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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開頭 听說今年上海的熱，是六十年來所未有的。白天出去混飯，晚上低頭回家，屋子里還是熱，并且加上蚊子。這時候，只有門外是天堂。因為海邊的緣故罷，總有些風，用不著揮扇。雖然彼此有些認識，卻不常見面的寓在四近的亭子間或擱樓里的鄰人也都坐出來了，他們有的是店員，有的是書局里的校對員，有的是制圖工人的好手。大家都已經做得筋疲力盡，歎著苦，但這時總還算有閒的，所以也談閒天。 閒天的范圍也并不小：談旱災，談求雨，談吊膀子，談三寸怪人干，談洋米，談裸腿，〔２〕也談古文，談白話，談大眾語。因為我寫過几篇白話文，所以關于古文之類他們特別要听我的話，我也只好特別說的多。這樣的過了兩三夜，才給別的話岔開，也總算談完了。不料過了几天之后，有几個還要我寫出來。 他們里面，有的是因為我看過几本古書，所以相信我的，有的是因為我看過一點洋書，有的又因為我看古書也看洋書；但有几位卻因此反不相信我，說我是蝙蝠。我說到古文，他就笑道，你不是唐宋八大家〔３〕，能信么？我談到大眾語，他又笑道：你又不是勞苦大眾，講什么海話呢？ 這也是真的。我們講旱災的時候，就講到一位老爺下鄉查災，說有些地方是本可以不成災的，現在成災，是因為農民懶，不戽水。但一种報上，卻記著一個六十老翁，因儿子戽水乏力而死，災象如故，無路可走，自殺了。老爺和鄉下人，意見是真有這么的不同的。那么，我的夜談，恐怕也終不過是一個門外閒人的空話罷了。 颶風過后，天气也涼爽了一些，但我終于照著希望我寫的几個人的希望，寫出來了，比口語簡單得多，大致卻無异，算是抄給我們一流人看的。當時只憑記憶，亂引古書，說話是耳邊風，錯點不打緊，寫在紙上，卻使我很躊躇，但自己又苦于沒有原書可對，這只好請讀者隨時指正了。·一·九·三·四·年，·八·月·十·六·夜，·寫·完·并·記。二字是什么人造的？ 字是什么人造的？ 我們听慣了一件東西，總是古時候一位圣賢所造的故事，對于文字，也當然要有這質問。但立刻就有忘記了來源的答話：字是倉頡〔４〕造的。 這是一般的學者的主張，他自然有他的出典。我還見過一幅這位倉頡的畫像，是生著四只眼睛的老頭陀。可見要造文字，相貌先得出奇，我們這种只有兩只眼睛的人，是不但本領不夠，連相貌也不配的。 然而做《易經》〔５〕的人（我不知道是誰），卻比較的聰明，他說：“上古結繩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書契。”他不說倉頡，只說“后世圣人”，不說創造，只說掉換，真是謹慎得很；也許他無意中就不相信古代會有一個獨自造出許多文字來的人的了，所以就只是這么含含胡胡的來一句。 但是，用書契來代結繩的人，又是什么腳色呢？文學家？不錯，從現在的所謂文學家的最要賣弄文字，奪掉筆杆便一無所能的事實看起來，的确首先就要想到他；他也的确應該給自己的吃飯家伙出點力。然而并不是的。有史以前的人們，雖然勞動也唱歌，求愛也唱歌，他卻并不起草，或者留稿子，因為他做夢也想不到賣詩稿，編全集，而且那時的社會里，也沒有報館和書舖子，文字毫無用處。据有些學者告訴我們的話來看，這在文字上用了一番工夫的，想來該是史官了。 原始社會里，大約先前只有巫，待到漸次進化，事情繁复了，有些事情，如祭祀，狩獵，戰爭……之類，漸有記住的必要，巫就只好在他那本職的“降神”之外，一面也想法子來記事，這就是“史”的開頭。況且“升中于天”〔６〕，他在本職上，也得將記載酋長和他的治下的大事的冊子，燒給上帝看，因此一樣的要做文章——雖然這大約是后起的事。再后來，職掌分得更清楚了，于是就有專門記事的史官。文字就是史官必要的工具，古人說：“倉頡，黃帝史。”〔７〕第一句未可信，但指出了史和文字的關系，卻是很有意思的。至于后來的“文學家”用它來寫“阿呀呀，我的愛喲，我要死了！” 那些佳句，那不過是享享現成的罷了，“何足道哉”！三字是怎么來的？ 照《易經》說，書契之前明明是結繩；我們那里的鄉下人，碰到明天要做一件緊要事，怕得忘記時，也常常說：“褲帶上打一個結！”那么，我們的古圣人，是否也用一條長繩，有一件事就打一個結呢？恐怕是不行的。只有几個結還記得，一多可就糟了。或者那正是伏羲皇上的“八封”〔８〕之流，三條繩一組，都不打結是“乾”，中間各打一結是“坤”罷？恐怕也不對。八組尚可，六十四組就難記，何況還會有五百十二組呢。只有在秘魯還有存留的“打結字”（Ｑｕｉｐｐｕｓ）〔９〕，用一條橫繩，挂上許多直繩，拉來拉去的結起來，网不像网，倒似乎還可以表現較多的意思。我們上古的結繩，恐怕也是如此的罷。但它既然被書契掉換，又不是書契的祖宗，我們也不妨暫且不去管它了。 夏禹的“岣嶁碑”〔１０〕是道士們假造的；現在我們能在實物上看見的最古的文字，只有商朝的甲骨和鐘鼎文。但這些，都已經很進步了，几乎找不出一個原始形態。只在銅器上，有時還可以看見一點寫實的圖形，如鹿，如象，而從這圖形上，又能發見和文字相關的線索：中國文字的基礎是“象形”。畫在西班牙的亞勒泰米拉（Ａｌｔａｍｉｒａ）洞〔１１〕里的野牛，是有名的原始人的遺跡，許多藝術史家說，這正是“為藝術的藝術”，原始人畫著玩玩的。但這解釋未免過于“摩登”，因為原始人沒有十九世紀的文藝家那么有閒，他的畫一只牛，是有緣故的，為的是關于野牛，或者是獵取野牛，禁咒野牛的事。現在上海牆壁上的香煙和電影的廣告畫，尚且常有人張著嘴巴看，在少見多怪的原始社會里，有了這么一個奇跡，那轟動一時，就可想而知了。他們一面看，知道了野牛這東西，原來可以用線條移在別的平面上，同時仿佛也認識了一個“牛”字，一面也佩服這作者的才能，但沒有人請他作自傳賺錢，所以姓氏也就湮沒了。但在社會里，倉頡也不止一個，有的在刀柄上刻一點圖，有的在門戶上畫一些畫，心心相印，口口相傳，文字就多起來，史官一采集，便可以敷衍記事了。中國文字的由來，恐怕也逃不出這例子的。 自然，后來還該有不斷的增補，這是史官自己可以辦到的，新字夾在熟字中，又是象形，別人也容易推測到那字的意義。直到現在，中國還在生出新字來。但是，硬做新倉頡，卻要失敗的，吳的朱育，唐的武則天，都曾經造過古怪字，〔１２〕也都白費力。現在最會造字的是中國化學家，許多原質和化合物的名目，很不容易認得，連音也難以讀出來了。老實說，我是一看見就頭痛的，覺得遠不如就用万國通用的拉丁名來得爽快，如果二十來個字母都認不得，請恕我直說：那么，化學也大抵學不好的。 四寫字就是畫畫 《周禮》和《說文解字》〔１３〕上都講文字的构成法有六种，這里且不談罷，只說些和“象形”有關的東西。 象形，“近取諸身，遠取諸物”〔１４〕，就是畫一只眼睛是“目”，畫一個圓圈，放几條毫光是“日”，那自然很明白，便當的。但有時要碰壁，譬如要畫刀口，怎么辦呢？不畫刀背，也顯不出刀口來，這時就只好別出心裁，在刀口上加一條短棍，算是指明“這個地方”的意思，造了“刃”。這已經頗有些辦事棘手的模樣了，何況還有無形可象的事件，于是只得來“象意”〔１５〕，也叫作“會意”。一只手放在樹上是“采”，一顆心放在屋子和飯碗之間是“OE|”，有吃有住，安OE|了。但要寫“宁可”的宁，卻又得在碗下面放一條線，表明這不過是用了“OEs”的聲音的意思。“會意”比“象形”更麻煩，*𥲑少要畫兩樣。如“寶”字，則要畫一個屋頂，一串玉，一個缶，一個貝，計四樣；我看“缶”字還是杵臼兩形合成的，那么一共有五樣。單單為了畫這一個字，就很要破費些工夫。 不過還是走不通，因為有些事物是畫不出，有些事物是畫不來，譬如松柏，葉樣不同，原是可以分出來的，但寫字究竟是寫字，不能像繪畫那樣精工，到底還是硬挺不下去。來打開這僵局的是“諧聲”，意義和形象离開了關系。這已經是“記音”了，所以有人說，這是中國文字的進步。不錯，也可以說是進步，然而那基礎也還是畫畫儿。例如“菜，從草，采聲”，畫一窠草，一個爪，一株樹：三樣；“海，從水，每聲”，畫一條河，一位戴帽（？）的太太，也三樣。總之：如果要寫字，就非永遠畫畫不成。 但古人是并不愚蠢的，他們早就將形象改得簡單，遠离了寫實。篆字圓折，還有圖畫的余痕，從隸書到現在的楷書〔１６〕，和形象就天差地遠。不過那基礎并未改變，天差地遠之后，就成為不象形的象形字，寫起來雖然比較的簡單，認起來卻非常困難了，要憑空一個一個的記住。而且有些字，也至今并不簡單，例如“觧”或“璋”，去叫孩子寫，非練習半年六月，是很難寫在半寸見方的格子里面的。 還有一層，是“諧聲”字也因為古今字音的變遷，很有些和“聲”不大“諧”的了。現在還有誰讀“滑”為“骨”，讀“海”為“每”呢？ 古人傳文字給我們，原是一份重大的遺產，應該感謝的。但在成了不象形的象形字，不十分諧聲的諧聲字的現在，這感謝卻只好躊躕一下了。 五古時候言文一致么？ 到這里，我想來猜一下古時候言文是否一致的問題。 對于這問題，現在的學者們雖然并沒有分明的結論，但听他口气，好像大概是以為一致的；越古，就越一致。〔１７〕不過我卻很有些怀疑，因為文字愈容易寫，就愈容易寫得和口語一致，但中國卻是那么難畫的象形字，也許我們的古人，向來就將不關重要的詞摘去了的。 《書經》〔１８〕有那么難讀，似乎正可作照寫口語的證据，但商周人的的确的口語，現在還沒有研究出，還要繁也說不定的。至于周秦古書，雖然作者也用一點他本地的方言，而文字大致相類，即使和口語還相近罷，用的也是周秦白話，并非周秦大眾語。漢朝更不必說了，雖是肯將《書經》里難懂的字眼，翻成今字的司馬遷〔１９〕，也不過在特別情況之下，采用一點俗語，例如陳涉的老朋友看見他為王，惊异道：“夥頤，涉之為王沉沉者”〔２０〕，而其中的“涉之為王”四個字，我還疑心太史公加過修剪的。 那么，古書里采錄的童謠，諺語，民歌，該是那時的老牌俗語罷。我看也很難說。中國的文學家，是頗有愛改別人文章的脾气的。最明顯的例子是漢民間的《淮南王歌》〔２１〕，同一地方的同一首歌，《漢書》和《前漢紀》〔２２〕記的就兩樣。一面是—— 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 兄弟二人，不能相容。 一面卻是—— 一尺布，暖童童；一斗粟，飽蓬蓬。 兄弟二人不相容。 比較起來，好像后者是本來面目，但已經刪掉了一些也說不定的：只是一個提要。后來宋人的語錄，話本，元人的雜劇和傳奇里的科白，也都是提要，只是它用字較為平常，刪去的文字較少，就令人覺得“明白如話”了。 我的臆測，是以為中國的言文，一向就并不一致的，大原因便是字難寫，只好節省些。當時的口語的摘要，是古人的文；古代的口語的摘要，是后人的古文。所以我們的做古文，是在用了已經并不象形的象形字，未必一定諧聲的諧聲字，在紙上描出今人誰也不說，懂的也不多的，古人的口語的摘要來。你想，這難不難呢？ 六于是文章成為奇貨了文字在人民間萌芽，后來卻一定為特權者所收攬。据《易經》的作者所推測，“上古結繩而治”，則連結繩就已是治人者的東西。待到落在巫史的手里的時候，更不必說了，他們都是酋長之下，万民之上的人。社會改變下去，學習文字的人們的范圍也擴大起來，但大抵限于特權者。至于平民，那是不識字的，并非缺少學費，只因為限于資格，他不配。而且連書籍也看不見。中國在刻版還未發達的時候，有一部好書，往往是“藏之秘閣，副在三館”〔２３〕，連做了士子，也還是不知道寫著什么的。 因為文字是特權者的東西，所以它就有了尊嚴性，并且有了神秘性。中國的字，到現在還很尊嚴，我們在牆壁上，就常常看見挂著寫上“敬惜字紙”的簍子；至于符的驅邪治病，那就靠了它的神秘性的。文字既然含著尊嚴性，那么，知道文字，這人也就連帶的尊嚴起來了。新的尊嚴者日出不窮，對于舊的尊嚴者就不利，而且知道文字的人們一多，也會損傷神秘性的。符的威力，就因為這好像是字的東西，除道士以外，誰也不認識的緣故。所以，對于文字，他們一定要把持。歐洲中世，文章學問，都在道院里；克羅蒂亞（Ｋｒｏａｔｉａ）〔２４〕，是到了十九世紀，識字的還只有教士的，人民的口語，退步到對于舊生活剛夠用。他們革新的時候，就只好從外國借進許多新語來。 我們中國的文字，對于大眾，除了身分，經濟這些限制之外，卻還要加上一條高門檻：難。單是這條門檻，倘不費他十來年工夫，就不容易跨過。跨過了的，就是士大夫，而這些士大夫，又竭力的要使文字更加難起來，因為這可以使他特別的尊嚴，超出別的一切平常的士大夫之上。漢朝的楊雄的喜歡奇字，就有這毛病的，劉歆想借他的《方言》稿子，他几乎要跳黃浦。〔２５〕唐朝呢，樊宗師的文章做到別人點不斷〔２６〕，李賀的詩做到別人看不懂〔２７〕，也都為了這緣故。還有一种方法是將字寫得別人不認識，下焉者，是從《康熙字典》〔２８〕上查出几個古字來，夾進文章里面去；上焉者是錢坫的用篆字來寫劉熙的《釋名》〔２９〕，最近還有錢玄同先生的照《說文》字樣給太炎先生抄《小學答問》。〔３０〕。 文字難，文章難，這還都是原來的；這些上面，又加以士大夫故意特制的難，卻還想它和大眾有緣，怎么辦得到。但士大夫們也正愿其如此，如果文字易識，大家都會，文字就不尊嚴，他也跟著不尊嚴了。說白話不如文言的人，就從這里出發的；現在論大眾語，說大眾只要教給“千字課”〔３１〕就夠的人，那意思的根柢也還是在這里。 七不識字的作家 用那么艱難的文字寫出來的古語摘要，我們先前也叫“文”，現在新派一點的叫“文學”，這不是從“文學子游子夏”〔３２〕上割下來的，是從日本輸入，他們的對于英文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的譯名。會寫寫這樣的“文”的，現在是寫白話也可以了，就叫作“文學家”，或者叫“作家”。 文學的存在條件首先要會寫字，那么，不識字的文盲群里，當然不會有文學家的了。然而作家卻有的。你們不要太早的笑我，我還有話說。我想，人類是在未有文字之前，就有了創作的，可惜沒有人記下，也沒有法子記下。我們的祖先的原始人，原是連話也不會說的，為了共同勞作，必需發表意見，才漸漸的練出复雜的聲音來，假如那時大家抬木頭，都覺得吃力了，卻想不到發表，其中有一個叫道“杭育杭育”，那么，這就是創作；大家也要佩服，應用的，這就等于出版；倘若用什么記號留存了下來，這就是文學；他當然就是作家，也是文學家，是“杭育杭育派”〔３３〕。不要笑，這作品确也幼稚得很，但古人不及今人的地方是很多的，這正是其一。就是周朝的什么“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罷，它是《詩經》〔３４〕里的頭一篇，所以嚇得我們只好磕頭佩服，假如先前未曾有過這樣的一篇詩，現在的新詩人用這意思做一首白話詩，到無論什么副刊上去投稿試試罷，我看十分之九是要被編輯者塞進字紙簍去的。“漂亮的好小姐呀，是少爺的好一對儿！”什么話呢？ 就是《詩經》的《國風》里的東西，好許多也是不識字的無名氏作品，因為比較的优秀，大家口口相傳的。王官〔３５〕們檢出它可作行政上參考的記錄了下來，此外消滅的正不知有多少。希腊人荷馬——我們姑且當作有這樣一個人——的兩大史詩〔３６〕，也原是口吟，現存的是別人的記錄。東晉到齊陳的《子夜歌》和《讀曲歌》〔３７〕之類，唐朝的《竹枝詞》和《柳枝詞》〔３８〕之類，原都是無名氏的創作，經文人的采錄和潤色之后，留傳下來的。這一潤色，留傳固然留傳了，但可惜的是一定失去了許多本來面目。到現在，到處還有民謠，山歌，漁歌等，這就是不識字的詩人的作品；也傳述著童話和故事，這就是不識字的小說家的作品；他們，就都是不識字的作家。 但是，因為沒有記錄作品的東西，又很容易消滅，流布的范圍也不能很廣大，知道的人們也就很少了。偶有一點為文人所見，往往倒吃惊，吸入自己的作品中，作為新的養料。舊文學衰頹時，因為攝取民間文學或外國文學而起一個新的轉變，這例子是常見于文學史上的。不識字的作家雖然不及文人的細膩，但他卻剛健，清新。 要這樣的作品為大家所共有，首先也就是要這作家能寫字，同時也還要讀者們能識字以至能寫字，一句話：將文字交給一切人。 八怎么交代？ 將文字交給大眾的事實，從清朝末年就已經有了的。 “莫打鼓，莫打鑼，听我唱個太平歌……”是欽頒的教育大眾的俗歌；〔３９〕此外，士大夫也辦過一些白話報，〔４０〕但那主意，是只要大家听得懂，不必一定寫得出。《平民千字課》就帶了一點寫得出的可能，但也只夠記賬，寫信。倘要寫出心里所想的東西，它那限定的字數是不夠的。譬如牢監，的确是給了人一塊地，不過它有限制，只能在這圈子里行立坐臥，斷不能跑出設定了的鐵柵外面去。 勞乃宣和王照〔４１〕他兩位都有簡字，進步得很，可以照音寫字了。民國初年，教育部要制字母，他們倆都是會員，勞先生派了一位代表，王先生是親到的，為了入聲存廢問題，曾和吳稚暉〔４２〕先生大戰，戰得吳先生肚子一凹，棉褲也落了下來。但結果總算几經斟酌，制成了一种東西，叫作“注音字母”。那時很有些人，以為可以替代漢字了，但實際上還是不行，因為它究竟不過簡單的方塊字，恰如日本的“假名”〔４３〕一樣，夾上几個，或者注在漢字的旁邊還可以，要它拜帥，能力就不夠了。寫起來會混雜，看起來要眼花。那時的會員們稱它為“注音字母”，是深知道它的能力范圍的。再看日本，他們有主張減少漢字的，有主張拉丁拼音的，但主張只用“假名”的卻沒有。 再好一點的是用羅馬字拼法，研究得最精的是趙元任先生罷，我不大明白。用世界通用的羅馬字拼起來——現在是連土耳其也采用了——一詞一串，非常清晰，是好的。但教我似的門外漢來說，好像那拼法還太繁。要精密，當然不得不繁，但繁得很，就又變了“難”，有些妨礙普及了。最好是另有一种簡而不陋的東西。 這里我們可以研究一下新的“拉丁化”法，《每日國際文選》里有一小本《中國語書法之拉丁化》〔４４〕，《世界》第二年第六七號合刊附錄的一份《言語科學》〔４５〕，就都是紹介這東西的。价錢便宜，有心的人可以買來看。它只有二千八個字母，拼法也容易學。“人”就是Ｒｈｅｎ，“房子”就是Ｆａｎｇｚ，“我吃果子”是Ｗｏｃｈｇｏｚ，“他是工人”是Ｔａｓｈｇｕｎｇｒｈｅｎ。現在在華僑里實驗，見了成績的，還只是北方話。但我想，中國究竟還是講北方話——不是北京話——的人們多，將來如果真有一种到處通行的大眾語，那主力也恐怕還是北方話罷。為今之計，只要酌量增減一點，使它合于各該地方所特有的音，也就可以用到無論什么窮鄉僻壤去了。 那么，只要認識二十八個字母，學一點拼法和寫法，除懶虫和低能外，就誰都能夠寫得出，看得懂了。況且它還有一個好處，是寫得快。美國人說，時間就是金錢；但我想：時間就是性命。無端的空耗別人的時間，其實是無异于謀財害命的。不過像我們這樣坐著乘風涼，談閒天的人們，可又是例外。 九專化呢，普遍化呢？ 到了這里，就又碰著了一個大問題：中國的言語，各處很不同，單給一個粗枝大葉的區別，就有北方話，江浙話，兩湖川貴話，福建話，廣東話這五种，而這五种中，還有小區別。現在用拉丁字來寫，寫普通話，還是寫土話呢？要寫普通話，人們不會；倘寫土話，別處的人們就看不懂，反而隔閡起來，不及全國通行的漢字了。這是一個大弊病！ 我的意思是：在開首的啟蒙時期，各地方各寫它的土話，用不著顧到和別地方意思不相通。當未用拉丁寫法之前，我們的不識字的人們，原沒有用漢字互通著聲气，所以新添的坏處是一點也沒有的，倒有新的益處，至少是在同一語言的區域里，可以彼此交換意見，吸收智識了——那當然，一面也得有人寫些有益的書。問題倒在這各處的大眾語文，將來究竟要它專化呢，還是普通化？ 方言土語里，很有些意味深長的話，我們那里叫“煉話”，用起來是很有意思的，恰如文言的用古典，听者也覺得趣味津津。各就各處的方言，將語法和詞匯，更加提煉，使他發達上去的，就是專化。這于文學，是很有益處的，它可以做得比僅用泛泛的話頭的文章更加有意思。但專化又有專化的危險。言語學我不知道，看生物，是一到專化，往往要滅亡的。未有人類以前的許多動植物，就因為太專化了，失其可變性，環境一改，無法應付，只好滅亡。——幸而我們人類還不算專化的動物，請你們不要愁。大眾，是有文學，要文學的，但決不該為文學做犧牲，要不然，他的荒謬和為了保存漢字，要十分之八的中國人做文盲來殉難的活圣賢就并不兩樣。所以，我想，啟蒙時候用方言，但一面又要漸漸的加入普通的語法和詞匯去。先用固有的，是一地方的語文的大眾化，加入新的去，是全國的語文的大眾化。 几個讀書人在書房里商量出來的方案，固然大抵行不通，但一切都听其自然，卻也不是好辦法。現在在碼頭上，公共机關中，大學校里，确已有著一种好像普通話模樣的東西，大家說話，既非“國語”，又不是京話，各各帶著鄉音，鄉調，卻又不是方言，即使說的吃力，听的也吃力，然而總歸說得出，听得懂。如果加以整理，幫它發達，也是大眾語中的一支，說不定將來還簡直是主力。我說要在方言里“加入新的去”，那“新的”的來源就在這地方。待到這一种出于自然，又加人工的話一普遍，我們的大眾語文就算大致統一了。此后當然還要做。年深月久之后，語文更加一致，和“煉話”一樣好，比“古典”還要活的東西，也漸漸的形成，文學就更加精采了。馬上是辦不到的。你們想，國粹家當作寶貝的漢字，不是化了三四千年工夫，這才有這么一堆古怪成績么？ 至于開手要誰來做的問題，那不消說：是覺悟的讀書人。有人說：“大眾的事情，要大眾自己來做！”〔４６〕那當然不錯的，不過得看看說的是什么腳色。如果說的是大眾，那有一點是對的，對的是要自己來，錯的是推開了幫手。倘使說的是讀書人呢，那可全不同了：他在用漂亮話把持文字，保護自己的尊榮。 十不必恐慌 ·但·是，·這·還·不·必·實·做，·只·要·一·說，·就·又·使·另·一·些·人·發·生·恐·慌·了。 ·首·先·是·說·提·倡·大·眾·語·文·的，·乃·是“·文·藝·的·政·治·宣·傳·員·如·宋·陽·之·流” 〔４７〕， ·本·意·在·于·造·反。·給·帶·上·一·頂·有·色·帽，·是·极·簡·單·的·反·對·法。·不·過·一·面·也·就·是·說，·為·了·自·己·的·太·平，·宁·可·中·國·有·百·分·之·八·十·的·文·盲。·那·么，·倘·使·口·頭·宣·傳·呢，·就·應·該·使·中·國·有·百·分·之·八·十·的·聾·子·了。·但·這·不·屬·于“·談·文”·的·范·圍，·這·里·也·無·須·多·說。 ·專·為·著·文·學·發·愁·的，·我·現·在·看·見·有·兩·种。·一·种·是·怕·大·眾·如·果·都·會·讀，·寫，·就·大·家·都·變·成·文·學·家·了〔４８〕。 ·這·真·是·怕·天·掉·下·來·的·好·人。上次說過，在不識字的大眾里，是一向就有作家的。我久不到鄉下去了，先前是，農民們還有一點余閒，譬如乘涼，就有人講故事。不過這講手，大抵是特定的人，他比較的見識多，說話巧，能夠使人听下去，懂明白，并且覺得有趣。這就是作家，抄出他的話來，也就是作品。倘有語言無味，偏愛多嘴的人，大家是不要听的，還要送給他許多冷話——譏刺。我們弄了几千年文言，十來年白話，凡是能寫的人，何嘗個個是文學家呢？即使都變成文學家，又不是軍閥或土匪，于大眾也并無害處的，不過彼此互看作品而已。還有一种是怕文學的低落。大眾并無舊文學的修養，比起士大夫文學的細致來，或者會顯得所謂“低落”的，但也未染舊文學的痼疾，所以它又剛健，清新。無名氏文學如《子夜歌》之流，會給舊文學一种新力量，我先前已經說過了；現在也有人紹介了許多民歌和故事。還有戲劇，例如《朝花夕拾》所引《目連救母》里的無常鬼〔４９〕的自傳，說是因為同情一個鬼魂，暫放還陽半日，不料被閻羅責罰，從此不再寬縱了—— “那怕你銅牆鐵壁！ 那怕你皇親國戚！……” 何等有人情，又何等知過，何等守法，又何等果決，我們的文學家做得出來么？ 這是真的農民和手業工人的作品，由他們閒中扮演。借目連的巡行來貫串許多故事，除《小尼姑下山》外，和刻本的《目連救母記》〔５０〕是完全不同的。其中有一段《武松打虎》，是甲乙兩人，一強一弱，扮著戲玩。先是甲扮武松，乙扮老虎，被甲打得要命，乙埋怨他了，甲道：“你是老虎，不打，不是給你咬死了？”乙只得要求互換，卻又被甲咬得要命，一說怨話，甲便道：“你是武松，不咬，不是給你打死了？”我想：比起希腊的伊索〔５１〕，俄國的梭羅古勃〔５２〕的寓言來，這是毫無遜色的。 如果到全國的各處去收集，這一類的作品恐怕還很多。但自然，缺點是有的。是一向受著難文字，難文章的封鎖，和現代思潮隔絕。所以，倘要中國的文化一同向上，就必須提倡大眾語，大眾文，而且書法更必須拉丁化。 十一大眾并不如讀書人所想像的愚蠢但是，這一回，大眾語文剛一提出，就有些猛將趁勢出現了，來路是并不一樣的，可是都向白話，翻譯，歐化語法，新字眼進攻。他們都打著“大眾”的旗，說這些東西，都為大眾所不懂，所以要不得。其中有的是原是文言余孽，借此先來打擊當面的白話和翻譯的，就是祖傳的“遠交近攻”的老法術；有的是本是懶惰分子，未嘗用功，要大眾語未成，白話先倒，讓他在這空場上夸海口的，其實也還是文言文的好朋友，我都不想在這里多談。現在要說的只是那些好意的，然而錯誤的人，因為他們不是看輕了大眾，就是看輕了自己，仍舊犯著古之讀書人的老毛病。 讀書人常常看輕別人，以為較新，較難的字句，自己能懂，大眾卻不能懂，所以為大眾計，是必須徹底掃蕩的；說話作文，越俗，就越好。這意見發展開來，他就要不自覺的成為新國粹派。或則希圖大眾語文在大眾中推行得快，主張什么都要配大眾的胃口，甚至于說要“迎合大眾”，故意多罵几句，以博大眾的歡心。這當然自有他的苦心孤詣，但這樣下去，可要成為大眾的新幫閒的。 說起大眾來，界限寬泛得很，其中包括著各式各樣的人，但即使“目不識丁”的文盲，由我看來，其實也并不如讀書人所推想的那么愚蠢。他們是要智識，要新的智識，要學習，能攝取的。當然，如果滿口新語法，新名詞，他們是什么也不懂；但逐漸的檢必要的灌輸進去，他們卻會接受；那消化的力量，也許還賽過成見更多的讀書人。初生的孩子，都是文盲，但到兩歲，就懂許多話，能說許多話了，這在他，全部是新名詞，新語法。他那里是從《馬氏文通》或《辭源》〔５３〕里查來的呢，也沒有教師給他解釋，他是听過几回之后，從比較而明白了意義的。大眾的會攝取新詞匯和語法，也就是這樣子，他們會這樣的前進。所以，新國粹派的主張，雖然好像為大眾設想，實際上倒盡了拖住的任務。不過也不能听大眾的自然，因為有些見識，他們究竟還在覺悟的讀書人之下，如果不給他們隨時揀選，也許會誤拿了無益的，甚而至于有害的東西。所以，“迎合大眾”的新幫閒，是絕對的要不得的。 由歷史所指示，凡有改革，最初，總是覺悟的智識者的任務。但這些智識者，卻必須有研究，能思索，有決斷，而且有毅力。他也用權，卻不是騙人，他利導，卻并非迎合。他不看輕自己，以為是大家的戲子，也不看輕別人，當作自己的嘍羅。他只是大眾中的一個人，我想，這才可以做大眾的事業。 十二煞尾 話已經說得不少了。總之，單是話不行，要緊的是做。要許多人做：大眾和先驅；要各式的人做：教育家，文學家，言語學家……。這已經迫于必要了，即使目下還有點逆水行舟，也只好拉纖；順水固然好得很，然而還是少不得把舵的。 這拉纖或把舵的好方法，雖然也可以口談，但大抵得益于實驗，無論怎么看風看水，目的只是一個：向前。 各人大概都有些自己的意見，現在還是給我听听你們諸位的高論罷。 CC 〔１〕本篇最初發表于一九三四年八月二十四日至九月十日的《申報·自由談》，署名華圉。后來作者將本文与其他有關于語文改革的文章四篇輯為《門外文談》一書，一九三五年九月由上海天馬書店出版。 〔２〕這些是常見于當時上海報刊的新聞。一九三四年夏，我國南方大旱，國民党政府于七月間邀請第九世班禪喇嘛和安欽活佛在南京、湯山等地“作法求雨”。八月初，國民党政府行政院秘書長褚民誼為女游泳選手楊秀瓊打扇、駕車，被稱為“吊膀子秘書長”。上海“大世界”游藝場利用旱災展出一個所謂“旱魃”的矮人，稱“三寸怪人干”，招攬游客。五月，美國政府頒布《白銀法案》后，國際銀价上升，國民党官僚資本集團趁國內糧价飛漲，大量輸出白銀，從國外購進大米，牟取暴利。六月，國民党江西省政府根据蔣介石“手令”，頒布《取締婦女奇裝异服辦法》，規定“褲長最短須過膝四寸，不得露腿赤足”，當時重慶、北平等地也禁止“女子裸膝露肘”。〔３〕唐宋八大家明代茅坤曾選輯唐代的韓愈、柳宗元和宋代的歐陽修、蘇洵、蘇軾、蘇轍、王安石、曾鞏八個古文家的文章編為《唐宋八大家文抄》，因有“唐宋八大家”的說法。〔４〕倉頡相傳為黃帝的史官，漢字的創造者，東漢許慎《說文解字·敘》：“黃帝之史倉頡……初造書契”。《荀子·解蔽》中則說：“好書者眾矣，而倉頡獨傳者壹也”，認為倉頡是文字的搜集和整理者之一。又《太平御覽》卷三六六引《春秋孔演圖》：“蒼頡四目，是謂并明。” 〔５〕《易經》即《周易》，是我國古代記載占卜的書。可能萌芽于殷周之際，并非出自一人之手。這里引的兩句，見該書《系辭》篇。〔６〕“升中于天”語見《禮記·禮器》：“升中于天，因吉土，以饗帝于郊。”据漢代鄭玄注：“升，上也；中，猶成也；燔柴祭天，告以諸侯之成功也。” 〔７〕“倉頡，黃帝史”語見《漢書·古今人表》。史，即史官。〔８〕伏羲我國傳說中的上古帝王，相傳他教民結网，從事漁獵畜牧。“八卦”，相傳為他所作。《易經·系辭》說：“古者包犧氏（按即伏羲）之王天下也……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万物之情。”卦，即挂，懸挂物象以示人吉凶，有乾（O）、坤（O）、震（O）、民（O）、离（O）、坎（O）、兌（O）、你∣）八种式樣。《易傳》認*砼素災饕𠒇笳魈廉□亍□住□紜７𣾷□稹山、澤八种自然現象。 〔９〕“打結字”古代秘魯印第安人用以幫助記憶的一种線結，以結繩的方式記錄天气、日期、數目等等的變化。線的顏色，線結的大小和多少，都表示著不同的意義。 〔１０〕“岣嶁碑”又稱禹碑，在湖南衡山岣嶁峰，相傳為夏禹治水時所刻；碑文共七十七字，難于辨識。清末葉昌熾《語石》卷二載：“（韓愈詩）‘岣嶁山尖神禹碑，字青石赤形模奇。’郎瑛、楊用修諸家各有釋文，靈怪杳冥，難可憑信。不知韓詩又云：‘千搜万索何處有，森森綠樹猿猱悲。’是但憑道士所言，未嘗目睹。”此碑在明朝以前，不見于記載，故多疑為偽造。 〔１１〕亞勒泰米拉洞在西班牙北部散坦特爾省境，發現于一八七九年。洞窟中有舊石器時代用三种顏色畫成的壁畫，畫的都是野牛、野鹿、野豬和長毛巨象等動物。 〔１２〕關于朱育、武則天造字，据《三國志·吳書·虞翻傳》注引《會稽典錄》：“孫亮時，有山陰朱育，少好奇字，凡所特達，依体象類，造作异字千名以上。”《新唐書·后妃列傳》：武則天于“載初中，……作白、一四、地、……十有二文。太后自名白。”但《資治通鑒·唐紀二十》載：天授元年，“鳳閣侍郎河東宗秦客，改造‘天’、‘地’等十二字以獻，丁亥，行之。太后自名‘白’”。〔１３〕《周禮》儒家經典之一，記述周王朝官制和戰國時代各國制度的資料匯編，大約成書于戰國時期。《說文解字》，東漢許慎撰，我國第一部系統介紹漢字形、音、義的著作。這里講的漢字六种构成法，即《周禮》和《說文解字》中所記載的“六書”。《周禮》中所說的有：象形、會意、轉注、處事、假借、諧聲。《說文解字》中所說的稍有不同，是：指事、象形、形聲、會意、轉注、假借。〔１４〕“近取諸身，遠取諸物”語見《易經·系辭》。〔１５〕“象意”《漢書·藝文志》：“六書，謂象形、象事、象意、象聲、轉注、假借，造字之本也。”据唐代顏師古注：“象意即會意也。” 〔１６〕篆、隸、楷是漢字演進過程中先后出現的几种字体的名稱。篆書分大篆小篆，大篆是從西周到戰國通行的字体，但各國有异。秦始皇時統一字体，稱為小篆。隸書開始于秦代，把小篆勻圓的筆畫稍改平直，到漢代才出現平直扁正的正式的隸書。楷書始于漢末，以后取代隸書，通行至今。 〔１７〕這里指胡适。胡适著的《國語文學史》于一九二七年出版時，黎錦熙在該書的《代序》中說，這部文學史所以始于戰國秦漢而不包括《詩經》，是因為胡适要從他認為語言文字開始分歧的時代寫起。《代序》不同意戰國前語文合一的看法。一九二八年胡适將此書修訂，抽去《代序》，改名《白話文學史》出版，在第一章說：“我們研究古代文字，可以推知當戰國的時候中國的文体已經不能与語体一致了。”仍堅持他的戰國前言文一致的看法。 〔１８〕《書經》即《尚書》，儒家經典之一。我國上古歷史文件和部分追述古代事跡的著作的匯編。 〔１９〕司馬遷（約前１４５—約前８６）字子長，夏陽（今陝西韓城）人，西漢史學家、文學家。曾任太史令。他所撰的《史記》，是我國第一部紀傳体通史（從上古起到漢武帝止）。 〔２０〕“夥頤，涉之為王沉沉者”語見《史記·陳涉世家》。据唐代司馬貞《索隱》：“服虔云：楚人謂多為夥。按又言‘頤’者，助聲之辭也。”又据南朝宋裴駰《集解》：“應劭曰：‘沈沈，宮室深邃之貌也。’” 〔２１〕《淮南王歌》淮南王指漢文帝之弟劉長，他因謀反為文帝所廢，流放蜀郡，中途絕食而死。后來民間就流傳出這首歌謠。〔２２〕《漢書》東漢班固編撰的西漢史，是我國第一部紀傳体斷代史。《前漢紀》，即《漢紀》，東漢荀悅撰，編年体西漢史，內容多取材《漢書》，有所增補。這里所引的前一首見《漢書·淮南王傳》，末句無“能”字，《史記·淮南衡山列傳》所載与引文同；后一首未見于《前漢紀》，漢代高誘的《淮南鴻烈解敘》載有此歌，首句作“一尺繒，好童童”，末句作“兄弟二人，不能相容”。 〔２３〕“藏之秘閣，副在三館”秘閣、三館都是藏書的地方。《宋史·職官志》載：“國初以史館、昭文館、集賢院為三館，皆寓崇文院。太宗端拱元年（９８８）詔就崇文院中堂建秘閣，擇三館真本書籍万余卷，及內出古畫墨跡，藏其中。” 〔２４〕克羅蒂亞通譯克羅地亞，現在是南斯拉夫聯邦人民共和國的成員國之一。 〔２５〕楊雄（前５３—１８）一作揚雄，字子云，蜀郡成都（今屬四川）人。西漢文學家、語言文字學家。著有《法言》、《太玄經》及其他文賦。《漢書·揚雄傳》載，“劉棻嘗從雄學作奇字”，据唐代顏師古注，奇字即“古文之异者”。《方言》，全名《𧩙軒使者絕代語釋別國方言》，相傳為揚雄所作，共十三卷，內容雜錄中國各地同義异字之字一万一千余。劉歆（約前５３—２３），字子駿，沛（今江蘇沛縣）人，西漢學者。他在《与揚雄從取方言書》中說：“屬聞子云獨采集先代絕言，异國殊語，以為十五卷，其所解略多矣，而不知其目……今謹使密人奉手書，愿頗与其最目，得使入篆，令圣朝留明明之典。”揚雄在《答劉歆書》中卻說：“敕以殊言十五卷，君何由知之？……天下上計孝廉及內郡衛卒會者，雄常把三寸弱翰，繼油素四尺，以問其异語，歸即以鉛摘次之于槧，二十七歲于今矣；而語言或交錯相反，方复論思詳悉集之……誠欲崇而就之，不可以遺，不可以怠。即君必欲脅之以威，陵之以武，欲令入之于此；此又未定，未可以見，今君又終之，則縊死以從命也。而可，且寬假延期，必不敢有愛。”“跳黃浦”是通行于上海的話，意即自殺。 〔２６〕樊宗師（？—約８２１）字紹述，河中（今山西永濟）人，唐代散文家。曾任綿州、絳州刺史。他的文章艱澀，難以斷句，如《絳守居園池記》的第一句“絳即東雍為守理所”，有人斷為“絳即東雍，為守理所”，也有人斷為“絳，即東雍為守理所”。〔２７〕李賀（７９０—８１６）字長吉，昌谷（今河南宜陽）人，唐代詩人。他的詩立意新巧，用語奇特，不易理解。《新唐書·李賀傳》說他“辭尚奇詭，所得皆惊邁絕去翰墨畦徑，當時無能效者。”〔２８〕《康熙字典》清代康熙年間張玉書、陳廷敬等奉旨編纂的大型字典，四十二卷，收四万十千余字，康熙五十五年（１７１６）刊行。 〔２９〕錢坫（１７４４—１８０６）字獻之，江蘇嘉定（今屬上海市）人，清代漢學家。善寫小篆。劉熙，字成國，漢代北海（今山東濰坊）人，訓詁學家。所著《釋名》，八卷，共二十七篇，是一部解釋字義的書。〔３０〕錢玄同（１８８７—１９３９）名夏，字德潛，浙江吳興人，文字音韻學家。他曾用《說文解字》中的篆体字樣抄寫章太炎的《小學答問》，由浙江官書局刊刻行世。太炎，即章炳麟（１８６９—１９３６），浙江余杭人，清末革命家、學者。他所作的《小學答問》是据《說文解字》解釋本字和借字的流變的書。 〔３１〕“千字課”一九二二年陶行知等人創辦的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編纂《平民千字課本》，作為成年人補習常用漢字的讀本。后來一些書店也仿照編印了類似讀本。一九三四年八月十五日《社會月報》第一卷第三期發表彭子蘊的《大眾語与大眾文化的水准問題》一文，其中說：“現在市場上有一种叫做《平民千字課》的書，是真用來教有所謂大眾的”。 〔３２〕“文學子游子夏”語見《論語·先進》，据宋代邢癿疏：“若‘文章博學’，則有子游、子夏二人也。”子游、子夏，即孔丘的弟子言偃、卜商。 〔３３〕“杭育杭育派”意指大眾文學。這里是針對林語堂而發的。林語堂在一九三四年四月二十八、三十日及五月三日《申報·自由談》所載《方巾气研究》一文中說：“在批評方面，近來新舊衛道派頗一致，方巾气越來越重。凡非哼哼唧唧文學，或杭育杭育文學，皆在鄙視之列。”又說：“《人間世》出版，動起杭育杭育派的方巾气，七手八腳，亂吹亂擂，卻絲毫沒有打動了《人間世》。”〔３４〕《詩經》我國最早的詩歌總集，編成于春秋時代，共三○五篇，大抵是周初到春秋中期的作品，相傳曾經孔丘刪定。〔３５〕王官王朝的職官，這里指“采詩之官”。《漢書·藝文志》說：“古有采詩之官，王者所以觀風俗、知得失，自考正也。”〔３６〕荷馬的兩大史詩指《伊利亞特》和《奧德賽》，約產生于公元前九世紀。荷馬的生平以至是否确有其人，歐洲的文學史家頗多爭論，所以這里說“姑且當作有這樣一個人”。 〔３７〕《子夜歌》据《晉書·樂志》：“《子夜歌》者，女子名子夜造此聲。”《樂府詩集》列為“吳聲歌曲”，收“晉、宋、齊辭”的《子夜歌》四十二首和《子夜四時歌》七十五首。《讀曲歌》，据《宋書·樂志》：“《讀曲哥（歌）》者，民間為彭城王義康所作也。”又《樂府詩集》引《古今樂錄》：“讀曲歌者，元嘉十七年（４４０）袁后崩，百官不敢作聲歌；或因酒宴，止竊聲讀曲細吟而已，以此為名。”《樂府詩集》收《讀曲歌》八十九首，也列為“吳聲歌曲”。〔３８〕《竹枝詞》据《樂府詩集》：“《竹枝》，本出于巴渝。唐貞元中，劉禹錫在沅湘，以俚歌鄙陋，乃依騷人《九歌》作《竹枝》新辭九章，教里中儿歌之，由是盛于貞元、元和之間（７８５—８２０）。”《柳枝詞》，即《楊柳枝》，唐代教坊曲名。白居易有《楊柳枝詞》八首，其中有“古歌舊曲君休听，听取新翻《楊柳枝》”的句子。他又在《楊柳枝二十韻》題下自注：“《楊柳枝》，洛下新聲也。”〔３９〕光緒三十二年（１９０６）起，清政府為了推行所謂“通俗教育”，將一些官方發布的政治時事材料，用白話編成通俗的故事和歌謠進行宣講。“太平歌”以“蓮花落”形式編寫，一般都用文中所引的三句開頭，是當時欽頒的通俗歌謠之一。 〔４０〕白話報戊戌變法后，各地報刊風起云涌，其中以白話寫作的也不少，如杭州的《白話報》（１９０３）、上海的《中國白話報》（１９０３）和《揚子江白話報》（１９０４）等。〔４１〕勞乃宣（１８４３—１９２１）字季瑄，浙江桐鄉人。清末任京師大學堂總監督兼署學部副大臣，民國初年主張复辟，后來避居青島。他的《簡字全譜》系以王照的《官話字母》為依据，成于一九○七年。其他著作有《等韻一得》、《古籌算考釋》等。王照（１８５９—１９３３），字小航，河北宁河人。清末維新運動者，戊戌政變時逃往日本，后又自行投案下獄，不久被釋。他的《官話合聲字母》于一九○○年刊行。其他著作有《水東集上下編》八种。 〔４２〕吳稚暉（１８６５—１９５３）名敬恒，江蘇武進人，國民党政客。一九一三年二月，北洋政府教育部召集的讀音統一會正式開會，由他和王照分任正副議長。因為濁音字母和入聲存廢問題，南北兩方會員爭論了一個多月。后來該會除審定六千五百余字的讀音以外，并正式通過審定字音時所用的“記音字母”，定名為“注音字母”。到一九三○年，“注音字母”又改稱“注音符號”。 〔４３〕“假名”日文的字母，因為是從“真名”（即漢字）假借而來的，所以稱為“假名”。分片假名（楷体）和平假名（草体）二种。〔４４〕《每日國際文選》一种“每日提供世界新聞雜志間各种論文之漢譯”的刊物，一九三三年八月一日創刊，孫師毅、明耀五、包可華編選，上海中外出版公司印行。《中國語書法之拉丁化》由焦風（方善境）譯自蘇聯的世界語刊物《新階段》，是《每日國際文選》的第十二號，一九三三年八月十二日出版。 〔４５〕《世界》上海世界語者協會編印的世界語月刊，創刊于一九三二年十二月。《言語科學》是《世界》的每月增刊，創刊于一九三三年十月；它的第九、十號合刊（即《世界》一九三四年六、七月號合刊的增刊）上載有應人（霍應人）作的《中國語書法拉丁化方案之介紹》一文。 〔４６〕“大眾的事情，要大眾自己來做！”在當時大眾語文學的論爭中，報刊上曾有過不少這類議論，如吳稚暉在一九三四年八月一日《申報·自由談》發表的《大眾語万歲》一文中說：“讓大眾自己來創造，不要代辦。”章克標在《人言》第二十一期（一九三四年七月七日）中說：“大眾語文學是要由大眾自己創造出來的，才算是真正的大眾語文學。” 〔４７〕“文藝的政治宣傳員如宋陽之流”這是反動刊物《新壘》主編李焰生在《社會月報》第一卷第三期（一九三四年八月十五日）發表的《由大眾語文文學到國民語文文學》一文中的話：“所謂大眾語文，意義是模糊的，提倡不是始自現在，那些文藝的政治宣傳員如宋陽之流，數年前已經很熱鬧的討論過”。宋陽，即瞿秋白。他曾在《文學月報》第一卷第一號、第三號（一九三二年六月、十月）先后發表《大眾文藝的問題》和《再論大眾文藝答止敬》兩文。〔４８〕大家都變成文學家了這是一九三四年八月一日、二日《申報·電影專刊》署名米同的《“大眾語”根本上的錯誤》一文中的話：“要是照他們所說，用‘大眾語’來寫作一切文藝作品的話，到了那個時限，一切的人都可以說出就是文章，記下來就是作品，那時不是文學毀滅的時候，就是大家都成了文學家了。”〔４９〕《目連救母》《盂蘭盆經》中的佛教故事，說佛的大弟子目連有大神通，嘗入地獄救母。唐代已有《大目乾連冥間救母變文》，以后曾被編成多种戲曲，這里是指紹興戲。無常鬼，即迷信傳說中的“勾魂使者”，參看《朝花夕拾·無常》。 〔５０〕《目連救母記》明代新安鄭之珍作。刻本卷首有“主江南試者馮”寫于清光緒二十年（１８９４）的序言，其中說：“此書出自安徽，或云系瞽者所作，余亦未敢必也。”序言中也說到“小尼姑下山”：“惟《下山》一折，較為憾事；不知清磬場中，雜此妙舞，更覺可觀，大有畫家絢染之法焉，余不為之咎。” 〔５１〕伊索（Ａｅｓｏｐ，約前六世紀）相傳是古希腊寓言作家，現在流傳的《伊索寓言》，共有三百余篇，系后人編集。〔５２〕梭羅古勃（PGQGRST，１８６３—１*梗玻罰鍨《砉孴叙撕托□導遙㛦有長篇小說《老屋》、《小鬼》等。《域外小說集》（一九二一年上海群益書社版）中曾譯載他的寓言十篇。 〔５３〕《馬氏文通》清代馬建忠著，共十卷，一八九八年出版，是我國最早的一部較有系統的研究漢語語法的專著。《辭源》，陸爾奎等編輯，一九一五年上海商務印書館印行，一九三一年增出“續編”，是一部說明漢語詞義及其淵源、演變的工具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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