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辱罵和恐嚇決不是戰斗




  ——致《文學月報》編輯的一封信起應〔2〕兄:

  前天收到《文學月報》第四期,看了一下。我所覺得不足的,并非因為它不及別种雜志的五花八門,乃是總還不能比先前充實。但這回提出了几位新的作家來,是极好的,作品的好坏我且不論,最近几年的刊物上,倘不是姓名曾經排印過了的作家,就很有不能登載的趨勢,這么下去,新的作者要沒有發表作品的机會了。現在打破了這局面,雖然不過是一种月刊的一期,但究竟也掃去一些沉悶,所以我以為是一种好事情。但是,我對于芸生先生的一篇詩〔3〕,卻非常失望。這詩,一目了然,是看了前一期的別德納衣的諷刺詩〔4〕而作的。然而我們來比一比罷,別德納衣的詩雖然自認為“惡毒”,但其中最甚的也不過是笑罵。這詩怎么樣?有辱罵,有恐嚇,還有無聊的攻擊:其實是大可以不必作的。例如罷,開首就是對于姓的開玩笑〔5〕。一個作者自取的別名,自然可以窺見他的思想,譬如“鐵血”,“病鵑”之類,固不妨由此開一點小玩笑。但姓氏籍貫,卻不能決定本人的功罪,因為這是從上代傳下來的,不能由他自主。我說這話還在四年之前,當時曾有人評我為“封建余孽”,其實是捧住了這樣的題材,欣欣然自以為得計者,倒是十分“封建的”的。不過這种風气,近几年頗少見了,不料現在竟又复活起來,這确不能不說是一個退步。

  尤其不堪的是結末的辱罵。現在有些作品,往往并非必要而偏在對話里寫上許多罵語去,好像以為非此便不是無產者作品,罵詈愈多,就愈是無產者作品似的。其實好的工農之中,并不隨口罵人的多得很,作者不應該將上海流氓的行為,涂在他們身上的。即使有喜歡罵人的無產者,也只是一种坏脾气,作者應該由文藝加以糾正,万不可再來展開,使將來的無階級社會中,一言不合,便祖宗三代的鬧得不可開交。況且即是筆戰,就也如別的兵戰或拳斗一樣,不妨伺隙乘虛,以一擊制敵人的死命,如果一味鼓噪,已是《三國志演義》式戰法,至于罵一句爹娘,揚長而去,還自以為胜利,那簡直是“阿Q”式的戰法了。

  接著又是什么“剖西瓜”〔6〕之類的恐嚇,這也是极不對的,我想。無產者的革命,乃是為了自己的解放和消滅階級,并非因為要殺人,即使是正面的敵人,倘不死于戰場,就有大眾的裁判,決不是一個詩人所能提筆判定生死的。現在雖然很有什么“殺人放火”的傳聞,但這只是一种誣陷。中國的報紙上看不出實話,然而只要一看別國的例子也就可以恍然,德國的無產階級革命〔7〕(雖然沒有成功),并沒有亂殺人;俄國不是連皇帝的宮殿都沒有燒掉么?而我們的作者,卻將革命的工農用筆涂成一個嚇人的鬼臉,由我看來,真是鹵莽之极了。

  自然,中國歷來的文壇上,常見的是誣陷,造謠,恐嚇,辱罵,翻一翻大部的歷史,就往往可以遇見這樣的文章,直到現在,還在應用,而且更加厲害。但我想,這一份遺產,還是都讓給叭儿狗文藝家去承受罷,我們的作者倘不竭力的拋棄了它,是會和他們成為“一丘之貉”的。

  不過我并非主張要對敵人陪笑臉,三鞠躬。我只是說,戰斗的作者應該注重于“論爭”;倘在詩人,則因為情不可遏而憤怒,而笑罵,自然也無不可。但必須止于嘲笑,止于熱罵,而且要“喜笑怒罵,皆成文章”〔8〕,使敵人因此受傷或致死,而自己并無卑劣的行為,觀者也不以為污穢,這才是戰斗的作者的本領。

  剛才想到了以上的一些,便寫出寄上,也許于編輯上可供參考。總之,我是极希望此后的《文學月報》上不再有那樣的作品的。

  專此布達,并問

  好。

  魯迅。十二月十日。

  BB

  〔1〕本篇最初發表于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十五日《文學月報》第一卷第五、六號合刊。

  〔2〕起應即周揚,湖南益陽人,文藝理論家,“左聯”領導成員之一。當時主編《文學月報》。

  〔3〕芸生原名邱九如,浙江宁波人。他的詩《漢奸的供狀》,載《文學月報》第一卷第四期(一九三二年十一月),意在諷刺自稱“自由人”的胡秋原的反動言論,但是其中有魯迅在本文中所指出的嚴重缺點和錯誤。

  〔4〕別德納衣的諷刺詩指諷刺托洛茨基的長詩《沒工夫唾罵》(瞿秋白譯,載一九三二年十月《文學月報》第一卷第三期)。〔5〕對于姓的開玩笑原詩開頭是:“現在我來寫漢奸的供狀。据說他也姓胡,可不叫立夫”。按胡立夫是一九三二年“一二八”日軍侵占上海閘北時的著名漢奸。

  〔6〕“剖西瓜”原詩中有這樣的話:“當心,你的腦袋一下就要變做剖開的西瓜!”

  〔7〕德國的無產階級革命即德國十一月革命。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一九年德國無產階級、農民和人民大眾在一定程度上用無產階級革命的手段和形式進行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它推翻了霍亨索倫王朝,宣布建立社會主義共和國。隨后,在社會民主党政府的血腥鎮壓下失敗。

  〔8〕“喜笑怒罵,皆成文章”語見宋代黃庭堅《東坡先生真贊》。喜,原作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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