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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學運動起于“五四”，隨同“社會改造”運動而來，當時認為談思想解放和改造，与工具大有關系。舊工具難表現新思想，因之才有“新文學運動”，所以這件事也可以說即“工具重造”与“工具重用”運動。然而這個運動在湖南得到便利的發展，卻還有個前期——醞釀期作背景，培植了承受這個新運動的心理或情緒基矗談它時，似乎得從“五四”上溯到清末民初。外來影響當為梁任公先生，年紀還不到三十（一說二十八歲），即來湖南主持實務書院講新學。講學在當時實多忌諱，雖得力于湘撫江西陳寶箴及其公子三立先生的支持，努力促其實現，則為吾湘熊希齡先生。（然對于新問題的認識与發現，且企圖從一較新的學術觀點上，用一种較新的方式加以處理，這种有創造性革命性的工作，前輩值得我們特表敬意的，實應數譚嗣同先生。他是為此而獻身成仁的思想家之一。）辛亥革命的大動力，為留日學生和新軍。配合留日學生的革命潮流，當時重要文化活動是“文明戲”，最重要的組織為“春柳社”。（“文明戲”三個字在當時實如字面意義，代表啟迪新知而灌輸文明，并無輕薄鄙視意味。）歐陽予倩是這個中國最早的話劇團体的主要角色。歐陽先生對話劇的貢獻，是中國近代戲劇運動史第一章上必須提到的名人。至于記敘這個時代留學生的种种活動，寫得有聲有色，人物性格背景突出，“五四”前最有號召力一個小說作品，實應數湖南新化人“平江不肖生”向愷然先生寫的《留東外史》。這個作品連綴當時留日學生若干故事，用章回譴責小說体裁寫成。一般來說，雖然因為對于當時革命派學生行動也帶有諷刺態度，常常被人把它稱為“禮拜六”派代表作品，亦即新文學運動所致力攻擊的“黑幕派”作品之一看待。然吾人若能超越時代所作成的偏見來認識來欣賞時，即可知作者一支筆寫人寫事所表現的优秀技術，給讀者印象卻必然是褒多于貶。且迄今為止，即未見到其他新作品處理同一題材，能作更廣泛的接触，更深刻完整的表現。 “五四”運動發生后，湖南人的反應，表現于抗日愛國行為，激烈程度于全國中首屈一指。雖然這种极端性近于三楚青年的本性，然亦有擴大此動力原因与背景。重要的是長沙几個中學校的主持人，自由開明思想的浸潤和辦學嚴肅認真的態度，影響极大。易寅村、黎錦熙先生主持省一師范，目下在延安掌握一切的毛澤東先生，就是當時一師优秀學生之一。常德省立師范則因培養了整個湘西二十余縣的師資而著名。這個學校不僅培養過許多优秀教師，同時還產生許多革命家，滕代遠即出身于這個學校。彭施滌先生主持桃源女師許多年，以頭腦開明對學生有顯著影響。男女同學運動，女子剪發運動，都出自這個學校，不久即推廣全國。此外省中私立中學如胡子靖老先生主持之明德中學，平時學課雖以謹嚴見稱，然學生活潑性即從未減少；兌澤、尉云等中學無不各有所長，學生活動能力，且因相互競爭而得到更多表現机會。這個向前、向上感情激蕩，反映于文學運動，則為報紙雜志的興起与普遍流行。對于寫作且能守住一個基本原則，即工具重用必用在社會重造理想上。所以在這個情形下，雖并未曾產生如何知名作家、重要作品，實產生了許多革命斗士。 學校中自由開明思想影響及教學方面，与社會發展相配合。外省教員如王魯彥、趙景深兩先生，是以世界語專家或作家身分來教書的。至如本省主講文史的教員，如曹禮吾諸先生，可以說湖南有這种思想開朗、學識丰富、坦白熱忱的教師，實為湖南的光榮。諸先生在教學上的貢獻和影響，比起近三十年來所謂達官偉人的政績与事功，是遠過百十倍的。 工具重造与工具重用有十年試驗期間。這個運動期的理想之一，是多數人能有勇气從學習觀點上試用手中一支筆。至于如何用筆，在當時大有助于一般中學教員國文教學和初學執筆從事寫作的，或應數孫'Z工先生編寫的《新詩作法》、《小說作法》、《散文作法》一類輔助寫作讀物、啟蒙書。這些為中學生示范參考書，目下說來似無何等价值，但在當時一般社會是有它的廣泛意義的。特別是對于在省市里中學生和中學教師，重要性十分顯明。因為在示例中稱引了十分丰富的中外名著，至少是丰富了師生對于文學的常識的。文學運動的初期，以團体言，以北大師生為主的“新潮社”和“文學研究會”，實為兩個具全國性有進步意義的領導組織。文學研究會受出版机构的控制，無形中成為獨占局面。文學研究會對中國新文學運動的貢獻，一部分在翻譯。法國短篇小說大師莫泊桑的全集，是由專攻法國文學的湖南李青崖先生一人譯成的。檢討近三十年新文學運動各部門成就時，也就不言可知了。至于莎士比亞戲劇故事能与中國讀者見面，卻應感謝田漢先生，盡管譯文方面不夠完善，創始之功不應抹殺。 新文學運動的發展，翻譯介紹實有巨大貢獻。袁昌英女士是湖南留法女作家最露面的一位，也是目前治西洋文學女教授中最有成就的一位。 文學研究會的文壇獨占情形，有它的貢獻，也有它的弱點。最大弱點是傾向一致性。談人生文學，雖具体，含義仍不夠明确。使文運受到拘束，不易作更多方面試驗与發展。當時無名作家在此种獨占趨勢中，欲抬頭更不容易。“創造社”因之以“破藩抉篱”為目的，自張一軍，純粹用文學研究會作為對象，建設一种新的作風。屬于創造社前期几位主要作家中，成仿吾先生以一個批評家充滿湖南人坦白、豪放、雄強、潑辣精神，來寫新的批評，打破獨占趨勢，正式提出以社會主義文學為目標，使新文學運動走向一個更寬廣的道路。 吾人論及現代中國文學時，盡管怀著再大成見或偏見，也不能疏忽或抹殺他一支筆所成就的事功。 新文學戲劇運動在試驗中發展，受當時理論觀念拘束過大。筆下總忘不了“問題”，因而不能見出如何特別成就。直到民國十五六年以后，始有兩個作家從抒情方式寫獨幕劇。田漢先生是南方寫獨幕劇成績值得肯定的一位有貢獻作家。也是“五四”以后對劇運努力使之學術化，職業化，又使之与政治發生聯系，最熱忱和最有勇气而得到相當成功的一位。另一位是了西林先生，他是蘇北人。 民國十五年左右，革命前期，中國一般思想新舊的矛盾對立，以及其不自然混合，形成文學運動的一种新要求。這要求在北方產生若干小文學團体，狂飆社是當時比較潑辣有生气的一個小團体。湖南黔陽人向培良先生，是那個團体中寫批評有希望的一位。可惜因時代變動過劇，還得不到較好的發展，團体一分解停頓，個人也埋沒無聞了。 新文學運動雖概括了文學各部門，各部門的一致發展實不平衡，亦若不相聯系。企圖將詩歌与戲劇合而為一來寫詩劇的，是白薇女士。她的《琳麗》的出版，在民國十五年以前，曾一度被認為十本大作品之一种，同類作品中，無可并提的。相似而不同，由儿童歌劇起始，轉而為職業歌舞團活動，与文學運動游离，与初期電影結合，論成就亦熱鬧一時，論作用影響實不大好，則為黎錦暉先生的《毛毛雨》一類的作品。 新文學運動中小說部門，自魯迅先生用鄉村風光為背景寫成他的《吶喊》《彷徨》后，當時湖南青年作家從中取法，使作品具有一种新的風格，得到魯迅稱贊的，為黎錦明先生作品。又羅愷嵐、彭家煌諸先生，也是前期有成就的小說作家。 新文學運動詩歌部門，在民國十四五年可說是新月社詩派的前期。就中有個作者，以文字排比，格律嚴謹見稱的劉夢葦，是湖南人。民十六年北伐，謝冰瑩女士用軍隊生活作背景，寫成了《一個女兵的日記》，曾被林語堂譯成英文，得到相當成功的，也是湖南人。 武昌高等師范學校因楊振聲、郁達夫兩先生應聘主持中文系講現代文學，學生文學團体因之而活動，胡云翼、賀揚靈、劉大杰三位是當時比較知名而又活動的青年作家。劉大杰先生近十年對于中國文學批評及中國魏晉思想研究，綜合前人意見，整理排比，編了几部書，有相當貢獻。 在出版方面則主持中華書局的舒新城先生，在出版業中，曾對國家作出极大的貢獻。抗戰以前，且對新文學的出版，也感到興趣，做出了成績。 新文學運動工作之一种，即用新的方法認識遺產。從這個觀點出發，對白話小說的前期唐代白話小說的發源于講經中“俗講”研究，作出极大努力，為學人稱道，認為有特殊成就的，當為向達先生的工作。向先生在這方面努力治學，生活素朴，為人誠懇態度，尤足為吾湘年青朋友師法。 民國二十年左右，在國內小說作家中有兩位湖南作家，最為讀者所熟習，即張天翼先生和丁玲女士。丁玲女士可說是大革命后女作家中獲得讀者注意最多的一位。也是左翼女作家中最有成就的一位。張天翼先生，則作品素以從語言中表現中層分子人物性格身分見長。文字風格獨具，詼諧中有悲憫情感浸潤，為一般作家不可及。所作童話，雖因筆下諷刺分量多于抒情，依然為葉圣陶先生寫《稻草人》后一個現代童話作家代表。對于現實敏銳的諷刺，是充滿戰斗气息的。 就個人所知，大略來說，湘人對于近二十五年新文學運動的努力，已作出相當貢獻，無負于時代所給予的机會。許多人對于工作的謹嚴態度，說來都值得我們充滿敬意。至于工作的成就，有些作品無疑是必然能留傳下去，成為這一歷史階段進步里程碑的。個人于此，有一點小小感想，即楚人歷史傳統的激情，极容易形成性格上的孤立性和悲劇性，竟若自然分定，無可避免。在文學運動上，或尚可以异途同歸中見出進步成績。在軍人中則“互不相下”与“人自為戰”，長處与弱點已平分。在政治上則易創始而不能守成，能得人信托而不善适應机會。在讀書人中，卻似乎正如屈原說的臭草与香花雜植，好的极好，坏的也就极坏。譬如說民初有熱心民主革命的黃克強、焦達峰、宋教仁、熊希齡、范源濂，同時也有對帝制特感興趣的××和主持曹錕賄選的豬仔議會的彭允彝。當前有法學家周鯁生，經濟學家楊端六、伍撝干，法學家戴修瓚，科學家胡庶華，史學家余嘉錫、向達諸先生，同時也有周佛海這种叛國投敵的人物。這种“极端”繼續与擴大，“五四”十年后，已造成湘中青年大規模犧牲。此后，還可能有許多不易克服的种种困難出現。稍不謹慎，即可使國人的熱血，在本國土地上再度橫流。“楚雖三戶，亡秦必楚。” 三戶雖能亡秦，然在一嶄新的時代中，楚人求所以自存，在教育設計及其他許多方面，實值得有心人重新加以注意！二十年來吾人所有痛苦經驗，實為湖南人應當在一較新觀點上、較遠理想上，重新學習如何“合作”与“團結”，把各方面分散了的“抽象”或“具体”力量，重新好好結合起來，顯明長處能加以發展，顯明弱點能盡力克服，明日方可望有一真正的轉机！否則，即或將軍滿街、偉人滿湘、志士滿天下，到頭來恐仍不免為某种人用“政術”或“柔術”個別擊破，收拾淨盡！欲家鄉一切稍稍象樣合理，即不可得。据個人書生之見，打敗仗要翻身，打胜仗想建國，都得各方面有心人知所以把團結放在第一位，才有希望，而不至于使千万人民的鮮血白流，一面使得下一代人感到在血泊中舉足的困難！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作于云南昆明 ------------------ 网絡圖書 掃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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