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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遺山〔２〕在金元之際，為文宗，為遺獻，為愿修野史，保存舊章的有心人，明清以來，頗為一部分人士所愛重。然而他生平有一宗疑案，就是為叛將崔立〔３〕頌德者，是否确實与他無涉，或竟是出于他的手筆的文章。 金天興元年（一二三二），蒙古兵圍洛陽；次年，安平都尉京城西面元帥崔立殺二丞相，自立為鄭王，降于元。懼或加以惡名，群小承旨，議立碑頌功德，于是在文臣間，遂發生了极大的惶恐，因為這与一生的名節相關，在個人是十分重要的。 當時的情狀，《金史》《王若虛〔４〕傳》這樣說——“天興元年，哀宗走歸德。明年春，崔立變，群小附和，請為立建功德碑。翟奕以尚書省命，召若虛為文。時奕輩恃勢作威，人或少許，則讒"k立見屠滅。若虛自分必死，私謂左右司員外郎元好問曰，‘今召我作碑，不從則死，作之則名節掃地，不若死之為愈。雖然，我姑以理諭之。’……奕輩不能奪，乃召太學生劉祁麻革輩赴省，好問張信之喻以立碑事曰，‘眾議屬二君，且已白鄭王矣！二君其無讓。’祁等固辭而別。數日，促迫不已，祁即為草定，以付好問。好問意未愜，乃自為之，既成，以示若虛，乃共刪定數字，然止直敘其事而已。后兵入城，不果立也。” 碑雖然“不果立”，但當時卻已經發生了“名節”的問題，或謂元好問作，或謂劉祁〔５〕作，文證具在清凌廷堪〔６〕所輯的《元遺山先生年譜》中，茲不多錄。經其推勘，已知前出的《王若虛傳》文，上半据元好問《內翰王公墓表》，后半卻全取劉祁自作的《歸潛志》，被誣攀之說所蒙蔽了。凌氏辯之云，“夫當時立碑撰文，不過畏崔立之禍，非必取文辭之工，有京叔屬草，已足塞立之請，何取更為之耶？”然則劉祁之未嘗決死如王若虛，固為一生大玷，但不能更有所推諉，以致成為“塞責”之具，卻也可以說是十分晦气的。 然而，元遺山生平還有一宗大事，見于《元史》《張德輝》〔７〕傳—— “世祖在潛邸，……訪中國人材。德輝舉魏璠，元裕，李冶等二十余人。……壬子，德輝与元裕北覲，請世祖為儒教大宗師，世祖悅而受之。因啟：累朝有旨蠲儒戶兵賦，乞令有司遵行。從之。” 以拓跋魏的后人与德輝，請蒙古小酋長為“漢儿”的“儒教大宗師”，在現在看來，未免有些滑稽，但當時卻似乎并無訾議。蓋蠲除兵賦，“儒戶”均沾利益，清議操之于士，利益既沾，雖已將“儒教”呈獻，也不想再來開口了。 由此士大夫便漸漸的進身，然終因不切實用，又漸漸的見棄。但仕路日塞，而南北之士的相爭卻也日甚了。余闕〔８〕的《青陽先生文集》卷四《楊君顯民詩集序》云——“我國初有金宋，天下之人，惟才是用之，無所專主，然用儒者為居多也。自至元以下，始浸用吏，雖執政大臣，亦以吏為之，……而中州之士，見用者遂浸寡。 況南方之地遠，士多不能自至于京師，其抱才縕者，又往往不屑為吏，故其見用者尤寡也。及其久也，則南北之士亦自町畦以相訾，甚若晉之与秦，不可与同中國，故夫南方之士微矣。” 然在南方，士人其實亦并不冷落。同書《送范立中赴襄陽詩序》云—— “宋高宗南遷，合淝遂為邊地，守臣多以武臣為之。 ……故民之豪杰者，皆去而為將校，累功多至節制。郡中衣冠之族，惟范氏，商氏，葛氏三家而已。……皇元受命，包裹兵革，……諸武臣之子弟，無所用其能，多伏匿而不出。春秋月朔，郡太守有事于學，衣深衣，戴烏角巾，執籩豆篐爵，唱贊道引者，皆三家之子孫也，故其材皆有所成就，至學校官，累累有焉。……雖天道忌滿惡盈，而儒者之澤深且遠，從古然也。” 這是“中國人才”們獻教，賣經以來，“儒戶”所食的佳果。雖不能為王者師，且次于吏者數等，而究亦胜于將門和平民者一等，“唱贊道引”，非“伏匿”者所敢望了。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五月二十日及次日，上海無線電播音由馮明權先生講給我們一种奇書：《抱經堂勉學家訓》（据《大美晚報》）。這是從未前聞的書，但看見下署“顏子推”〔９〕，便可以悟出是顏之推《家訓》中的《勉學篇》了。曰“抱經堂”者，當是因為曾被盧文鞍〔１０〕印入《抱經堂叢書》中的緣故。所講有這樣的一段——“有學藝者，触地而安。自荒亂已來，諸見俘虜，雖百世小人，知讀《論語》《孝經》者，尚為人師；雖千載冠冕，不曉書記者，莫不耕田養馬。以此觀之，汝可不自勉耶？若能常保數百卷書，千載終不為小人也。……諺曰，‘積財千万，不如薄伎在身。’伎之易習而可貴者，無過讀書也。” 這說得很透徹：易習之伎，莫如讀書，但知讀《論語》《孝經》，則雖被俘虜，猶能為人師，居一切別的俘虜之上。這种教訓，是從當時的事實推斷出來的，但施之于金元而准，按之于明清之際而亦准。現在忽由播音，以“訓”听眾，莫非選講者已大有感于方來，遂綢繆于未雨么？ “儒者之澤深且遠”，即小見大，我們由此可以明白“儒術”，知道“儒效”了。 五月二十七日。 CC 〔１〕本篇最初發表于一九三四年六月北平《文史》月刊第一卷第二期，署名唐俟。 〔２〕元遺山（１１９０—１２５７）即元好問，字裕之，號遺山，秀容（今山西忻縣）人，金代文學家。原是北魏拓跋氏的后裔，曾任行尚書省左司員外郎等職。金亡不仕。据《金史·元德明傳》載：“兵后故老皆盡，好問蔚為一代宗工……晚年尤以著作自任，以金源氏有天下，典章法度几及漢唐，國亡史作，己所當任……乃构亭于家，著述其上，因名曰‘野史’。凡金源君臣遺言往行，采摭所聞，有所得，輒以寸紙細字為記錄，至百余万言。”著有《遺山集》。 〔３〕崔立（？—１２３４）將陵（今山東德州）人。原為地主武裝軍官，金天興元年（１２３２）在蒙古軍圍汴京時受任為西面元帥。次年叛變，將監國的梁王及皇族送往蒙古軍營乞降。后為部將所殺。〔４〕王若虛（１１７４—１２４３）字從之，蒿城（今屬河北）人，金代文學家。曾任翰林直學士。金亡不仕，自號滹南遺老，著有《滹南遺老集》。 〔５〕劉祁（１２０３—１２５０）字京叔，山西渾源人，金代太學生，入元复試后征南行省辟置幕府。所著《歸潛志》多記金末故事，共十四卷；《錄崔立碑事》見該書第十二卷。 〔６〕凌廷堪（約１７５５—１８０９）字次仲，安徽歙縣人，清代經學家。著有《校禮堂文集》、《元遺山先生年譜》等。〔７〕張德輝（１１９５—１２７４）字耀卿，金末冀宁交城（今屬山西）人，元世祖時任河東南北路宣撫使，傳見《元史》卷一六三。下面引文中的元裕即元好問。 〔８〕余闕（１３０３—１３５８）字廷心，一字天心，原出唐兀族（色目人），其父曾在廬州（今安徽合肥）做官，遂為廬州人。《青陽先生文集》，共九卷，是他的詩文集。 〔９〕顏之推（５３１—約５９０后）字介，琅琊臨沂（今屬山東）人，南北朝時文學家。歷仕梁、北齊、北周、隋等朝。著有《顏氏家訓》二十篇。 〔１０〕盧文鞍（１７１７—１７９６）字紹弓，號抱經，浙江杭州人，清代經學家、校勘學家。《抱經堂叢書》，系輯印他所校勘的古籍十七种，并附有他自著的《抱經堂文集》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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