知你們在宁所得消息如何。” 獄中人皆听到一陣槍響 回到上海不久，我們從另一方面也得到過警備司令部有二十三個人被難的消息。有說這些人的去處，是在六號半夜，各用麻袋套著頭顱，將運貨汽車把他們當成貨物一樣搬運到黃浦江小汽船上，汽船駛出吳淞口后，被活生生的丟入江中的。又有說是十二號雨雪中，二十三個人押過南京后，在南京某處被槍斃的。又有說收拾這一群年青人，乃半夜里在龍華司令部監獄外荒地上執行，解決以后且即刻拋入預先掘好的土坑中，日子則為二月八號。 第一個消息從某報紙傳出，這類殘酷處置，為中國人使用也并不出奇，然這次事件卻無從證實。第二個消息近于可信的事實，但當時即有人過南京去探詢那一群犧牲者的姓名，且向有關系方面詢問，結果雖證明了槍決過一批人，卻不能證實其中有海軍學生在內。只有第三個消息比較可靠。不過這人若果是八號解決的，那么九號在南京見×××時，他不會給我們留下個預約，且根本就不必見我們。并且人既解決了，他們是應當明白的，總不能為一個業已槍決的人，來討論詢問白費兩點鐘的時間！ 十八左右，我在我那宿舍里見著了郭女士，她還剛從廣東取錢回來，預備用錢為她朋友向某人買些公道，她不久以前就見過××××部某同鄉，從這兩個廣東同鄉方面，她知道了海軍學生業已槍決。且知道這一群年青人，其中有四個作家，兩個女性，是從東方旅館捉去的。 郭女士的同鄉，把他所知道的原委一一說給郭女士，方知道人從租界移提過公安局后，某一方面當時就有電給上海市長，令在××示威的日子，全部當地槍決。因其中有几個知名青年作家在內，社會上正為此事深受刺激，上海地方不比內地，國際觀听尤不得不使當局者作事加以思量。市政府方面既因為這件事有所躊躕，便用調查訊問牽延了些日子，于是這一群人犯便轉過了龍華。龍華又接到同樣執行死刑的電訊，那時×××正因為從飛机上摔下，在醫院中將息，部中一切公文由一個參謀長處置，這人也不敢冒昧從事，仍用搜羅證据支吾下去，等候社會上對此事較淡漠時，再來解決。直到××日，恰是××方面預定開×××大會的日子，又奉到南京來電，將二十三人全体槍斃。故就在那天黃昏時節，把一干人犯從監獄中提出，說是當天便應押過南京審判。事實上只把這些人暫行改押獄旁小兵營里，到下午九點四十分左右，便提出去過堂，還說一過堂點名后就上火車。到了審判時，犯人一一點過了名，那法官×××就說：“×××部有電來”，把那電報讀過后，又從一份文件上，誦讀這一群年青人關于政治上的企圖，如何与現行法令悖謬處。并且這种不承認當前局面別有打算的行為，還應受如何處分，也一一提到了。海軍學生听說几人即刻就應槍決了，一句話不說，只向同伴凄慘的微笑著，且把頭轉動著，注意那些同伴。用溫和眼光去安慰那些同伴。 于是二十三個手足為鐐梏纏裹，口中被布片堵塞的年輕人，十二個荷槍兵士，一個排長，一個監刑的副官，共同沉默地走到軍工厂堆積材料的舊房子前面，把二十三個人編排在一堵土牆邊，十二個兵士退后十步成一排，一聲呼哨知會下，響了八十七槍，一群年青人倒下去，完事了，几個兵士方用手電筒晃著，解除了每個人手足的鐐梏，且拖曳到數尺外白日里預先掘就的土坑里去，再把旁邊柔軟的泥土蓋上。兵士們作完了事，便沉默的攜著鐐梏走了。 當解決這二十三個人時，正細雨霏微，到半夜落了大雨。 關于這事從監獄中在押的左翼作家×君的信上，也有過相同的報告。這個×君當天下六點半，尚与海軍學生拘押在同一屋子里，七點鐘海軍學生离開監獄時，還以為自己將過南京，故囑咐×君帶信出外邊去給我們，要我們赶快過南京設法。且在當天半夜里，×君和其他牢獄中人皆听到一陣槍響。但另外從獄卒來的消息，則又說這夜里槍聲是槍決一批土匪，并非那二十三個人，那二十三個人，的确已押過南京某處，有人托護送兵士帶信也送到了的。 …… ……但再過兩天后，我為她過新月書店，去請問海軍學生版稅，從朋友邵洵美處，卻得到了一個新消息。南京方面辦理上海特務工作的某人，与邵洵美常有過從，洵美說某處也有海軍學生業已槍決的消息，并且時間地址人數，与郭女士從她同鄉方面听來的無异。一點希望在這方面便扭斷了。這惡消息讓丁玲知道時，她只說：“我明白，我早就算定了的。” 從她那神情上，還可以看出一點什么？她沉默，但卻仿佛用沉默來說明她的意見，還是上一次与郭女士會面時一樣的意見。“死的，倒下去，僵了，腐爛了，完事了。不死的呢？為了那個理想，便應當好好的活，不能活下去時，也決不逃避這种凄慘的死。生活就是這樣簡簡單單一會事，并不需要如何煩難的解釋！”她當時仿佛那么看得簡單，此后也仍然看得那么簡單，打發了兩年日子。 當我把那點消息告給她時，正是我再預備過南京的前一 日，作母親的在這方面，顯出了人類美麗少見的風度，只是沉默地把熟睡著的孩子，放到小小的藤制搖籃里去，小孩略微轉側了一下，她便把手輕輕拍著那小孩子，輕輕的說：“小東西，你爸爸真完了，他的事情還不完。好好的睡，好好的吃喝，赶快長大了，接手做爸爸還不做完的事情。” …… 几個极熟的朋友，就可以看得出她這种不將悲痛顯出，不要人同情怜憫的精神，原近于一种矜持。她其實仍然是一個多情善怀的女子，而且也不把這樣一個女子在這份不幸生活中所應有的哀慟抹去。但她卻要強，且能自持，把自己改造成一個結實硬朗的女人。因為她知道必需用理性來控制，此后生活方不至于徒然糟塌自己，她便始終節制到自己，在最傷心的日子里，照料孩子，用孩子种种麻煩來折磨自己精力与感情，從不向人示弱。當時她既不作儿女婦人的哭泣，便是此后在作品上，也從不做出那种自作多情儿女婦人的陳訴。 綜合各方面的消息，證明了海軍學生已經不會再在這個世界同他的朋友晤面后，余下的孤儿寡婦，此后的日子應當如何支持，乃成了當時待決的問題。 并且那時上海方面新的謠言尚在繼續下去，各种小報常有關于此事捕風捉影的描繪，又听說另一方面，對于這孤儿寡婦，還有一种一网而盡的計划。××方面既作得出在毫無罪名可以宣布的情形下，把一群年青人用亂槍打死，則海軍學生死去以后，他們是不是還會想方設法來處置這小小孤雛，真不能為這种×戶預作回護。況且丁玲還正有人以為她已組織××××，預備在上海方面有所活動。种种謠言不單迷亂了××，好像同時就使×××××，也不很明白她的情形。×××××××，×××，××××××，這并不希奇。××××也算是平常的事。李教授家也許會有人抄察，也許會同時把那一對賢惠夫婦，同一群很活潑的小孩子，全部捉到牢獄中去。 在這种情形下，丁玲恐怕累朋友，便不愿意長住在朋友家里，使那家人心中不安。她只想把小孩子交入育儿院，或近于這類地方，托人撫育，獨自住到一個什么地方去，打發一陣日子。 那時節，恰好過去在北京時同他們便已相熟的朋友張采真，在武漢方面因同樣政治問題已犧牲，消息正傳到上海，且不久，從武漢逃回來的采真夫人同一個方滿周歲的小孩，到了上海后，居然被人蹤跡搜尋，在租界上還不敢露面。因此原來身居上海，且在×××××有些間接關系的她，此后生活應當作如何安排，自然也大成問題了。 湖南內地小學校長方面，從報紙上約略得到了海軍學生失蹤的消息，一再來信詢問海軍學生的下落。且說自己年紀已過六十了，极盼望看看這個新生的外孫。若果兩人因事不能帶小孩回來，自己便將准備過上海看看。 這种來信增加了丁玲的憂慮。若讓老人來，一來各事弄明白，這個年過半百的人，如何擔負得了這一种打擊？若把小孩送回去，到什么地方去找尋這個海軍學生來作伴送小孩回去？若要丁玲一個人回去，那么如何通過長江武漢長沙各處，且到了家中以后，海軍學生所遭遇的一切，又將如何設法來掩飾下去？ 海軍學生入獄以來，在獄中每次遞出一個字條，即需五 元。在獄外的她，則奔走南京，上海，各處探听消息，以及种种耗費，早把所有向各方籌借而來的几百塊錢用盡了。新的文章在這种情形下，既無方法從她手中產生，凡是可以設法的又都已想了法。假如母子二人還在上海住下，便必需有一住下的方法，若可以冒險送孩子回去，也必需有一筆夠用的路費。住既無法可住，走又不能即走，我回武昌的時間已耽誤了。故當我已決定不再過武昌時，我的住處一定，便權且成了那孤儿寡婦的安身處。住處雖仍在万宜坊附近，且是一個售賣雜貨兼營俄式大菜生意的舖子樓上，來往的人极多，卻很少為人知道。她一天除了照料小孩子不作別的事，除了晚上小孩子安睡后，間或同我九妹下樓過霞飛路去走走，便不常下樓。 護雛還鄉 社會對這件事漸失去了注意的興味，另外某方面，似乎也不至于再作蠢事前來捉人了。她那時仿佛已自由了些，然而文章毫無出路，生活便也毫無依据。母子兩人雖一同住在那三樓小房子里，對于安全問題不必擔心，到底終不是一個長久的辦法。從朋友方面借來的一點點錢，看看又快用完事。 新的希望毫無。在小孩子哭哭啼啼中，作母親的每夜常常得爬起三次兩次，白天搓洗小孩尿布調合奶粉，又得占去這人大部分時間，文章縱或有一兩個地方可以寄去，在這种情形下，究竟還能寫出什么文章？ …… 湖南方面小學校長又來了信，且對于海軍學生的事似乎依稀也明白了一點，只催促少年夫婦赶即返鄉。報紙上既有了种种記載，盡人皆知海軍學生已無下落，小學校長來信還催促一對少年夫婦還鄉，則由于丁玲的設計安排而成。 當海軍學生失蹤還不曾在報紙上作公開消息登載時，湖南的來信就十分關心那小外孫，總以為若不把外孫送回來，最好就許她親過上海，那時節海軍學生既忙著，寫信回家的事，多屬之于丁玲。海軍學生失蹤后，湖南來信詢及，為了安慰這個老年人起見，除把稍前一時照就的相片，為陸續寄去以外，就照著那老年人所希望的消息，由我來代替海軍學生，寫過了三次回信。每次信上必加上輕松快樂的諧謔，以及唯那一家三數人所知的私事，辦這工作時丁玲自然在旁加以指導与修正的。我們三人筆跡從一個專家看來，雖可以一目了然，明白它的差別處。但几人既共同習慣了用鋼筆頭在洋紙上抄寫稿件，簡單處草率處卻正相近。并且在同樣的一种紙張上，寫上大小相等的字跡，所說的話全是那老太太所熟習的話，另外一方面，又正是那么焦心等著遠地消息，因此這信一到，便照所希望的成功了。 …… 十天之內寫過了三次這樣的复信，都不曾為那個小學校長所識破。現在海軍學生寄給他那岳母的信件中，有一部分也就是我們在上海那么情形下寫成的東西。 這些信雖遮掩了海軍學生的死耗，安頓了那外祖母的焦急，卻更引起了那個外祖母一見外孫的希望。這邊去信時，還同時把為時稍前三人所照相片附去，那方面便來信說，再不把小孩送來，自己一到四月，無論如何也要過上海來了。 得到這信時丁玲真著了急，不知道應當怎么辦。那時她恰好得徐志摩先生幫忙，為向中華書局賣了一本書，得了一 點錢，又從邵洵美借了一筆錢，我又從朋友王際真先生處收到了一筆錢，因此商量著，為圖一勞永逸計，不如就冒一次大險，兩人把小孩送回家鄉，讓這小孤雛折磨那老年的外祖母去。算算所有的錢作路費還不很夠用，仍然把這件事決定了。 …… 還未動身時，長江中部的武漢，因為我极熟習，還不怎么擔心。最怕的是到了家鄉附近，有人認得我們，談起話來倒极麻煩。我們從上海坐船四天方達漢口，由漢口搭小火輪，從干涸成一片平地的洞庭湖通過，又走了五天，方到達目的地。在小火輪上時，我們方明白我們所擔心的事近于杞憂，她离開了那地方將五年，我卻已有整十年不見那地方，輪船上的肮髒如昔，輪船上的人已完全不同了。抵常德縣城時，那些河岸邊的灰色圓油池，擱在河灘上的舊船只，浮在河面上的木*'竹*'，浮泛或停泊的明黃色小艇，一切尚如往年我由鄉下軍隊中走出經過這里時所見的光景，但我卻已不能找尋一張相熟的面孔，任何人也似乎不能認識我了。 在丁玲家鄉那個水碼頭邊，我們一點點簡單行李，從离船到進城，總計不到一百步遠近，便受當地駐防兵士施行過六次嚴密的檢查。先還以為他們防匪防共那么辦事認真，后來知道他們所注意的，還只是煙土同嗎啡，以及私行販運的軍械。 當最后一次的檢查過后，我們坐了硬膠皮輪子的人力車，在泥泞載道的街上走著時，各人皆充滿了不可言語的感情。她把小孩用一條小小的白絨毯裹好，摟在怀中，自己卻穿了一 件為她母親所歡喜的灰色棉袍。我的車子原在前面一點，回 頭來看她時，她仿佛很鎮靜的樣子，且告我還應轉几個彎，就可以到她的家中。 我們大約走了十分鐘，車子便停頓到一個僻巷里黑色大門前面了，下車時，兩人站在那門邊，過了一會還不敢拍門。 我擔心一見到那老太太，丁玲若不能自持，事情就一准弄糟。 同時又擔心那老太太業已知道詳細情形，一見到這孤儿寡母，大聲一哭，我們費力籌划的一切，也就等于完全白費了。假若事情一戳穿，我們是不是還能很安全的离開這地方，就真成為問題！ 但當她一手把小孩摟在胸上，一手去拍打家中那扇大門時，平日每遇最困難時就在臉上現出的那溫和微笑，還依然在她的臉上。門開后，那開門的小丫頭，認明白了回來的是她，便向里邊嚷著跑去。我們于是在那進身极深的房子第二 個天井前，見著了那個滿頭白發的老年人。 “偶然”產生歷史 …… 四天后，我們又摻入了上海社會里，成為半殖民地的上海市民之一，預備來過日子了。 上海出版界在政府拘束下，依然极其蕭條，無從振作。 “左翼文學”在壓迫中已無法存在，“民族文學”則在譏笑中更不容易發展。各刊物在得過且過情形中支持下去，各作者莫不從大學校找尋生活的依据，教了一點儿書。 時間業已四月左右，我既已把過武昌作事的机會失去，住在上海生活又實在不容易應付。南京方面××月刊，由朋友某君的主張，要我去作編輯，且可以允許我把刊物自由發展下去，不受×××拘束，不為任何有力方面所左右，只看我愿不愿意。我在回南京朋友的信時，答應過了這件事。我有我的打算。我想將這刊物在精神方面成為一個獨立東西。在十二期刊物內，我將使讀者對于十余年來中國文學的過去得失，得到一個較公平的認識。且將讓讀者從過去的發展上，認明白中國文學的將來，宜如何去發展。我正在對歷史發生興味，相信文學論者從小說史的發展上疏解文學的可能性与必然性。這种從歷史言論的討論文學，一面可作“左翼文學”理論者一點事實上參考，一面也就正面的指示出所謂“英國紳士的幽默”，“本國土產的諧謔”，“小報式的造謠”，“黑幕大觀式之說謊”，“'λ喝喑杜勻死礪鄱𤅀吹拇籩諼難□髡擰保*“受官方豢養而來的三民主義文學”，如何不适宜于存在，以及一切流行趣味風气，如何妨害到有价值的作品產生。我預備作十二期的批評，每一期討論一個問題。 但這計划因了兩個人的意見而變更，到了五月，我卻過北京了。那個女作家以為我的打算不啻“与虎謀皮”。徐志摩先生适在北京，卻來信說：“北京不是使人餓死的地方，你若在上海已感到厭倦，盡管來北京好了。北京各處机關各個位置上雖仿佛已滿填了人，地面也好像全是人，但你一來，就會有一個空處讓你站。你那么一個人一天吃得几兩米？難道誰還擔心你一來北京米就漲价？” 五月十六日我便過了北京。當我們三月中旬從湖南回到上海時，朋友×××轉述來一點消息，說一個美國女記者很想見見丁玲。那美國人既是個×××，對于“中國反帝大同盟”國際上宣傳，似乎盡過很多的气力。她原同朋友蔡詠裳女士相識，与我九妹也見過面。四月間，那美國人還來過我們那里一次，恰好我們不在家，無法碰頭。到后又要她一個翻譯來會丁玲，見過兩次，約好了一個日子，丁玲便同那廣東籍青年翻譯，過西摩路那個美國記者家中談話去了。 那一次与那女記者所談的，自然并無什么重要性質。惟在半年后，這翻譯被那記者辭退時，卻為了這翻譯已同丁玲合居。這一切都可以說是偶然的，綜合這些偶然的事件，便產生所謂歷史。 催生《北斗》 六月二十三她給了我一個信，提及她辦《北斗》雜志的計划。 …… 生活既那么沉悶，若死守在上海，一事不作，自然使遠近朋友替她擔心。既不愿意放下那枝特具迷人力量的筆，如今又恰恰有那么一個刊物來逼迫她寫作，逼迫她作事，實在是個難得的机會。故當她把信寄到我手邊時，我就為她各處去信，請大家幫她把這刊物辦得熱鬧一點。同時且去告給她我對于這刊物的一切意見。我那時本已預備過青島去作事，同時且估計歇兩年手不再來寫小說的。她的來信雖不妨礙我過青島的計划，卻似乎又非得把我停筆的預約毀掉不可了。 听說丁玲來編刊物了，高興幫忙的人實在很多，冰心第一個就為她寫了一首長詩，其他的人也先后把文章寄去。但我自己卻不曾寫什么。因為我覺得這刊物由她來編，必不許仍然如《紅黑》月刊那么無所謂的敷衍下去，方成為一個像樣的刊物。故我一方面為她向北平熟人討取文章，一方面就去信告訴她說：若刊物只是要几個名人做幌子，第一期有了那么一些篇章也很夠了。若你以為真實的應當用這刊物來逼迫督促，使一般女作家的寫作風气活潑起來，你是不是覺得你作編輯有些不相宜處？ 我不輕視左傾，卻也不鄙視右翼，我只信仰“真實”。在記海軍學生那個篇章中，我對于一般文學的論戰的意見，便說到過如下相似的話語：爭持誰是正統原近于精力的白費，毫無裨于事實。若把文學附屬于經濟條件与政治環境之下，而為其控制，則轉動時代的為經濟組織与政治組織，文學無分，不必再言文學。若否認文學受兩者控制，文學實有其獨創性与獨立价值，然則文學論者所持論，仍無助于好作品的產生。 不問左右，解決這問題還是作品。一個作者接受了某一主張并不能成為歷史上的“巨無霸”，他所需要的還只是對于他作品制作的努力！多數作者皆仿佛在少數“院派教授”与“新海派教授”，“紳士”与“斗士”，一种胡涂爭論下而擱了筆，且似乎非爭論結果就不敢輕易動手。誰超越這個狺狺不已的局面，埋頭傻干，誰就被謚為“無思想的作家”。什么“思想”？發洋財，或近于發洋財一類奇跡罷？對于奇跡的憧憬，一點徼幸感情的擴張，大致便是所謂“思想”了。中國自從辛亥革命后，帝王与神同時解体，這兩樣東西原本平分了這個民族的宗教情緒，如此一來“信仰”無所适從，現狀既難于滿意，于是左傾成為一般人宗教情緒的尾閭，原是极其自然的結果。因此具有獨立思想的人，能夠不依靠某种政体的理想生存的，也自然而然成為所謂“無思想”的人了！……正因為這個原因，我在那時期曾輕視過文學，真打量過离開這份生活！在回她討論新刊發展的一封信上，我說過一些近于牢騷的話語：紳士玩弄文學，也似乎看得起文學，志士重視文學，不消說更看得起文學了。兩者皆尊敬文學，同時把文學也儼然近于溺愛的來看待。文學“是什么”，雖各有解釋，但文學究竟“能什么”，卻糊涂了。我既不是紳士又不作志士，對于文學則惟只知在它的產生，与產生技術，以及產生以后對于它在社會方面的得失而加以注意，我且注意到它的真實分量同价值，不許它把价錢開得太大，也就是不許人對它希望太大。一切基礎皆固定在我知識上，而不在權威或時髦理論上。目前大家所爭持的似乎同我毫無關系。他們既稱為作家，我想想，假若我無法參加這一切理論的檢討時，是不是還宜于來接近文學事業，真成為問題了。 紳士罵不紳士，不紳士嘲笑紳士，這算是數年來文學論戰者一种永不厭嫌的副題，我覺得真不必需！其實兩者正差不多，就因為兩者還是人，坏的一樣的坏，懶的一樣的懶，至于好的，也還是一樣的好。造謠謾罵對于根本問題有什么益處？但若干人的成敗，顯然皆有從此處下手的情形，我覺得對于這風气無法攀援，故預備不再讓自己在這事業上鬼混。照理說來，使一個人闊大不凡，實不在乎如目前一般人所謂有無思想，卻只看這人有無魄力。一些無用的人，即或從小到大吃長齋，生來既無補于佛教的興衰，死后也不會成佛。有些人毫無一個君子的品德，他卻可以做出一些有益于社會人類的事業來。有气魄的人的沉默，比小小東西吶喊動人多了。 你不覺得嗎？為了社會正需要小麻雀吱吱喳喳，正歡迎小丑，我想离開這份生活，過几年再看看一堆日子能不能幫我們把社會習气修正了一些。 上海來信卻說： 不要發牢騷，把自己的文章抄好，把熟人的文章逼來吧。這刊物，就正是想用成績來修正一切海上習气的一個刊物！為什么不赶快把文章寄來？我問你。稿件你一定為我催催，頂好在七月二十號以前能寄來。我還歡喜同他們能夠直接通信，你可不可以將我的意思告訴他們？我更希望他們能對于丁玲和善一點，親近一點，沒有事的時候，將丁玲當個朋友，同我在紙上說些不客气的空話。自從九九走了后，我連一個說話的都沒有了！要人愛容易，找人玩也容易，然而要得到几個那么相熟，那么不拘束，那么可以發點小脾气的朋友可實在太難了。九 九到了北京不為我寫信，我難過得很！刊物取名曰《北斗》，這個名字你以為怎么樣？ 天气熱，流汗使人生气。既預備過青島，到了那里你看看，住得安穩，我想想我要來青島玩時也容易多了。 青島海灘真美麗，抓起一把沙子，你就可以看出若干螺蚌的殘海那是一本真的歷史，不過只是用這些小小生命寫成的歷史罷了。我到過青島，忘不了那個地方……她并非忘不了青島，還只是記憶著同海軍學生從濟南逃過青島小住的一段生活罷了。刊物征稿在北方既极其順利，南方似乎也有了許多朋友幫她的忙，故她生活似乎又樂觀了一 些。七月里寄信過北京時，感情便活潑的很多了。信上說：……看見她們一些奶奶們都將要為我們這個雜志而重新提起創作的趣味，我覺得是非常高興的事。她們或許要更來認真一下，努力一下，假使她們有了一點可貴的成績，我覺得這也還是我們的成績呢，所以我很快活。 假如我能將她們一切已成的，過去的女作家們；已經為一种好的生活營養著，無須乎怎樣去努力了的，還和一 些新的，充滿著驕气和勇气，但不知道怎么樣去努力的年輕的女作家們聯結在一塊，于一种親切的友好的形式下握起手來，無間無忤的往前走去，大家會在生活里面感到充實有意義得多！ 我自己呢，自然得分外努力！我覺得，真是常常覺得，對我好的人太多了。我常常會為這些難過，會覺得太對不起這些人；這些并不在我面前而感到很切近的一 群。他們愛我，他們喜歡我的作品，他們希望我；希望我更能寫出些好的東西，而我呢，我覺得過去簡直騙了這一批人。我的成績還不應當得到朋友那么多的尊敬与愛好。我的力量有限，生活又那么一個樣子，只能讓別人失望！我看我自己的缺點，比什么還看得清楚，我只是個紙扎的老虎，現在好像完全怕人拆穿，怕失去一群人的好意，勉強把這紙扎的空虛囊袋填滿起來，填的大部分卻是稻草！一個人經驗太少讀書太少怎么行？我還得去學，若我有一份勇气，還應當放下這枝筆，再到另外一种人群里去學習！你說：“我擔心你在紳士方面的成功，將使你成為另外一個人。”我覺得沒有一句相當的話可以表示我感謝你的意思。你說得是。不過，你放心，我不是希望在這方面得到成功的，我正慚愧在這方面的小小成功！ ……生活就是工作，工作也就是生活，把自己精力凝聚在某一點上面去，是的，人人應當那么辦！你且等著看，倘若我過去日子，真如你所說的“被不幸的命運絆了一跤”，那么，“應當爬起來再走”的气概，又回到我身邊來了。我預備走，我明白，不走也不行啊！ 我八月里過青島后，上海的消息更不同了一點。我覺得事實并不令人惊奇，只是這個廣東人代替了那個福建人，個人方面或有所得，社會方面卻不免受了些損失。溫室原只适宜于培養一點小花小草，至于十圍的松樹，百尺的楠木，不在大气中嚴寒酷暑里長養，卻移到溫室里去，實在是一种不可修正的錯誤！ 但這是誰的過失？泥土的气息，白日的光，在人類本性上莫不各有一個共通的觀念。愛的，誰不怀了一种期待？憎的，誰不极力逃避？但所要的何嘗是可以自然而然得到的，近在身邊的又何嘗不恰恰是討厭的？這世界上原有种种理由，使得每個人各自孤單的守在一小點上，把生命不吝惜的空費。一 個為生活弄衰弱了的心，明白她的已無從再來服侍她。（海軍學生用熱情使她認識了“愛”，而用生死离別詮釋權衡這個字的意義与分量，几年來的种种遭遇，使她業已厭倦了再拈著這個字儿來思索。）正為了厭倦，忽然有一個謹飭忠順的男子，處處表示希望能夠來照料她，侍候她，想同她在一堆過日子，這勇敢處同痴憨處皆使她只有苦笑，但苦笑之余，她自然就不讓這男子再走開了。 她說：你明白，我不滿意做一個“情人”業已多日了。新的生活想來還可以用得著那句老話。我當時想：在這方面她放下了縛束自己情感成為一束的努力，很平常的同一個男子在一處，對于她也可以說是很合理的行為。因此听到她的消息后，還很為她快樂。直到第二年后，在上海一品香飯店見及了她，我方明白我的估計有了一部分不對。為甚么原因兩人會同住下去，我并沒有分析錯誤。至于兩人同住以后的生活，我原本猜想一定很好，從事實上我方明白已弄錯了。溫室實在不是這個湖南女子應住的地方。 寫成《記胡也頻》 我還在北京住下時，有個在輔仁大學念書的小朋友，同一個很愛重中國的年青美國人，為了他們所辦的英文簡報，平時即專以介紹點中國文學消息作品以及關于文學消息為目的。海軍學生等失蹤，中國人在麻木中忽視過去了，他們卻覺得是一件不能過分忽視的事情，想為几個在中國混亂情形中死去的作家，特別出一期專號，要我們為他們用中文寫點關于海軍學生的一切，以便翻譯成為英文。我答應了他們這种委托，因此寫成了《記胡也頻》那篇文章。等到文章寫成時，誰知簡報卻已不能繼續出版，那文章后來就寄給上海《時報》館發表。這文章未著手以前，我曾寫信去告她，并向她詢問關于這种文章的意見。且以為倘若她能寫，我就不再動手。來信時卻說：我目前不能寫這种文章，我希望你寫。可以少寫些，這個人你明白的，三句話就可以說完。還有寫時得小心一點，因為家鄉那一個，我們還不适宜于把這個人的真實消息送回去！她還以為他在俄國，寄了一張小孩子的相片來，要我轉寄過俄國！ 到了青島這文章快要寫成時，我又去信告她文章的內容与字數。下面是她關于這本書第二個回信：……記也頻能准我看一看嗎？我也常常想為他一生做一長傳，然而一想到效果，便覺得太費力了。我這人真是個不合理的人，講實利講到這樣子！不過我想我總可以寫一點出來，在我個人對于他的紀念。但這是以后的事。如今你能寫，我非常高興。 這個信從上海發出的日子是九月二十九。到十一月二十 九，卻來了第三個信。 《時報》上的文章我覺得你太主觀了。尤其是關于“一幕悲劇的寫實”那一段。當日也頻寫時原本全是臆造，我不愿小气，不同他計較。而你又忘卻你自己，用這作材料，無乃冤枉丁玲之至！ 這本書從《時報》登載以后，拿過光華付印時，一切便是她所經手的。當時那篇文章在某一小節中，提到几個人在薩坡賽路搬家的故事，她覺得有了些錯誤，我以為她要改的盡管改正。但等到她把全部分稿件看過之后，大約她已看明白這錯誤并非我的疏忽，且在那本書尾的聲明中，我又業已提出關于這本書的目的与得失。故當這書付印時，她便盡它還是照原來的稿樣，不曾有所加減。但那個海軍學生較長的傳記，則大約因為她后來生活上的變動，出于她自己意料以外，就無机會再与世人相見了。 最后一次我們的見面，是在二十一年的夏天。我過蘇州去有點事情，轉到上海，從發行《北斗》的那個小書店管事人方面，問明白了她同住的那個翻譯某通訊社的辦事處，按時到他那地方去，就見著了那個業已与丁玲同居將近一年的××君。穿一件白紗反領短袖襯衫，身個子不高不矮，肩膊寬寬的，手臂短而結實。這人既衣履整洁，臉儿又白白的，一 眼望去，還以為是一個洋行中的寫字生与售貨員。從身材上与眉眼間看去，不必開口就可知道他的籍貫不出福建廣東。我把我的名字告給了他以后，他便顯得十分高興，問了我一些青島方面的情形。當我同他談話時，一面我就思索，我在什么地方或者會見過他。先施公司？永安公司？麗華公司？……中國旅行社？是的，我一定記錯了人。但無論如何，把這一 個放到那些地方去做點什么事情，實在是不怎么不相稱的。但這個人卻使我生了一分敬意，因為就言談風度而言，實在是無可疵議的人物。就才具而言，這人若不在××做事，卻去×××××手下做一個幫手，說不定比某某部次長還能干些。 可是不知為什么原因，一見了他我就有點疑心。仿佛這人臉就白得使人惑疑。 當我在青島听說她快要同這個人住下時，我因為這關系來得近于奇突，寫信給她，就告她一切必得謹慎一些。自己業已不是小孩子了，既明白各處全是陷阱，仿佛倏然而來的愛情，即或不是一种有意作成的陷阱，它將如何影響到她的事業，也總以多考慮些日子較好。然而她實在倦于拈起“愛情”這兩個字來較量，出乎几個老朋友意外，也好像這出乎她自己意外，居然同這個男人住下了。如今見到了這個人后，我那點疑心還依然存在。“臉那么白，如何能革命？”是的，我真這樣疑心那個人。照我經驗看來，這种人是不宜于革命的。 同他离開時，我便向他約好，請他轉告丁玲，第二天過我住處去，時間最好是下午五點鐘。到了那個時候，有人拍我的門，門開后，一個胖胖的女人，穿了一件淡藍薄洋紗的長袍，一雙黃色方頭皮鞋，在門邊向我瞅著。如非預先約好，我真想不起就是她。若這人在大街上粗粗的一眼瞥過，我是不會認識的。我們還只分手一年，好像變得已太多了。 她說：“久違，從文。九妹好嗎？她怎么不來？”說完時又望望身后那一扇門。我明白那是什么意思。 我問她：“怎么，出門還不方便嗎？還有……”她不說什么，笑著，把手理著腦后的長發，在臨窗背門那一張靠椅上坐下了。 “生活好嗎？” “就是那么過日子。” “工作呢？” “你在青島才真算是工作，我們在上海，什么都無聊！吃飯，借債，冒了險去做些無結果的事情。” “但我看你好像事情作得很好，听人說也是那么一句話。忙不忙？” “混日子。日子太長了，也得忙碌些，方能把每個長長的日子推開。”她望見我桌上一個信封了，認得那种字体，是誰寫來的，就來同我談那個人，問我過蘇州去婚姻有了些什么結果沒有。我不想先就談這件事。我又問她日子過得怎么樣，且說及那個只見一面的白臉少年，他給我的印象并不坏。她就輕哂著說：“一個忠厚本分的人，一個正派人。” “一個体面人，一個紳士風度的——” “不，許多方面還像小孩子呢。” “那么，生活必很像個樣子了。老實說，遠遠的想象著，我們為你很擔心。” “你如今見我那么胖，便應當‘放心’了。” “還是不很放心。日子就日常生活方面說來，過得怎么樣？” “同住公寓一樣，各人每天有各人的事務，把時間安排到自己那份工作上去，晚上在一處，”說到這里她似乎有了些害羞處，停了一停便輕輕的說：“我們都异常客气，同朋友一樣！” 我們把話停頓了一會。我想起那個海軍學生生前的一切。 大約她也想起了海軍學生，便感慨不盡似的說：“人老了，一 切看得都十分平常了。” 我說：“看得平常一些，也許是把生活側重在事業上面去了罷。你近來是不是——”她想避開這個問題不談，只問我：“在上海可以住多久。”且接著就又問我青島怎么樣，下半年預備在青島還是預備來上海。 …… 她于是重新同我談起家住蘇州那個臉龐黑黑的女孩子。 這個女孩在吳淞一個大學讀書時，她便為我特別在吳淞看望過一次，故同她也有一面相識。那女孩子原很歡喜她，且尊敬她，我告給她我這次來蘇州一些新鮮事情后，她笑了，帶了一點儿嘲謔的態度，在我面前稱贊了另外那個黑臉女孩子許久。 兩人分手時皆說，“過不久再見”。且估計著：冬天我不能過上海，隔年春天她或者就可到青島去，看我同我的九妹。 ------------------ 网絡圖書 掃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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