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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系魯迅一九二四年七月在西安講學時的記錄稿，經本人修訂后，收入西北大學出版部一九二五年三月印行的《國立西北大學、陝西教育廳合辦暑期學校講演集》（二）。 我所講的是中國小說的歷史的變遷。許多歷史家說，人類的歷史是進化的，那么，中國當然不會在例外。但看中國進化的情形，卻有兩种很特別的現象：一种是新的來了好久之后而舊的又回复過來，即是反复；一种是新的來了好久之后而舊的并不廢去，即是羼雜。然而就并不進化么？那也不然，只是比較的慢，使我們性急的人，有一日三秋之感罷了。文藝，文藝之一的小說，自然也如此。例如雖至今日，而許多作品里面，唐宋的，甚而至于原始人民的思想手段的糟粕都還在。今天所講，就想不理會這些糟粕——雖然它還很受社會歡迎——而從倒行的雜亂的作品里尋出一條進行的線索來，一共分為六講。 考小說之名，最古是見于庄子所說的“飾小說以干縣令”。“縣”是高，言高名；“令”是美，言美譽。但這是指他所謂瑣屑之言，不關道術的而說，和后來所謂的小說并不同。 因為如孔子，楊子〔1〕，墨子〔2〕各家的學員，從庄子看來，都可以謂之小說；反之，別家對庄子，也可稱他的著作為小說。至于《漢書》《藝文志》上說：“小說者，街談巷語之說也。”這才近似現在的所謂小說了，但也不過古時稗官采集一般小民所談的小話，借以考察國之民情，風俗而已；并無現在所謂小說之价值。 小說是如何起源的呢？据《漢書》《藝文志》上說：“小說家者流，蓋出于稗官。”稗官采集小說的有無，是另一問題； 即使真有，也不過是小說書之起源，不是小說之起源。至于現在一班研究文學史者，卻多認小說起源于神話。因為原始民族，穴居野處，見天地万物，變化不常——如風；雨，地震等——有非人力所可捉摸抵抗，很為惊怪，以為必有個主宰万物者在，因之擬名為神；并想像神的生活，動作，如中國有盤古氏開天辟地之說，這便成功了“神話”。從神話演進，故事漸近于人性，出現的大抵是“半神”，如說古來建大功的英雄，其才能在凡人以上，由于天授的就是。例如簡狄吞燕卵而生商，堯時“十日并出”，堯使羿射之的話，都是和凡人不同的。這些口傳，今人謂之“傳說”。由此再演進，則正事歸為史；逸史即變為小說了。 我想，在文藝作品發生的次序中，恐怕是詩歌在先，小說在后的。詩歌起于勞動和宗教。其一，因勞動時，一面工作，一面唱歌，可以忘卻勞苦，所以從單純的呼叫發展開去，直到發揮自己的心意和感情，并偕有自然的韻調；其二，是因為原始民族對于神明，漸因畏懼而生敬仰，于是歌頌其威靈，贊歎其功烈，也就成了詩歌的起源。至于小說，我以為倒是起于休息的。人在勞動時，既用歌吟以自娛，借它忘卻勞苦了，則到休息時，亦必要尋一种事情以消遣閒暇。這种事情，就是彼此談論故事，而這談論故事，正就是小說的起源。——所以詩歌是韻文，從勞動時發生的；小說是散文，從休息時發生的。 但在古代，不問小說或詩歌，其要素總离不開神話。印度，埃及，希腊都如此，中國亦然。只是中國并無含有神話的大著作；其零星的神話，現在也還沒有集錄為專書的。我們要尋求，只可從古書上得到一點，而這种古書最重要的，便推《山海經》。不過這書也是無系統的，其中最要的，和后來有關系的記述，有西王母的故事，現在舉一條出來： “玉山，是西王母所居也。西王母其狀如人，豹尾虎齒而善嘯，蓬發戴胜，是司天之厲及五殘。” 如此之類還不少。這個古典，一直流行到唐朝，才被驪山老母奪了位置去。此外還有一种《穆天子傳》，講的是周穆王駕八駿西征的故事，是汲郡古冢中雜書之一篇。——總之中國古代的神話材料很少，所有者，只是些斷片的，沒有長篇的，而且似乎也并非后來散亡，是本來的少有。我們在此要推求其原因，我以為最要的有兩种： 一、太勞苦 因為中華民族先居在黃河流域，自然界底情形并不佳，為謀生起見，生活非常勤苦，因之重實際，輕玄想，故神話就不能發達以及流傳下來。勞動雖說是發生文藝的一個源頭，但也有條件：就是要不過度。勞逸均适，或者小覺勞苦，才能發生种种的詩歌，略有余暇，就講小說。假使勞動太多，休息時少，沒有恢复疲勞的余裕，則眠食尚且不暇，更不必提什么文藝了。 二、易于忘卻 因為中國古時天神，地祇，人，鬼，往往殽雜，則原始的信仰存于傳說者，日出不窮，于是舊者僵死，后人無從而知。如神荼，郁壘，為古之大神，傳說上是手執一种葦索，以縛虎，且御凶魅的，所以古代將他們當作門神。但到后來又將門神改為秦瓊，尉遲敬德，并引說种种事實，以為佐證，于是后人單知道秦瓊和尉遲敬德為門神，而不复知神荼，郁壘，更不消說造作他們的故事了。此外這樣的還很不少。 中國的神話既沒有什么長篇的，現在我們就再來看《漢書》《藝文志》上所載的小說：《漢書》《藝文志》上所載的許多小說目錄，現在一樣都沒有了，但只有些遺文，還可以看見。如《大戴禮》《保傅篇》中所引《青史子》說： “古者年八歲而出就外舍，學小藝焉，履小節焉；束發而就大學，學大藝焉，履大節焉。居則習禮文，行則鳴佩玉，升車則聞和鸞之聲，是以非僻之心無自入也。 ……” 《青史子》這种話，就是古代的小說；但就我們看去，同《禮記》所說是一樣的，不知何以當作小說？或者因其中還有許多思想和儒家的不同之故吧。至于現在所有的所謂漢代小說，卻有稱東方朔所做的兩种：一、《神异經》，二、《十洲記》。班固做的，也有兩种：一、《漢武故事》；二、《漢武帝內傳》。此外還有郭憲做的《洞冥記》，劉歆做的《西京雜記》。《神异經》的文章，是仿《山海經》的，其中所說的多怪誕之事。現在舉一條出來： “西南荒山中出訛獸，其狀若菟，人面能言，常欺人，言東而西，言惡而善。其肉美，食之，言不真矣。”（《西南荒經》） 《十洲記》是記漢武帝聞十洲于西王母之事，也仿《山海經》的，不過比較《神异經》稍微庄重些。《漢武故事》和《漢武帝內傳》，都是記武帝初生以至崩葬的事情。《洞冥記》是說神仙道術及遠方怪异的事情。《西京雜記》則雜記人間瑣事。 然而《神异經》，《十洲記》，為《漢書》《藝文志》上所不載，可知不是東方朔做的，乃是后人假造的。《漢武故事》，《漢武帝內傳》則与班固別的文章，筆調不類，且中間夾雜佛家語，——彼時佛教尚不盛行，且漢人從來不喜說佛語——可知也是假的。至于《洞冥記》，《西京雜記》又已經為人考出是六朝人做的。——所以上舉的六种小說，全是假的。惟此外有劉向的《列仙傳》〔3〕是真的。晉的葛洪又作《神仙傳》〔4〕，唐宋更多，于后來的思想及小說，很有影響。但劉向的《列仙傳》，在當時并非有意作小說，乃是當作真實事情做的，不，到現在還多拿它做儿童讀物的材料。現在常有一問題發生：即此种神話，可否拿它做儿童的讀物？我們順便也說一說。在反對一方面的人說：以這种神話教儿童，只能養成迷信，是非常有害的；而贊成一方面的人說：以這种神話教儿童，正合儿堂的天性，很感趣味，沒有什么害處的。在我以為這要看社會上教育的狀況怎樣，如果儿童能繼續更受良好的教育，則將來一學科學，自然會明白，不至迷信，所以當然沒有害的；但如果儿童不能繼續受稍深的教育，學識不再進步，則在幼小時所教的神話，將永信以為真，所以也許是有害的。 ※ ※ ※ 〔1〕 楊子 即楊朱，戰國初期魏國人。主張“貴生重己”，“全性葆真，不以物累形”的“為我”思想。其言論事跡，散見《孟子》、《庄子》、《韓非子》、《呂氏春秋》等書。《列子》中雖有《楊朱》篇，但系后人偽托。 〔2〕 墨子（約前468—前376） 名翟，春秋戰國之際魯國人。曾任宋國大夫，墨家學派創始者。他主張“愛無差等”的“兼愛”思想。 現存《墨子》五十三篇。 〔3〕 《列仙傳》 《隋書·經籍志》著錄二卷，題劉向撰。敘寫赤松子等七十一個仙人的故事。 〔4〕 《神仙傳》 《隋書·經籍志》著錄十卷，題葛洪撰。敘寫許由、巢父等八十四人名列仙班的故事。 上次講過：一、神話是文藝的萌芽。二、中國的神話很少。三、所有的神話，沒有長篇的。四、《漢書》《藝文志》上載的小說都不存在了。五、現存漢人的小說，多是假的。現在我們再看六朝時的小說怎樣？中國本來信鬼神的，而鬼神与人乃是隔离的，因欲人与鬼神交通，于是乎就有巫出來。巫到后來分為兩派：一為方士；一仍為巫。巫多說鬼，方士多談煉金及求仙，秦漢以來，其風日盛，到六朝并沒有息，所以志怪之書特多，像《博物志》上說： “燕太子丹質于秦，……欲歸，請于秦王。王不听，謬言曰，‘令烏頭白，馬生角，乃可。’丹仰而歎，烏即頭白，俯而嗟，馬生角。秦王不得已而遣之……”（卷八《史補》） 這全是怪誕之說，是受了方士思想的影響。再如劉敬叔的《异苑》上說： “義熙中，東海徐氏婢蘭忽患羸黃，而拂拭异常，共伺察之，見掃帚從壁角來趨婢床，乃取而焚之，嫂即平复。”（卷八） 這可見六朝人視一切東西，都可成妖怪，這正就是巫底思想，即所謂“万有神教”。此种思想，到了現在，依然留存，像： 常見在樹上挂著“有求必應”的匾，便足以證明社會上還將樹木當神，正如六朝人一樣的迷信。其實這种思想，本來是無論何國，古時候都有的，不過后來漸漸地沒有罷了。但中國還很盛。 六朝志怪的小說，除上舉《博物志》、《异苑》而外，還有干寶的《搜神記》，陶潛的《搜神后記》。但《搜神記》多已佚失，現在所存的，乃是明人輯各書引用的話，再加別的志怪書而成，是一部半真半假的書籍。至于《搜神后記》，亦記靈异變化之事，但陶潛曠達，未必作此，大約也是別人的托名。 此外還有一种助六朝人志怪思想發達的，便是印度思想之輸入。因為晉，宋，齊，梁四朝，佛教大行，當時所譯的佛經很多，而同時鬼神奇异之談也雜出，所以當時合中，印兩國底鬼怪到小說里，使它更加發達起來，如陽羡鵝籠的故事，就是： “陽羡許彥于綏安山行，遇一書生，……臥路側，云腳痛，求寄鵝籠中。彥以為戲言，書生便入籠，……宛然与雙鵝并坐，鵝亦不惊。彥負籠而去，都不覺重。前行息樹下，書生乃出籠謂彥曰：‘欲為君薄設。’彥曰： ‘善。’乃口中吐出一銅奩子，中具肴饌。……酒數行，謂彥曰：‘向將一婦人自隨，今欲暫邀之。’……又于口中吐一女子，……共坐宴。俄而書生醉臥，此女謂彥曰： ‘……向亦竊得一男子同行，……暫喚之……’……女子于口中吐出一男子……” 此种思想，不是中國所故有的，乃完全受了印度思想的影響。 就此也可知六朝的志怪小說，和印度怎樣相關的大概了。但須知六朝人之志怪，卻大抵一如今日之記新聞，在當時并非有意做小說。 六朝時志怪的小說，既如上述，現在我們再講志人的小說。六朝志人的小說，也非常簡單，同志怪的差不多，這有宋劉義慶做的《世說新語》，可以做代表。現在待我舉出一兩條來看： “阮光祿在剡，曾有好車，借者無不皆給。有人葬母，意欲借而不敢言。阮后聞之，歎曰：‘吾有車而使人不敢借，何以車為？’遂焚之。”（卷上《德行篇》） “劉伶恒縱酒放達，或脫衣裸形在屋中。人見譏之，伶曰：‘我以天地為棟宇，屋室為褌衣，諸君何為入我褌中？’”（卷下《任誕篇》） 這就是所謂晉人底風度。以我們現在的眼光看去，阮光祿之燒車，劉伶之放達，是覺得有些奇怪的，但在晉人卻并不以為奇怪，因為那時所貴的是奇特的舉動和玄妙的清談。這种清談，本從漢之清議而來。漢末政治黑暗，一般名士議論政事，其初在社會上很有勢力，后來遭執政者之嫉視，漸漸被害，如孔融，禰衡等都被曹操設法害死〔1〕，所以到了晉代底名士，就不敢再議論政事，而一變為專談玄理；清議而不談政事，這就成了所謂清談了。但這种清談的名士，當時在社會上卻仍舊很有勢力，若不能玄談的，好似不夠名士底資格；而《世說》這部書，差不多就可以看做一部名士底教科書。 前乎《世說》尚有《語林》，《郭子》，不過現在都沒有了。 而《世說》乃是纂輯自后漢至東晉底舊文而成的。后來有劉孝標給《世說》作注，注中所引的古書多至四百余种，而今又不多存在了；所以后人對于《世說》看得更貴重，到現在還很通行。 此外還有一种魏邯鄲淳做的《笑林》，也比《世說》早。 它的文章，較《世說》質朴些，現在也沒有了，不過在唐宋人的類書上所引的遺文，還可以看見一點，我現在把它也舉一條出來： “甲父母在，出學三年而歸，舅氏問其學何所得，并序別父久。乃答曰：‘渭陽之思，過于秦康。’（秦康父母已死）既而父數之，‘爾學奚益。’答曰：‘少失過庭之訓，故學無益。’”（《廣記》二百六十二） 就此可知《笑林》中所說，大概不外俳諧之談。 上舉《笑林》，《世說》兩种書，到后來都沒有什么發達，因為只有模仿，沒有發展。如社會上最通行的《笑林廣記》，當然是《笑林》的支派，但是《笑林》所說的多是知識上的滑稽；而到了《笑林廣記》〔2〕，則落于形体上的滑稽，專以鄙言就形体上謔人，涉于輕薄，所以滑稽的趣味，就降低多了。 至于《世說》，后來模仿的更多，從劉孝標的《續世說》—— 見《唐志》——一直到清之王卓所做的《今世說》，現在易宗夔所做的《新世說》等，都是仿《世說》的書。但是晉朝和現代社會底情狀，完全不同，到今日還模仿那時底小說，是很可笑的。因為我們知道從漢末到六朝為篡奪時代，四海騷然，人多抱厭世主義；加以佛道二教盛行一時，皆講超脫現世，晉人先受其影響，于是有一派人去修仙，想飛升，所以喜服藥；有一派人欲永游醉鄉，不問世事，所以好飲酒。服藥者——晉人所服之藥，我們知道的有五石散，是用五种石料做的，其性燥烈——身上常發炎，适于穿舊衣——因新衣容易擦坏皮膚——又常不洗，虱子生得极多，所以說：“捫虱而談。”飲酒者，放浪形骸之外，醉生夢死。——這就是晉時社會底情狀。而生在現代底人，生活情形完全不同了，卻要去模仿那時社會背景所產生的小說，豈非笑話？ 我在上面說過：六朝人并非有意作小說，因為他們看鬼事和人事，是一樣的，統當作事實；所以《舊唐書》《藝文志》，把那种志怪的書，并不放在小說里，而歸入歷史的傳記一類，一直到了宋歐陽修才把它歸到小說里。可是志人底一部，在六朝時看得比志怪底一部更重要，因為這和成名很有關系；像當時鄉間學者想要成名，他們必須去找名士，這在晉朝，就得去拜訪王導，謝安一流人物，正所謂“一登龍門，則身价十倍”。但要和這流名士談話，必須要能夠合他們的脾胃，而要合他們的脾胃，則非看《世說》，《語林》這一類的書不可。例如：當時阮宣子見太尉王夷甫，夷甫問老庄之异同，宣子答說：“將毋同。”夷甫就非常佩服他，給他官做，即世所謂“三語掾”。但“將毋同”三字，究竟怎樣講？有人說是“殆不同”的意思；有人說是“豈不同”的意思——總之是一种兩可、飄渺恍惚之談罷了。要學這一种飄渺之談，就非看《世說》不可。 ※ ※ ※ 〔1〕 孔融（153—208） 字文舉，東漢末魯國（今山東曲阜）人。 曾任北海相，后因反對曹操，為曹操所殺。禰衡（173—198），字正平，東漢末平原般（今山爾臨邑）人。因反對曹操被送至劉表處，劉表又將他送至黃祖處，終為黃祖所殺。 〔2〕 《笑林廣記》 清游戲主人輯。笑話集，四卷，分古艷、腐流、形体、閨風等十二類。 小說到了唐時，卻起了一個大變遷。我前次說過：六朝時之志怪与志人底文章，都很簡短，而且當作記事實；及到唐時，則為有意識的作小說，這在小說史上可算是一大進步。 而且文章很長，并能描寫得曲折，和前之簡古的文体，大不相同了，這在文体上也算是一大進步。但那時作古文底人，見了很不滿意，叫它做“傳奇体”。“傳奇”二字，當時實是訾貶的意思，并非現代人意中的所謂“傳奇”。可是這种傳奇小說，現在多沒有了，只有宋初底《太平廣記》——這書可算是小說的大類書，是搜集六朝以至宋初底小說而成的——我們于其中還可以看見唐時傳奇小說底大概：唐之初年，有王度做的《古鏡記》，是自述得一神鏡底异事，文章雖很長，但僅綴許多异事而成，還不脫六朝志怪底流風。此外又有無名氏做的《白猿傳》，說的是梁將歐陽紇至長樂，深入溪洞，其妻為白猿掠去，后來得救回去，生一子，“厥狀肖焉”。紇后為陳武帝所殺，他的儿子歐陽詢，在唐初很有名望，而貌像獼猴，忌者因作此傳；后來假小說以攻擊人的風气，可見那時也就流行了。 到了武則天時，有張鷟做的《游仙窟》，是自敘他從長安走河湟去，在路上天晚，投宿一家，這家有兩個女人，叫十娘，五嫂，和他飲酒作樂等情。事實不很繁复，而是用駢体文做的。這种以駢体做小說，是從前所沒有的，所以也可以算一种特別的作品。到后來清之陳球所做的《燕山外史》，是駢体的，而作者自以為用駢体做小說是由他別開生面的，殊不知實已開端于張鷟了。但《游仙窟》中國久已佚失；惟在日本，現尚留存，因為張鷟在當時很有文名，外國人到中國來，每以重金買他的文章，這或者還是那時帶去的一种。其實他的文章很是佻巧，也不見得好，不過筆調活潑些罷了。 唐至開元，天寶以后，作者蔚起，和以前大不同了。從前看不起小說的，此時也來做小說了，這是和當時底環境有關系的，因為唐時考試的時候，甚重所謂“行卷”；就是舉子初到京，先把自己得意的詩鈔成卷子，拿去拜謁當時的名人，若得稱贊，則“聲价十倍”，后來便有及第的希望，所以行卷在當時看得很重要。到開元，天寶以后，漸漸對于詩，有些厭气了，于是就有人把小說也放在行卷里去，而且竟也可以得名。所以從前不滿意小說的，到此時也多做起小說來，因之傳奇小說，就盛极一時了。大歷中，先有沈既濟做的《枕中記》——這書在社會上很普通，差不多沒有人不知道的—— 內容大略說：有個盧生，行邯鄲道中，自歎失意，乃遇呂翁，給他一個枕頭，生睡去，就夢娶清河崔氏；——清河崔屬大姓；所以得娶清河崔氏，也是极榮耀的。——并由舉進士，一直升官到尚書兼御史大夫。后為時宰所忌，害他貶到端州。過數年，又追他為中書令，封燕國公。后來衰老有病，呻吟床次，至气斷而死。夢中死去，他便醒來，卻尚不到煮熟一鍋飯的時候。——這是勸人不要躁進，把功名富貴，看淡些的意思。到后來明人湯顯祖做的《邯鄲記》，清人蒲松齡所做《聊齋》中的《續黃粱》，都是本這《枕中記》的。 此外還有一個名人叫陳鴻的，他和他的朋友白居易經過安史之亂以后，楊貴妃死了，美人已入黃土，憑吊古事，不胜傷情，于是白居易作了《長恨歌》；而他便做了《長恨歌傳》。此傳影響到后來，有清人洪昇所做的《長生殿》傳奇，是根据它的。當時還有一個著名的，是白居易之弟白行簡，做了一篇《李娃傳》，說的是：滎陽巨族之子，到長安來，溺于聲色，貧病困頓，竟流落為挽郎。——挽郎是人家出殯時，挽棺材者，并須唱挽歌。——后為李娃所救，并勉他讀書，遂得擢第，官至參軍。行簡的文章本好，敘李娃的情節，又很是纏綿可觀。此篇對于后來的小說〔1〕，也很有影響，如元人的《曲江池》，明人薛近兗的《繡襦記》，都是以它為本的。 再唐人底小說，不甚講鬼怪，間或有之，也不過點綴點綴而已。但也有一部分短篇集，仍多講鬼怪的事情，這還是受了六朝人底影響，如牛僧孺的《玄怪錄》，段成式的《酉陽雜俎》，李复言的《續玄怪錄》，張讀的《宣室志》，蘇鶚的《杜陽雜編》，裴鉶的《傳奇》等，都是的。然而畢竟是唐人做的，所以較六朝人做的曲折美妙得多了。 唐之傳奇作者，除上述以外，于后來影響最大而特可注意者，又有二人：其一著作不多，而影響很大，又很著名者，便是元微之；其一著作多，影響也很大，而后來不甚著名者，便是李公佐。現在我把他兩人分開來說一說： 一、元微之的著作 元微之名稹，是詩人，与白居易齊名。他做的小說，只有一篇《鶯鶯傳》，是講張生与鶯鶯之事，這大概大家都是知道的，我可不必細說。微之的詩文，本是非常有名的，但這篇傳奇，卻并不怎樣杰出，況且其篇末敘張生之棄絕鶯鶯，又說什么“……德不足以胜妖，是用忍情”。文過飾非，差不多是一篇辯解文字。可是后來許多曲子，卻都由此而出，如金人董解元的《弦索西廂》，——現在的《西廂》，是扮演；而此則彈唱——元人王實甫的《西廂記》，關漢卿的《續西廂記》，明人李日華的《南西廂記》，陸采的《南西廂記》，……等等，非常之多，全導源于這一篇《鶯鶯傳》。但和《鶯鶯傳》原本所敘的事情，又略有不同，就是： 敘張生和鶯鶯到后來終于團圓了。這因為中國人底心理，是很喜歡團圓的，所以必至于如此，大概人生現實底缺陷，中國人也很知道，但不愿意說出來；因為一說出來，就要發生“怎樣補救這缺點”的問題，或者免不了要煩悶，要改良，事情就麻煩了。而中國人不大喜歡麻煩和煩悶，現在倘在小說里敘了人生底缺陷，便要使讀者感著不快。所以凡是歷史上不團圓的，在小說里往往給他團圓；沒有報應的，給他報應，互相騙騙。——這實在是關于國民性底問題。 二、李公佐的著作 李公佐向來很少人知道，他做的小說很多，現在只存有四种：（一）《南柯太守傳》：此傳最有名，是敘東平淳于棼的宅南，有一棵大槐樹，有一天棼因醉臥東廡下，夢見兩個穿紫色衣服的人，來請他到了大槐安國，招了駙馬，出為南柯太守；因有政績，又累升大官。后領兵与檀蘿國戰爭，被打敗，而公主又死了，于是仍送他回來。及醒來則剎那之夢，如度一世；而去看大槐樹，則有一螞蟻洞，螞蟻正出入亂走著，所謂大槐安國，南柯郡，就在此地。這篇立意，和《枕中記》差不多，但其結穴，余韻悠然，非《枕中記》所能及。后來明人湯顯祖作《南柯記》，也就是從這傳演出來的。（二）《謝小娥傳》：此篇敘謝小娥的父親，和她的丈夫，皆往來江湖間，做買賣，為盜所殺。小娥夢父告以仇人為“車中猴東門草”；又夢夫告以仇人為“禾中走一日夫”；人多不能解，后來李公佐乃為之解說：“車中猴，東門草”是“申蘭”二字；“禾中走，一日夫”是“申春”二字。 后果然因之得盜。這雖是解謎獲賊，無大理致，但其思想影響于后來之小說者甚大：如李复言演其文入《續玄怪錄》，題曰《妙寂尼》，明人則本之作平話。他若《包公案》中所敘，亦多有類此者。（三）《李湯》：此篇敘的是楚州刺史李湯，聞漁人見龜山下，水中有大鐵鎖，以人，牛之力拉出，則風濤大作；并有一像猿猴之怪獸，雪牙金爪，闖上岸來，觀者奔走，怪獸仍拉鐵鎖入水，不再出來。李公佐為之解說：怪獸是淮渦水神無支祁。“力逾九象，搏擊騰踔疾奔，輕利倏忽。” 大禹使庚辰制之，頸鎖大索，徙到淮陰的龜山下，使淮水得以安流。這篇影響也很大，我以為《西游記》中的孫悟空正類無支祁。但北大教授胡适之先生則以為是由印度傳來的；俄國人鋼和泰教授也曾說印度也有這樣的故事。〔2〕可是由我看去：作《西游記》的人，并未看過佛經；中國所譯的印度經論中，沒有和這相類的話；作者——吳承恩——熟于唐人小說，《西游記》中受唐人小說的影響的地方很不少。所以我還以為孫悟空是襲取無支祁的。但胡适之先生仿佛并以為李公佐就受了印度傳說的影響，這是我現在還不能說然否的話。（四）《廬江馮媼》：此篇敘事很簡單，文章也不大好，我們現在可以不講它。 唐人小說中的事情，后來都移到曲子里。如“紅線”，“紅拂”，“虯髯”〔3〕……等，皆出于唐之傳奇，因此間接傳遍了社會，現在的人還知道。至于傳奇本身，則到唐亡就隨之而絕了。 ※ ※ ※ 〔1〕 此處“小說”應為“戲曲”。 〔2〕 胡适在其《西游記考證》中說：“我總疑心這個神通廣大的猴子不是國貨，乃是一件從印度進口的。也許連無支祁的神話也是受了印度影響而仿造的。”又說：“我依著鋼和泰博士的指引，在印度最古的記事詩《拉麻傳》里尋得一個哈奴曼，大概可以算是齊天大圣的背影了”（見《胡适文存》二集）。鋼和泰，沙俄時代貴族，十月革命后曾來中國，在北京大學教古印度宗教學和梵文。 〔3〕 “紅線，明梁辰魚曾作雜劇《紅線女》。“紅拂”、明張鳳翼曾作傳奇《紅拂記》。“虯髯”，明凌濛初曾作雜劇《虯髯翁》。 上次講過：傳奇小說，到唐亡時就絕了。至宋朝，雖然也有作傳奇的，但就大不相同。因為唐人大抵描寫時事；而宋人則极多講古事。唐人小說少教訓；而宋則多教訓。大概唐時講話自由些，雖寫時事，不至于得禍；而宋時則諱忌漸多，所以文人便設法回避，去講古事。加以宋時理學极盛一時，因之把小說也多理學化了，以為小說非含有教訓，便不足道。但文藝之所以為文藝，并不貴在教訓，若把小說變成修身教科書，還說什么文藝。宋人雖然還作傳奇，而我說傳奇是絕了，也就是這意思。然宋之士大夫，對于小說之功勞，乃在編《太平廣記》一書。此書是搜集自漢至宋初的瑣語小說，共五百卷，亦可謂集小說之大成。不過這也并非他們自動的，乃是政府召集他們做的。因為在宋初，天下統一，國內太平，因招海內名士，厚其廩餼，使他們修書，當時成就了《文苑英華》，《太平御覽》和《太平廣記》。此在政府的目的，不過利用這事業，收養名人，以圖減其對于政治上之反動而已，固未嘗有意于文藝；但在無意中，卻替我們留下了古小說的林藪來。至于創作一方面，則宋之士大夫實在并沒有什么貢獻。但其時社會上卻另有一种平民底小說，代之而興了。這類作品，不但体裁不同，文章上也起了改革，用的是白話，所以實在是小說史上的一大變遷。因為當時一般士大夫，雖然都講理學，鄙視小說，而一般人民，是仍要娛樂的；平民的小說之起來，正是無足怪訝的事。 宋建都于汴，民物康阜，游樂之事，因之很多，市井間有种雜劇，這种雜劇中包有所謂“說話”。“說話”分四科：一、講史；二、說經諢經；三、小說；四、合生。“講史”是講歷史上底事情，及名人傳記等；就是后來歷史小說之起源。“說經諢經”，是以俗話演說佛經的。“小說”是簡短的說話。“合生”，是先念含混的兩句詩，隨后再念几句，才能懂得意思，大概是諷刺時人的。這四科后來于小說有關系的，只是“講史”和“小說”。那時操這种職業的人，叫做“說話人”；而且他們也有組織的團体，叫做“雄辯社”。他們也編有一种書，以作說話時之憑依，發揮，這書名叫“話本”。南宋初年，這种話本還流行，到宋亡，而元人入中國時，則雜劇消歇，話本也不通行了。至明朝，雖也還有說話人，——如柳敬亭就是當時很有名的說話人——但已不是宋人底面目；而且他們已不屬于雜劇，也沒有什么組織了。到現在，我們几乎已經不能知道宋時的話本究竟怎樣。——幸而現在翻刻了几种書，可以當作標本看。 一种是《五代史平話》，是可以作講史看的。講史的体例，大概是從開天辟地講起，一直到了要講的朝代。《五代史平話》也是如此；它的文章，是各以詩起，次入正文，又以詩結，總是一段一段的有詩為證。但其病在于虛事舖排多，而于史事發揮少。至于詩，我以為大約是受了唐人底影響：因為唐時很重詩，能詩者就是清品；而說話人想仰攀他們，所以話本中每多詩詞，而且一直到現在許多人所做的小說中也還沒有改。再若后來歷史小說中每回的結尾上，總有“不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的話，我以為大概也起于說話人，因為說話必希望人們下次再來听，所以必得用一個惊心動魄的未了事拉住他們。至于現在的章回小說還來模仿它，那可只是一個遺跡罷了，正如我們腹中的盲腸一樣，毫無用處。一种是《京本通俗小說》，已經不全了，還存十多篇。在“說話”中之所謂小說，并不像現在所謂的廣義的小說，乃是講的很短，而且多用時事的。起首先說一個冒頭，或用詩詞，或仍用故事，名叫“得胜頭回”——“頭回”是前回之意；“得胜”是吉利語。——以后才入本文，但也并不冗長，長短和冒頭差不多，在短時間內就完結。可見宋代說話中的所謂小說，即是“短篇小說”的意思，《京本通俗小說》雖不全，卻足夠可以看見那類小說底大概了。 除上述兩种之外，還有一种《大宋宣和遺事》，首尾皆有詩，中間雜些俚句，近于“講史”而非口談；好似“小說”而不簡洁；惟其中已敘及梁山泊的事情，就是《水滸》之先聲，是大可注意的事。還有現在新發現的一部書，叫《大唐三藏法師取經詩話》，——此書中國早沒有了，是從日本拿回來的——這所謂“詩話”，又不是現在人所說的詩話，乃是有詩，有話；換句話說：也是注重“有詩為證”的一類小說的別名。 這《大唐三藏法師取經詩話》，雖然是《西游記》的先聲，但又頗不同：例如“盜人參果”一事，在《西游記》上是孫悟空要盜，而唐僧不許；在《取經詩話》里是仙桃，孫悟空不盜，而唐僧使命去盜。——這与其說時代，倒不如說是作者思想之不同處。因為《西游記》之作者是士大夫，而《取經詩話》之作者是市人。士大夫論人极嚴，以為唐僧豈應盜人參果，所以必須將這事推到猴子身上去；而市人評論人則較為寬恕，以為唐僧盜几個區區仙桃有何要緊，便不再經心作意地替他隱瞞，竟放筆寫上去了。 總之，宋人之“說話”的影響是非常之大，后來的小說，十分之九是本于話本的。如一、后之小說如《今古奇觀》等片段的敘述，即仿宋之“小說”。二、后之章回小說如《三國志演義》等長篇的敘述，皆本于“講史”。其中講史之影響更大，并且從明清到現在，“二十四史”都演完了。作家之中，又出了一個著名人物，就是羅貫中。 羅貫中名本，錢唐人，大約生活在元末明初。他做的小說很多，可惜現在只剩了四种。而此四种又多經后人亂改，已非本來面目了。——因為中國人向來以小說為無足輕重，不似經書，所以多喜歡隨便改動它——至于貫中生平之事跡，我們現在也無從而知；有的說他因為做了水滸，他的子孫三代都是啞巴，那可也是一种謠言。貫中的四种小說，就是：一、《三國演義》；二、《水滸傳》；三、《隋唐志傳》；四、《北宋三遂平妖傳》。《北宋三遂平妖傳》，是記貝州王則借妖術作亂的事情，平他的有三個人，其名字皆有一“遂”字，所以稱“三遂平妖”。《隋唐志傳》，是敘自隋禪位，以至唐明皇的事情。——這兩种書的构造和文章都不甚好，在社會上也不盛行；最盛行，而且最有勢力的，是《三國演義》和《水滸傳》。 一、《三國演義》 講三國底事情的，也并不自羅貫中起始，宋時里巷中說古話者，有“說三分”，就講的是三國故事。 蘇東坡也說：“王彭嘗云：‘途巷中小儿，……坐听說古話，至說三國事，聞劉玄德敗，頻蹙眉，有出涕者；聞曹操敗，即喜唱快。以是知君子小人之澤，百世不斬。’”可見在羅貫中以前，就有《三國演義》這一類的書了。因為三國底事情，不像五代那樣紛亂；又不像楚漢那樣簡單；恰是不簡不繁，适于作小說。而且三國時底英雄，智術武勇，非常動人，所以人都喜歡取來做小說底材料。再有裴松之注《三國志》，甚為詳細，也足以引起人之注意三國的事情。至羅貫中之《三國演義》是否出于創作，還是繼承，現在固不敢草草斷定；但明嘉靖時本題有“晉平陽侯陳壽史傳，明羅本編次”之說，則可見是直接以陳壽的《三國志》為藍本的。但是現在的《三國演義》卻已多經后人改易，不是本來面目了。若論其書之优劣，則論者以為其缺點有三：（一）容易招人誤會。因為中間所敘的事情，有七分是實的，三分是虛的；惟其實多虛少，所以人們或不免并信虛者為真。如王漁洋是有名的詩人，也是學者，而他有一個詩的題目叫“落鳳坡吊龐士元”〔1〕，這“落鳳坡”只有《三國演義》上有，別無根据，王漁洋卻被它鬧昏了。（二）描寫過實。寫好的人，簡直一點坏處都沒有； 而寫不好的人，又是一點好處都沒有。其實這在事實上是不對的，因為一個人不能事事全好，也不能事事全坏。譬如曹操他在政治上也有他的好處；而劉備，關羽等，也不能說毫無可議，但是作者并不管它，只是任主觀方面寫去，往往成為出乎情理之外的人。（三）文章和主意不能符合——這就是說作者所表現的和作者所想像的，不能一致。如他要寫曹操的奸，而結果倒好像是豪爽多智；要寫孔明之智，而結果倒像狡猾。——然而究竟它有很好的地方，像寫關云長斬華雄一節，真是有聲有色；寫華容道上放曹操一節，則義勇之气可掬，如見其人。后來做歷史小說的很多，如《開辟演義》，《東西漢演義》，《東西晉演義》，《前后唐演義》，《南北宋演義》，《清史演義》……都沒有一种跟得住《三國演義》。所以人都喜歡看它；將來也仍舊能保持其相當价值的。 二、《水滸傳》 《水滸傳》是敘宋江等的事情，也不自羅貫中起始；因為宋江是實有其人的，為盜亦是事實，關于他的事情，從南宋以來就成社會上的傳說。宋元間有高如，李嵩等，即以水滸故事作小說；宋遺民龔圣与又作《宋江三十六人贊》；又《宣和遺事》上也有講“宋江擒方腊有功，封節度使”等說話，可見這种故事，早已傳播人口，或早有种种簡略的書本，也未可知。到后來，羅貫中薈萃諸說或小本《水滸》故事，而取舍之，便成了大部的《水滸傳》。但原本之《水滸傳》，現在已不可得，所通行的《水滸傳》有兩類： 一類是七十回的；一類是多于七十回的。多于七十回的一類是先敘洪太尉誤走妖魔，而次以百八人漸聚梁山泊，打家劫舍，后來受招安，用以破遼，平田虎，王慶，擒方腊，立了大功。最后朝廷疑忌，宋江服毒而死，終成神明。其中招安之說，乃是宋末到元初的思想，因為當時社會扰亂，官兵壓制平民，民之和平者忍受之，不和平者便分离而為盜。盜一面与官兵抗，官兵不胜，一面則擄掠人民，民間自然亦時受其騷扰；但一到外寇進來，官兵又不能抵抗的時候，人民因為仇視外族，便想用較胜于官兵的盜來抵抗他，所以盜又為當時所稱道了。至于宋江服毒的一層，乃明初加入的，明太祖統一天下之后，疑忌功臣，橫行殺戮，善終的很不多，人民為對于被害之功臣表同情起見，就加上宋江服毒成神之事去。——這也就是事實上缺陷者，小說使他團圓的老例。 《水滸傳》有許多人以為是施耐庵做的。因為多于七十回的《水滸傳》就有繁的和簡的兩類，其中一類繁本的作者，題著施耐庵。然而這施耐庵恐怕倒是后來演為繁本者的托名，其實生在羅貫中之后。后人看見繁本題耐庵作，以為簡本倒是節本，便將耐庵看作更古的人，排在貫中以前去了。到清初，金圣歎又說《水滸傳》到“招安”為止是好的，以后便很坏； 又自稱得著古本，定“招安”為止是耐庵作，以后是羅貫中所續，加以痛罵。于是他把“招安”以后都刪了去，只存下前七十回——這便是現在的通行本。他大概并沒有什么古本，只是憑了自己的意見刪去的，古本云云，無非是一种“托古”的手段罷了。但文章之前后有些參差，卻确如圣歎所說，然而我在前邊說過：《水滸傳》見集合許多口傳，或小本《水滸》故事而成的，所以當然有不能一律處。況且描寫事業成功以后的文章，要比描寫正做強盜時難些，一大部書，結末不振，是多有的事，也不能就此便斷定是羅貫中所續作。至于金圣歎為什么要刪“招安”以后的文章呢？這大概也就是受了當時社會環境底影響。胡适之先生說：“圣歎生于流賊遍天下的時代，眼見張獻忠，李自成一般強盜流毒全國，故他覺強盜是不應該提倡的，是應該口誅筆伐的。”這話很是。就是圣歎以為用強盜來平外寇，是靠不住的，所以他不愿听宋江立功的謠言。 但到明亡之后，外族勢力全盛了，几個遺民抱亡國之痛，便把流寇之痛苦忘卻，又与強盜表起同情來。如明遺民陳忱，就托名雁宕山樵作了一部《后水滸傳》。他說：宋江死了以后，余下的同志，尚為宋御金，后無功，李俊率眾浮海到暹羅做了國王。——這就是因為國家為外族所据，轉而与強盜又表同情的意思。可是到后來事過情遷，連种族之感都又忘掉了，于是道光年間就有俞万春作《結水滸傳》，說山寇宋江等，一個個皆為官兵所殺。他的文章，是漂亮的，描寫也不坏，但思想實在未免煞風景。 ※ ※ ※ 〔1〕 “落鳳坡吊龐士元” 詩見王士禛《漁洋山人精華錄》卷十。 上次已將宋之小說，講了個大概。元呢，它的詞曲很發達，而小說方面，卻沒有什么可說。現在我們就講到明朝的小說去。明之中葉，即嘉靖前后，小說出現的很多，其中有兩大主潮：一、講神魔之爭的；二、講世情的。現在再將它分開來講： 一、講神魔之爭的 此思潮之起來，也受了當時宗教，方士之影響的。宋宣和時，即非常崇奉道流；元則佛道并奉，方士的勢力也不小；至明，本來是衰下去的了，但到成化時，又抬起頭來，其時有方士李孜，釋家繼曉，正德時又有色目人于永，都以方技雜流拜官，因之妖妄之說日盛，而影響及于文章。況且歷來三教之爭，都無解決，大抵是互相調和，互相容受，終于名為“同源”而后已。凡有新派進來，雖然彼此目為外道，生些紛爭，但一到認為同源，即無歧視之意，須俟后來另有別派，它們三家才又自稱正道，再來攻擊這非同源的异端。當時的思想，是极模糊的，在小說中所寫的邪正，并非儒和佛，或道和佛，或儒道釋和白蓮教，單不過是含胡的彼此之爭，我就總括起來給他們一個名目，叫做神魔小說。 此种主潮，可作代表者，有三部小說：（一）《西游記》； （二）《封神傳》；（三）《三寶太監西洋記》。 （一）《西游記》 《西游記》世人多以為是元朝的道士邱長春做的，其實不然。邱長春自己另有《西游記》三卷，是紀行，今尚存《道藏》中：惟因書名一樣，人們遂誤以為是一种。加以清初刻《西游記》小說者，又取虞集所作的《長春真人西游記序》冠其首，人更信這《西游記》是邱長春所做的了。——實則做這《西游記》者，乃是江蘇山陽人吳承恩。此見于明時所修的《淮安府志》；但到清代修志卻又把這記載刪去了。《西游記》現在所見的，是一百回，先敘孫悟空成道，次敘唐僧取經的由來，后經八十一難，終于回到東土。 這部小說，也不是吳承恩所創作，因為《大唐三藏法師取經詩話》——在前邊已經提及過——已說過猴行者，深河神〔1〕，及諸异境。元朝的雜劇也有用唐三藏西天取經做材料的著作。 此外明時也別有一种簡短的《西游記傳》——由此可知玄奘西天取經一事，自唐末以至宋元已漸漸演成神异故事，且多作成簡單的小說，而至明吳承恩，便將它們匯集起來，以成大部的《西游記》。承恩本善于滑稽，他講妖怪的喜，怒，哀，樂，都近于人情，所以人都喜歡看！這是他的本領。而且叫人看了，無所容心，不像《三國演義》，見劉胜則喜，見曹胜則恨；因為《西游記》上所講的都是妖怪，我們看了，但覺好玩，所謂忘怀得失，獨存賞鑒了——這也是他的本領。至于說到這書的宗旨，則有人說是勸學；有人說是談禪；有人說是講道；議論很紛紛。但据我看來，實不過出于作者之游戲，只因為他受了三教同源的影響，所以釋迦，老君，觀音，真性，元神之類，無所不有，使無論什么教徒，皆可隨宜附會而已。如果我們一定要問它的大旨，則我覺得明人謝肇湅J所說的“《西游記》……以猿為心之神，以豬為意之馳，其始之放縱，上天下地，莫能禁制，而歸于緊箍一咒，能使心猿馴伏，至死靡他，蓋亦求放心之喻。”這几句話，已經很足以說盡了。后來有《后西游記》及《續西游記》等，都脫不了前書窠臼。至董說的《西游補》，則成了諷刺小說，与這類沒有大關系了。 （二）《封神傳》 《封神傳》在社會上也很盛行，至為何人所作，我們無從而知。有人說：作者是一窮人，他把這書做成賣了，給他女儿作嫁資，但這不過是沒有憑据的傳說。 它的思想，也就是受了三教同源的模糊的影響；所敘的是受辛進香女媧宮，題詩黷神，神因命三妖惑紂以助周。上邊多說戰爭，神佛雜出，助周者為闡教；助殷者為截教。我以為這“闡”是明的意思，“闡教”就是正教；“截”是斷的意思，“截教”或者就是佛教中所謂斷見外道。——總之是受了三教同源的影響，以三教為神，以別教為魔罷了。 （三）《三寶太監西洋記》 《三寶太監西洋記》，是明万歷間的書，現在少見；這書所敘的是永樂中太監鄭和服外夷三十九國，使之朝貢的事情。書中說鄭和到西洋去，是碧峰長老助他的，用法術降服外夷，收了全功。在這書中，雖然所說的是國与國之戰，但中國近于神，而外夷卻居于魔的地位，所以仍然是神魔小說之流。不過此書之作，則也与當時的環境有關系，因為鄭和之在明代，名聲赫然，為世人所樂道；而嘉靖以后，東南方面，倭寇猖獗，民間傷今之弱，于是便感昔之盛，做了這一部書。但不思將帥，而思太監，不恃兵力，而恃法術者，乃是一則為傳統思想所囿；一則明朝的太監的确常做監軍，權力非常之大。這种用法術打外國的思想，流傳下來一直到清朝，信以為真，就有義和團實驗了一次。 二、講世情的 當神魔小說盛行的時候，講世情的小說，也就起來了，其原因，當然也离不開那時的社會狀態，而且有一類，還与神魔小說一樣，和方士是有很大的關系的。這种小說，大概都敘述些風流放縱的事情，間于悲歡离合之中，寫炎涼的世態。其最著名的，是《金瓶梅》，書中所敘，是借《水滸傳》中之西門慶做主人，寫他一家的事跡。西門慶原有一妻三妾，后复愛潘金蓮，酖其夫武大，納她為妾；又通金蓮婢春梅；复私了李瓶儿，也納為妾了。后來李瓶儿，西門慶皆先死，潘金蓮又為武松所殺，春梅也因淫縱暴亡。至金兵到清河時，慶妻攜其遺腹子孝哥，欲到濟南去，路上遇著普淨和尚，引至永福寺，以佛法感化孝哥，終于使他出了家，改名明悟。因為這書中的潘金蓮，李瓶儿，春梅，都是重要人物，所以書名就叫《金瓶梅》。明人小說之講穢行者，人物每有所指，是借文字來報盡仇的，像這部《金瓶梅》中所說的西門慶，是一個紳士，大約也不外作者的仇家，但究屬何人，現在無可考了。至于作者是誰，我們現在也還未知道。有人說：這是王世貞為父報仇而做的，因為他的父親王舒為嚴嵩所害，而嚴嵩之子世蕃又勢盛一時，凡有不利于嚴嵩的奏章，無不受其壓抑，不使上聞。王世貞探得世蕃愛看小說，便作了這部書，使他得沉湎其中，無暇他顧，而參嚴嵩的奏章，得以上去了。所以清初的翻刻本上，就有《苦孝說》冠其首。 但這不過是一种推測之辭，不足信据。《金瓶梅》的文章做得尚好，而王世貞在當時最有文名，所以世人遂把作者之名嫁給他了。后人之主張此說，并且以《苦孝說》冠其首，也無非是想減輕社會上的攻擊的手段，并不是确有什么王世貞所作的憑据。 此外敘放縱之事，更甚于《金瓶梅》者，為《玉嬌李》。 但此書到清朝已經佚失，偶有見者，也不是原本了。還有一种山東諸城人丁耀亢所做的《續金瓶梅》，和前書頗不同，乃是對于《金瓶梅》的因果報應之說，就是武大后世變成淫夫，潘金蓮也變為河間婦，終受极刑；西門慶則變成一個騃憨男子，只坐視著妻妾外遇。〔2〕——以見輪回是不爽的。從此以后世情小說，就明明白白的，一變而為說報應之書——成為勸善的書了。這樣的講到后世的事情的小說，如果推演開去，三世四世，可以永遠做不完工，實在是一种奇怪而有趣的做法。 但這在古代的印度卻是曾經有過的，如《鴦堀摩羅經》〔3〕就是一例。 如上所講，世情小說在一方面既有這樣的大講因果的變遷，在他方面也起了別一种反動。那是講所謂“溫柔敦厚”的，可以用《平山冷燕》，《好逑傳》，《玉嬌梨》來做代表。不過這類的書名字，仍多襲用《金瓶梅》式，往往摘取書中人物的姓名來做書名；但內容卻不是淫夫蕩婦，而變了才子佳人了。所謂才子者，大抵能作些詩，才子和佳人之遇合，就每每以題詩為媒介。這似乎是很有悖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對于舊習慣是有些反對的意思的，但到團圓的時節，又常是奉旨成婚，我們就知道作者是尋到了更大的帽子了。那些書的文章也沒有一部好，而在外國卻很有名。一則因為《玉嬌梨》，《平山冷燕》，有法文譯本；《好逑傳》有德，法文譯本，所以研究中國文學的人們都知道，給中國做文學史就大概提起它；二則因為若在一夫一妻制的國度里，一個以上的佳人共愛一個才子便要發生极大的糾紛，而在這些小說里卻毫無問題，一下子便都結了婚了，從他們看起來，實在有些新奇而且有趣。 ※ ※ ※ 〔1〕 深河神 据《大唐三藏取經詩話》應作“深沙神”。 〔2〕 這是《玉嬌李》的情節，參看《中國小說史略》第十九篇。 〔3〕 《鴦堀摩羅經》 四卷，南朝宋求那跋陀羅譯。屬大乘部，敘述佛濟度鴦堀摩羅的故事。 清代底小說之种類及其變化，比明朝比較的多，但因為時間關系，我現在只可分作四派來說一個大概。這四派便是： 一、擬古派；二、諷刺派；三、人情派；四、俠義派。 一、擬古派 所謂擬古者，是指擬六朝之志怪，或擬唐朝之傳奇者而言。唐人底小說單本，到明時什九散亡了，偶有看見模仿的，世間就覺得新异。元末明初，先有錢唐瞿佑仿了唐人傳奇，作《剪燈新話》，文章雖沒有力，而用些艷語來描畫閨情，所以特為時流所喜，仿效者很多，直到被朝廷禁止，這風气才漸漸的衰歇。但到了嘉靖間，唐人底傳奇小說盛行起來了，從此模仿者又在在皆是，文人大抵喜歡做几篇傳奇体的文章；其專做小說，合為一集的，則《聊齋志异》最有名。《聊齋志异》是山東淄川人蒲松齡做的。有人說他作書以前，天天在門口設備茗煙，請過路底人講說故事，作為著作的材料；但是多由他的朋友那里听來的，有許多是從古書尤其是從唐人傳奇變化而來的——如《鳳陽士人》，《續黃粱》等就是——所以列他于擬古。書中所敘，多是神仙，狐鬼，精魅等故事，和當時所出同類的書差不多，但其优點在： （一）描寫詳細而委曲，用筆變幻而熟達。（二）說妖鬼多具人情，通世故，使人覺得可親，并不覺得很可怕。不過用古典太多，使一般人不容易看下去。 《聊齋志异》出來之后，風行約一百年，這其間模仿和贊頌它的非常之多。但到了乾隆末年，有直隸獻縣人紀昀出來和他反對了，紀昀說《聊齋志异》之缺點有二：（一）体例太雜。就是說一個人的一個作品中，不當有兩代的文章的体例，這是因為《聊齋志异》中有長的文章是仿唐人傳奇的，而又有些短的文章卻象六朝的志怪。（二）描寫太詳。這是說他的作品是述他人的事跡的，而每每過于曲盡細微，非自己不能知道，其中有許多事，本人未必肯說，作者何從知之？紀昀為避此兩缺點起見，所以他所做的《閱微草堂筆記》就完全模仿六朝，尚質黜華，敘述簡古，力避唐人的做法。其材料大抵自造，多借狐鬼的話，以攻擊社會。据我看來，他自己是不信狐鬼的，不過他以為對于一般愚民，卻不得不以神道設教。但他很有可以佩服的地方：他生在乾隆間法紀最嚴的時代，竟敢借文章以攻擊社會上不通的禮法，荒謬的習俗，以當時的眼光看去，真算得很有魄力的一個人。可是到了末流，不能了解他攻擊社會的精神，而只是學他的以神道設教一面的意思，于是這派小說差不多又變成勸善書了。 擬古派的作品，自從以上二書出來以后，大家都學它們； 一直到了現在，即如上海就還有一群所謂文人在那里模仿它。 可是并沒有什么好成績，學到的大抵是糟粕，所以擬古派也已經被踏死在它的信徒的腳下了。 二、諷刺派 小說中寓譏諷者，晉唐已有，而在明之人情小說為尤多。在清朝，諷刺小說反少有，有名而几乎是唯一的作品，就是《儒林外史》。《儒林外史》是安徽全椒人吳敬梓做的。敬梓多所見聞，又工于表現，故凡所有敘述，皆能在紙上見其聲態；而寫儒者之奇形怪狀，為獨多而獨詳。當時距明亡沒有百年，明季底遺風，尚留存于士流中，八股而外，一無所知，也一無所事。敬梓身為士人，熟悉其中情形，故其暴露丑態，就能格外詳細。其書雖是斷片的敘述，沒有線索，但其變化多而趣味濃，在中國歷來作諷刺小說者，再沒有比他更好的了。一直到了清末，外交失敗，社會上的人們覺得自己的國勢不振了，极想知其所以然，小說家也想尋出原因的所在；于是就有李寶嘉歸罪于官場，用了南亭亭長的假名字，做了一部《官場現形記》。這部書在清末很盛行，但文章比《儒林外史》差得多了；而且作者對于官場的情形也并不很透徹，所以往往有失實的地方。嗣后又有廣東南海人吳沃堯歸罪于社會上舊道德的消滅，也用了我佛山人的假名字，做了一部《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這部書也很盛行，但他描寫社會的黑暗面，常常張大其詞，又不能穿入隱微，但照例的慷慨激昂，正和南亭亭長有同樣的缺點。這兩种書都用斷片湊成，沒有什么線索和主角，是同《儒林外史》差不多的，但藝術的手段，卻差得遠了；最容易看出來的就是《儒林外史》是諷刺，而那兩种都近于謾罵。 諷刺小說是貴在旨微而語婉的，假如過甚其辭，就失了文藝上底价值，而它的末流都沒有顧到這一點，所以諷刺小說從《儒林外史》而后，就可以謂之絕響。 三、人情派 此派小說，即可以著名的《紅樓夢》做代表。《紅樓夢》其初名《石頭記》，共有八十回，在乾隆中年忽出現于北京。最初皆抄本，至乾隆五十七年，才有程偉元刻本，加多四十回，共一百二十回，改名叫《紅樓夢》。据偉元說：乃是從舊家及鼓擔上收集而成全部的。至其原本，則現在已少見，惟現有一石印本，也不知究是原本与否。《紅樓夢》所敘為石頭城中——未必是今之南京——賈府的事情。其主要者為榮國府的賈政生子寶玉，聰明過人，而絕愛异性；賈府中實亦多好女子，主從之外，親戚也多，如黛玉，寶釵等，皆來寄寓，史湘云亦常來。而寶玉与黛玉愛最深；后來政為寶玉娶婦，卻迎了寶釵，黛玉知道以后，吐血死了。寶玉亦郁郁不樂，悲歎成病。其后宁國府的賈赦革職查抄，累及榮府，于是家庭衰落，寶玉竟發了瘋，后又忽而改行，中了舉人。但不多時，忽又不知所往了。后賈政因葬母路過毗陵，見一人光頭赤腳，向他下拜，細看就是寶玉；正欲問話，忽來一僧一道，拉之而去。追之無有，但見白茫茫一片荒野而已。 《紅樓夢》的作者，大家都知道是曹雪芹，因為這是書上寫著的。至于曹雪芹是何等樣人，卻少有人提起過；現經胡适之先生的考證，我們可以知道大概了。雪芹名佹，一字芹圃，是漢軍旗人。他的祖父名寅，康熙中為江宁織造。清世祖南巡時，即以織造局為行宮。其父𡟼，亦為江宁織造。我們由此就知道作者在幼時實在是一個大世家的公子。他生在南京。十歲時，隨父到了北京。此后中間不知因何變故，家道忽落。雪芹中年，竟至窮居北京之西郊，有時還不得飽食。 可是他還縱酒賦詩，而《紅樓夢》的創作，也就在這時候。可惜后來他因為儿子夭殤，悲慟過度，也竟死掉了——年四十余——《紅樓夢》也未得做完，只有八十回。后來程偉元所刻的，增至一百二十回，雖說是從各處搜集的，但實則其友高鶚所續成，并不是原本。 對于書中所敘的意思，推測之說也很多。舉其較為重要者而言：（一）是說記納蘭性德的家事，所謂金釵十二，就是性德所奉為上客的人們。這是因為性德是詞人，是少年中舉，他家后來也被查抄，和寶玉的情形相仿佛，所以猜想出來的。 但是查抄一事，寶玉在生前，而性德則在死后，其他不同之點也很多，所以其實并不很相像。（二）是說記順治与董鄂妃的故事；而又以鄂妃為秦淮舊妓董小宛。清兵南下時，掠小宛到北京，因此有寵于清世祖，封為貴紀；后來小宛夭逝，清世祖非常哀痛，就出家到五台山做了和尚。《紅樓夢》中寶玉也做和尚，就是分明影射這一段故事。但是董鄂妃是滿洲人，并非就是董小宛，清兵下江南的時候，小宛已經二十八歲了； 而順治方十四歲，決不會有把小宛做妃的道理。所以這一說也不通的。（三）是說敘康熙朝政治底狀態的；就是以為石頭記是政治小說，書中本事，在吊明之亡，而揭清之失。如以“紅”影“朱”字，以“石頭”指“金陵”，以“賈”斥偽朝——即斥“清”，以金陵十二釵譏降清之名士。然此說未免近于穿鑿，況且現在既知道作者既是漢軍旗人，似乎不至于代漢人來抱亡國之痛的。（四）是說自敘；此說出來最早，而信者最少，現在可是多起來了。因為我們已知道雪芹自己的境遇，很和書中所敘相合。雪芹的祖父，父親，都做過江宁織造，其家庭之豪華，實和賈府略同；雪芹幼時又是一個佳公子，有似于寶玉；而其后突然窮困，假定是被抄家或近于這一類事故所致，情理也可通——由此可知《紅樓夢》一書，說尾大部分為作者自敘，實是最為可信的一說。 至于說到《紅樓夢》的价值，可是在中國底小說中實在是不可多得的。其要點在敢于如實描寫，并無諱飾，和從前的小說敘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的，大不相同，所以其中所敘的人物，都是真的人物。總之自有《紅樓夢》出來以后，傳統的思想和寫法都打破了。——它那文章的旖旎和纏綿，倒是還在其次的事。但是反對者卻很多，以為將給青年以不好的影響。這就因為中國人看小說，不能用賞鑒的態度去欣賞它，卻自己鑽入書中，硬去充一個其中的腳色。所以青年看《紅樓夢》，便以寶玉，黛玉自居；而年老人看去，又多占据了賈政管束寶玉的身分，滿心是利害的打算，別的什么也看不見了。 《紅樓夢》而后，續作极多：有《后紅樓夢》，《續紅樓夢》，《紅樓后夢》，《紅樓复夢》，《紅樓補夢》，《紅樓重夢》，《紅樓幻夢》，《紅樓圓夢》……大概是補其缺陷，結以團圓。 直到道光年中，《紅樓夢》才談厭了。但要敘常人之家，則佳人又少，事故不多，于是便用了《紅樓夢》的筆調，去寫优伶和妓女之事情，場面又為之一變。這有《品花寶鑒》，《青樓夢》可作代表。《品花寶鑒》是專敘乾隆以來北京底优伶的。 其中人物雖与《紅樓夢》不同，而仍以纏綿為主；所描寫的伶人与狎客，也和佳人与才子差不多。《青樓夢》全書都講妓女，但情形并非寫實的，而是作者的理想。他以為只有妓女是才子的知己，經過若干周折，便即團圓，也仍脫不了明末的佳人才子這一派。到光緒中年，又有《海上花列傳》出現，雖然也寫妓女，但不像《青樓夢》那樣的理想，卻以為妓女有好，有坏，較近于寫實了。一到光緒末年，《九尾龜》〔1〕之類出，則所寫的妓女都是坏人，狎客也像了無賴，与《海上花列傳》又不同。這樣，作者對于妓家的寫法凡三變，先是溢美，中是近真，臨末又溢惡，并且故意夸張，謾罵起來；有几种還是誣蔑，訛詐的器具。人情小說底末流至于如此，實在是很可以詫异的。 四、俠義派 俠義派底小說，可以用《三俠五義》做代表。這書的起源，本是茶館中的說書，后來能文的人，把它寫出來，就通行于社會了。當時底小說，有《紅樓夢》等專講柔情，《西游記》一派，又專講妖怪，人們大概也很覺得厭气了，而《三俠五義》則別開生面，很是新奇，所以流行也就特別快，特別盛。當潘祖蔭由北京回吳的時候，以此書示俞曲園，曲園很贊許，但嫌其太背于歷史，乃為之改正第一回；又因書中的北俠，南俠，雙俠，實已四人，三不能包，遂加上艾虎和沈仲元；索性改名為《七俠五義》。這一种改本，現在盛行于江浙方面。但《三俠五義》，也并非一時創作的書，宋包拯立朝剛正，《宋史》有傳；而民間傳說，則行事多怪异； 元朝就傳為故事，明代又漸演為小說，就是《龍圖公案》。后來這書的組織再加密些，又成為大部的《龍圖公案》，也就是《三俠五義》的藍本了。因為社會上很歡迎，所以又有《小五義》，《續小五義》，《英雄大八義》，《英雄小八義》，《七劍十三俠》，《七劍十八義》等等都跟著出現。——這等小說，大概是敘俠義之士，除盜平叛的事情，而中間每以名臣大官，總領一切。其先又有《施公案》，同時則有《彭公案》一類的小說，也盛行一時。其中所敘的俠客，大半粗豪，很像《水滸》中底人物，故其事實雖然來自《龍圖公案》，而源流則仍出于《水滸》。不過《水滸》中人物在反抗政府；而這一類書中底人物，則幫助政府，這是作者思想的大不同處，大概也因為社會背景不同之故罷。這些書大抵出于光緒初年，其先曾經有過几回國內的戰爭，如平長毛，平捻匪，平教匪等，許多市井中人，粗人無賴之流，因為從軍立功，多得頂戴，人民非常羡慕，愿听“為王前驅”的故事，所以茶館中發生的小說，自然也受了影響了。現在《七俠五義》已出到二十四集，《施公案》出到十集，《彭公案》十七集，而大抵千篇一律，語多不通，我們對此，無多批評，只是很覺得作者和看者，都能夠如此之不憚煩，也算是一件奇跡罷了。 上邊所講的四派小說，到現在還很通行。此外零碎小派的作品也還有，只好都略去了它們。至于民國以來所發生的新派的小說，還很年幼——正在發達創造之中，沒有很大的著作，所以也姑且不提起它們了。 我講的《中國小說的歷史的變遷》在今天此刻就算終結了。在此兩星期中，匆匆地只講了一個大概，挂一漏万，固然在所不免，加以我的知識如此之少，講話如此之拙，而天气又如此之熱，而諸位有許多還始終來听完我的講，這是我所非常之抱歉而且感謝的。 ※ ※ ※ 〔1〕 《九尾龜》 清末漱六山房（張春帆）撰。一九二回。敘寫妓女生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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