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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我早已想寫一點文字，來記念几個青年的作家。這并非為了別的，只因為兩年以來，悲憤總時時來襲擊我的心，至今沒有停止，我很想借此算是竦身一搖，將悲哀擺脫，給自己輕松一下，照直說，就是我倒要將他們忘卻了。 兩年前的此時，即一九三一年的二月七日夜或八日晨，是我們的五個青年作家〔２〕同時遇害的時候。當時上海的報章都不敢載這件事，或者也許是不愿，或不屑載這件事，只在《文藝新聞》上有一點隱約其辭的文章〔３〕。那第十一期（五月二十五日）里，有一篇林莽〔４〕先生作的《白莽印象記》，中間說： “他做了好些詩，又譯過匈牙利和詩人彼得斐〔５〕的几首詩，當時的《奔流》的編輯者魯迅接到了他的投稿，便來信要和他會面，但他卻是不愿見名人的人，結果是魯迅自己跑來找他，竭力鼓勵他作文學的工作，但他終于不能坐在亭子間里寫，又去跑他的路了。不久，他又一次的被了捕。……” 這里所說的我們的事情其實是不确的。白莽并沒有這么高慢，他曾經到過我的寓所來，但也不是因為我要求和他會面；我也沒有這么高慢，對于一位素不相識的投稿者，會輕率的寫信去叫他。我們相見的原因很平常，那時他所投的是從德文譯出的《彼得斐傳》，我就發信去討原文，原文是載在詩集前面的，郵寄不便，他就親自送來了。看去是一個二十多歲的青年，面貌很端正，顏色是黑黑的，當時的談話我已經忘卻，只記得他自說姓徐，象山人；我問他為什么代你收信的女士是這么一個怪名字（怎么怪法，現在也忘卻了），他說她就喜歡起得這么怪，羅曼諦克，自己也有些和她不大對勁了。就只剩了這一點。 夜里，我將譯文和原文粗粗的對了一遍，知道除几處誤譯之外，還有一個故意的曲譯。他像是不喜歡“國民詩人”這個字的，都改成“民眾詩人”了。第二天又接到他一封來信，說很悔和我相見，他的話多，我的話少，又冷，好像受了一种威壓似的。我便寫一封回信去解釋，說初次相會，說話不多，也是人之常情，并且告訴他不應該由自己的愛憎，將原文改變。因為他的原書留在我這里了，就將我所藏的兩本集子送給他，問他可能再譯几首詩，以供讀者的參看。他果然譯了几首，自己拿來了，我們就談得比第一回多一些。這傳和詩，后來就都登在《奔流》第二卷第五本，即最末的一本里。 我們第三次相見，我記得是在一個熱天。有人打門了，我去開門時，來的就是白莽，卻穿著一件厚棉袍，汗流滿面，彼此都不禁失笑。這時他才告訴我他是一個革命者，剛由被捕而釋出，衣服和書籍全被沒收了，連我送他的那兩本；身上的袍子是從朋友那里借來的，沒有夾衫，而必須穿長衣，所以只好這么出汗。我想，這大約就是林莽先生說的“又一次的被了捕”的那一次了。 我很欣幸他的得釋，就赶緊付給稿費，使他可以買一件夾衫，但一面又很為我的那兩本書痛惜：落在捕房的手里，真是明珠投暗了。那兩本書，原是极平常的，一本散文，一本詩集，据德文譯者說，這是他搜集起來的，雖在匈牙利本國，也還沒有這么完全的本子，然而印在《萊克朗氏万有文庫》（Ｒｅｃｌａｍ’ｓ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Ｂｉｂｌｉｏｔｈｅｋ）〔６〕中，倘在德國，就隨處可得，也值不到一元錢。不過在我是一种寶貝，因為這是三十年前，正當我熱愛彼得斐的時候，特地托丸善書店〔７〕從德國去買來的，那時還恐怕因為書极便宜，店員不肯經手，開口時非常惴惴。后來大抵帶在身邊，只是情隨事遷，已沒有翻譯的意思了，這回便決計送給這也如我的那時一樣，熱愛彼得斐的詩的青年，算是給它尋得了一個好著落。所以還鄭重其事，托柔石親自送去的。誰料竟會落在“三道頭”〔８〕之類的手里的呢，這豈不冤枉！ 二 我的決不邀投稿者相見，其實也并不完全因為謙虛，其中含著省事的分子也不少。由于歷來的經驗，我知道青年們，尤其是文學青年們，十之九是感覺很敏，自尊心也很旺盛的，一不小心，极容易得到誤解，所以倒是故意回避的時候多。見面尚且怕，更不必說敢有托付了。但那時我在上海，也有一個惟一的不但敢于隨便談笑，而且還敢于托他辦點私事的人，那就是送書去給白莽的柔石。 我和柔石最初的相見，不知道是何時，在那里。他仿佛說過，曾在北京听過我的講義，那么，當在八九年之前了。我也忘記了在上海怎么來往起來，總之，他那時住在景云里，离我的寓所不過四五家門面，不知怎么一來，就來往起來了。大約最初的一回他就告訴我是姓趙，名平复。但他又曾談起他家鄉的豪紳的气焰之盛，說是有一個紳士，以為他的名字好，要給儿子用，叫他不要用這名字了。所以我疑心他的原名是“平福”，平穩而有福，才正中鄉紳的意，對于“复”字卻未必有這么熱心。他的家鄉，是台州的宁海，這只要一看他那台州式的硬气就知道，而且頗有點迂，有時會令我忽而想到方孝孺〔９〕，覺得好像也有些這模樣的。 他躲在寓里弄文學，也創作，也翻譯，我們往來了許多日，說得投合起來了，于是另外約定了几個同意的青年，設立朝華社。目的是在紹介東歐和北歐的文學，輸入外國的版畫，因為我們都以為應該來扶植一點剛健質朴的文藝。接著就印《朝花旬刊》，印《近代世界短篇小說集》，印《藝苑朝華》，算都在循著這條線，只有其中的一本《拾谷虹儿畫選》，是為了掃蕩上海灘上的“藝術家”，即戳穿葉靈鳳這紙老虎而印的。 然而柔石自己沒有錢，他借了二百多塊錢來做印本。除買紙之外，大部分的稿子和雜務都是歸他做，如跑印刷局，制圖，校字之類。可是往往不如意，說起來皺著眉頭。看他舊作品，都很有悲觀的气息，但實際上并不然，他相信人們是好的。我有時談到人會怎樣的騙人，怎樣的賣友，怎樣的吮血，他就前額亮晶晶的，惊疑地圓睜了近視的眼睛，抗議道，“會這樣的么？——不至于此罷？……” 不過朝花社不久就倒閉了，我也不想說清其中的原因，總之是柔石的理想的頭，先碰了一個大釘子，力气固然白化，此外還得去借一百塊錢來付紙賬。后來他對于我那“人心惟危”〔１０〕說的怀疑減少了，有時也歎息道，“真會這樣的么？……”但是，他仍然相信人們是好的。 他于是一面將自己所應得的朝花社的殘書送到明日書店和光華書局去，希望還能夠收回几文錢，一面就拚命的譯書，准備還借款，這就是賣給商務印書館的《丹麥短篇小說集》和戈理基作的長篇小說《阿爾泰莫諾夫之事業》。但我想，這些譯稿，也許去年已被兵火燒掉了。 他的迂漸漸的改變起來，終于也敢和女性的同鄉或朋友一同去走路了，但那距离，卻至少總有三四尺的。這方法很不好，有時我在路上遇見他，只要在相距三四尺前后或左右有一個年青漂亮的女人，我便會疑心就是他的朋友。但他和我一同走路的時候，可就走得近了，簡直是扶住我，因為怕我被汽車或電車撞死；我這面也為他近視而又要照顧別人擔心，大家都蒼皇失措的愁一路，所以倘不是万不得已，我是不大和他一同出去的，我實在看得他吃力，因而自己也吃力。 無論從舊道德，從新道德，只要是損己利人的，他就挑選上，自己背起來。 他終于決定地改變了，有一回，曾經明白的告訴我，此后應該轉換作品的內容和形式。我說：這怕難罷，譬如使慣了刀的，這回要他耍棍，怎么能行呢？他簡洁的答道：只要學起來！ 他說的并不是空話，真也在從新學起來了，其時他曾經帶了一個朋友來訪我，那就是馮鏗女士。談了一些天，我對于她終于很隔膜，我疑心她有點羅曼諦克，急于事功；我又疑心柔石的近來要做大部的小說，是發源于她的主張的。但我又疑心我自己，也許是柔石的先前的斬釘截鐵的回答，正中了我那其實是偷懶的主張的傷疤，所以不自覺地遷怒到她身上去了。——我其實也并不比我所怕見的神經過敏而自尊的文學青年高明。 她的体質是弱的，也并不美麗。 三 直到左翼作家聯盟成立之后，我才知道我所認識的白莽，就是在《拓荒者》上做詩的殷夫。有一次大會時，我便帶了一本德譯的，一個美國的新聞記者所做的中國游記去送他，這不過以為他可以由此練習德文，另外并無深意。然而他沒有來。我只得又托了柔石。 但不久，他們竟一同被捕，我的那一本書，又被沒收，落在“三道頭”之類的手里了。 四 明日書店要出一种期刊，請柔石去做編輯，他答應了；書店還想印我的譯著，托他來問版稅的辦法，我便將我和北新書局所訂的合同，抄了一份交給他，他向衣袋里一塞，匆匆的走了。其時是一九三一年一月十六日的夜間，而不料這一去，竟就是我和他相見的末一回，竟就是我們的永訣。第二天，他就在一個會場上被捕了，衣袋里還藏著我那印書的合同，听說官廳因此正在找尋我。印書的合同，是明明白白的，但我不愿意到那些不明不白的地方去辯解。記得《說岳全傳》里講過一個高僧，當追捕的差役剛到寺門之前，他就“坐化”了，還留下什么“何立從東來，我向西方走”的偈子〔１１〕。這是奴隸所幻想的脫离苦海的惟一的好方法，“劍俠”盼不到，最自在的惟此而已。我不是高僧，沒有涅~劇玻保病車淖雜桑𦲁椿褂猩𦒍擥裊擔𦶦矣謔薔吞幼摺玻保場場* 這一夜，我燒掉了朋友們的舊信札，就和女人抱著孩子走在一個客棧里。不几天，即听得外面紛紛傳我被捕，或是被殺了，柔石的消息卻很少。有的說，他曾經被巡捕帶到明日書店里，問是否是編輯；有的說，他曾經被巡捕帶往北新書局去，問是否是柔石，手上上了銬，可見案情是重的。但怎樣的案情，卻誰也不明白。 他在囚系中，我見過兩次他寫給同鄉〔１４〕的信，第一回是這樣的—— “我与三十五位同犯（七個女的）于昨日到龍華。并于昨夜上了鐐，開政治犯從未上鐐之紀錄。此案累及太大，我一時恐難出獄，書店事望兄為我代辦之。現亦好，且跟殷夫兄學德文，此事可告周先生；望周先生勿念，我等未受刑。捕房和公安局，几次問周先生地址，但我那里知道。諸望勿念。祝好！ 趙少雄一月二十四日。” 以上正面。 “洋鐵飯碗，要二三只如不能見面，可將東西望轉交趙少雄” 以上背面。 他的心情并未改變，想學德文，更加努力；也仍在記念我，像在馬路上行走時候一般。但他信里有些話是錯誤的，政治犯而上鐐，并非從他們開始，但他向來看得官場還太高，以為文明至今，到他們才開始了嚴酷。其實是不然的。果然，第二封信就很不同，措詞非常慘苦，且說馮女士的面目都浮腫了，可惜我沒有抄下這封信。其時傳說也更加紛繁，說他可以贖出的也有，說他已經解往南京的也有，毫無确信；而用函電來探問我的消息的也多起來，連母親在北京也急得生病了，我只得一一發信去更正，這樣的大約有二十天。 天气愈冷了，我不知道柔石在那里有被褥不？我們是有的。洋鐵碗可曾收到了沒有？……但忽然得到一個可靠的消息，說柔石和其他二十三人，已于二月七日夜或八日晨，在龍華警備司令部被槍斃了，他的身上中了十彈。 原來如此！…… 在一個深夜里，我站在客棧的院子中，周圍是堆著的破爛的什物；人們都睡覺了，連我的女人和孩子。我沉重的感到我失掉了很好的朋友，中國失掉了很好的青年，我在悲憤中沉靜下去了，然而積習卻從沉靜中抬起頭來，湊成了這樣的几句： 慣于長夜過春時，挈婦將雛鬢有絲。 夢里依稀慈母淚，城頭變幻大王旗。 忍看朋輩成新鬼，怒向刀叢覓小詩。 吟罷低眉無寫處，月光如水照緇衣。 但末二句，后來不确了，我終于將這寫給了一個日本的歌人〔１５〕。 可是在中國，那時是确無寫處的，禁錮得比罐頭還嚴密。我記得柔石在年底曾回故鄉，住了好些時，到上海后很受朋友的責備。他悲憤的對我說，他的母親雙眼已經失明了，要他多住几天，他怎么能夠就走呢？我知道這失明的母親的眷眷的心，柔石的拳拳的心。當《北斗》創刊時，我就想寫一點關于柔石的文章，然而不能夠，只得選了一幅珂勒惠支（ＫａHｔｈｅＫｏｌｌｗｉｔｚ）夫人的木刻，名曰《犧牲》，是一個母潛*哀地獻出她的儿子去的，算是只有我一個人心里知道的柔石的記念。 同時被難的四個青年文學家之中，李偉森我沒有會見過，胡也頻在上海也只見過一次面，談了几句天。較熟的要算白莽，即殷夫了，他曾經和我通過信，投過稿，但現在尋起來，一無所得，想必是十七那夜統統燒掉了，那時我還沒有知道被捕的也有白莽。然而那本《彼得斐詩集》卻在的，翻了一遍，也沒有什么，只在一首《Ｗａｈｌｓｐｒｕｃｈ》（格言）的旁邊，有鋼筆寫的四行譯文道：“生命誠寶貴， 愛情价更高； 若為自由故， 二者皆可拋！” 又在第二葉上，寫著“徐培根”〔１６〕三個字，我疑心這是他的真姓名。 五 前年的今日，我避在客棧里，他們卻是走向刑場了；去年的今日，我在炮聲中逃在英租界，他們則早已埋在不知那里的地下了；今年的今日，我才坐在舊寓里，人們都睡覺了，連我的女人和孩子。我又沉重的感到我失掉了很好的朋友，中國失掉了很好的青年，我在悲憤中沉靜下去了，不料積習又從沉靜中抬起頭來，寫下了以上那些字。 要寫下去，在中國的現在，還是沒有寫處的。年青時讀向子期《思舊賦》〔１７〕，很怪他為什么只有寥寥的几行，剛開頭卻又煞了尾。然而，現在我懂得了。 不是年青的為年老的寫記念，而在這三十年中，卻使我目睹許多青年的血，層層淤積起來，將我埋得不能呼吸，我只能用這樣的筆墨，寫几句文章，算是從泥土中挖一個小孔，自己延口殘喘，這是怎樣的世界呢。夜正長，路也正長，我不如忘卻，不說的好罷。但我知道，即使不是我，將來總會有記起他們，再說他們的時候的。……二月七——八日。 BB 〔１〕本篇最初發表于一九三三年四月一日《現代》第二卷第六期。 〔２〕五個青年作家參看本卷第２８３頁注〔２〕。〔３〕“左聯”五位作家被捕遇害的消息，《文藝新聞》第三號（一九三—年三月三十日）以《在地獄或人世的作家？》為題，用讀者致編者信的形式，首先透露出來。 〔４〕林莽即樓适夷，浙江余姚人，作家、翻譯家。當時“左聯”成員。 〔５〕彼得斐（Ｐｅｔ𦢈ｆｉＳaｎｄｏｒ，１８２３—１８４９）通譯裴多菲，匈牙利愛國詩人。主要詩作有《勇敢的約翰》、《民族之歌》等。〔６〕《萊克朗氏万有文庫》一八六七年德國出版的文學叢書。 〔７〕丸善書店日本東京一家出售西文書籍的書店。〔８〕“三道頭”當時上海公共租界里的巡官，制服袖上綴有三道倒人字形標志，被稱作“三道頭”。 〔９〕方孝孺（１３５７—１４０２）浙江宁海人，明建文帝朱允吧時的侍講學士、文學博士。建文四年（１４０２）建文帝的叔父燕王朱棣起兵攻陷南京，自立為帝（即永樂帝），命他起草即位詔書；他堅決不從，遂遭殺害，被滅十族。 〔１０〕“人心惟危”語見《尚書·大禹謨》。〔１１〕《說岳全傳》清代康熙年間的演義小說，題為錢彩編次，金丰增訂，共八十回。該書第六十一回寫鎮江金山寺道悅和尚，因同情岳飛，秦檜就派“家人”何立去抓他。他正在寺內“升座說法”，一見何立，便口占一偈死去。“坐化”，佛家語，佛家傳說有些高僧在臨終前盤膝端坐，安然而逝，稱作“坐化”。偈子，佛經中的唱詞，也泛指和尚的雋語。 〔１２〕涅~劇》鵂矣錚姹囊𧪄琶稹□饌訓齲㛦阜鷙透呱㨗乃勞觶姹步性布擰：罄*引伸作死的意思。 〔１３〕柔石被捕后，作者于一九三一年一月二十日和家屬避居黃陸路花園庄，二月二十八日回寓。 〔１４〕指王育和，浙江宁海人，當時是慎昌鐘表行的職員，和柔石同住閘北景云里二十八號，柔石在獄中通過送飯人帶信給他，由他送周建人轉給作者。 〔１５〕日本歌人指山本初枝（１８９８—１９６６）。据《魯迅日記》，一九三二年七月十一日，作者將此詩書成小幅，托內山書店寄給她。〔１６〕“徐培根”白莽的哥哥，曾任國民党政府的航空署長。〔１７〕向子期（約２２７—２７２）向秀，字子期，河內（今河南武陟）人，魏晉時期文學家。他和嵇康、呂安友善。《思舊賦》是他在嵇、呂被司馬昭殺害后所作的哀悼文章，共一百五十六字（見《文選》卷十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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