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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關于中國的兩三件事》，是應日本的改造社之托而寫的，原是日文，即于是年三月，登在《改造》〔１〕上，改題為《火，王道，監獄》。記得中國北方，曾有一种期刊譯載過這三篇，但在南方，卻只有林語堂，邵洵美，章克標三位所主編的雜志《人言》上，曾用這為攻擊作者之具，其詳見于《准風月談》的后記中，茲不贅。 《草鞋腳》是現代中國作家的短篇小說集，應伊羅生（ＨＩｓａａｃｓ）〔２〕先生之托，由我和茅盾先生選出，他更加選擇，譯成英文的。但至今好像還沒有出版。 《答曹聚仁先生信》原是我們的私人通信，不料竟在《社會月報》〔３〕上登出來了，這一登可是禍事非小，我就成為“替楊村人氏打開場鑼鼓，誰說魯迅先生器量窄小呢”了。有八月三十一日《大晚報》副刊《火炬》〔４〕上的文章為證—— 調和紹伯——讀《社會月報》八月號“中國人是善于調和的民族”——這話我從前還不大相信，因為那時我年紀還輕，閱歷不到，我自己是不大肯調和的，我就以為別人也和我一樣的不肯調和。 這觀念后來也稍稍改正了。那是我有一個親戚，在我故鄉兩個軍閥的政權爭奪戰中做了犧牲，我那時對于某軍閥雖無好感，卻因親戚之故也感著一种同仇敵愾，及至后來兩軍閥到了上海又很快的調和了，彼此過從頗密，我不覺為之呆然，覺得我們親戚假使僅僅是為著他的“政友”而死，他真是白死了。 后來又听得廣東Ａ君告訴我在兩廣戰爭后戰士們白骨在野碧血還腥的時候，兩軍主持的太太在香港寓樓時常一道打牌，親翱逾常，這更使我大徹大悟。 現在，我們更明白了，這是當然的事，不單是軍閥戰爭如此，帝國主義的分贓戰爭也作如是觀。老百姓整千整万地做了炮灰，各國資本家卻可以聚首一堂舉著香檳相視而笑。什么“軍閥主義”“民主主義”都成了騙人的話。 然而這是指那些軍閥資本家們“無原則的爭斗”，若夫真理追求者的“有原則的爭斗”應該不是這樣！ 最近這几年，青年們追隨著思想界的領袖們之后做了許多慘淡的努力，有的為著這還犧牲了寶貴的生命。個人的生命是可寶貴的，但一代的真理更可寶貴，生命犧牲了而真理昭然于天下，這死是值得的，就是不可以太打渾了水，把人家弄得不明不白。 后者的例子可求之于《社會月報》。這月刊真可以說是當今最完備的“雜”志了。而最“雜”得有趣的是題為“大眾語特輯”的八月號。讀者試念念這一期的目錄罷，第一位打開場鑼鼓的是魯迅先生（關于大眾語的意見），而“壓軸子”的是《赤區歸來記》作者楊村人氏。就是健忘的讀者想也記得魯迅先生和楊村人氏有過不小的一點“原則上”的爭執罷。魯迅先生似乎還“噓”過楊村人氏，然而他卻可以替楊村人氏打開場鑼鼓，誰說魯迅先生器量窄小呢？ 苦的只是讀者，讀了魯迅先生的信，我們知道“漢字和大眾不兩立”，我們知道應把“交通繁盛言語混雜的地方”的“‘大眾語’的雛形，它的字匯和語法輸進窮鄉僻壤去”。我們知道“先驅者的任務”是在給大眾許多話“發表更明确的意思”，同時“明白更精确的意義”；我們知道現在所能實行的是以“進步的”思想寫“向大眾語去的作品”。但讀了最后楊村人氏的文章，才知道向大眾去根本是一條死路，那里在水災与敵人圍攻之下，破產無余，……“維持已經困難，建設更不要空談。”還是“歸”到都會里“來”揚起小資產階級文學之旗更靠得住。 于是，我們所得的知識前后相銷，昏昏沉沉，莫明其妙。 這恐怕也表示中國民族善于調和吧，但是太調和了，使人疑心思想上的爭斗也漸漸沒有原則了。變成“戟門壩上的儿戲”了。照這樣的陣容看，有些人真死的不明不白。 關于開鑼以后“壓軸”以前的那些“中間作家”的文章特別是大眾語問題的一些宏論，本想略抒鄙見，但這只好改日再談了。 關于這一案，我到十一月《答〈戲〉周刊編者信》里，這才回答了几句。 《門外文談》是用了“華圉”的筆名，向《自由談》〔５〕投稿的，每天登一節。但不知道為什么，第一節被刪去了末一行，第十節開頭又被刪去了二百余字，現仍補足，并用黑點為記。《不知肉味和不知水味》是寫給《太白》〔６〕的，登出來時，后半篇都不見了，我看這是“中央宣傳部書報檢查委員會”的政績。那時有人看了《太白》上的這一篇，當面問我道：“你在說什么呀？”現仍補足，并用黑點為記，使讀者可以知道我其實是在說什么。 《中國人失掉自信力了嗎》也是寫給《太白》的。凡是對于求神拜佛，略有不敬之處，都被刪除，可見這時我們的“上峰”正在主張求神拜佛。現仍補足，并用黑點為記，聊以存一時之風尚耳。 《臉譜臆測》是寫給《生生月刊》〔７〕的，奉官諭：不准發表。我當初很覺得奇怪，待到領回原稿，看見用紅鉛筆打著杠子的處所，才明白原來是因為得罪了“第三种人”老爺們了。現仍加上黑杠子，以代紅杠子，且以警戒新作家。 《答〈戲〉周刊編者信》的末尾，是對于紹伯先生那篇《調和》的答复。听說當時我們有一位姓沈的“戰友”〔８〕看了就呵呵大笑道：“這老頭子又發牢騷了！”“頭子”而“老”，“牢騷”而“又”，恐怕真也滑稽得很。然而我自己，是認真的。 不過向《戲》周刊編者去“發牢騷”，別人也許會覺得奇怪。然而并不，因為編者之一是田漢〔９〕同志，而田漢同志也就是紹伯先生。 《中國文壇上的鬼魅》是寫給《現代中國》（ＣｈｉｎａＴｏｄａｙ）的，不知由何人所譯，登在第一卷第五期，后來又由英文轉譯，載在德文和法文的《國際文學》上。 《病后雜談》是向《文學》〔１０〕的投稿，共五段；待到四卷二號上登了出來時，只剩下第一段了。后有一位作家，根据了這一段評論我道：魯迅是贊成生病的。他竟毫不想到檢查官的刪削。可見文藝上的暗殺政策，有時也還有一些效力的。 《病后雜談之余》也是向《文學》的投稿，但不知道為什么，檢查官這回卻古里古怪了，不說不准登，也不說可登，也不動貴手刪削，就是一個支支吾吾。發行人沒有法，來找我自己刪改了一些，然而听說還是不行，終于由發行人執筆，檢查官動口，再刪一通，這才能在四卷三號上登出。題目必須改為《病后余談》，小注“關于舒憤懣”這一句也不准有；改動的兩處，我都注在本文之下，刪掉的五處，則仍以黑點為記，讀者試一想這些諱忌，是會覺得很有趣的。只有不准說“言行一致”云云，也許莫明其妙，現在我應該指明，這是因為又触犯了“第三种人”了。 《阿金》是寫給《漫畫生活》〔１１〕的；然而不但不准登載，听說還送到南京中央宣傳會里去了。這真是不過一篇漫談，毫無深意，怎么會惹出這樣大問題來的呢，自己總是參不透。后來索回原稿，先看見第一頁上有兩顆紫色印，一大一小，文曰“抽去”，大約小的是上海印，大的是首都印，然則必須“抽去”，已無疑義了。再看下去，就又發見了許多紅杠子，現在改為黑杠，仍留在本文的旁邊。 看了杠子，有几處是可以悟出道理來的。例如“主子是外國人”，“炸彈”，“巷戰”之類，自然也以不提為是。但是我總不懂為什么不能說我死了“未必能夠弄到開起同鄉會”的緣由，莫非官意是以為我死了會開同鄉會的么？ 我們活在這樣的地方，我們活在這樣的時代。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三十日，編訖記。 CC 〔１〕《改造》日本的一种綜合性月刊，一九一九年創刊，一九五五年出至第三十六卷第二期停刊。日本東京改造出版社印行。〔２〕伊羅生美國人，曾任上海出版的中英文合印的刊物《中國論壇》（每月發行一期或兩期）的編輯。 〔３〕《社會月報》綜合性期刊，陳靈犀主編，一九三四年六月創刊，一九三五年九月停刊，上海社會出版社發行。〔４〕《大晚報》一九三二年二月十二日在上海創刊，創辦人張竹平。起初接受政學系的津貼，一九三五年為國民党財閥孔祥熙收買，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五日停刊。副刊《火炬》由國民党复興社特務崔万秋編輯。 〔５〕《自由談》上海《申報》副刊之一，一九一一年八月創刊。原以刊載鴛鴦蝴蝶派作品為主，一九三二年十二月革新后，先后由黎烈文、張梓生主編。從一九三三年一月起，魯迅常在該刊發表文章。〔６〕《太白》小品文半月刊，陳望道主編，一九三四年九月二十日創刊，次年九月五日出至第二卷第十二期停刊，上海生活書店發行。 〔７〕《生生月刊》文藝雜志，李輝英、朱□園編輯，一九三五年二月創刊，只出一期，上海圖畫書局發行。 〔８〕姓沈的“戰友”指沈端先，即夏衍，浙江杭州人，文學家、戲劇家，中國左翼作家聯盟領導人之一。 〔９〕田漢（１８９８—１９６８）字壽昌，湖南長沙人，戲劇家，曾創辦話劇團体南國社，后為中國左翼戲劇家聯盟領導人之一。〔１０〕《文學》月刊，先后由鄭振鐸、傅東華、王統照編輯，一九三三年七月創刊，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停刊，上海生活書店發行。〔１１〕《漫畫生活》刊載漫畫和雜文的月刊，吳朗西、黃士英等編輯，一九三四年九月創刊，上海美術生活雜志社發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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