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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向《自由談》投稿的由來，《前記》里已經說過了。到這里，本文已完，而電燈尚明，蚊子暫靜，便用剪刀和筆，再來保存些因為《自由談》和我而起的瑣聞，算是一點余興。 只要一看就知道，在我的發表短評時中，攻擊得最烈的是《大晚報》。這也并非和我前生有仇，是因為我引用了它的文字。但我也并非和它前生有仇，是因為我所看的只有《申報》和《大晚報》兩种，而后者的文字往往頗覺新奇，值得引用，以消愁釋悶。即如我的眼前，現在就有一張包了香煙來的三月三十日的舊《大晚報》在，其中有著這樣的一段——“浦東人楊江生，年已四十有一，貌既丑陋，人复貧窮，向為泥水匠，曾佣于蘇州人盛寶山之泥水作場。盛有女名金弟，今方十五齡，而矮小异常，人亦猥瑣。昨晚八時，楊在虹口天潼路与盛相遇，楊奸其女。經捕頭向楊詢問，楊毫不抵賴，承認自去年一二八以后，連續行奸十余次，當派探員將盛金弟送往醫院，由醫生驗明确非處女，今晨解送第一特區地方法院，經劉毓桂推事提審，捕房律師王耀堂以被告誘未滿十六歲之女子，雖其后數次皆系該女自往被告家相就，但按法亦應強奸罪論，應請訊究。旋傳女父盛寶山訊問，据稱初不知有此事，前晚因事責女后，女忽失蹤，直至昨晨才歸，嚴詰之下，女始謂留住被告家，并將被告誘奸經過說明，我方得悉，故將被告扭入捕房云。繼由盛金弟陳述，与被告行奸，自去年二月至今，已有十余次，每次均系被告將我喚去，并著我不可對父母說知云。質之楊江生供，盛女向呼我為叔，縱欲奸猶不忍下手，故絕對無此事，所謂十余次者，系將盛女帶出游玩之次數等語。劉推事以本案尚須調查，諭被告收押，改期再訊。” 在記事里分明可見，盛對于楊，并未說有“倫常”關系，楊供女稱之為“叔”，是中國的習慣，年長十年左右，往往稱為叔伯的。然而《大晚報》用了怎樣的題目呢？是四號和頭號字的—— 攔途扭往捕房控訴 干叔奸侄女 女自稱被奸過十余次男指系游玩并非風流它在“叔”上添一“干”字，于是“女”就化為“侄女”，楊江生也因此成了“逆倫”或准“逆倫”的重犯了。中國之君子，歎人心之不古，憎匪人之逆倫，而惟恐人間沒有逆倫的故事，偏要用筆舖張揚厲起來，以聳動低級趣味讀者的眼目。楊江生是泥水匠，無從看見，見了也無從抗辯，只得一任他們的編排，然而社會批評者是有指斥的任務的。但還不到指斥，單單引用了几句奇文，他們便什么“員外”什么“警犬”〔１〕的狂嗥起來，好像他們的一群倒是吸風飲露，帶了自己的家私來給社會服務的志士。是的，社長我們是知道的，然而終于不知道誰是東家，就是究竟誰是“員外”，倘說既非商辦，又非官辦；則在報界里是很難得的。但這秘密，在這里不再研究它也好。 和《大晚報》不相上下，注意于《自由談》的還有《社會新聞》〔２〕。但手段巧妙得遠了，它不用不能通或不愿通的文章，而只驅使著真偽雜糅的記事。即如《自由談》的改革的原因，雖然斷不定所說是真是假，我倒還是從它那第二卷第十三期（二月七日出版）上看來的——從《春秋》与《自由談》說起中國文壇，本無新舊之分，但到了五四運動那年，陳獨秀在《新青年》上一聲號炮，別樹一幟，提倡文學革命，胡适之錢玄同劉半農等，在后搖旗吶喊。這時中國青年外感外侮的壓迫，內受政治的刺激，失望与煩悶，為了要求光明的出路，各种新思潮，遂受青年熱烈的擁護，使文學革命建了偉大的成功。從此之后，中國文壇新舊的界限，判若鴻溝；但舊文壇勢力在社會上有悠久的歷史，根深蒂固，一時不易動搖。那時舊文壇的机關雜志，是著名的《禮拜六》，几乎集了天下搖頭擺尾的文人，于《禮拜六》一爐！至《禮拜六》所刊的文字，十九是卿卿我我，哀哀唧唧的小說，把民族性陶醉萎靡到极點了！此即所謂鴛鴦蝴蝶派的文字。其中如徐枕亞吳雙熱周瘦鵑等，尤以善談鴛鴦蝴蝶著名，周瘦鵑且為禮拜六派之健將。這時新文壇對于舊勢力的大本營《禮拜六》，攻擊頗力，卒以新興勢力，實力單薄，舊派有封建社會為背景，有恃無恐，兩不相讓，各行其是。此后新派如文學研究會，創造社等，陸續成立，人材漸眾，勢力漸厚，《禮拜六》應時勢之推移，終至“壽終正寢”！惟禮拜六派之殘余分子，迄今猶四出活動，無肅清之望，上海各大報中之文藝編輯，至今大都仍是所謂鴛鴦蝴蝶派所把持。可是只要放眼在最近的出版界中，新興文藝出版數量的可惊，已有使舊勢力不能抬頭之勢！禮拜六派文人之在今日，已不敢复以《禮拜六》的頭銜以相召號，蓋已至強弩之末的時期了！最近守舊的《申報》，忽將《自由談》編輯禮拜六派的巨子周瘦鵑撤職，換了一個新派作家黎烈文，這對于舊勢力當然是件非常的變動，遂形成了今日新舊文壇劇烈的沖突。周瘦鵑一方面策動各小報，對黎烈文作總攻擊，我們只要看鄭逸梅主編的《金剛鑽》，主張周瘦鵑仍返《自由談》原位，讓黎烈文主編《春秋》，也足見舊派文人終不能忘情于已失的地盤。而另一方面周瘦鵑在自己編的《春秋》內說：各种副刊有各种副刊的特性，作河水不犯井水之論，也足見周瘦鵑猶惴惴于他現有地位的危殆。周同時還硬拉非蘇州人的嚴獨鶴加入周所主持的純蘇州人的文藝團体“星社”，以為拉攏而固地位之計。不圖舊派勢力的失敗，竟以周啟其端。 据我所聞：周的不能安于其位，也有原因：他平日對于選稿方面，太刻薄而私心，只要是認識的人投去的稿，不看內容，見篇即登；同時無名小卒或為周所陌生的投稿者，則也不看內容，整堆的作為字紙簍的虜俘。因周所編的刊物，總是几個夾袋里的人物，私心自用，以致內容糟不可言！外界對他的攻擊日甚，如許嘯天主編之《紅葉》，也對周有數次劇烈的抨擊，史量才為了外界對他的不滿，所以才把他撤去。那知這次史量才的一動，周竟作了導火線，造成了今日新舊兩派短兵相接戰斗愈烈的境界！以后想好戲還多，讀者請拭目俟之。〔微知〕但到二卷廿一期（三月三日）上，就已大惊小怪起來，為“守舊文化的堡壘”的動搖惋惜——左翼文化運動的抬頭水手關于左翼文化運動，雖然受過各方面嚴厲的壓迫，及其內部的分裂，但近來又似乎漸漸抬起頭了。在上海，左翼文化在共產党“聯絡同路人”的路線之下，的确是較前稍有起色。在雜志方面，甚至連那些第一塊老牌雜志，也左傾起來。胡愈之主編的《東方雜志》，原是中國歷史最久的雜志，也是最穩健不過的雜志，可是据王云五老板的意見，胡愈之近來太左傾了，所以在愈之看過的樣子，他必須再重看一遍。但雖然是經過王老板大刀闊斧的刪段以后，《東方雜志》依然還嫌太左傾，于是胡愈之的飯碗不能不打破，而由李某來接他的手了。又如《申報》的《自由談》在禮拜六派的周某主編之時，陳腐到太不像樣，但現在也在左聯手中了。魯迅与沈雁冰，現在已成了《自由談》的兩大台柱了。《東方雜志》是屬于商務印書館的，《自由談》是屬于《申報》的，商務印書館与申報館，是兩個守舊文化的堡壘，可是這兩個堡壘，現在似乎是開始動搖了，其余自然是可想而知。此外，還有几個中級的新的書局，也完全在左翼作家手中，如郭沫若高語罕丁曉先与沈雁冰等，都各自抓著了一個書局，而做其台柱，這些都是著名的紅色人物，而書局老板現在竟靠他們吃飯了。 ………… 過了三星期，便确指魯迅与沈雁冰〔３〕為《自由談》的“台柱”（三月廿四日第二卷第廿八期）——黎烈文未入文總 《申報·自由談》編輯黎烈文，系留法學生，為一名不見于經傳之新進作家。自彼接辦《自由談》后，《自由談》之論調，為之一變，而執筆為文者，亦由星社《禮拜六》之舊式文人，易為左翼普羅作家。現《自由談》資為台柱者，為魯迅与沈雁冰兩氏，魯迅在《自由談》上發表文稿尤多，署名為“何家干”。除魯迅与沈雁冰外，其他作品，亦什九系左翼作家之作，如施蟄存曹聚仁李輝英輩是。一般人以《自由談》作文者均系中國左翼文化總同盟（簡稱文總），故疑黎氏本人，亦系文總中人，但黎氏對此，加以否認，謂彼并未加入文總，与以上諸人僅友誼關系云。〔逸〕又過了一個多月，則發見這兩人的“雄圖”（五月六日第三卷第十二期）了——魯迅沈雁冰的雄圖 自從魯迅沈雁冰等以《申報·自由談》為地盤，發抒陰陽怪气的論調后，居然又能吸引群眾，取得滿意的收獲了。在魯（？）沈的初衷，當然這是一种有作用的嘗試，想复興他們的文化運動。現在，听說已到組織團体的火候了。 參加這個運動的台柱，除他們二人外有郁達夫，鄭振鐸等，交換意見的結果，認為中國最早的文化運動，是以語絲社創造社及文學研究會為中心，而消散之后，語絲創造的人分化太大了，惟有文學研究會的人大部分都還一致，——如王統照葉紹鈞徐雉之類。而沈雁冰及鄭振鐸，一向是文學研究派的主角，于是決定循此路線進行。最近，連田漢都愿意率眾歸附，大概組會一事，已在必成，而且可以在這紅五月中實現了。〔農〕這些記載，于編輯者黎烈文是并無損害的，但另有一种小報式的期刊所謂《微言》〔４〕，卻在《文壇進行曲》里刊了這樣的記事—— “曹聚仁經黎烈文等紹介，已加入左聯。”（七月十五日，九期。） 這兩种刊物立說的差异，由于私怨之有無，是可不言而喻的。但《微言》卻更為巧妙：只要用寥寥十五字，便并陷兩者，使都成為必被壓迫或受難的人們。 到五月初，對于《自由談》的壓迫，逐日嚴緊起來了，我的投稿，后來就接連的不能發表。但我以為這并非因了《社會新聞》之類的告狀，倒是因為這時正值禁談時事，而我的短評卻時有對于時局的憤言；也并非僅在壓迫《自由談》，這時的壓迫，凡非官辦的刊物，所受之度大概是一樣的。但這時候，最适宜的文章是鴛鴦蝴蝶的游泳和飛舞，而《自由談》可就難了，到五月廿五日，終于刊出了這樣的啟事——編輯室 這年頭，說話難，搖筆杆尤難。這并不是說：“禍福無門，惟人自召”，實在是“天下有道”，“庶人”相應“不議”。編者謹掬一瓣心香，吁請海內文豪，從茲多談風月，少發牢騷，庶作者編者，兩蒙其休。若必論長議短，妄談大事，則塞之字篇既有所不忍，布之報端又有所不能，陷編者于兩難之境，未免有失恕道。語云：識時務者為俊杰，編者敢以此為海內文豪告。區區苦衷，伏乞矜鑒！編者 這現象，好像很得了《社會新聞》群的滿足了，在第三卷廿一期（六月三日）里的“文化秘聞”欄內，就有了如下的記載—— 《自由談》態度轉變 《申報·自由談》自黎烈文主編后，即吸收左翼作家魯迅沈雁冰及烏鴉主義者曹聚仁等為基本人員，一時論調不三不四，大為讀者所不滿。且因嘲罵“禮拜五派”，而得罪張若谷等；抨擊“取消式”之社會主義理論，而与嚴靈峰等結怨；腰斬《時代与愛的歧途》，又招張資平派之反感，計黎主編《自由談》數月之結果，已形成一种壁壘，而此种壁壘，乃營業主義之《申報》所最忌者。又史老板在外間亦耳聞有种种不滿之論調，乃特下警告，否則為此則惟有解約。最后結果伙計當然屈伏于老板，于是“老話”，“小旦收場”之類之文字，已不复見于近日矣。〔聞〕 而以前的五月十四日午后一時，還有了丁玲和潘梓年的失蹤的事〔５〕，大家多猜測為遭了暗算，而這猜測也日益證實了。謠言也因此非常多，傳說某某也將同遭暗算的也有，接到警告或恐嚇信的也有。我沒有接到什么信，只有一連五六日，有人打電話到內山書店〔６〕的支店去詢問我的住址。我以為這些信件和電話，都不是實行暗算者們所做的，只不過几個所謂文人的鬼把戲，就是“文壇”上，自然也會有這樣的人的。但倘有人怕麻煩，這小玩意是也能發生些效力，六月九日《自由談》上《蘧廬絮語》〔７〕之后有一條下列的文章，我看便是那些鬼把戲的見效的證据了——編者附告：昨得子展先生來信，現以全力從事某項著作，無暇旁鶩，《蘧廬絮語》，就此完結。 終于，《大晚報》靜觀了月余，在六月十一的傍晚，從它那文藝附刊的《火炬》上發出毫光來了，它憤慨得很—— 到底要不要自由法魯久不曾提起的“自由”這問題，近來又有人在那里大論特談，因為國事總是熱辣辣的不好惹，索性莫談，死心再來談“風月”，可是“風月”又談得不稱心，不免喉底里喃喃地漏出几聲要“自由”，又覺得問題嚴重，喃喃几句倒是可以，明言直語似有不便，于是正面問題不敢直接提起來論，大刀闊斧不好當面幌起來，卻彎彎曲曲，兜著圈子，叫人摸不著棱角，摸著正面，卻要把它當做反面看，這原是看“幽默”文字的方法也。 心要自由，口又不明言，口不能代表心，可見這只口本身已經是不自由的了。因為不自由，所以才諷諷刺刺，一回儿“要自由”，一回儿又“不要自由”，過一回儿再“要不自由的自由”和“自由的不自由”，翻來复去，總叫頭腦簡單的人弄得“神經衰弱”，把捉不住中心。到底要不要自由呢？說清了，大家也好順風轉舵，免得悶在葫蘆里，失掉听懂的自由。照我這個不是“雅人”的意思，還是粗粗直直地說：“咱們要自由，不自由就來拚個你死我活！” 本來“自由”并不是個非常問題，給大家一談，倒嚴重起來了。——問題到底是自己弄嚴重的，如再不使用大刀闊斧，將何以沖破這黑漆一團？細針短刺畢竟是雕虫小技，無助于大題，譏刺嘲諷更已屬另一年代的老人所發的囈語。我們聰明的智識份子又何嘗不知道諷刺在這時代已失去效力，但是要想弄起刀斧，卻又覺左右掣肘，在這一年代，科學發明，刀斧自然不及槍炮；生賤于蟻，本不足惜，無奈我們無能的智識份子偏吝惜他的生命何！ 這就是說，自由原不是什么稀罕的東西，給你一談，倒談得難能可貴起來了。你對于時局，本不該彎彎曲曲的諷刺。現在他對于諷刺者，是“粗粗直直地”要求你去死亡。作者是一位心直口快的人，現在被別人累得“要不要自由”也摸不著頭腦了。 然而六月十八日晨八時十五分，是中國民權保障同盟的副會長楊杏佛〔８〕（銓）遭了暗殺。 這總算拚了個“你死我活”，法魯先生不再在《火炬》上說亮話了。只有《社會新聞》，卻在第四卷第一期（七月三日出）顯，還描出左翼作家的懦怯來——左翼作家紛紛离滬 在五月，上海的左翼作家曾喧鬧一時，好像什么都要染上紅色，文藝界全歸左翼。但在六月下旬，情勢顯然不同了，非左翼作家的反攻陣線布置完成，左翼的內部也起了分化，最近上海暗殺之風甚盛，文人的腦筋最敏銳，膽子最小而腳步最快，他們都以避暑為名离開了上海。据确訊，魯迅赴青島，沈雁冰在浦東鄉間，郁達夫杭州，陳望道回家鄉，連蓬子，白薇之類的蹤跡都看不見了。〔道〕 西湖是詩人避暑之地，牯岭乃闊老消夏之區，神往尚且不敢，而況身游。楊杏佛一死，別人也不會突然怕熱起來的。听說青島也是好地方，但這是梁實秋〔９〕教授傳道的圣境，我連遙望一下的眼福也沒有過。“道”先生有道，代我設想的恐怖，其實是不确的。否則，一群流氓，几枝手槍，真可以治國平天下了。 但是，嗅覺好像特別靈敏的《微言》，卻在第九期（七月十五日出）上載著另一种消息——自由的風月頑石 黎烈文主編之《自由談》，自宣布“只談風月，少發牢騷”以后，而新進作家所投真正談風月之稿，仍拒登載，最近所載者非老作家化名之諷刺文章，即其刺探們無聊之考古。聞此次辯論舊劇中的鑼鼓問題，署名“羅复”者，即陳子展，“何如”者，即曾經被捕之黃素。此一筆糊涂官司，頗騙得稿費不少。 這雖然也是一科“牢騷”，但“真正談風月”和“曾經被捕”等字樣，我覺得是用得很有趣的。惜“化名”為“頑石”，靈气之不鐘于鼻子若我輩者，竟莫辨其為“新進作家”抑“老作家”也。 《后記》本來也可以完結了，但還有應該提一下的，是所謂“腰斬張資平”〔１０〕案。 《自由談》上原登著這位作者的小說，沒有做完，就被停止了，有些小報上，便轟傳為“腰斬張資平”。當時也許有和編輯者往复駁難的文章的，但我沒有留心，因此就沒有收集。現在手頭的只有《社會新聞》，第三卷十三期（五月九日出） 里有一篇文章，据說是罪魁禍首又是我，如下——張資平擠出《自由談》粹公 今日的《自由談》，是一塊有為而為的地盤，是“烏鴉”“阿Ｑ”的播音台，當然用不著“三角四角戀愛”的張資平混跡其間，以至不得清一。 然而有人要問：為什么那個色欲狂的“迷羊”——郁達夫卻能例外？他不是同張資平一樣發源于創造嗎？ 一樣唱著“妹妹我愛你”嗎？我可以告訴你，這的确是例外。因為郁達夫雖則是個色欲狂，但他能流入“左聯”，認識“民權保障”的大人物，与今日《自由談》的后台老板魯（？）老夫子是同志，成為“烏鴉”“阿Ｑ”的伙伴了。 据《自由談》主編人黎烈文開革張資平的理由，是讀者對于《時代与愛的歧路》一文，發生了不滿之感，因此中途腰斬，這當然是一种遁詞。在肥胖得走油的申報館老板，固然可以不惜几千塊錢，買了十洋一千字的稿子去塞紙簏，但在靠賣文為活的張資平，卻比宣布了死刑都可慘，他還得見見人呢！ 而且《自由談》的寫稿，是在去年十一月，黎烈文請客席上，請他擔任的，即使魯（？）先生要掃清地盤，似乎也應當客气一些，而不能用此辣手。問題是這樣的，魯先生為了要复興文藝（？）運動，當然第一步先須將一切的不同道者打倒，于是乃有批評曾今可張若谷章衣萍等為“禮拜五派”之舉；張資平如若識相，自不難感覺到自己正酣臥在他們榻旁，而立刻滾蛋！無如十洋一千使他眷戀著，致触了這個大霉頭。當然，打倒人是愈毒愈好，管他是死刑還是徒刑呢！ 在張資平被擠出《自由談》之后，以常情論，誰都咽不下這口冷水，不過張資平的闒懦是著名的，他為了老婆小孩子之故，是不能同他們斗爭，而且也不敢同他們擺好了陣營的集團去斗爭，于是，僅僅在《中華日報》的《小貢獻》上，發了一條軟弱無力的冷箭，以作遮羞。 現在什么事都沒有了，《紅蘿卜須》已代了他的位置，而沈雁冰新組成的文藝觀摹團，將大批的移殖到《自由談》來。 還有，是《自由談》上曾經攻擊過曾今可〔１１〕的“解放詞”，据《社會新聞》第三卷廿二期（六月六日出）說，原來卻又是我在鬧的了，如下——曾今可准備反攻 曾今可之為魯迅等攻擊也，實至体無完膚，固無時不想反攻，特以力薄能鮮，難于如愿耳！且知魯迅等有左聯作背景，人多手眾，此呼彼應，非孤軍抗戰所能抵御，因亦著手拉攏，凡曾受魯等侮辱者更所歡迎。近已拉得張資平，胡怀琛，張鳳，龍榆生等十余人，組織一文藝漫談會，假新時代書店為地盤，計划一專門對付左翼作家之半月刊，本月中旬即能出版。〔如〕那時我想，關于曾今可，我雖然沒有寫過專文，但在《曲的解放》（本書第十五篇）里确曾涉及，也許可以稱為“侮辱”罷；胡怀琛〔１２〕雖然和我不相干，《自由談》上是嘲笑過他的“墨翟為印度人說”的。但張，龍兩位是怎么的呢？彼此的關涉，在我的記憶上竟一點也沒有。這事直到我看見二卷二十六期的《濤聲》〔１３〕（七月八日出），疑團這才冰釋了——“文藝座談”遙領記聚仁《文藝座談》者，曾詞人之反攻机關報也，遙者遠也，領者領情也，記者記不曾与座談而遙領盛情之經過也。 解題既畢，乃述本事。 有一天，我到暨南去上課，休息室的台子上赫然一個請帖；展而恭讀之，則《新時代月刊》之請帖也，小子何幸，乃得此請帖！折而藏之，以為傳家之寶。 《新時代》請客而《文藝座談》生焉，而反攻之陣線成焉。報章煌煌記載，有名將在焉。我前天碰到張鳳老師，帶便問一個口訊；他說：“誰知道什么座談不座談呢？ 他早又沒說，簽了名，第二天，報上都說是發起人啦。” 昨天遇到龍榆生先生，龍先生說：“上海地方真不容易做人，他們再三叫我去談談，只吃了一些茶點，就算數了；我又出不起廣告費。”我說：“吃了他家的茶，自然是他家人啦！” 我幸而沒有去吃茶，免于被強奸，遙領盛情，志此謝謝！ 但這“文藝漫談會”的机關雜志《文藝座談》〔１４〕第一期，卻已經羅列了十多位作家的名字，于七月一日出版了。其中的一篇是專為我而作的——內山書店小坐記白羽遐某天的下午，我同一個朋友在上海北四川路散步。走著走著，就走到北四川路底了。我提議到虹口公園去看看，我的朋友卻說先到內山書店去看看有沒有什么新書。我們就進了內山書店。 內山書店是日本浪人內山完造開的，他表面是開書店，實在差不多是替日本政府做偵探。他每次和中國人談了點什么話，馬上就報告日本領事館。這也已經成了“公開的秘密”了，只要是略微和內山書店接近的人都知道。 我和我的朋友隨便翻看著書報。內山看見我們就連忙跑過來和我們招呼，請我們坐下來，照例地閒談。因為到內山書店來的中國人大多數是文人，內山也就知道點中國的文化。他常和中國人談中國文化及中國社會的情形，卻不大談到中國的政治，自然是怕中國人對他怀疑。 “中國的事都要打折扣，文字也是一樣。‘白發三千丈’這就是一個天大的誑！這就得大打其折扣。中國的別的問題，也可以以此類推……哈哈！哈！” 內山的話我們听了并不覺得一點難為情，詩是不能用科學方法去批評的。內山不過是一個九州角落里的小商人，一個暗探，我們除了用微笑去回答之外，自然不會拿什么話語去向他聲辯了。不久以前，在《自由談》上看到何家干先生的一篇文字，就是內山所說的那些話。原來所謂“思想界的權威”，所謂“文壇老將”，連一點這樣的文章都非“出自心裁”！ 內山還和我們談了好些，“航空救國”等問題都談到，也有些是已由何家干先生抄去在《自由談》發表過的。我們除了勉強敷衍他之外，不大講什么話，不想理他。因為我們知道內山是個什么東西，而我們又沒有請他救過命，保過險，以后也決不預備請他救命或保險。 我同我的朋友出了內山書店，又散步散到虹口公園去了。 不到一禮拜（七月六日），《社會新聞》（第四卷二期）就加以應援，并且廓大到“左聯”〔１５〕去了。其中的“茅盾”，是本該寫作“魯迅”的故意的錯誤，為的是令人不疑為出于同一人的手筆—— 內山書店与左聯 《文藝座談》第一期上說，日本浪人內山完造在上海開書店，是偵探作用，這是确屬的，而尤其与左聯有緣。記得郭沫若由漢逃滬，即匿內山書店樓上，后又代為買船票渡日。茅盾在風聲緊急時，亦以內山書店為惟一避難所。然則該書店之作用究何在者？蓋中國之有共匪，日本之利也，所以日本雜志所載調查中國匪情文字，比中國自身所知者為多，而此類材料之獲得，半由受過救命之恩之共党文藝份子所供給；半由共党自行送去，為張揚勢力之用，而無聊文人為其收買甘愿為其刺探者亦大有人在。聞此种偵探机關，除內山以外，尚有日日新聞社，滿鐵調查所等，而著名偵探除內山完造外，亦有田中，小島，中村等。〔新皖〕這兩篇文章中，有兩种新花樣：一，先前的誣蔑者，都說左翼作家是受蘇聯的盧布的，現在則變了日本的間接偵探；二，先前的揭發者，說人抄襲是一定根据書本的，現在卻可以從別人的嘴里听來，專憑他的耳朵了。至于內山書店，三年以來，我确是常去坐，檢書談話，比和上海的有些所謂文人相對還安心，因為我确信他做生意，是要賺錢的，卻不做偵探；他賣書，是要賺錢的，卻不賣人血：這一點，倒是凡有自以為人，而其實是狗也不如的文人們應該竭力學學的！ 但也有人來抱不平了，七月五日的《自由談》上，竟揭載了這樣的一篇文字——談“文人無行”谷春帆雖說自己也忝列于所謂“文人”之“林”，但近來對于“文人無行”這句話，卻頗表示几分同意，而對于“人心不古”，“世風日下”的感喟，也不完全視為“道學先生”的偏激之言。實在，今日“人心”險毒得太令人可怕了，尤其是所謂“文人”，想得出，做得到，种种卑劣行為如陰謀中傷，造謠誣蔑，公開告密，賣友求榮，賣身投靠的勾當，舉不胜舉。而在另一方面自吹自擂，腆然以“天才”与“作家”自命，偷竊他人唾余，還沾沾自喜的种种怪象，也是“無丑不備有惡皆臻”，對著這些痛心的事實，我們還能夠否認“文人無行”這句話的相當真實嗎？（自然，我也并不是說凡文人皆無行。）我們能不興起“世道人心”的感喟嗎？ 自然，我這樣的感触并不是毫沒來由的。舉實事來說，過去有曾某其人者，硬以“管他娘”与“打打麻將”等屁話來實行其所謂“詞的解放”，被人斥為“輕薄少年”与“色情狂的急色儿”，曾某卻嘮嘮叨叨辯個不休，現在呢，新的事實又證明了曾某不僅是一個輕薄少年，而且是陰毒可憎的蛇蝎，他可以借崔万秋的名字為自己吹牛（見二月崔在本報所登廣告），甚至硬把日本一個打字女和一個中學教員派做“女詩人”和“大學教授”，把自己吹捧得無微不至；他可以用最卑劣的手段投稿于小報，指他的朋友為×××，并公布其住址，把朋友公開出賣（見第五號《中外書報新聞》）。這樣的大膽，這樣的陰毒，這樣的無聊，實在使我不能相信這是一個有廉恥有人格的“人”——尤其是“文人”，所能做出。然而曾某卻真想得到，真做得出，我想任何人當不能不佩服曾某的大無畏的精神。 听說曾某年紀還不大，也并不是沒有讀書的机會，我想假如曾某能把那种吹牛拍馬的精力和那种陰毒机巧的心思用到求實學一點上，所得不是要更多些嗎？然而曾某卻偏要日以吹拍為事，日以造謠中傷為事，這，一方面固愈足以顯曾某之可怕，另一方面亦正見青年自誤之可惜。 不過，話說回頭，就是受過高等教育的也未必一定能束身自好，比如以專寫三角戀愛小說出名，并發了財的張××，彼固動輒以日本某校出身自炫者，然而他最近也會在一些小報上潑辣叫嗥，完全一副滿怀毒恨的“棄婦”的臉孔，他會陰謀中傷，造謠挑撥，他會硬派人像布哈林或列宁，簡直想要置你于死地，其人格之卑污，手段之惡辣，可說空前絕后，這樣看來，高等教育又有何用？還有新出版之某無聊刊物上有署名“白羽遐”者作《內山書店小坐記》一文，公然說某人常到內山書店，曾請內山書店救過命保過險。我想，這种公開告密的勾當，大概也就是一流人化名玩出的花樣。 然而無論他們怎樣造謠中傷，怎樣陰謀陷害，明眼人一見便知，害人不著，不過徒然暴露他們自己的卑污与無人格而已。 但，我想，“有行”的“文人”，對于這班丑類，實在不應當像現在一樣，始終置之不理，而應當振臂奮起，把它們驅逐于文壇以外，應當在污穢不堪的中國文壇，做一番掃除的工作！ 于是禍水就又引到《自由談》上去，在次日的《時事新報》〔１６〕上，便看見一則啟事，是方寸大字的標名——張資平啟事 五日《申報·自由談》之《談“文人無行”》，后段大概是指我而說的。我是坐不改名，行不改姓的人，縱令有時用其他筆名，但所發表文字，均自負責，此須申明者一；白羽遐另有其人，至《內山小坐記》亦不見是怎樣坏的作品，但非出我筆，我未便承認，此須申明者二；我所寫文章均出自信，而發見關于政治上主張及國際情勢之研究有錯覺及亂視者，均不惜加以糾正。至于“造謠偽造信件及對于意見不同之人，任意加以誣毀”皆為我生平所反對，此須申明者三；我不單無資本家的出版者為我后援，又無姊妹嫁作大商人為妾，以謀得一編輯以自豪，更進而行其“誣毀造謠假造信件”等卑劣的行動。我連想發表些關于對政治對國際情勢之見解，都無從發表，故凡容納我的這類文章之刊物，我均愿意投稿。但對于該刊物之其他文字則不能負責，此須申明者四。今后凡有利用以資本家為背景之刊物對我誣毀者，我只視作狗吠，不再答复，特此申明。 這很明白，除我而外，大部分是對于《自由談》編輯者黎烈文的。所以又次日的《時事新報》上，也登出相對的啟事來—— 黎烈文啟事 烈文去歲游歐歸來，客居滬上，因《申報》總理史量才先生系世交長輩，故常往訪候，史先生以烈文未曾入過任何党派，且留歐時專治文學，故令加入申報館編輯《自由談》。不料近兩月來，有三角戀愛小說商張資平，因烈文停登其長篇小說，怀恨入骨，常在各大小刊物，造謠誣蔑，挑撥陷害，無所不至，烈文因其手段与目的過于卑劣，明眼人一見自知，不值一辯，故至今絕未置答，但張氏昨日又在《青光》欄上登一啟事，含沙射影，肆意誣毀，其中有“又無姊妹嫁作大商人為妾”一語，不知何指。張氏啟事既系對《自由談》而發，而烈文現為《自由談》編輯人，自不得不有所表白，以釋群疑。烈文只胞妹兩人，長應元未嫁早死，次友元現在長沙某校讀書，亦未嫁人，均未出過湖南一步。且据烈文所知，湘潭黎氏同族姊妹中不論親疏遠近，既無一人嫁人為妾，亦無一人得与“大商人”結婚，張某之言，或系一种由衷的遺憾（沒有姊妹嫁作大商人為妾的遺憾），或另有所指，或系一种病的發作，有如瘋犬之狂吠，則非烈文所知耳。 此后還有几個啟事，避煩不再剪貼了。總之：較關緊要的問題，是“姊妹嫁作大商人為妾”者是誰？但這事須問“行不改名，坐不改姓”的好漢張資平本人才知道。 可是中國真也還有好事之徒，竟有人不怕中暑的跑到真茹的“望歲小農居”這洋樓底下去請教他了。《訪問記》登在《中外書報新聞》〔１７〕的第七號（七月十五日出）上，下面是關于“為妾”問題等的一段——（四）啟事中的疑問 以上這些話還只是講刊登及停載的經過，接著，我便請他解答啟事中的几個疑問。 “對于你的啟事中，有許多話，外人看了不明白，能不能讓我問一問？” “是那几句？” “‘姊妹嫁作商人妾’，這不知道有沒有什么影射？” “這是黎烈文他自己多心，我不過自然他既然說了不能公開的話，也就不便追問了。 “還有一點，你所謂‘想發表些關于對政治對國際情勢之見解都無從發表’，這又何所指？” “那是講我在文藝以外的政治見解的東西，隨筆一類的東西。” “是不是像《新時代》上的《望歲小農居日記》一樣的東西呢？”（參看《新時代》七月號）我插問。 “那是對于魯迅的批評，我所說的是對政治的見解，《文藝座談》上面有。”（參看《文藝座談》一卷一期《從早上到下午》。） “對于魯迅的什么批評？” “這是題外的事情了，我看關于這個，請你還是不發表好了。” 這真是“胸中不正，則眸子眊焉”〔１８〕，寥寥几筆，就畫出了這位文學家的嘴臉。《社會新聞》說他“闒懦”，固然意在博得社會上“濟弱扶傾”的同情，不足置信，但啟事上的自白，卻也須照中國文學上的例子，大打折扣的（倘白羽遐先生在“某天”又到“內山書店小坐”，一定又會從老板口頭听到），因為他自己在“行不改姓”之后，也就說“縱令有時用其他筆名”，雖然“但所發表文字，均自負責”，而無奈“還是不發表好了”何？但既然“還是不發表好了”，則關于我的一筆，我也就不再深論了。 一枝筆不能兼寫兩件事，以前我實在閒卻了《文藝座談》的座主，“解放詞人”曾今可先生了。但寫起來卻又很簡單，他除了“准備反攻”之外，只在玩“告密”的玩藝。崔万秋〔１９〕先生和這位詞人，原先是相識的，只為了一點小糾葛，他便匿名向小報投稿，誣陷老朋友去了。不幸原稿偏落在崔万秋先生的手里，制成銅版，在《中外書報新聞》（五號）上精印了出來——崔万秋加入國家主義派《大晚報》屁股編輯崔万秋自日回國，即住在愚園坊六十八號左舜生家，旋即由左与王造時介紹于《大晚報》工作。近為國家主義及廣東方面宣傳极力，夜則留連于舞場或八仙橋庄上云。 有罪案，有住址，逮捕起來是很容易的。而同時又診出了一點小毛病，是這位詞人曾經用了崔万秋的名字，自己大做了一通自己的詩的序，而在自己所做的序里又大稱贊了一通自己的詩。〔２０〕輕恙重症，同時夾攻，漸使這柔嫩的詩人兼詞人站不住，他要下野了，而在《時事新報》（七月九日）上卻又是一個啟事，好像這時的文壇是入了“啟事時代”似的——曾今可啟事 鄙人不日离滬旅行，且將脫离文字生活。以后對于別人對我造謠誣蔑，一概置之不理。這年頭，只許強者打，不許弱者叫，我自然沒有什么話可說。我承認我是一個弱者，我無力反抗，我將在英雄們胜利的笑聲中悄悄地离開這文壇。如果有人笑我是“懦夫”，我只當他是尊我為“英雄”。此啟。 這就完了。但我以為文字是有趣的，結末兩句，尤為出色。 我剪貼在上面的《談“文人無行”》，其實就是這曾張兩案的合論。但由我看來，這事件卻還要坏一點，便也做了一點短評，投給《自由談》。久而久之，不見登出，索回原稿，油墨手印滿紙，這便是曾經排過，又被誰抽掉了的證据，可見縱“無姊妹嫁作大商人為妾”，“資本家的出版者”也還是為這一類名公“后援”的。但也許因為恐怕得罪名公，就會立刻給你戴上一頂紅帽子，為性命計，不如不登的也難說。現在就抄在這里罷—— 駁“文人無行” “文人”這一塊大招牌，是极容易騙人的。雖在現在，社會上的輕賤文人，實在還不如所謂“文人”的自輕自賤之甚。看見只要是“人”，就決不肯做的事情，論者還不過說他“無行”，解為“瘋人”，恕其“可怜”。其實他們卻原是販子，也一向聰明絕頂，以前的种种，無非“生意經”，現在的种种，也并不是“無行”，倒是他要“改行”了。 生意的衰微使他要“改行”。雖是极低劣的三角戀愛小說，也可以賣掉一批的。我們在夜里走過馬路邊，常常會遇見小癟三從暗中來，鬼鬼祟祟的問道：“阿要春宮？ 阿要春宮？中國的，東洋的，西洋的，都有。阿要勿？” 生意也并不清淡。上當的是初到上海的青年和鄉下人。然而這至多也不過四五回，他們看過几套，就覺得討厭，甚且要作嘔了，無論你“中國的，東洋的，西洋的，都有”也無效。而且因時勢的遷移，讀書界也起了變化，一部份是不再要看這樣的東西了；一部份是簡直去跳舞，去嫖妓，因為所化的錢，比買手淫小說全集還便宜。這就使三角家之類覺得沒落。我們不要以為造成了洋房，人就會滿足的，每一個儿子，至少還得給他賺下十万塊錢呢。 于是乎暴躁起來。然而三角上面，是沒有出路了的。 于是勾結一批同類，開茶會，辦小報，造謠言，其甚者還竟至于賣朋友，好像他們的鴻篇巨制的不再有人賞識，只是因為有几個人用一手掩盡了天下人的眼目似的。但不要誤解，以為他真在這樣想。他是聰明絕頂，其實并不在這樣想的，現在這副嘴臉，也還是一种“生意經”，用三角鑽出來的活路。總而言之，就是現在只好經營這一种賣買，才又可以賺些錢。 譬如說罷，有些“第三种人”也曾做過“革命文學家”，借此開張書店，吞過郭沫若的許多版稅，現在所住的洋房，有一部份怕還是郭沫若的血汗所裝飾的。此刻那里還能做這樣的生意呢？此刻要合伙攻擊左翼，并且造謠陷害了知道他們的行為的人，自己才是一個干淨剛直的作者，而況告密式的投稿，還可以大賺一注錢呢。 先前的手淫小說，還是下部的勾當，但此路已經不通，必須上進才是，而人們——尤其是他的舊相識——的頭顱就危險了。這那里是單單的“無行”文人所能做得出來的？ 上文所說，有几處自然好像帶著了曾今可張資平這一流，但以前的“腰斬張資平”，卻的确不是我的意見。這位作家的大作，我自己是不要看的，理由很簡單：我腦子里不要三角四角的這許多角。倘有青年來問我可看与否，我是勸他不必看的，理由也很簡單：他腦子里也不必有三角四角的那許多角。若夫他自在投稿取費，出版賣錢，即使他無須養活老婆儿子，我也滿不管，理由也很簡單：我是從不想到他那些三角四角的角不完的許多角的。 然而多角之輩，竟謂我策動“腰斬張資平”。既謂矣，我乃簡直以Ｘ光照其五髒六腑了。 《后記》這回本來也真可以完結了，但且住，還有一點余興的余興。因為剪下的材料中，還留著一篇妙文，倘使任其散失，是极為可惜的，所以特地將它保存在這里。 這篇文章載在六月十七日《大晚報》的《火炬》里——新儒林外史柳絲 第一回揭旗扎空營興師布迷陣卻說卡爾和伊理基兩人這日正在天堂以上討論中國革命問題，忽見下界中國文壇的大戈壁上面，殺气騰騰，塵沙彌漫，左翼防區里面，一位老將緊追一位小將，戰鼓震天，喊聲四起，忽然那位老將牙縫開處，吐出一道白霧，卡爾聞到气味立刻暈倒，伊理基拍案人怒道，“毒瓦斯，毒瓦斯！”扶著卡爾赶快走開去了。原來下界中國文壇的大戈壁上面，左翼防區里頭，近來新扎一座空營，揭起小資產階級革命文學之旗，無產階級文藝營壘受了奸人挑撥，大興問罪之師。這日大軍壓境，新扎空營的主將兼官佐又兼士兵楊村人提起筆槍，躍馬相迎，只見得戰鼓震天，喊聲四起，為首先鋒揚刀躍馬而來，乃老將魯迅是也。那楊村人打拱，叫聲“老將軍別來無恙？” 老將魯迅并不答話，躍馬直沖揚刀便刺，那楊村人筆槍擋住又道：“老將有話好講，何必動起干戈？小將別樹一幟，自扎空營，只因事起倉卒，未及呈請指揮，并非倒戈相向，實則獨當一面，此心此志，天人共鑒。老將軍試思左翼諸將，空言克服，驕盈自滿，戰術既不研究，武器又不制造。臨陣則軍容不整，出馬則拖槍而逃，如果長此以往，何以維持威信？老將軍整頓紀綱之不暇，勞師遠征，竊以為大大對不起革命群眾的呵！”老將魯迅又不答話，圓睜環眼，倒豎虎須，只見得從他的牙縫里頭噓出一道白霧，那小將楊村人知道老將放出毒瓦斯，說的遲那時快，已經將防毒面具戴好了，正是：情感作用無理講，是非不明只天知！欲知老將究竟能不能將毒瓦斯悶死那小將，且待下回分解。 第二天就收到一封編輯者的信，大意說：茲署名有柳絲者（“先生讀其文之內容或不難想像其為何人”），投一滑稽文稿，題為《新儒林外史》，但并無傷及個人名譽之事，業已決定為之發表，倘有反駁文章，亦可登載云云。使刊物暫時化為戰場，熱鬧一通，是辦報人的一种极普通辦法，近來我更加“世故”，天气又這么熱，當然不會去流汗同翻筋斗的。況且“反駁”滑稽文章，也是一种少有的奇事，即使“傷及個人名譽事”，我也沒有辦法，除非我也作一部《舊儒林外史》，來辯明“卡爾和伊理基”〔２１〕的話的真假。但我并不是巫師，又怎么看得見“天堂”？“柳絲”是楊村人〔２２〕先生還在做“無產階級革命文學者”時候已經用起的筆名，這無須看內容就知道，而曾几何時，就在“小資產階級革命文學”的旗子下做著這樣的幻夢，將自己寫成了這么一副形容了。時代的巨輪，真是能夠這么冷酷地將人們輾碎的。但也幸而有這一輾，因為韓侍桁〔２３〕先生倒因此從這位“小將”的腔子里看見了“良心”了。 這作品只是第一回，當然沒有完，我雖然毫不想“反駁”，卻也愿意看看這有“良心”的文學，不料從此就不見了，迄今已有月余，听不到“卡爾和伊理基”在“天堂”上和“老將”“小將”在地獄里的消息。但据《社會新聞》（七月九日，四卷三期）說，則又是“左聯”阻止的——楊村人轉入ＡＢ團 叛左聯而寫揭小資產戰斗之旗的楊村人，近已由漢來滬，聞寄居于ＡＢ團小卒徐翔之家，并已加入該團活動矣。前在《大晚報》署名柳絲所發表的《新封神榜》一文，即楊手筆，內對魯迅大加諷刺，但未完即止，聞因受左聯警告云。〔預〕左聯會這么看重一篇“諷刺”的東西，而且仍會給“叛左聯而寫揭小資產戰斗之旗的楊村人”以“警告”，這才真是一件奇事。据有些人說，“第三种人”的“忠實于自己的藝術”，是已經因了左翼理論家的凶惡的批評而寫不出來了〔２４〕，現在這“小資產戰斗”的英雄，又因了左聯的警告而不再“戰斗”，我想，再過几時，則一切割地吞款，兵禍水災，古物失蹤，闊人生病，也要都成為左聯之罪，尤其是魯迅之罪了。 現在使我記起了蔣光慈〔２５〕先生。 事情是早已過去，恐怕有四五年了，當蔣光慈先生組織太陽社〔２６〕，和創造社聯盟，率領“小將”來圍剿我的時候，他曾經做過一篇文章，其中有几句，大意是說，魯迅向來未曾受人攻擊，自以為不可一世，現在要給他知道知道了。其實這是錯誤的，我自作評論以來，即無時不受攻擊，即如這三四月中，僅僅關于《自由談》的，就已有這許多篇，而且我所收錄的，還不過一部份。先前何嘗不如此呢，但它們都与如駛的流光一同消逝，無蹤無影，不再為別人所覺察罷了。這回趁几种刊物還在手頭，便轉載一部份到《后記》里，這其實也并非專為我自己，戰斗正未有窮期，老譜將不斷的襲用，對于別人的攻擊，想來也還要用這一類的方法，但自然要改變了所攻擊的人名。將來的戰斗的青年，倘在類似的境遇中，能偶然看見這記錄，我想是必能開顏一笑，更明白所謂敵人者是怎樣的東西的。 所引時文字中，我以為很有些篇，倒是出于先前的“革命文學者”。但他們現在是另一個筆名，另一副嘴臉了。這也是必然的。革命文學者若不想以他的文學，助革命更加深化，展開，卻借革命來推銷他自己的“文學”，則革命高揚的時候，他正是獅子身中的害虫〔２７〕，而革命一受難，就一定要發現以前的“良心”，或以“孝子”〔２８〕之名，或以“人道”之名，或以“比正在受難的革命更加革命”之名，走出陣線之外，好則沉默，坏就成為叭儿的。這不是我的“毒瓦斯”，這是彼此看見的事實！ 一九三三年七月二十日午，記。 〔１〕什么“員外”什么“警犬”反動文人對作者的這种誣蔑，參看本書《以夷制夷》附錄《“以華制華”》。 〔２〕《社會新聞》反動刊物。一九三二年十月在上海創刊，曾先后出版三日刊、旬刊、半月刊等，新光書店經售。一九三五年十月起改名《中外問題》，一九三七年十月停刊。 〔３〕沈雁冰筆名茅盾，浙江桐鄉人，作家、文學評論家、社會活動家，文學研究會主要成員，曾主編《小說月報》。著有長篇小說《蝕》、《子夜》及《茅盾短篇小說集》、《茅盾散文集》等。〔４〕《微言》反動刊物，周刊，一九三三年五月在上海創刊。〔５〕丁玲湖南臨澧人，作家。著有短篇小說集《在黑暗中》、中篇小說《水》等。潘梓年（１８９３—１９７２），江蘇宜興人，哲學家。他們同于一九三三年五月十四日在上海被捕。 〔６〕內山書店日本人內山完造在上海所開的書店。內山完造（１８８５—１９５９），一九二七年十月与魯迅結識，以后常有交往，魯迅曾借他的書店作通訊處。 〔７〕《蘧廬絮語》札記，陳子展作。一九三三年二月十一日起連載于《申報·自由談》。 〔８〕楊杏佛（１８９３—１９３３）名銓，江西清江人。早年曾赴美留學，回國后任東南大學教授、中央研究院總干事等職。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他協同宋慶齡、蔡元培、魯迅等組織中國民權保障同盟，反對蔣介石的法西斯統治，一九三三年六月被國民党特務暗殺于上海。〔９〕梁實秋浙江杭縣（今余杭）人，新月派主要成員之一，國家社會党党員。當時任青島大學教授。 〔１０〕“腰斬張資平”張資平（１８９３—１９５９），廣東梅縣人，創造社早期成員。寫過大量三角戀愛小說。抗日戰爭時期墮落為漢奸。他的長篇小說《時代与愛的歧路》自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一日起在《申報·自由談》連載，次年四月二十二日《自由談》刊出編輯室啟事說：“本刊登載張資平先生之長篇創作《時代与愛的歧路》業已數月，近來時接讀者來信，表示倦意。本刊為尊重讀者意見起見，自明日起將《時代与愛的歧路》停止刊載。”當時上海的小報對這件事多有傳播，除文中所引《社會新聞》外，同年四月二十七日《晶報》曾載有《自由談腰斬張資平》的短文。 〔１１〕曾今可（１９０１—１９７１）江西泰和人。關于他的“解放詞”，參看本卷第５４頁注〔２〕。 〔１２〕胡怀琛（１８８６—１９３８）安徽涇縣人。他曾在《東方雜志》第二十五卷第八號（一九二八年四月二十五日）、第十六號（同年八月二十五日）先后發表《墨翟為印度人辨》和《墨翟續辨》，武斷說墨翟是印度人，墨學是佛學的旁支。一九三三年三月十日《自由談》發表署名玄（茅盾）的《何必解放》一文，其中有“前几年有一位先生‘發見’了墨翟是印度人，像煞有介事做了許多‘考證’”的話，胡怀琛認為這是“任意譏笑”，“有損個人的名譽”，寫信向《自由談》編者提出責問。 〔１３〕《濤聲》文藝性周刊，曹聚仁編輯。一九三一年八月在上海創刊，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停刊。該刊自第一卷第二十一期起，封面上印有烏鴉搏浪的圖案并題辭：“老年人看了搖頭，青年人看了頭痛，中年人看了短气，這便是我們的烏鴉主義。”前面引文中關于“烏鴉主義”的話即指此。 〔１４〕《文藝座談》半月刊，曾今可等編。一九三三年七月在上海創刊，共出四期，新時代書局發行。 〔１５〕“左聯”即中國左翼作家聯盟，中國共產党領導下的革命文學團体。一九三○年三月在上海成立，一九三五年底自行解散。領導成員有魯迅、夏衍、馮雪峰、馮乃超、周揚等。〔１６〕《時事新報》一九○七年十二月在上海創刊，初名《時事報》，后合并于《輿論日報》，改名為《輿論時事報》，一九一一年五月十八日起改名《時事新報》。初辦時為資產階級改良派報紙，辛亥革命后，曾經是擁護北洋軍閥段祺瑞的政客集團研究系的報紙。一九二七年后由史量才等接辦。一九三五年后為國民党財閥孔祥熙收買。一九四九年五月上海解放時停刊。下面的啟事載于一九三三年七月六日該報副刊《青光》上。 〔１７〕《中外書報新聞》周刊，包可華編輯。一九三三年六月在上海創刊，內容以書刊廣告為主，兼載文壇消息，中外出版公司印行。同年八月改名《中外文化新聞》。 〔１８〕“胸中不正，則眸子眊焉”孟軻的話，見《孟子·离婁》：“存乎人者，莫良于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惡。胸中正，則眸子眊焉；胸中不正，則眸子眊焉。”眊，眼睛失神。 〔１９〕崔万秋山東觀城（今与河南范縣等合并）人，國民党复興社特務。當時《大晚報》文藝副刊《火炬》主編。〔２０〕曾今可用崔万秋的名字為自己的詩作序事，指一九三三年二月曾今可出版他的詩集《兩顆星》時，書前印有崔万秋為之吹捧的“代序”。同年七月二、三日，崔万秋分別在《大晚報·火炬》和《申報》刊登啟事，否認“代序”為他所作；曾今可也在七月四日《申報》刊登啟事進行辯解，說“代序”“乃摘錄崔君的來信”。〔２１〕“卡爾和伊理基”卡爾，馬克思的名字。伊理基，通譯伊里奇，指列宁；列宁的姓名是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列宁（烏里揚諾夫），伊里奇是其父稱，意為伊里亞之子。 〔２２〕楊村人（１９０１—１９５５）廣東潮安人。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國共產党，一九二八年曾參加太陽社，一九三二年叛變革命。一九三三年二月他在《讀書雜志》第三卷第一期發表《离開政党生活的戰壕》，詆毀革命。為适應反動派分裂瓦解革命文藝運動的需要，他又在同年二月《現代》第二卷第四期發表《揭起小資產階級革命文學之旗》，宣揚“第三种文藝”。 〔２３〕韓侍桁天津人。曾參加“左聯”，后轉向“第三种人”。當楊村人發表《离開政党生活的戰壕》和《揭起小資產階級革命文學之旗》后，他在《讀書雜志》第三卷第六期（一九三三年六月）發表《文藝時評·揭起小資產階級革命文學之旗》，其中說楊村人是“一個忠實者，一個不欺騙自己，不欺騙團体的忠實者”；他的言論是“純粹求真理的智識者的文學上的講話”。 〔２４〕蘇汶在《現代》第一卷第六號（一九三二年十月）發表的《“第三种人”的出路》一文中，曾說：“作家，假使他是忠實于自己的話，……他不能夠向自己要他所沒有的東西。然而理論家們還是大唱高調，盡向作者要他所沒有的東西呢！不勇于欺騙的作家，既不敢拿出他們所有的東西，而別人所要的卻又拿不出，于是怎么辦？——擱筆。” 〔２５〕蔣光慈（１９０１—１９３１）又名蔣光赤，安徽六安人，作家，太陽社主要成員。著有詩集《新夢》、中篇小說《短褲党》、長篇小說《田野的風》等。 〔２６〕太陽社一九二七年下半年在上海成立的文學團体，主要成員有蔣光慈、錢杏村（阿英）、孟超等。一九二八年一月出版《太陽月刊》，提倡革命文學。一九三○年“左聯”成立后，該社自行解散。〔２７〕獅子身中的害虫原為佛家的譬喻，指比丘（佛教名詞，俗稱和尚）中破坏佛法的坏分子，見《蓮華面經》上卷：“阿難，譬如師（獅）子命絕身死，若空、若地、若水、若陸所有眾生，不敢食彼師子身肉，唯師子身自生諸虫，還自瞰食師子之肉。阿難，我之佛法非余能坏，是我法中諸惡比丘，猶如毒刺，破我三阿僧祇劫積行勤苦所集佛法。”（据隋代那連提黎耶舍漢文譯本）這里指混入革命陣營的投机分子。 〔２８〕“孝子”指楊村人。他在《离開政党生活的戰壕》中說：“回過頭來看我自己，父老家貧弟幼，漂泊半生，一事無成，革命何時才成功，我的家人現在在作餓殍不能過日，將來革命就是成功，以湘鄂西蘇區的情形來推測，我的家人也不免作餓殍作叫化子的。還是：留得青山在，且顧自家人吧了！病中，千思万想，終于由理智來判定，我脫离中國共產党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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