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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凡有一件事，總是永遠纏夾不清的，大約莫過于在我們中國了。 翻外國人的姓名用音譯，原是一件极正當，极平常的事，倘不是毫無常識的人們，似乎決不至于還會說費話。然而在上海報（我記不清楚什么報了，總之不是《新申報》便是《時報》）上，卻又有伏在暗地里擲石子的人來嘲笑了。他說，做新文學家的秘訣，其一是要用些“屠介納夫”“郭歌里”〔２〕之類使人不懂的字樣的。 凡有舊來音譯的名目：靴，獅子，葡萄，蘿卜，佛，伊犁等……都毫不為奇的使用，而獨獨對于几個新譯字來作怪；若是明知的，便可笑；倘不，更可怜。 其實是，現在的許多翻譯者，比起往古的翻譯家來，已經含有加倍的頑固性的了。例如南北朝人譯印度的人名：阿難陀，實叉難陀，鳩摩羅什婆〔３〕……決不肯附會成中國的人名模樣，所以我們到了現在，還可以依了他們的譯例推出原音來。不料直到光緒末年，在留學生的書報上，說是外國出了一個“柯伯堅”〔４〕，倘使粗粗一看，大約總不免要疑心他是柯府上的老爺柯仲軟的令兄的罷，但幸而還有照相在，可知道并不如此，其實是俄國的Ｋｒｏｐｏｔｋｉｎ。那書上又有一個“陶斯道”〔５〕，我已經記不清是Ｄｏｓｔｏｉｅｖｓｋｉ呢，還是Ｔｏｌｓｔｏｉ了。 這“屠介納夫”和“郭歌里”，雖然古雅赶不上“柯伯堅”，但于外國人的氏姓上定要加一個《百家姓》里所有的字，卻几乎成了現在譯界的常習，比起六朝和尚〔６〕來，已可謂很“安本分”的了。然而竟還有人從暗中來擲石子，裝鬼臉，難道真所謂“人心不古”么？ 我想，現在的翻譯家倒大可以學學“古之和尚”，凡有人名地名，什么音便怎么譯，不但用不著白費心思去嵌鑲，而且還須去改正。即如“柯伯堅”，現在雖然改譯“苦魯巴金” 了，但第一音既然是Ｋ不是Ｋｕ，我們便該將“苦”改作“克”，因為Ｋ和Ｋｕ的分別，在中國字音上是辦得到的。而中國卻是更沒有注意到，所以去年Ｋｒｏｐｏｔｋｉｎ死去的消息傳來的時候，上海《時報》便用日俄戰爭時旅順敗將Ｋｕｒｏｐａｔｋｉｎ的照相，把這位無治主義老英雄的面目來頂替了〔７〕。 十一月四日。 二 自命為“國學家”的對于譯音也加以嘲笑，确可以算得一种古今的奇聞；但這不特是示他的昏愚，實在也足以看出他的悲慘。 倘如他的尊意，則怎么辦呢？我想，這只有三條計。上策是凡有外國的事物都不談；中策是凡有外國人都稱之為洋鬼子，例如屠介納夫的《獵人日記》，郭歌里的《巡按使》，都題為“洋鬼子著”；下策是，只好將外國人名改為王羲之唐伯虎黃三太〔８〕之類，例如進化論〔９〕是唐伯虎提倡的，相對論〔１０〕是王羲之發明的，而發見美洲〔１１〕的則為黃三太。 倘不能，則為自命為國學家所不懂的新的音譯語，可是要侵入真的國學的地域里來了。 中國有一部《流沙墜簡》〔１２〕，印了將有十年了。要談國學，那才可以算一种研究國學的書。開首有一篇長序，是王國維〔１３〕先生做的，要談國學，他才可以算一個研究國學的人物。而他的序文中有一段說，“案古簡所出為地凡三（中略）其三則和闐東北之尼雅城及馬咱托拉拔拉滑史德三地也”。 這些譯音，并不比“屠介納夫”之類更古雅，更易懂。然而何以非用不可呢？就因為有三處地方，是這樣的稱呼；即使上海的國學家怎樣冷笑，他們也仍然還是這樣的稱呼。當假的國學家正在打牌喝酒，真的國學家正在穩坐高齋讀古書的時候，沙士比亞〔１４〕的同鄉斯坦因博士卻已經在甘肅新疆這些地方的沙磧里，將漢晉簡牘掘去了；不但掘去，而且做出書來了。所以真要研究國學，便不能不翻回來；因為真要研究，所以也就不能行我的三策：或絕口不提，或但云“得于華夏”，或改為“獲之于春申浦畔”了。 而且不特這一事。此外如真要研究元朝的歷史，便不能不懂“屠介納夫”的國文，因為單用些“鴛鴦”“蝴蝶”這些字樣，實在是不夠敷衍的。所以中國的國學不發達則已，万一發達起來，則敢請恕我直言，可是斷不是洋場上的自命為國學家“所能廁足其間者也”的了。 但我于序文里所謂三處中的“馬咱托拉拔拉滑史德”，起初卻實在不知道怎樣斷句，讀下去才明白二是“馬咱托拉”，三是“拔拉滑史籍”。 所以要清清楚楚的講國學，也仍然須嵌外國字，須用新式的標點的。 十一月六日。 KK 〔１〕本篇最初發表于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四日、六日《晨報副刊》，署名風聲。 〔２〕“屠介納夫”通譯屠格涅夫。參看本卷第１７０頁注〔５〕。“郭歌里”，通譯果戈理。 〔３〕阿難陀印度斛飯王的儿子，釋迦牟尼十大弟子之一。實叉難陀，印度高僧，武則天證圣一年（６９５）起在中國長安翻譯《華嚴經》及其他佛經共十九部。鳩摩羅什婆（簡稱鳩摩羅什），父為印度人，母為龜茲國王妹。公元四○一年自龜茲至長安，后秦姚興待以國師之禮，譯經三百八十余卷。 〔４〕“柯伯堅”通譯克魯泡特金（T．D．e]PaP_WXY，１８４２。保梗玻保𨰦壻砉穥拚𡺉忟*義思想家。中國留法學生主辦的《新世紀》周刊第八十七號（一九○九年三月六日）刊有他的照片，譯名為“柯伯堅”。 〔５〕“陶斯道”《新世紀》第七十三號（一九○八年十一月十四日）和第七十六號（同年十二月五日）譯載丘克朔夫的《我良心上喜歡如此》的文章，評介俄國作家“陶斯道”。從該文內容看，是指托爾斯泰（即文中的Ｔｏｌｓｔｏｉ），并不是陀思妥也夫斯基（即文中的Ｄｏｓｔｏｉｅｖｓｋｉ）。 〔６〕六朝和尚指道安、鳩摩羅什等著名的佛經翻譯者。〔７〕克魯泡特金逝世的消息，見于一九二一年二月一日上海《時報》，其中刊有一張照片，下注文字是“近日逝世之俄國社會改革家苦魯巴金”，而照片卻是身著軍服的俄國將軍庫羅巴特金（即文中的Ｋｕｒｏ－ｐａｔｋｉｎ，１８４８—１９２５）。〔８〕王羲之（３２１—３７９）字逸少；琅邪臨沂（今山東臨沂）人，東晉文學家、書法家。唐伯虎（１４７０—１５２３），名寅，吳縣（今屬江蘇）人。明代文學家、畫家。黃三太，舊小說《彭公案》中的人物。〔９〕進化論以自然選擇為基礎的生物進化的理論，十九世紀中葉英國生物學家達爾文（Ｃ．Ｒ．Ｄａｒｗｉｎ，１８０９—１８８２）是這個科學理論的奠基者。 〔１０〕相對論關于物質運動与時間空間關系的理論，現代物理學的理論基礎之一。本世紀初由德國出生的物理學家愛因斯坦（Ａ．Ｅｉｎｓｔｅｉｎ，１８７９—１９５５）等所建立。〔１１〕美洲是意大利航海家哥倫布（Ｃ．Ｃｏｌｏｍｂｏ，約１４５１—１５０６）于一四九二年發現的。 〔１２〕《流沙墜簡》三卷，羅振玉、王國維合編。一九○○年、一九○七年，英國人斯坦因（Ａ．Ｓｔｅｉｎ）兩次在我國新疆、甘肅掘得漢晉時代木簡，偷運回國，法國人沙畹（Ｅ．Ｃｈａｖａｎｎｅｓ）曾為這些木簡作考釋。羅振玉、王國維又把它們分類編排，重加考釋，分為《小學術數方技書》、《屯戍叢殘》、《簡牘遺文》等三卷。〔１３〕王國維（１８７７—１９２７）字靜安，號觀堂，浙江海宁人，近代學者。著有《觀堂集林》、《宋元戲曲史》、《人間詞話》等。〔１４〕沙士比亞英國戲劇家、詩人。參看本卷第４３頁注〔９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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