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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當國民党對于共產党從合作改為剿滅之后，有人說，國民党先前原不過利用他們的，北伐將成的時候，要施行剿滅是豫定的計划。但我以為這說的并不是真實。國民党中很有些有權力者，是愿意共產的，他們那時爭先恐后的將自己的子女送到蘇聯去學習，便是一個證据，因為中國的父母，孩子是他們第一等寶貴的人，他們決不至于使他們去練習做剿滅的材料。不過權力者們好像有一种錯誤的思想，他們以為中國只管共產，但他們自己的權力卻可以更大，財產和姨太太也更多；至少，也總不會比不共產還要坏。 我們有一個傳說。大約二千年之前，有一個劉先生，積了許多苦功，修成神仙，可以和他的夫人一同飛上天去了，然而他的太太不愿意。為什么呢？她舍不得住著的老房子，養著的雞和狗。劉先生只好去懇求上帝，設法連老房子，雞，狗，和他們倆全都弄到天上去，這才做成了神仙。〔２〕也就是大大的變化了，其實卻等于并沒有變化。假使共產主義國里可以毫不改動那些權力者的老樣，或者還要闊，他們是一定贊成的。然而后來的情形證明了共產主義沒有上帝那樣的可以通融辦理，于是才下了剿滅的決心。孩子自然是第一等寶貴的人，但自己究竟更寶貴。 于是許多青年們，共產主義者及其嫌疑者，左傾者及其嫌疑者，以及這些嫌疑者的朋友們，就到處用自己的血來洗自己的錯誤，以及那些權力者們的錯誤。權力者們的先前的錯誤，是受了他們的欺騙的，所以必得用他們的血來洗干淨。然而另有許多青年們，卻還不知底細，在蘇聯學畢，騎著駱駝高高興興的由蒙古回來了。我記得有一個外國旅行者還曾經看得酸心，她說，他們竟不知道現在在祖國等候他們的，卻已經是絞架。 不錯，是絞架。但絞架還不算坏，簡簡單單的只用絞索套住了頸子，這是屬于优待的。而且也并非個個走上了絞架，他們之中的一些人，還有一條路，是使勁的拉住了那頸子套上了絞索的朋友的腳。這就是用事實來證明他內心的忏悔，能忏悔的人，精神是极其崇高的。 二 從此而不知忏悔的共產主義者，在中國就成了該殺的罪人。而且這罪人，卻又給了別人無窮的便利；他們成為商品，可以賣錢，給人添出職業來了。而且學校的風潮，戀愛的糾紛，也總有一面被指為共產党，就是罪人，因此极容易的得到解決。如果有誰和有錢的詩人辯論，那詩人的最后的結論是：共產党反對資產階級，我有錢，他反對我，所以他是共產党。于是詩神就坐了金的坦克車，凱旋了。 但是，革命青年的血，卻澆灌了革命文學的萌芽，在文學方面，倒比先前更其增加了革命性。政府里很有些從外國學來，或在本國學得的富于智識的青年，他們自然是覺得的，最先用的是极普通的手段：禁止書報，壓迫作者，終于是殺戮作者，五個左翼青年作家〔３〕就做了這示威的犧牲。然而這事件又并沒有公表，他們很知道，這事是可以做，卻不可以說的。古人也早經說過，“以馬上得天下，不能以馬上治之。”〔４〕所以要剿滅革命文學，還得用文學的武器。 作為這武器而出現的，是所謂“民族文學”〔５〕。他們研究了世界上各人种的臉色，決定了臉色一致的人种，就得取同一的行為，所以黃色的無產階級，不該和黃色的有產階級斗爭，卻該和白色的無產階級斗爭。他們還想到了成吉思汗，作為理想的標本，描寫他的孫子拔都汗，怎樣率領了許多黃色的民族，侵入斡羅斯，將他們的文化摧殘，貴族和平民都做了奴隸。 中國人跟了蒙古的可汗去打仗，其實是不能算中國民族的光榮的，但為了扑滅斡羅斯，他們不能不這樣做，因為我們的權力者，現在已經明白了古之斡羅斯，即今之蘇聯，他們的主義，是決不能增加自己的權力，財富和姨太太的了。然而，現在的拔都汗是誰呢？ 一九三一年九月，日本占据了東三省，這确是中國人將要跟著別人去毀坏蘇聯的序曲，民族主義文學家們可以滿足的了。但一般的民眾卻以為目前的失去東三省，比將來的毀坏蘇聯還緊要，他們激昂了起來。于是民族主義文學家也只好順風轉舵，改為對于這事件的啼哭，叫喊了。許多熱心的青年們往南京去請愿，要求出兵；然而這須經過极辛苦的試驗，火車不准坐，露宿了几日，才給他們坐到南京，有許多是只好用自己的腳走。到得南京，卻不料就遇到一大隊曾經訓練過的“民眾”，手里是棍子，皮鞭，手槍，迎頭一頓打，使他們只好臉上或身上腫起几塊，當作結果，垂頭喪气的回家，有些人還從此找不到，有的是在水里淹死了，据報上說，那是他們自己掉下去的。〔６〕民族主義文學家們的啼哭也從此收了場，他們的影子也看不見了，他們已經完成了送喪的任務。這正和上海的葬式行列是一樣的，出去的時候，有雜亂的樂隊，有唱歌似的哭聲，但那目的是在將悲哀埋掉，不再記憶起來；目的一達，大家走散，再也不會成什么行列的了。 三 但是，革命文學是沒有動搖的，還發達起來，讀者們也更加相信了。 于是別一方面，就出現了所謂“第三种人”，是當然決非左翼，但又不是右翼，超然于左右之外的人物。他們以為文學是永久的，政治的現象是暫時的，所以文學不能和政治相關，一相關，就失去它的永久性，中國將從此沒有偉大的作品。不過他們，忠實于文學的“第三种人”，也寫不出偉大的作品。為什么呢？是因為左翼批評家不懂得文學，為邪說所迷，對于他們的好作品，都加以嚴酷而不正确的批評，打擊得他們寫不出來了。所以左翼批評家，是中國文學的劊子手。〔７〕 至于對于政府的禁止刊物，殺戮作家呢，他們不談，因為這是屬于政治的，一談，就失去他們的作品的永久性了；況且禁壓，或殺戮“中國文學的劊子手”之流，倒正是“第三种人”的永久的文學，偉大的作品的保護者。 這一种微弱的假惺惺的哭訴，雖然也是一种武器，但那力量自然是很小的，革命文學并不為它所擊退。“民族主義文學”已經自滅，“第三种文學”又站不起來，這時候，只好又來一次真的武器了。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上海的藝華影片公司突然被一群人們所襲擊，搗毀得一塌胡涂了。他們是极有組織的，吹一聲哨，動手，又一聲哨，停止，又一聲哨，散開。臨走還留下了傳單，說他們的所以征伐，是為了這公司為共產党所利用。〔８〕而且所征伐的還不止影片公司，又蔓延到書店方面去，大則一群人闖進去搗毀一切，小則不知從那里飛來一塊石子，敲碎了值洋二百的窗玻璃。那理由，自然也是因為這書店為共產党所利用。高价的窗玻璃的不安全，是使書店主人非常心痛的。几天之后，就有“文學家”將自己的“好作品”來賣給他了，他知道印出來是沒有人看的，但得買下，因為价錢不過和一塊窗玻璃相當，而可以免去第二塊石子，省了修理窗門的工作。 四 壓迫書店，真成為最好的戰略了。 但是，几塊石子是還嫌不夠的。中央宣傳委員會也查禁了一大批書，計一百四十九种，凡是銷行較多的，几乎都包括在里面。中國左翼作家的作品，自然大抵是被禁止的，而且又禁到譯本。要舉出几個作者來，那就是高爾基（Ｇｏｒｋｙ），盧那卡爾斯基（Ｌｕｎａｃｈａｒｓｋｙ），斐定（Ｆｅｄｉｎ），法捷耶夫（Ｆａｄｅｅｖ），綏拉斐摩維支（Ｓｅｒａｆｉｍｏｖｉｃｈ），辛克萊（ＵｐｔｏｎＳｉｎｃｌａｉｒ），甚而至于梅迪林克（Ｍａｅｔｅｒｌｉｎｃｋ），梭羅古勃（Ｓｏｌｏｇｕｂ），斯忒林培克（Ｓｔｒｉｎｄｂｅｒｇ）。〔９〕這真使出版家很為難，他們有的是立刻將書繳出，燒毀了，有的卻還想補救，和官廳去商量，結果是免除了一部分。為減少將來的出版的困難起見，官員和出版家還開了一個會議。在這會議上，有几個“第三种人”因為要保護好的文學和出版家的資本，便以雜志編輯者的資格提議，請采用日本的辦法，在付印之前，先將原稿審查，加以刪改，以免別人也被左翼作家的作品所連累而禁止，或印出后始行禁止而使出版家受虧。這提議很為各方面所滿足，當即被采用了，〔１０〕雖然并不是光榮的拔都汗的老方法。 而且也即開始了實行，今年七月，在上海就設立了書籍雜志檢查處〔１１〕，許多“文學家”的失業問題消失了，還有些改悔的革命作家們，反對文學和政治相關的“第三种人”們，也都坐上了檢查官的椅子。他們是很熟悉文壇情形的；頭腦沒有純粹官僚的胡涂，一點諷刺，一句反語，他們都比較的懂得所含的意義，而且用文學的筆來涂抹，無論如何總沒有創作的煩難，于是那成績，听說是非常之好了。 但是，他們的引日本為榜樣，是錯誤的。日本固然不准談階級斗爭，卻并不說世界上并無階級斗爭，而中國則說世界上其實無所謂階級斗爭，都是馬克思捏造出來的，所以這不准談，為的是守護真理。日本固然也禁止，刪削書籍雜志，但在被刪削之處，是可以留下空白的，使讀者一看就明白這地方是受了刪削，而中國卻不准留空白，必須連起來，在讀者眼前好像還是一篇完整的文章，只是作者在說著意思不明的昏話。這种在現在的中國讀者面前說昏話，是弗理契（Ｆｒｉｃｈｅ）〔１２〕，盧那卡爾斯基他們也在所不免的。 于是出版家的資本安全了，“第三种人”的旗子不見了，他們也在暗地里使勁的拉那上了絞架的同業的腳，而沒有一种刊物可以描出他們的原形，因為他們正握著涂抹的筆尖，生殺的權力。在讀者，只看見刊物的消沉，作品的衰落，和外國一向有名的前進的作家，今年也大抵忽然變了低能者而已。 然而在實際上，文學界的陣線卻更加分明了。蒙蔽是不能長久的，接著起來的又將是一場血腥的戰斗。 十一月二十一日。 CC 〔１〕本篇最初發表于英文刊物《現代中國》月刊第一卷第五期，參看本書《附記》。 〔２〕東晉葛洪《神仙傳》卷四載：西漢淮南王劉安吃了仙藥成仙，“臨去時，余藥器置在中庭，雞犬舐啄之，盡得升天。”《全后漢文·仙人唐公房碑》也有唐公房得仙藥后与他的妻子、房屋、六畜一起升天的故事。 〔３〕五個左翼青年作家指李偉森、柔石、胡也頻、馮鏗和白莽（殷夫）。一九三一年二月七日，他們被國民党反動派秘密殺害于上海龍華。參看《南腔北調集·為了忘卻的記念》。 〔４〕“以馬上得天下，不能以馬上治之”語出《史記·陸賈傳》：“陸生時時前說稱詩書，高帝罵之曰：‘乃公居馬上而得之，安事詩書？’陸生曰：‘居馬上得之，宁可以馬上治之乎？’”〔５〕“民族文學”即“民族主義文學”，一九三○年六月由國民党當局策划的御用文學。發起人為潘公展、范爭波、朱應鵬、傅彥長、王平陵等。下文所說對拔都西侵的贊美，見《前鋒月刊》第一卷第七期（一九三一年四月）黃震遐所作的詩劇《黃人之血》。參看《二心集·“民族主義文學”的任務和運命》。 〔６〕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后，各地學生奮起抗議國民党的不抵抗政策，紛紛到南京請愿，十二月十七日在南京舉行總示威，遭到軍警的逮捕和屠殺，有的學生被刺傷后又被扔進河里。次日，南京衛戍當局對記者談話，詭稱死難學生是“失足落水”。〔７〕這里所引“第三种人”的一些論調，見蘇汶發表在《現代》月刊第一卷第三期的《關于〈文新〉与胡秋原的文藝論辯》和第一卷第六期的《“第三种人”的出路》（一九三二年七月、十月）等文。參看《南腔北調集·論“第三种人”》。 〔８〕關于藝華影片公司和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等書店被搗毀的事，參看《准風月談·后記》。 〔９〕關于國民党中央宣傳委員會查禁書籍一百四十九种，參看《且介亭雜文二集·后記》。被禁的作者和書籍中有：蘇聯高爾基（１８６８—１９３６）的《高爾基文集》、《我的童年》等，盧那卡爾斯基（１８７５—１９３３）的《文藝与批評》、《浮士德与城》，斐定（１８９２—１９７７）等的《果樹園》，法捷耶夫（１９０１—１９５６）的《毀滅》，綏拉菲摩維支（１８６３—１９４９）的《鐵流》，美國辛克萊（１８７８—１９６８）的《屠場》、《石炭王》等，比利時梅迪林克（１８６２—１９４９）的《檀泰琪儿之死》等，俄國梭羅古勃（１８６３—１９２７）等的《饑餓的光芒》，瑞典斯忒林培克（１８４９—１９１２，通譯斯特林堡）的《結婚集》等。 〔１０〕關于官員和出版家開會的事，參看作者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五日致姚克信。 〔１１〕書籍雜志檢查處指國民党中央宣傳委員會圖書雜志審查委員會，一九三四年五月在上海設立。 〔１２〕弗理契（ＢＭd\MZJ，１８７０—１９２７）蘇聯文藝評論家、窩𨮜芳搖Ｖ*作有《藝術社會學》、《二十世紀歐洲文學》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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