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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到這個問題以前，我想在題目下加上一個子題，比較明白。 “一個短篇小說的作者，談談短篇小說的寫作，和近二十 年來中國短篇小說的發展。” 因為許多人印象里意識里的短篇小說，和我寫到的說起的，可能是兩樣不同的東西，所以我還要老老實實聲明一下：這個討論只能說是個人對于小說一點印象，一點感想，一點意見，不僅和習慣中的學術庄嚴標准不相稱，恐怕也和前不久确定的學術一般標准不相稱。世界上專家或權威，在另外一時對于短篇小說規定的“定義”，“原則”，“作法”，和文學批評家所提出的主張說明，到此都暫時失去了意義。 什么是我所謂的“短篇小說”？要我立個界說，最好的界說，應當是我作品所表現的种种。若需要歸納下來簡單一點，我倒還得想想，另外一時給這個題目作的說明，現在是不是還可應用。三年前我在師范學院國文會討論會上，談起“小說作者和讀者”時，把小說看成“用文字很恰當記錄下來的人事”。因為既然是人事，就容許包含了兩個部分：一是社會現象，是說人与人相互之間的种种關系；一是夢的現象，便是說人的心或意識的單獨种种活動。單是第一部分容易成為日常報紙記事，單是第二部分又容易成為詩歌。必須把人事和夢兩种成分相混合，用語言文字來好好裝飾剪裁，處理得极其恰當，才可望成為一個小說。 我并不覺得小說必須很“美麗”，因為美麗是在文字辭藻以外可以求得的東西。我也不覺得小說需要很“經濟”，因為即或是個短篇，文字經濟依然并不是這個作品成功的唯一條件。我只說要很“恰當”，這恰當意義，在使用文字上，就容許不怕數量的浪費，也不必對于辭藻過分吝嗇。故事內容呢，無所謂“真”，亦無所謂“偽”（更無深刻平凡區別），要的只是那個“恰當”。文字要恰當，描寫要恰當，全篇分配更要恰當。作品的成功條件，就完全從這种“恰當”產生。 我們得承認，一個好的文學作品，照例會使人覺得在真美感覺以外，還有一种引人“向善”的力量。我說的“向善”，這個詞的意思，并不屬于社會道德一方面“做好人”的理想，我指的是這個：讀者從作品中接触了另外一种人生，從這种人生景象中有所啟示，對“人生”或“生命”能作更深一層的理解。普通做好人的鄉愿道德，社會雖异常需要，有許多簡便方法工具可以利用，“上帝”或“鬼神”，“青年會”或“新生活”，或對付他們的心，或對付他們的行為，都可望從那個“多數”方面產生效果。不必要文學來作。至于小說可作的事，卻遠比這個重大，也遠比這個困難。如象生命的明悟，使一個人消极的從肉体愛憎取予，理解人的神性和魔性，如何相互為緣，并明白生命各种型式，擴大到個人生活經驗以外，為任何書籍所無從企及。或積极的提示人，一個人不僅僅能平安生存即已足，尚必須在他的生存愿望中，有些超越普通動物的打算，比飽食暖衣保全首領以終老更多一 點的貪心或幻想，方能把生命引導到一個崇高理想上去。這种激發生命离開一個動物人生觀，向抽象發展与追求的興趣或意志，恰恰是人類一切進步的象征。這工作自然也就是人類最艱難偉大的工作。推動或執行這個工作，文學作品實在比較別的東西更其相宜。若說得夸大一點，到近代，別的工具都已辦不了時，唯有“小說”還能擔當這种艱巨。原因簡單而明白：小說既以人事為經緯，舉凡机智的說教，夢幻的抒情，一切有關人類向上的抽象原則學說，無一不可以把它綜合組織到一個故事發展中。印刷術的進步，交通工具的進步，既得到分布的便利，更便利的還是近千年來讀者傳統的習慣，即多數認識文字的人，從一個故事取得娛樂与教育的習慣，在中國還好好存在。加之用文學作品來耗費他個人剩余生命，取得人生教育，從近三十年來年青學生方面說，在社會心理上即賢于博弈。所以在過去，《三國志》或《紅樓夢》所有的成就，顯然不是用別的工具可以如此簡便完成的。 在當前，几個优秀作家在國民心理影響上，也不是什么作官的專家部長委員可辦到的。在將來，一個文學作者若具有一 种崇高人生理想，這理想希望它在讀者生命中保有一种勢力，將依然是件极其容易事情。用“小說”來代替“經典”，這种大膽看法，目前雖好象有點荒唐，卻近于將來的事實。 這是我三年前對于小說的解釋，說的雖只是“小說”，把它放在“短篇小說”上，似乎還說得通。這种看法也許你們會覺得可笑，是不是？不過真正可笑的還在后面，因為我個人還要從這個觀點上來寫三十年！二十年在中國歷史上，算不得一個數目，但在個人生命中，也就夠瞧了。這种生命的投資，普通聰明人是不干的！ 有人覺得好笑以外也許還要有點奇怪，即從我說這問題一點鐘兩點鐘得來的印象，和你們事先所猜想到的，讀十年書听十年講記憶中所保留的，很可能都不大相合。說說完了，于是散會。散會以后，有的人還當作笑話，繼續談論下去，有的人又匆匆忙忙的跑出大南門，預備去看九點場電影，有的人說不定回到宿舍，還要罵罵“狗屁狗屁，豈有此理”。這樣或那樣，總而言之，是不可免的。過了三點鐘后，這個問題所能引起的一點小小紛亂也差不多就完事了。這也就正和我所要說的題目相合，与一個“短篇小說”在讀者生命中所占有的地位相合，講的或寫的，好些情形都差不多。這并不是人生的全部，只那么一點儿，所要處理的，說他是作者人生的經驗也好，是人生的感想也好，再不然，就說他是人生的夢也好。總之，作者所能保留到作品中的并不多，或者是一 閃光，一個微笑，以及一瞥即成過去的小小悲劇，又或是一 個人瀕臨生死邊緣作的短期掙扎。不管它是什么，都必然受种种限制，受題材、文字以及讀者听者那個“不同的心”所限制。所以看過或听過后，自然同樣不久完事。不完事的或者是從這個問題的說明、表現方式上，見出作者一點語言文字的風格和性格，以及處理題材那點匠心獨運的巧思，作品中所蘊蓄的人生感慨与人類愛。如果是講演，連續到八次以上，從各個觀點去說明的結果，或者能建設出一個明明朗朗的人生態度。如果是作品，一本書也不會給讀者相同印象。至于听一回，看一篇，使對面的即能有會于心，保留一种深刻印象，對少數人言，即或辦得到，對多數人言，是無可希望的！ 新文學中的短篇小說，系隨同二十二年前那個五四運動發展而來。文學運動本在五四運動以前，民六左右，即由陳獨秀、胡适之諸先生提出來，卻因五四運動得到“工具重造工具重用”的机會。當時談思想解放和社會改造，最先得到解放是文字，即語体文的自由運用。思想解放社會改造問題，一般討論還受相當限制時，在文學作品試驗上，就得到了最大的自由，從試驗中日有進步，且得到一個“多數”（學生）的擁護与承認。雖另外還有個“多數”（舊文人与頑固漢）在冷嘲惡咒，它依然在幼稚中發育成長，不到六七年，大勢所趨，新的中國文學史，就只有白話文學作品可記載了。談到這點過去時，其實應當分開來說說，因為各部門作品的發展經過和它的命運，是不大相同的。 新詩革命當時最与傳統相反，情形最熱鬧，最引起社會注意（作者极興奮，批評者亦极興奮），同時又最成為問題，即大部分作品是否算得是“詩”的問題。 戲劇在那里討論社會問題，處理思想問題，因之有“問題”而無“藝術”，初期作者成績也就只是熱鬧，作品并不多，且不怎么好。 小說發展得平平常常，規規矩矩，不如詩那么因自由而受反對，又不如戲那么因庄嚴而抱期望，可是在极短期間中卻已經得到讀者認可繼續下去。先從學生方面取得讀者，隨即從社會方面取得更多的讀者，因此奠定了新文學基礎，并奠定了新出版業的基矗若就近二十年來過去作個總結算，看看這二十年的發展，作者多，讀者多，影響大，成就好，實應當推短篇小說。這原因加以分析，就可知道一是起始即發展得比較正常，作品又得到個自由競爭机會，新陳代謝作用大些，前仆后繼，人材輩出，從作品中沙中撿金，沙子多金屑也就不少。其次即是有個讀者傳統習慣，來接受作品，同時還刺激鼓勵优秀作品產生。 若討論到“短篇小說”的前途時，我們會覺得它似乎是無什么“出路”的。他的光榮差不多已經變成為“過去”了。 它將不如長篇小說，不如戲劇，甚至于不如雜文熱鬧。長篇小說從作品中鑄造人物，舖敘故事又無限制，近二十年來社會的變，近五年來世界的變，影響到一人或一群人的事，無一不可以組織到故事中。一個長篇如安排得法，即可得到歷史的意義，歷史的价值，它且更容易從舊小說讀者中吸收那個多數讀者，它的成功偉大性是极顯明的。戲劇娛樂性多，容易成為大時代中都會的點綴物，能繁榮商業市面，也能繁榮政治市面，所以不僅好作品容易露面，即本身十分淺薄的作品，有時說不定在官定价值和市定价值兩方面，都被抬得高高的。就中唯有短篇小說，費力而不容易討好，將不免和目前我們這個學校中的“國文系”情形相同，在習慣上還存在，事實上卻好象對社會不大有什么用處，無出路是命定了的。 不過我想在大家都忘不了“出路”，多數人都被“出路”弄昏了頭的時候，來在“國文學會”的討論會上，給“短篇小說”重新算個命，推測推測它未來可能是個什么情形。有出路未必是好東西，這個我們從跑銀行的大學生，有銷路的雜志，和得獎的作品即可見到一二。那么，無出路的短篇小說，還會不會有好作者和好作品？從這部門作品中，我們還能不能保留一點希望，認為它對中國新文學前途，尚有貢獻？ 要我答复我將說“有辦法的”。它的轉机即因為是“無出路”。 從事于此道的，既難成名，又難牟利，且決不能用它去討個小官儿作作。社會一般事業都容許僥幸投机，作偽取巧，用极小气力收最大效果，唯有“短篇小說”可是個實實在在的工作，玩花樣不來，擅長“政術”的分子決不會來摸它。“天才”不是不敢過問，就是裝作不屑于過問。即以從事寫作的同道來說，把寫短篇小說作終生事業，都明白它不大經濟。這一來倒好了。短篇小說的寫作，雖表面上与一般文學作品情形相差不多，作者的興趣或信仰，卻已和別的作者不相同了。 支持一個作者的信心，除初期寫作，可望從“讀者愛好”增加他一點愉快，從事此道十年八年后，尚能繼續下去的，作者那個“創造的心”，就必得從另外找個根据。很可能從外面刺激凌轢，轉成為自內而發的趨勢。作者產生作品那點“動力”，和對于作品的態度，都慢慢的會從普通“成功”，轉為自我完成，從“附會政策”，轉為“說明人生”。這個轉變也可說是環境逼成的，然而，正是進步所必需的。由于作者寫作的態度心境不同，似乎就与抄抄撮撮的雜感离遠，与裝模作樣的戰士离遠，与逢人握手每天開會的官僚离遠，漸漸的卻与那個“藝術”接近了。 照近二十年來的文壇風气，一個作家一和“藝術”接近，也許因此一來，他就應當叫作“落伍”了，叫作“反動”了，他的作品并且就要被什么“檢查”了，“批評”了，他的主張意見就要被“圍剿”了，“揚棄”了。但我們可不必為這事情擔心。這一切不過是一堆“詞”而已，詞是照例搖撼不倒作品的。作品雖用紙張印成，有些國家在作品上澆了些煤油，放火去燒它，還無結果！二三子玩玩字詞，用作自得其樂的消遣，未嘗無意義。若想用它作符咒，來消滅优秀作品，其無結果是用不著龜筮卜算的。“落伍”是被證明已經“老朽”，“反動”，又是被裁判得受點處分，使用的意義雖都相當厲害，有時竟好象還和“偵探告密”“坐牢殺頭”這類事情牽連在一 處。但文人用來加到文人頭上時，除了滿足一种卑鄙的陷害本能，是并無何等意義，不用擔心嚇怕的。因為這种詞用慣后，用多后，明眼人都知道這對于一個誠實的作家，是不會有何作用的。文學還是文學，作品公正的審判人是“時間”（從每個人生命中流過的時間），作品在讀者与時間中受試驗，好的存在，且可能長久存在，坏的消滅，即一時間偶然僥幸，遲早間終必消滅。一個作者真正可怕的事，是無作品而充作家，或寫點非驢非馬作品應景湊趣，門面總算支持了，卻受不了那個試驗，在試驗中即黯然無光。 日月流轉，即用過去二十年事實作個例，試回頭看看這段短短路上的陳跡，也可長人不少見識。當時文壇逐鹿，恰如運動場上賽跑，上千种不同的人物，穿著各式各樣的花背心和運動鞋，用各自習慣的姿勢，從跑道一端起始，飛奔而前。就中有僅僅跑完一個圈子，即已力不從心，搖搖頭退下場了的。有跑到三五個圈子，個人獨在前面，即以為大功告成而不再干的。有一面跑一面還打量到做點別的節省气力事情，因此裝作摔了一跤，腳一跛一跛向公務員叢中消失了的。 也有得到親戚、朋友、老板、愛人在旁拍巴掌叫好，自己卻實在無出息，一陣子也敗潰下來的。大致的說來，跑到三五 年后，剩下的人數已不甚多。雖隨時都有新補充分子上場，跑到十年后，剩下的可望到達終點的人就不過十來位了。設若這個競賽是無終點的，每個人的終點即是死，工作的需要是發自于內的一點做人气概，以及支持三五十年的韌性，跑到后來很可能觀眾都不聲不響，不拍掌也不叫好，多數作家難以為繼，原是极其自然的。所以每三五年照例都有几個雄赳赳的人物，寫了些得商人出力、讀者花錢、同道捧嘗官家道賀的作品，結果只在短短“時間”淘冶中，作品即已若存若亡，本人且有改業經商，發了三五万橫財，討個如夫人在家納福的。或改業從政，作個小小公務員，寫點子虛烏有報告的。或傍個小官，代筆做做秘書，安分樂生混日子下去的。 這些人倒真是得到了很好的出路！逝者如斯，不舍晝夜，歷史雖短，也就夠令人深思！ “得到多數”雖已成為一种社會習慣，在文學發展中，倒也許正要借重“時間”，把那個平庸無用的多數作家淘汰掉，讓那個真有作為誠敬從事的少數，在极困難挫折中受試驗，慢慢的有所表現，反而可望見出一點成績。（三五個有好作品的作家，事實上比三五百挂名作家更為明日社會所需要，原是顯然明白的。）對這個少數作家而言，我覺得他們的工作，正不妨從“文學”方面拉開，安放到“藝術”里去，因為它的寫作心理狀態，即容易与流行文學觀日見背馳，已漸漸和過去中國一般藝術家相近。他不是為“出路”而寫作，這個意見是我十三年前提起過的，我以為值得舊事重提，和大家討論討論。 記得是民國十七年秋天，徐志摩先生要我去一個私立大學講“現代中國小說”，上堂時，但見百十個人頭在下面轉動，我知道許多“腦子”也一定在同樣轉動。我心想：“和這些來看我講演的人，我說些什么較好？”所以就在黑板上寫了一行字：“請你們讓我休息十分鐘吧。”我意思倒是咱們大家看看，比比誰看得深。我當然就在那里休息，實在說就是給大家欣賞我那個亂蓬蓬的頭，那种狼狽神气。到末后，我開口了，一 說就是兩點鐘。下課鐘響后，走到長廊子上時，听到前面兩個人說，“他究竟說些什么？”這种講演從一般習慣看來，自然是失敗了。那次“看”的人可能比“听”的人多，看的人或許還保留一個印象，听的人大致都早已忘掉了。忘不掉的只有我自己，因為算是用“人”教育“我”，真正上了一課。 這一課使我明白文字和語言、視和听給人的印象，情形大不相同。我寫的小說，正因為与一般作品不大相同，人讀它時覺得還新鮮，也似乎還能領會所要表現的思想內容。至于听到我說起小說寫作，卻又因為解釋的与一般說法不同，与流行見解不合，弄得大家莫名其妙了。這對于我個人，真是一 种离奇的教育。它刺激我在近十年中，繼續用各种方式去試驗，寫了一些作品和讀者對面。我寫到的一堆故事，或者即已說明我對這個問題的意見和態度，若不曾從我作品中看出一點什么，這种單獨的講演，是只會作成你們的复述那個“他究竟是說什么”印象的。 其實當時說的并不稀奇古怪，不過太誠實一點罷了。“誠實”二字雖常常被文學作家和理論家提出，可是大多數人照例都怕和誠實對面。因為它似乎是個鄉巴佬使用的名詞，附于這個名詞下的是：坦白，責任，超越功利而忠貞不易，超越得失而有所為有所不為。把這名詞帶到都市上來，對“玩”文學的人實在是毫無用處的。其實正是文學從商業轉入政治，“藝術”或“技巧”都在被嘲笑中地位縮成一個零。以能体會時代風气寫平庸作品自夸的，就大有其人。這些人或仿佛十分前進，或儼然异常忠實，用阿諛“群眾”或阿諛“老板”方式，認為即可得到偉大成就。另外又有一部分作家，又認幽默為人生第一，超脫瀟洒的用個玩票白相態度來有所寫作，諧趣气氛的無節制，人生在作者筆下，即普遍成為漫畫化。“淺顯明白”的原則支配了作者心和手，其所以能夠如此，即因為這個原則正可當做作品草率馬虎的文飾。風气所趨，作者不甘落伍的，便各在一种預定的公式上寫他的傳奇，產生并完成他“有思想”的作品。或用一個滑稽諷笑的態度，來寫他的無風格、無性格、平庸乏味的打哈哈作品。如此或如彼，目標所在是“得到多數”。用的是什么方法，所得到的又是什么，都不在意。 關于這一點，當時我就覺得，這是不成的。社會的混亂，如果一部分屬于一般抽象原則价值的崩潰，作者還有點自尊心和自信心，應當在作品中將一個新的原則重建起來。應當承認作品完美即為一种秩序。一切社會的預言者，本身必須堅實而壯健，才能夠將預言傳遞給人。作者不能只看今天明天，還得有個瞻望遠景的習慣，五十年一百年世界上還有群眾！新的文學要它有新意，且容許包含一個人生向上的信仰，或對國家未來的憧憬，必需得從另外一种心理狀態來看文學，寫作品，即超越商業習慣上的“成功”，完全如一個老式藝術家制作一件藝術品的虔敬傾心來處理，來安排。最高的快樂從工作本身即可得到，不待我求。這种文學觀自然与當時“潮流”不大相合，所以對我本來怀有好感的，以為我莫名其妙，對我素無好感的，就說這叫做“落伍”“反動”。不過若注意到這是從左右兩方面來的詛咒，就只能令人苦笑了。 我是個鄉下人，鄉下人的特點照例“相當頑固”，所以雖被派“落伍”了十三年，將來說不定還要被文壇除名，還依然認為一個作者不將作品与“商業”“政策”混在一處，他腦子會清明一些。他不懂商業或政治，且极可能把作品也寫得象樣些。他若是一個短篇小說作者，肯從中國傳統藝術品取得一點知識，必將增加他個人生命的深度，增加他作品的深度。一句話，這點教育不會使他墮落的！如果他會從傳統接受教育，得到啟迪或暗示，有助于他的作品完整、深刻与美麗，并增加作品傳遞效果和永久性，都是极自然的。 我說的傳統，意思并不是指從史傳以來，涉及人事人性的敘述，兩千多年來早有若干作品可以模仿取法。那么承受傳統毫無意義可言。主要的是有個傳統藝術空气，以及產生這种种藝術品的心理習慣，在這种藝術空气心理習慣中，過去中國人如何用一切不同的材料，不同的方法，來處理人的夢，而且又在同一材料上，用各樣不同方法，來處理這個人此一時或彼一時的夢。藝術品的形成，都從支配材料著手，藝術制作的傳統，即一面承認材料的本性，一面就材料性質注入他個人的想象和感情。雖加人工，原則上卻又始終能保留那個物性天然的素朴。明白這個傳統特點，我們就會明白中國文學可告給作家的，并不算多，中國一般藝術品告給我們的，實在太多太多了。 試從兩种藝術品的制作心理狀態，來看看它与現代短篇小說的相通處，也是件极有意義的事情。一由繪畫涂抹發展而成的文字，一由石器刮削發展而成的雕刻，不問它是文人藝術或應用藝術，藝術品之真正价值，差不多全在于那個作品的風格和性格的獨創上。從材料方面言，天然限制永遠存在，從形式方面言，又有個社會習慣限制。然而一個优秀作家，卻能夠于限制中運用“巧思”，見出“風格”和“性格”。 說夸張一點，即是作者的人格，作者在任何情形下，都永遠具有上帝造物的大膽与自由，卻又极端小心，從不濫用那點大膽与自由超過需要。作者在小小作品中，也一例注入崇高的理想，濃厚的感情，安排得恰到好處時，即一塊頑石，一 把線，一片淡墨，一些竹頭木屑的拼合，也見出生命洋溢。這點創造的心，就正是民族品德优美偉大的另一面。在過去，曾經產生過無數精美的繪畫，形制完整的銅器或玉器，美麗溫雅的瓷器，以及形色質料無不超卓的漆器。在當前或未來，若能用它到短篇小說寫作上，用得其法，自然會有些珠玉作品，留到這個人間。這些作品的存在，雖若無補于當前，恰恰如杜甫、曹雪芹在他們那個時代一樣，作者或傳說餓死，或傳說窮死，都緣于工作与當時价值標准不合。然而百年后或千載后的讀者，反而唯有從這种作品中，取得一點生命力量，或發現一點智慧之光。 制硯石的高手，選材固在所用心，然而在一片石頭上，如何略加琢磨，或就材質中小小毛病處，因材使用作一個小小虫蝕，一個小池，增加它的裝飾性，一切都全看作者的設計，從設計上見出优秀与拙劣。一個精美硯石和一個优秀短篇小說，制作的心理狀態（即如何去運用那點創造的心），情形應當約略相同。不同的為材料，一是石頭，頑固而堅硬的石頭，一是人生，复雜万狀充滿可塑性的人生。可是不拘是石頭還是人生，若缺少那點創造者的“匠心獨運”，是不會成為特出藝術品的。關于這件事，《紅樓夢》作者曹雪芹，比我們似乎早明白了兩百年。他不僅把石頭比人，還用雕刻家的手法，來表現大觀園中每一個人物，從語言行為中見身分性情，使兩世紀后讀者，還仿佛可看到這些紙上的人，全是些有血有肉有哀樂愛憎感覺的生物。（談歷史的多稱道乾隆時代，其實那個輝輝煌煌的時代，除了遺留下一部《紅樓夢》可作象征，別的作品早完了！）再從宋元以來中國人所作小幅繪畫上注意。我們也可就那些优美作品設計中，見出短篇小說所不可少的慧心和匠心。 這些繪畫無論是以人事為題材，以花草鳥獸云樹水石為題材，“似真”“逼真”都不是藝術品最高的成就，重要處全在“設計”。什么地方著墨，什么地方敷粉施彩，什么地方竟留下一 大片空白，不加過問。有些作品尤其重要處，便是那些空白處不著筆墨處，因比例上具有無言之美，產生無言之教。 短篇小說的作者，能從一般藝術鑒賞中，涵養那個創造的心，在小小篇章中表現人性，表現生命的形式，有助于作品的完美，是無可疑的。 短篇小說的寫作，從過去傳統有所學習，從文字學文字，個人以為應當把詩放在第一位，小說放在末一位。一切藝術都容許作者注入一种詩的抒情，短篇小說也不例外。由于對詩的認識，將使一個小說作者對于文字性能具特殊敏感，因之產生選擇語言文字的耐心。對于人性的智愚賢否、義利取舍形式之不同，也必同樣具有特殊敏感，因之能從一般平凡哀樂得失景象上，触著所謂“人生”。尤其是詩人那點人生感慨，如果成為一個作者寫作的動力時，作品的深刻性就必然因之而增加。至于從小說學小說，所得是不會很多的。 所以短篇小說的明日，是否能有些新的成就，据個人私意，也可以那么說，實有待于少數作者，是否具有勇气肯從一個廣泛的舊的傳統最好藝術品中，來學習取得那個創造的心，印象中保留著無數优秀藝術品的形式，生命中又充滿活潑生机，工作上又不缺少自尊心和自信心，來在一個新的觀點上，嘗試他所努力從事的理想事業。 …… 一九四一年五月二日在西南聯大國文學會講 五月二十日在昆明校正 ------------------ 网絡圖書 掃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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