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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二十二日在燕京大學國文學會講這一年多，我不很向青年諸君說什么話了，因為革命以來，言論的路很窄小，不是過激，便是反動，于大家都無益處。這一次回到北平，几位舊識的人要我到這里來講几句，情不可卻，只好來講几句。但因為种种瑣事，終于沒有想定究竟來講什么——連題目都沒有。 那題目，原是想在車上擬定的，但因為道路坏，汽車顛起來有尺多高，無從想起。我于是偶然感到，外來的東西，單取一件，是不行的，有汽車也須有好道路，一切事總免不掉環境的影響。文學——在中國的所謂新文學，所謂革命文學，也是如此。 中國的文化，便是怎樣的愛國者，恐怕也大概不能不承認是有些落后。新的事物，都是從外面侵入的。新的勢力來到了，大多數的人們還是莫名其妙。北平還不到這樣，譬如上海租界，那情形，外國人是處在中央，那外面，圍著一群翻譯，包探，巡捕，西崽〔２〕……之類，是懂得外國話，熟悉租界章程的。這一圈之外，才是許多老百姓。 老百姓一到洋場，永遠不會明白真實情形，外國人說“Ｙｅｓ”〔３〕，翻譯道，“他在說打一個耳光”，外國人說“Ｎｏ”〔４〕，翻出來卻是他說“去槍斃”。倘想要免去這一類無謂的冤苦，首先是在知道得多一點，沖破了這一個圈子。 在文學界也一樣，我們知道得太不多，而幫助我們知識的材料也太少。梁實秋有一個白璧德，徐志摩〔５〕有一個泰戈爾胡适之有一個杜威〔６〕，——是的，徐志摩還有一個曼殊斐儿，他到她墳上去哭過，〔７〕——創造社有革命文學，時行的文學。不過附和的，創作的很有，研究的卻不多，直到現在，還是給几個出題目的人們圈了起來。 各种文學，都是應環境而產生的，推崇文藝的人，雖喜歡說文藝足以煽起風波來，但在事實上，卻是政治先行，文藝后變。倘以為文藝可以改變環境，那是“唯心”之談，事實的出現，并不如文學家所豫想。所以巨大的革命，以前的所謂革命文學者還須滅亡，待到革命略有結果，略有喘息的余裕，這才產生新的革命文學者。為什么呢，因為舊社會將近崩坏之際，是常常會有近似帶革命性的文學作品出現的，然而其實并非真的革命文學。例如：或者憎惡舊社會，而只是憎惡，更沒有對于將來的理想；或者也大呼改造社會，而問他要怎樣的社會，卻是不能實現的烏托邦〔８〕；或者自己活得無聊了，便空泛地希望一大轉變，來作刺戟，正如飽于飲食的人，想吃些辣椒爽口；更下的是原是舊式人物，但在社會里失敗了，卻想另挂新招牌，靠新興勢力獲得更好的地位。 希望革命的文人，革命一到，反而沉默下去的例子，在中國便曾有過的。即如清末的南社〔９〕，便是鼓吹革命的文學團体，他們歎漢族的被壓制，憤滿人的凶橫，渴望著“光复舊物”。但民國成立以后，倒寂然無聲了。我想，這是因為他們的理想，是在革命以后，“重見漢官威儀〔１０〕”，峨冠博帶。而事實并不這樣，所以反而索然無味，不想執筆了。俄國的例子尤為明顯，十月革命開初，也曾有許多革命文學家非常惊喜，歡迎這暴風雨的襲來，愿受風雷的試煉。但后來，詩人葉遂宁，小說家索波里自殺了，近來還听說有名的小說家愛倫堡〔１１〕有些反動。這是什么緣故呢？就因為四面襲來的并不是暴風雨，來試煉的也并非風雷，卻是老老實實的“革命”。空想被擊碎了，人也就活不下去，這倒不如古時候相信死后靈魂上天，坐在上帝旁邊吃點心的詩人們福气。〔１２〕因為他們在達到目的之前，已經死掉了。 中國，据說，自然是已經革了命，——政治上也許如此罷，但在文藝上，卻并沒有改變。有人說，“小資產階級文學之抬頭”〔１３〕了，其實是，小資產階級文學在那里呢，連“頭”也沒有，那里說得到“抬”。這照我上面所講的推論起來，就是文學并不變化和興旺，所反映的便是并無革命和進步，——雖然革命家听了也許不大喜歡。 至于創造社所提倡的，更徹底的革命文學——無產階級文學，自然更不過是一個題目。這邊也禁，那邊也禁的王獨清的從上海租界里遙望廣州暴動的詩，〔１４〕“ＰｏｎｇＰｏｎｇＰｏｎｇ”，鉛字逐漸大了起來，只在說明他曾為電影的字幕和上海的醬園招牌所感動，有模仿勃洛克的《十二個》之志而無其力和才。郭沫若的《一只手》〔１５〕是很有人推為佳作的，但內容說一個革命者革命之后失了一只手，所余的一只還能和愛人握手的事，卻未免“失”得太巧。五体，四肢之中，倘要失去其一，實在還不如一只手；一條腿就不便，頭自然更不行了。只准備失去一只手，是能減少戰斗的勇往之气的；我想，革命者所不惜犧牲的，一定不只這一點。《一只手》也還是窮秀才落難，后來終于中狀元，諧花燭的老調。 但這些卻也正是中國現狀的一种反映。新近上海出版的革命文學的一本書的封面上，畫著一把鋼叉，這是從《苦悶的象征》〔１６〕的書面上取來的，叉的中間的一條尖刺上，又安一個鐵錘，這是從蘇聯的旗子上取來的。然而這樣地合了起來，卻弄得既不能刺，又不能敲，只能在表明這位作者的庸陋，——也正可以做那些文藝家的徽章。 從這一階級走到那一階級去，自然是能有的事，但最好是意識如何，便一一直說，使大眾看去，為仇為友，了了分明。不要腦子里存著許多舊的殘滓，卻故意瞞了起來，演戲似的指著自己的鼻子道，“惟我是無產階級！”現在的人們既然神經過敏，听到“俄”字便要气絕，連嘴唇也快要不准紅了，對于出版物，這也怕，那也怕；而革命文學家又不肯多紹介別國的理論和作品，單是這樣的指著自己的鼻子，臨了便會像前清的“奉旨申斥”一樣，令人莫名其妙的。 對于諸君，“奉旨申斥”大概還須解釋几句才會明白罷。這是帝制時代的事。一個官員犯了過失了，便叫他跪在一個什么門外面，皇帝差一個太監來斥罵。這時須得用一點化費，那么，罵几句就完；倘若不用，他便從祖宗一直罵到子孫。這算是皇帝在罵，然而誰能去問皇帝，問他究竟可是要這樣地罵呢？去年，据日本的雜志上說，成仿吾是由中國的農工大眾選他往德國研究戲曲去了，我們也無從打听，究竟真是這樣地選了沒有。 所以我想，倘要比較地明白，還只好用我的老話，“多看外國書”，來打破這包圍的圈子。這事，于諸君是不甚費力的。關于新興文學的英文書或英譯書，即使不多，然而所有的几本，一定較為切實可靠。多看些別國的理論和作品之后，再來估量中國的新文藝，便可以清楚得多了。更好是紹介到中國來；翻譯并不比隨便的創作容易，然而于新文學的發展卻更有功，于大家更有益。 BB 〔１〕本篇最初發表于一九二九年五月二十五日北平《未名》半月刊第二卷第八期。 〔２〕西崽舊時對西洋人雇用的中國男仆的蔑稱。〔３〕“Ｙｅｓ”英語：是。 〔４〕“Ｎｏ”英語：不是。 〔５〕徐志摩（１８９７—１９３１）浙江海宁人，詩人，新月社主要成員。著有《志摩的詩》、《猛虎集》等。一九二四年四月泰戈爾訪華時，他擔任翻譯，并在《小說月報》上多次發表頌揚泰戈爾的文章。〔６〕杜威（ＪAＤｅｗｅｙ，１８５９—*保梗擔玻├攔穥ㄐ鬧饕逭苧□遙𡟜滌主義者。他否認客觀真理和絕對真理的存在，認為有用就是真理。主要著作有《哲學的改造》、《經驗和自然》、《邏輯：探究的理論》等。胡适是杜威學說的宣傳者。一九一九年五月至一九二一年七月杜威來華講學時，他曾擔任翻譯。 〔７〕曼殊斐儿（ＫAＭａｎｓｆｉｅｌｄ，１８８８—１９２３）通譯曼斯菲*𨍭攏英國女作家。著有《幸福》、《鴿巢》等中短篇小說集。徐志摩翻譯過她的作品。他在《自剖集·歐游漫記》中，說他曾在法國上過曼殊斐儿的墳：“我這次到歐洲來倒像是專做清明來的；我不僅上知名的或与我有關系的墳，……在楓丹薄羅上曼殊斐儿的墳。……”〔８〕烏托邦拉丁文Ｕｔｏｐｉａ的音譯，源于英國湯姆士·莫爾在一五一六年所作的小說《烏托邦》。書中描寫一种叫“烏托邦”的社會組織，寄托著作者的空想社會主義的理想，由此“烏托邦”就成了“空想”的同義語。 〔９〕南社文學團体，一九○九年由柳亞子等人發起，成立于蘇州，盛時有社員千余人。他們以詩文鼓吹反清革命。辛亥革命后發生分化，有的附和袁世凱，有的加入安福系、研究系等政客團体，只有少數人堅持進步立場。一九二三年解体。該社編印不定期刊《南社》，發表社員所作詩文，共出二十二集。 〔１０〕“漢官威儀”指漢代叔孫通等人所制定的禮儀制度。《后漢書·光武帝紀》記載：王莽篡位失敗被殺后，司隸校尉劉秀（即后來的漢光武帝）帶了僚屬到長安，當地吏士“及見司隸僚屬，皆歡喜不自胜。老吏或垂涕曰：‘不圖今日复見漢官威儀’”。〔１１〕愛倫堡（fAZAg`GJV^`]，１８９１—１９６７）蘇聯作家。十月革命后，他在創作中歪曲社會主義現實，曾受到當時蘇聯文藝界的批判。 〔１２〕德國詩人海涅在詩集《還鄉記》第六十六首中有這樣的句子：“我夢見我自己做了上帝，昂然地高坐在天堂，天使們環繞在我身旁，不絕地稱贊著我的詩章。我在吃糕餅、糖果，喝著酒，和天使們一起歡宴，我享受著這物珍品，卻無須破費一個小錢……。”〔１３〕“小資產階級文學之抬頭”見李初梨《對于所謂“小資產階級革命文學”底抬頭，普羅列塔利亞文學應該防御自己》（載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創造月刊》第二卷第六期）。 〔１４〕指王獨清的長詩《ⅡＤｅｃA》（《十二月十一日》），一九棟四曄䃘*月出版（未標出版處）。 〔１５〕《一只手》短篇小說，載一九二八年《創造月刊》第一卷第九至十一期，內容和這里所說的有出入。 〔１６〕《苦悶的象征》文藝論文集，日本文藝評論家廚川白村作。魯迅曾譯成中文，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北京新潮社出版。中譯本的封面為陶元慶作。畫面是一把鋼叉叉著一個女人的舌頭，象征“人間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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