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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印前記 《圍城》一九四七年在上海初版，一九四八年再版，一九四九年三版，以后國內沒有重印過。偶然碰見它的新版，那都是香港的“盜印”本。沒有看到台灣的“盜印”，据說在那里它是禁書。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夏志清教授的英文著作里對它作了過高的評价，導致了一些西方語言的譯本。日本京都大學荒井健教授很久以前就通知我他要翻譯，近年來也陸續在刊物上發表了譯文。現在，人民文學出版社建議重新排印，以便原著在國內較易找著，我感到意外和忻辛。 我寫完《圍城》，就對它不很滿意。出版了我現在更不滿意的一本文學批評以后，我抽空又長篇小說，命名《百合心》，也脫胎于法文成語（Iecoeurd'artichaut），中心人物是一個女角。大約已寫成了兩万字。一九四九年夏天，全家從上海遷居北京，手忙腳亂中，我把一疊看來像亂紙的草稿扔到不知哪里去了。興致大掃，一直沒有再鼓起來，倒也從此省心省事。年复一年，創作的沖動隨年衰減，創作的能力逐漸消失——也許兩者根本上是一回事，我們常把自己的寫作沖動誤認為自己的寫作才能，自以為要寫就意味著會寫。相傳幸運女神偏向著年輕小伙子，料想文藝女神也不會喜歡老頭儿的；不用說有些例外，而有例外正因為有公例。我慢慢地從省心進而收心，不作再寫小說的打算。事隔三十余年，我也記不清楚當時腹稿里的人物和情節。就是追憶清楚了，也還算不得數，因為開得出菜單并不等于擺得成酒席，要不然，誰都可以馬上稱為善做菜的名廚師又兼大請客的闊東道主了，秉承曹雪芹遺志而擬定“后四十回”提綱的學者們也就可以湊得成和的得上一個或半個高鶚了。剩下來的只是一個頑固的信念：假如《百合心》寫得成，它會比《圍城》好一點。事情沒有做成的人老有這類根据不充分的信念；我們對采摘不到的葡萄，不但想像它酸，也很可能想像它是分外地甜。這部書祿版時的校讀很草率，留下不少字句和標點的脫誤，就無意中為翻譯者安置了攔路石和陷阱。我乘重印的机會，校看一遍，也順手有節制地修必了一些字句。《序》里刪去一節，這一節原是鄭西諦先生要我添進去的。在去年美國出版的珍妮·凱利（Jeanne Kelly）女士和茅國權（Nathan K.Mao）先生的英譯本里，那一節已省去了。 一九八0年二月 這本書第二次印刷，我又改正了几個錯字。兩次印刷中，江秉祥同志給了技術上和藝術上的幫助，特此志謝。 一九八一年二月 我乘第三次印刷的机會，修訂了一些文字。有兩處多年朦混過去的訛誤，是這本書的德譯者莫妮克（Monika Motsch）博士發覺的。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 為了塞爾望——許來伯（Sylvie Servan Schreiber）女士的法語譯本，我去年在原書里又校正了几外錯漏，也修改了几處詞句。恰好這本書又要第次印刷，那些改正就可以安插了。蘇聯索洛金（V.Sorokin）先生去年提醒我，他的俄譯本比原著第一次重印本早問世五個月，我也借此帶便提一下。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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