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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學藝術真可怜得很。一個高中畢業的學生，入了藝術專科學校后，除了跟那個教授畫兩筆以外，簡直就不能再學什么，更不知還可學什么。記得在上海時，曾晤及一 個在藝術學校教圖案的大教授。他說不久以前他到過北京。我問他對于中國古錦的种類，有不有興味研究，對于中國銅器玉器花紋的比較有不有興味研究，又問及景泰藍的花紋顏色，硬木家具的体制，故都大建筑上窗欞花樣，一串問題他皆帶點惊愕神气用一個“否”字來回答。到后我把眉毛皺了一下，大約被他見到了，他赶忙補充似的說道：“我是教圖案畫的，我看到濟南的漢石刻畫，真不坏！”我當時差點嚷出口來：“我的天，你原來是教圖案畫的！” 教中國畫与教藝術史的，關于他所教的那一行，我也碰過同樣的釘子。 很少學校能夠有一個稍稍完備的圖書館与藝術陳列室，很少學校能夠聘研究本國斷代藝術史与能夠匯通一般藝術的教師。使學生把藝術眼光放寬，引遠，且擴大他們的人格与感情，簡直就不為從事藝術教育的人所注意。教畫的興味那么窄，知識那么少，教的有什么結果，就可想而知了。 憑我們的經驗說說，凡是逛過公園的人，總常常見到有學藝術的青年人對那些牌樓很出神的作畫。其中有的是大學一年生，有的是大學教授。看看他們的設色，构圖，無一不表示他們還在習作。畫來畫去不离公園牌樓或樹林白塔，他們的勤快与固執，真使人想起他們學藝術的方法選取題材的眼光，有點為他們發愁！除了公園中的牌樓，一個學藝術的就無可學處？誰需要那么多牌樓畫？ 使學畫的居然能夠同釣魚游客一樣，在公園林蔭中從容作畫，藝術教育指導者當然應負點儿責。在公園作畫不是罪過，但先生們若知道多一點，也就會教學生們把學習范圍放寬一點儿。然而目前先生們多少有些是畫點牌樓終于成為教授的人，并且先生的先生說不准還是畫這類玩意的專家！這個取證并不困難，我們只須跑到什么洋畫展覽會上去看看，數一數有多少幅油畫的題材完全相同，就明白了。一個展覽會若有三小幅畫取材調色足使藝術鑒賞家惊訝，那么，這畫展就不算失敗了，間或有一兩幅眩目惊人，過細看看，布局設色仿佛很熟，原來那是摹來的。 西洋畫不會得到如何成就，還有可原諒處。所學的時間太短，教師對于大千世界的顏色与光，點線与体積，既無相匯的理解，世界上的一切光色點線自然便不能使他發迷。他雖學畫，也就只“學畫”而已。到外國時獨自作一張人体素描，在解剖學方面不陷于錯誤，就得花不少時間。他原無那么多閒空時間。他一生也許畫過几次石膏模型，但多數卻學“油畫”。回國來把他自己從博物院臨來的或經教師改正過的几十幅畫，作一次公開展覽，于是自然而然各以因緣作了人之師。試想想，這樣的教授能教什么授什么？其中聰敏一點的，強作粗獷，拋去一切典則，以為可以自創一派。同樣是聰敏，而又想迎合習气，在中國受文人稱賞，在外國被人承認為“中國畫”的，必轉而來畫一群小雞，几只白鶴，雪中騎驢，月下放舟，同時因基礎不佳，便取法簡易，仍然把粗獷當成秘訣，用大筆蘸墨在紙上大涂大抹了事。 學西洋畫的不成，還可慢慢的進步，中國畫又怎么樣？生于中國的現在，人在大都市，上海、北京或南京。印刷術已十分進步，歷史上各時代的名畫，學藝術的差不多皆可以有机會見到。但看看我們從藝術學校得到好教育的國畫家……說到這里不知得感謝還是得批評几個時下的名人。因為他們的“成功”，以及回老家來的洋畫家的“摹仿成功”，各人皆把“成功”看得那么簡單容易，多數學生皆以能夠調朱弄綠畫點簡單大筆花朵草虫為滿足，山水畫也就永遠只是隱士垂釣遠浦風帆，詩人窗下讀書与騎驢過橋那一套儿。一個國畫展覽會不必進門，在外邊我們也就可以猜想得出它的內容：仿吳昌碩葫蘆与梅花，仿齊白石蝦蟹与紫藤小雞，仿新羅折枝，仿南田花果，仿石濤，仿倪高士……仕女則臨費小樓，竹子則法鄭板橋。這种藝術展覽會照樣還將有些方塊儿字屏條對聯，又是仿劉石庵，何紹基，于右任，鄭孝胥。他們這樣作來，就因為學校只告訴他們這些，他們只知道這些。 大凡一個對中國前途毫不悲觀的人，總相信目前國家所遭遇的憂患，還可以依賴現在与將來的一些青年人，各在所努力的事業上把惡夢擺脫。且相信不拘在政治，在藝術，在一切方面，我們還能把歷史上積累的民族智慧來運用，走一 條光輝眩目的新路。但那點儿做中國人的勇气与信心，真沒有比入一次什么藝術展覽會的大門更容易受挫折了。 所謂現代藝術家者，對于這個民族在過去一份長長歲月中，用一片顏色，一把線，一塊石頭或一堆泥土，銅与玉，竹木与牙角，很強烈的注入自己生命意識作成的种种藝術品，有多少可以注意處，皆那么缺少注意，不知注意。各自既不能運用人類智慧光輝的遺產，卻又只想陡然的在這塊地面創造新的歷史。 政府對于藝術教育原是無所謂的，請這些人來主持藝術學校，除了花錢真不知還有過什么安排。一切既全由校長先生主持，一個藝術學校照例就只是以中西畫為主体，因人的關系或多來一個音樂系，因地的關系或多設一個實用藝術系。 為一般學藝術的青年人應有知識而言，希望圖書陳列室有种稍稍象樣的設備，聘請几個能把藝術觀點擴大放寬的教授，以及一群熟練精巧的技師，就是一個奢侈狂妄的企圖。一個學藝術的想知道中國繪畫從甲骨的涂朱敷墨与甲骨文字中的象形字起始到近代為止，關于它的發展与衍變，既無圖片可看，又無先生能教。想知道中國銅器陶器或其他器物從夏商周到如今，各段落所有的形体花紋材料的比較，且從東方民族器物中加以比較，它与希腊波斯印度又互相有了些什么影響，也必遭遇同樣的困難。要研究石刻不成，要研究木刻更不成。中國人雖懂得把印刷術的發明安排到本國教科書中去，但它的發展，想從一個藝術學校的圖書陳列室看到就不可能。中國人的治玉与牙雕，在世界上稱為東方民族的神工鬼斧，藝術學校不獨從不把這种熟練技師請來研究，連這些器物照像圖片也就稀有少見。說瓷器，學生更難希望有個小小陳列室，把各時代的瓷器，有秩序的排出，再請一個專家來作一個品質形体花紋的比較說明。總而言之，就是一個藝術學校配稱為藝術必需要的設備皆极缺少，所有的卻常常是只适宜于打發到理發館或同類地方的“人”与物。可怜的學生，他們有什么辦法？其中即或有想多學一些的，跟誰去學？從何學起？ 一些藝術學校，到近年來的展覽會中，也間或有所謂木刻畫了。我還記得在《大公報》本市附刊上，就有個某君說到他們學木刻畫的困難。很顯然的，目前任何藝術學校中，就還無一個主持人會注意到把中國石上的浮雕，磚上的鏤雕，漆器上的堆漆与浮雕，以及木上的浮雕，与素描刻畫，搜羅點實物，搜羅點圖片，讓想學習与有興味學習的年輕人，多見識一點，知道運用各种材料，還有多少新路可走。 使藝術教育在一种鬼混情形中存在与發展，實為一般過去目前藝術家的習气觀念所促成。在舊習气舊觀念下，想中國藝術的發揚徒為幻想。必先糾正這個錯誤，中國藝術的明日方可有個新時代可言。《藝術周刊》的產生，便預備從這方面著手。一面將系統的介紹些外國作品与作家思想生活，一 面將系統的介紹些中國東西。篇幅安排得下，還將登載點國內外重要藝術消息。這刊物因為篇幅關系，工作或者不能如所希望那樣方便。（比如業已約過的專家，如容希白先生對于銅器花紋，徐中舒對于古陶器，鄭振鐸對于明清木刻畫，梁思成、林徽音對于中國古建筑，鄭穎孫對于音樂与園林布置，林宰平、卓君庸對于草字，鄧叔存、凌叔華、楊振聲對于古畫，賀昌群對于漢唐壁畫，羅□對于希腊藝術，以及向覺明、王庸、劉直之、秦宣夫諸先生的文章，到時圖片与文章的安排，若超過了篇幅還很費事。）這刊物的目的只是，使以后學藝術的，多少明白一點他所應學的范圍很寬，可學的東西也不少，創一派，走一新路，皆不能徒想拋開歷史，卻很可以運用歷史。從事藝術的人，皆能認識清楚只有最善于運用現有各种遺產的藝術家，方能創造他自己時代的新紀錄。 一九三四年十月 ------------------ 网絡圖書 掃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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