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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人 　　文人是可嘉獎的，因為他虛心，知道上進，并不拿身分，并不安本分。真的，文人對于自己，有時比旁人對于他還看得輕賤；他只恨自己是個文人，并且不惜費話、費力、費時、費紙來證明他不愿意做文人，不滿意做文人。在這個年頭儿，這還算不得識時物的俊杰么？ 　　所謂文人也者，照理應該指一切投稿、著書、寫文章的人說。但是，在事實上，文人一個名詞的應用只限于詩歌、散文、小說、戲曲之類的作者，古人所謂“詞章家”、“無用文人”、“一為文人，便無足觀”的就是。至于不事虛文，精通實學的社會科學与自然科學等專家，盡管也洋洋洒洒發表著大文章，斷乎不屑以無用文人自居——雖然還夠不上武人的資格。不以文人自居呢，也許出于自知之明；因為白紙上寫黑字，未必就算得文章。講到有用，大概可分兩种。第一种是廢物利用，譬如牛糞可當柴燒，又象陶侃所謂竹頭木屑皆有用。第二种是必需日用，譬如我們對于牙刷、毛廁之類，也大有王子猷看竹“不可一日無此君”之想。天下事物用途如此之多，偏有文人們還頂著無用的徽號，對著竹頭、木屑、牙刷、毛廁，自歎不如，你說可怜不可怜？對于有用人物，我們不妨也給予一個名目，以便和文人分別。譬如說，稱他們為“用人”。“用人”二字，是“有用人物”的縮寫，洽對得過文人兩字。這樣簡洁混成的名詞，不該讓老媽子、小丫頭、包車夫們專有。并且，這個名詞還有兩個好處。第一，它充滿了民主的平等精神，專家顧問跟听差仆役們共頂一個頭銜，站在一條線上。第二，它不違背中國全盤西化的原則：美國有位總統听說自稱為“國民公仆”，就是大家使喚得的用人；羅馬教皇自謙為“奴才的奴才”或“用人的用人”(Servusservorum)；法國大革命時，党人都赶著仆人叫“用人兄弟”(Freresser vants)；總統等于君，教皇(Pope)等于父(Papa)，在歐美都和用人連帶稱呼，中國當然效法。 　　用人瞧不起文人，自古已然，并非今天朝報的新聞。例如《漢高祖本記》載帝不好文學，《陸賈列傳》更借高祖自己的話來說明：“乃公馬上得天下，安事詩書？”直捷痛快，名言至理，不愧是開國皇帝的圣旨。從古到今反對文學的人，千言万語，歸根還不過是這兩句話。“居馬上”那兩句，在抗戰時期讀來，更覺得親切有味。柏拉圖的《理想國》里排斥詩人文人，哪有這樣斬截雄壯的口气？柏拉圖富有詩情，漢高祖曾發詩興，吟過《大風歌》，他們兩位尚且鄙棄詞章，更何況那些庸俗得健全的靈長動物。戈蒂埃（Theophile Gautier)在《奇人志》(Les Grotesques)里曾說，商人財主，常害奇病，名曰“畏詩症”(Posophobie)。病原如是：財主偶爾打開儿子的書桌抽屜，看見一堆寫滿了字的白紙，既非簿記，又非賬目，每行第一字大寫，末一字不到底，細加研究，知是詩稿，因此怒沖腦頂，气破胸脯，深恨家門不幸，出此不肖逆子，神經頓成變態。其時此症不但來源奇特，并且富有傳染性；每到這個年頭儿，竟能跟夏天的霍亂、冬天的感冒同樣流行。藥方呢，听說也有一個：把古今中外詩文集都付之一炬，化灰吞服。据云只要如法炮制，自然胸中气消，眼中釘拔，而且從此國強民泰，政治修明，武運昌盛！至于當代名人与此相同的弘論，則早已在銷行极廣的大刊物上發表，人人熟讀，不必贅述。 　　文學必須毀滅，而文人卻不妨獎勵——獎勵他們不要作文人。蒲伯(Pope)出口成章(Lispinnumbers)，白居易生識之無，此類不可救藥的先天文人畢竟是少數。至于一般文人，老實說，對于文學并不愛好，并無擅長。他們弄文學，仿佛舊小說里的良家女子做娼妓，据說是出于不甚得已，無可奈何。只要有机會讓他們跳出火坑，此等可造之才無不廢書投筆，改行從良。文學是倒霉晦气的事業，出息最少，鄰近著饑寒，附帶了疾病。我們只听說有文丐；像理丐、工丐、法丐、商丐等名目是從來沒有的。至傻极笨的人，若非無路可走，斷不肯搞什么詩歌小說。因此不僅旁人鄙夷文學和文學家，就是文人自己也填滿了自悲心結，對于文學，全然缺乏信仰和愛敬。譬如十足文人的揚雄在《法言》里就說：“雕虫篆刻，壯夫不為。”可見他宁做壯丁，不做文人。因此，我們看見一個特殊現象：一切學者無不威風凜凜，神气活現，對于自己所學科目，帶吹帶唱，具有十二分信念；只有文人們怀著鬼胎，賠了笑臉，抱愧無窮，即使偶爾吹牛，談談“國難文學”、“宣傳武器”等等，也好像水浸濕的皮鼓，敲擂不響。歌德不作愛國詩歌，遭人唾罵，因在《語錄》(Gespracechemit Eckermann)里大發牢騷，說不是軍士，未到前線，怎能坐在書房里吶喊做戰歌。(Kriegs liederschrei benundinZimmersiteenl)。少數文人在善造英雄的時勢底下，能談戰略，能做政論，能上條陳，再不然能自認導師，勸告民眾。這樣多才多藝的人，是不該在文學里埋沒的。只要有机會讓他們變換，他們可以立刻拋棄文藝，別干營生。 　　雪萊在《詩的辯護》里說文人是“人類的立法者”(legislator)，卡萊爾在《英雄崇拜論》里說文人算得上“英雄”。那些特殊材料的文人只想充當英雄，希望變成立法者或其他。竟自稱是英雄或立法者，不免夸大狂；想做立法者和英雄呢，那就是有志上進了。有志上進是該嘉獎的。有志上進，表示對于現實地位的不滿足和羞恥。知恥近乎勇。勇是該鼓勵的，何況在這個時期？ 　　要而言之：我們應當毀滅文學而獎勵文人——獎勵他們不做文人，不搞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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