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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的用處照古義說是“言志”，照如今解釋是“抒情”。詩可以分成許多類，單說中國詩，就內容言有風雅頌，就形式言有律絕五七言詩等等，它的存在卻有個共通的意義，不外乎用文字從一种限制里描寫一件人事，或表示一個意見，一點感想。“詩”這個字在古今中外含義盡管不同，然而把它同散文比較，也易明白。它似乎极重“經濟”。它的成立是多少有點限制的。它必須以約見著，用少數文字起多量效果。它与散文分別就在此。詩要效果，詞藻与形式能幫助它完成效果。惟一切事物皆在時間洗練下失去光色、詞藻与形式。在一段長長的時間下也會失去它的意義。因此在變動中有“新詩”，同舊詩對立的新詩。 新文學運動的初期，大多數作者受一個流行觀念所控制，就是“人道主義”的觀念，新詩作者自然不能例外。不過新詩當時側重推翻舊詩，打倒舊詩，富有“革命”意味，因此在形式上無所謂，在內容上無所謂，只獨具一种傾向，否認舊詩是詩。受詞、受曲、受小調同歌謠影響，用簡明文字寫出，它名字叫“自由詩”。那些詩，名副其實，當真可以說是很自由的。 新詩在革命意味下發展，便仿佛特別容易作。凡有勇气執筆的人几乎都可以寫詩。一切刊物必有詩。當時被稱為文化先驅的新人，在新風气下不能不寫詩。周作人，魯迅，錢玄同，朱經農，李大釗，陳獨秀，朱執信，任鴻雋，沈玄廬，沈尹默，傅斯年，羅家倫，把這些人的名字，同新詩并舉，如今看來似乎有點幽默了。然在五四前后，這些人是常常寫新詩的，正因為大家都肯天真爛漫寫新詩，所以新詩能引起特別注意，這一點我們應該明白。正因為張三李四都可以寫新詩，所以初期新詩就數量言，成績真不差。就質言，說苛刻一點，多數詩都太雜亂，太隨便，太天真。胡适之是第一個寫新詩出新詩集子的作家。冰心會寫短詩，俞平伯、康白情會寫長詩，那些詩當時多被中學校選作國文課文，為青年人所熟習。這几個作者，同上述一群新人，可算做是奠定中國新詩基礎的功臣，值得我們記憶。 新詩既毫無拘束，十分自由，一切散文分行寫出几乎全可以稱為詩，作者魚龍百狀，作品好的好，坏的坏，新詩自然便成為“天才努力”与“好事者游戲”共通的尾閭。過不久，新詩的當然厄運來了。多數新人對于新詩的寬容，使新詩价值受了貶謫，成就受了連累；更多數的讀者，對新詩有點失望，有點怀疑了。 穩定了新詩的社會地位，是稍后一時另外一群作者，宗白華，梁宗岱，王獨清，劉夢葦，馮至，饒孟侃，于賡虞，郭沫若，朱湘，徐志摩，聞一多一群作家。在這一群作家中，郭沫若，朱湘，徐志摩，聞一多，四位人特別有影響。寫詩膽量大，气魄足，推郭沫若（他最先動手寫長詩，寫史詩）。朱湘是個天生的抒情詩人，在新詩格式上的努力，在舊詞藻運用上的努力，遺留下一堆成績，其中不少珠玉。徐志摩詩作品本身上的成就，在當時新詩人中可說是總其大成（他對于中國新詩運動貢獻尤大）。其中有一個作者，火气比較少，感情比較靜，寫作中最先能節制文字，把握語言，組織篇章，在毫不儿戲的韻、調子、境界上作詩，態度的認真處使新詩成為一种嚴肅的事情，對以后作者有极好影響，這個人是聞一多。 新詩有個問題，從初期起即討論到它，久久不能解決，是韻与詞藻与形式之有無存在价值。大多數意思都以為新詩可以拋掉這一切（他們希望各有天才能在語言里把握得住自然音樂的節奏），應該是精選語言的安排。實則“語言的精選与安排”，便證明新詩在詞藻形式上的不可偏廢。這問題到了上述几個作者時，是用作品或理論表示得很明白。 新詩到這時節可以說已從革命引到建設的路上，在寫作品中具有甘苦經驗的，漸漸明白新詩不容易作，更不容易作好；用新格式得拋棄舊詞藻，內容常覺得“淺”，“顯”，用舊詞匯是不能產生新境界，內容不可免墮入“熟”，“滑”，作者比較先前自然顯得寂寞多了。玩票的詩人已不好意思再來胡亂打油湊熱鬧。原來對新詩有狂熱的，一點儿抒情气氛或隨年齡衰歇了，或被生活壓癟了，或讀好書太多羞于拿筆了。死的已死，不死的又或經商作宦，辦党教書。中國新詩運動，仿佛也就停頓了一時。國內被稱或自稱“詩人”的雖日見其多，真在那里寫詩的，倒并不怎么多。書店印出的單行本詩集很多，銷場可不怎么好。 這种暫時消沉醞釀了稍后一時的熱鬧。少數還不放下筆杆的作者，与一群初從事寫作的新人，對“詩”的觀念再有所修正。覺得先一時“自由詩”所表示的傾向同“建設的新詩”有點沖突。大家知道新詩得要個限制，在文字上，在形式上，以及從文字与形式共同造成的意境上，必需承認几個簡單的原則。并且明白每個作者得注意一下歷史，接受一筆文學遺產（從歷史方面肯定“詩”是什么，得了遺產好好花費那個遺產）。孫大雨，林徽音，陳夢家，卞之琳，戴望舒，臧克家，何其芳……算得是几個特有成就的作者，這些人完全不是理論家，卻有作品證明“新詩不是無路可走，可走的踏實在很多”。几個人的作品同時還說明，要建設新詩，得有個較高標准。這標准在什么地方？几個作者是各以個人風格獨具的作品，為中國新詩留下了一個榜樣的。他們作品并不多，比較起來可精得多。這一來，詩的自由儼然受了限制，然而中國的新詩，卻慢慢的變得有意義有力量起來了。 新文學同商業發生密切關系，可以說是一件幸事，也可以說极其不幸。如從小說看看，二十年來作者特別多，成就也特別多，它的原因是文學徹底商品化后，作者能在“事業”情形下努力的結果。至于詩，在文學商品化意義下卻碰了頭。新詩標准一提高，新詩讀者便較少。讀者較少，它的發展受了影響。因之新詩集成為“賠錢貨”，在出版業方面可算得最不受歡迎的書籍。凡是單行本詩集差不多全得自費出版，凡是專載詩歌刊物總不易支持一年以上。漸漸地，作者歇手，不欲歇手的縱有興味寫作也無多大机會寫作。余下几個有心無力的詩人，寫點不易見好的詩歌，這里寄寄，那里投投，以至于一切文學刊物的編輯人，都不大愿意登載詩歌。 新詩的命運，真似乎不得不告結束了。 有人從“文學商品化”著眼，從“新”著眼，以為詩的出路閉塞，或与詩本身“不新”有點關系，“說革命，革命不徹底；說建設，建設方式不妥當”。于是鼓起勇气再選新路走，這种工作由上海《現代》雜志上的几個作者啟其端（施蟄存……），南京土星筆會几個作者隨其后（常任俠，汪銘竹……）。此外北京，廣州，都有這种詩人（林庚，金克木，曹葆華……）。他們的工作是捕捉眼前的都市光色与心中一剎那感覺和印象來寫小詩。努力制造意境，屬詞比事則注重不落窠臼。正因為工作只是掠取大千世界一小片一小點，不乏小巧玲瓏的佳作。惟作者要新，嫌筆下符號不夠運用，結果把語体文已不常用的“之、乎、者、也”單字也經常用上，“然而”、“于是”、“所以”等詞，也統統搬入詩里去。文字上的“复辟”恰好又是把詩歌中最妨礙誦讀的虛字加入。与海上明人小品文集的翻印，半文半白幽默文的流行，風气相匯，因此新詩又好象很容易作，詩人和詩又日益加多，所謂詩，內中多數也自然而然成為不可理解毫無意義的東西了。几個比較好的作者，寫作態度雖极誠實，在忠于個人感情的目的下努力，不免有南粵王趙佗說的“老夫聊以自娛”的趨勢。這因為他們所走的路并不“新”，只算是一條“僻”路。走僻路，成就不容易大，那是很顯然的。 就目前狀況說，新詩的命運恰如整個中國的命運，正陷入一個可悲的環境里。想出路，不容易得出路，困難處在背負一個“歷史”，面前是一條“事實”的河流。拋下歷史注重事實“如初期的新詩”辦不好，抱緊歷史注重事實（如少數人寫舊詩）也不成。有人想兩面顧到，用歷史調和事實，用去一半擔負再想辦法涉水過河，因此提倡“本位文化”。倘若這個人真懂得歷史或文化，認清事實，叫出“本位文化”的口號，也并不十分可笑。如今“之乎者也”的新詩，近于詩的本位文化具体化，看看他們使用“之乎者也”的方法，就可知道他們并不太懂歷史上這些字眼儿的輕重。新詩要出路，也許還得另外有人找更新的路，也許得回頭，稍稍回頭，認真從近十多年得失上作些具体分析。 新詩真的出路同國家出路相同，要的是有人能思索，能深刻的思索，能工作，能認真的工作。認定“洛陽橋不是魯班一天作成的”，把完成的日期延長一點，又明白“洛陽橋終究是人作成的”，對工作有信心，有勇气。只要有人肯埋頭苦干，人多手多，目前即或不成，對于將來依然應該樂觀。 要有個“好的將來”，必需要有個“目前”。目前新詩不妨說還是試驗中，可走的路甚多，從各方面都可努力。可是若沒有個試驗的場所，來發表創作，共同批評和討論，中國新詩運動不會憑空活潑起來，那個將來太渺茫了。所以我們預備在這個副刊上，從上期出一個《詩刊》起始，每月預備發兩次稿，由孫大雨、梁宗岱、羅念生先生等集稿，作者中有朱佩弦、聞一多、俞平伯、朱孟實、廢名、林徽音、方令孺、陸志韋、馮至、陳夢家、卞之琳、何其芳、李廣田、林庚、徐芳、陳世驤、孫毓棠、孫洵侯、曹葆華諸先生，這刊物篇幅雖不大，對中國新詩運動或許有點意義，因為這刊物的讀者，是本報分布國內外十万讀者。編者的希望，不在十万讀者永遠成為少數作品的鑒賞者，卻想這刊物能引起多數讀者的注意，從國內外各處地方把詩寄來，把個人對于新詩的意見寫來，讓它慢慢成為中國讀者最多，作品也最多，同時還為多數人最關心認可的刊物。內容不好，大家想辦法要它好，什么問題值得討論，多數對于這個問題有卓見有研究的人共同來討論，能夠這樣，這刊物才會有意義，才算得有意義。 十一月三日 ------------------ 网絡圖書 掃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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