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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望舒〔２〕先生遠遠的從法國給我們一封通信，敘述著法國ＡAＥAＡAＲA（革命文藝家協會）得了紀德〔３〕的參加，在三月二十一日召集大會，猛烈的反抗德國法西斯諦的情形，并且紹介了紀德的演說，發表在六月號的《現代》上。法國的文藝家，這樣的仗義執言的舉動是常有的：較遠，則如左拉為德來孚斯打不平〔４〕，法朗士當左拉改葬時候的講演〔５〕；較近，則有羅曼羅蘭的反對戰爭。但這回更使我感到真切的歡欣，因為問題是當前的問題，而我也正是憎惡法西斯諦的一個。不過戴先生在報告這事實的同時，一并指明了中國左翼作家的“愚蒙”和像軍閥一般的橫暴，我卻還想來說几句話。但希望不要誤會，以為意在辯解，希圖中國也從所謂“第三种人”得到對于德國的被壓迫者一般的聲援，——并不是的。中國的焚禁書報，封閉書店，囚殺作者，實在還遠在德國的白色恐怖以前，而且也得到過世界的革命的文藝家的抗議了。〔６〕我現在要說的，不過那通然里的必須指出的几點。 那通信敘述過紀德的加入反抗運動之后，說道——“在法國文壇中，我們可以說紀律是‘第三种人’，……自從他在一八九一年……起，一直到現在為止，他始終是一個忠實于他的藝術的人。然而，忠實于自己的藝術的作者，不一定就是資產階級的‘幫閒者’，法國的革命作家沒有這种愚蒙的見解（或者不如說是精明的策略），因此，在熱烈的歡迎之中，紀德便在群眾之間發言了。” 這就是說：“忠實于自己的藝術的作者”，就是“第三种人”，而中國的革命作家，卻“愚蒙”到指這种人為全是“資產階級的幫閒者”，現在已經由紀德證實，是“不一定”的了。這里有兩個問題應該解答。 第一，是中國的左翼理論家是否真指“忠實于自己的藝術的作者”為全是“資產階級的幫閒者”？据我所知道，卻并不然。左翼理論家無論如何“愚蒙”，還不至于不明白“為藝術的藝術”在發生時，是對于一种社會的成規的革命，但待到新興的戰斗的藝術出現之際，還拿著這老招牌來明明暗暗阻礙他的發展，那就成為反動，且不只是“資產階級的幫閒者”了。至于“忠實于自己的藝術的作者”，卻并未視同一律。因為不問那一階級的作家，都有一個“自己”，這“自己”，就都是他本階級的一分子，忠實于他自己的藝術的人，也就是忠實于他本階級的作者，在資產階級如此，在無產階級也如此。這是极顯明粗淺的事實，左翼理論家也不會不明白的。但這位——戴先生用“忠實于自己的藝術”來和“為藝術的藝術”掉了一個包，可真顯得左翼理論家的“愚蒙”透頂了。 第二，是紀德是否真是中國所謂的“第三种人”？我沒有讀過紀德的書，對于作品，沒有加以批評的資格。但我相信：創作和演說，形式雖然不同，所含的思想是決不會兩樣的。我可以引出戴先生所紹介的演說里的兩段來——“有人會對我說：‘在蘇聯也是這樣的。’那是可能的事；但是目的卻是完全兩樣的，而且，為了要建設一個新社會起見，為了把發言權給与那些一向做著受壓迫者，一向沒有發言權的人們起見，不得已的矯枉過正也是免不掉的事。 “我為什么并怎樣會在這里贊同我在那邊所反對的事呢？那就是因為我在德國的恐怖政策中，見到了最可歎最可憎的過去底再演，在蘇聯的社會創設中，我卻見到一個未來的無限的允約。” 這說得清清楚楚，雖是同一手段，而他卻因目的之不同而分為贊成或反抗。蘇聯十月革命后，側重藝術的“綏拉比翁的兄弟們”這團体，也被稱為“同路人”，但他們卻并沒有這么積极。中國關于“第三种人”的文字，今年已經匯印了一本專書〔７〕，我們可以查一查，凡自稱為“第三种人”的言論，可有絲毫近似這樣的意見的么？倘其沒有，則我敢決定地說，“不可以說紀德是‘第三种人’”。 然而正如我說紀德不像中國的“第三种人”一樣，戴望舒先生也覺得中國的左翼作家和法國的大有賢愚之別了。他在參加大會，為德國的左翼藝術家同伸義憤之后，就又想起了中國左翼作家的愚蠢橫暴的行為。于是他臨末禁不住感慨—— “我不知道我國對于德國法西斯諦的暴行有沒有什么表示。正如我們的軍閥一樣，我們的文藝者也是勇于內戰的。在法國的革命作家們和紀德攜手的時候，我們的左翼作家想必還在把所謂‘第三种人’當作唯一的敵手吧！” 這里無須解答，因為事實具在：我們這里也曾經有一點表示〔８〕，但因為和在法國兩樣，所以情形也不同；刊物上也久不見什么“把所謂‘第三种人’當作唯一的敵手”的文章，不再內戰，沒有軍閥气味了。戴先生的豫料，是落了空的。 然而中國的左翼作家，這就和戴先生意中的法國左翼作家一樣賢明了么？我以為并不這樣，而且也不應該這樣的。如果聲音還沒有全被削除的時候，對于“第三种人”的討論，還极有從新提起和展開的必要。戴先生看出了法國革命作家們的隱衷，覺得在這危急時，和“第三种人”攜手，也許是“精明的策略”。但我以為單靠“策略”，是沒有用的，有真切的見解，才有精明的行為，只要看紀德的講演，就知道他并不超然于政治之外，決不能貿貿然稱之為“第三种人”，加以歡迎，是不必別具隱衷的。不過在中國的所謂“第三种人”，卻還复雜得很。 所謂“第三种人”，原意只是說：站在甲乙對立或相斗之外的人。但在實際上，是不能有的。人体有胖和瘦，在理論上，是該能有不胖不瘦的第三种人的，然而事實上卻并沒有，一加比較，非近于胖，就近于瘦。文藝上的“第三种人”也一樣，即使好像不偏不倚罷，其實是總有些偏向的，平時有意的或無意的遮掩起來，而一遇切要的事故，它便會分明的顯現。如紀德，他就顯出左向來了；別的人，也能從几句話里，分明的顯出。所以在這混雜的一群中，有的能和革命前進，共鳴；有的也能乘机將革命中傷，軟化，曲解。左翼理論家是有著加以分析的任務的。 如果這就等于“軍閥”的內戰，那么，左翼理論家就必須更加繼續這內戰，而將營壘分清，拔去了從背后射來的毒箭！ 六月四日。 BB 〔１〕本篇最初發表于一九三三年七月一日《文學》第一卷第一號。 〔２〕戴望舒（１９０５—１９５０）浙江杭縣（今余抗）人，詩人。著有詩集《望舒草》、《災難的歲月》等。他寫的《法國通訊——關于文藝界的反法西斯蒂運動》，載《現代》第三卷第二期（一九三三年六月）。 〔３〕紀德（ＡAＧｉｄｅ，１８６９—１９５１）法國小說家。著有《窄門》*《地糧》、《田園交響曲》等。一九三二年初發表《日記抄》，聲稱“對于現在及將來要發生的許多事件，尤其是蘇聯的狀態，抱著太深切的關心”，并表示了對馬克思主義的“興趣”。一九三六年發表《從蘇聯歸來》一書，攻擊蘇聯。 〔４〕左拉（Ｅ·Ｚｏｌａ，１８４０—１９０２）法國作家。著有長篇小說《萌芽》、《崩潰》、《娜娜》等。一八九四年，法國的猶太籍軍官德萊孚斯受到軍事當局誣告，以泄漏軍事机密罪被判處終身苦役。此事曾引起各界進步人士的不滿。一八九七年，左拉對此案的材料作了研究后，确信德萊孚斯的無辜，就給總統佛爾寫了一封《我控訴》的公開信，控訴法國政府、法庭和總參謀部違反法律和人權；由此他被判一年徒刑和罰金，因而逃往英國倫敦。 〔５〕法朗士在左拉改葬時的講演在德萊孚斯事件中，法朗士曾和左拉一樣為德萊孚斯進肯辯護。一九○二年十月五日左拉安葬時，他發表演說，肯定左拉生前的正義行動，譴責當局對左拉的迫害。一九○六年七月十九日德萊孚斯案件得到平反后，他又在法國“人權同盟”組織的向左拉“表示感謝并致敬”的群眾集會（在左拉墓前舉行）上發表第二次演說，稱左拉為“偉大的公民”，號召人們不要忘記陷害無辜者的罪人，要“沿著正義和善良的道路前進”。并向法國國會提出建立“左拉先賢祠”法案的要求。（法朗士：《社會生活三十年》）按左拉原葬于巴黎蒙瑪特公墓，后改葬于法國“先賢祠”。〔６〕一九三一年國民党政府殺害了柔石等革命作家，當時國際革命作家如蘇聯法捷耶夫、法國巴比塞、美國果爾德等人都曾強烈抗議國民党的暴行。 〔７〕指蘇汶編的《文藝自由論辯集》。該書收入“第三种人”自己所寫的文章和別人批評“第三种人”的文章共二十篇，一九三三年三月上海現代書局出版。 〔８〕一九三三年五月十三日，魯迅和宋慶齡、楊杏佛等，到上海德國領事館遞交《為德國法西斯壓迫民權摧殘文化的抗議書》，次日并將抗議書在《申報》上發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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