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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濤聲》編輯的一封信編輯先生: 我常常看《濤聲》,也常常叫“快哉!”但這回見了周木齋先生那篇《罵人与自罵》〔2〕,其中說北平的大學生“即使不能赴難,最低最低的限度也應不逃難”,而致慨于五四運動時代式鋒芒之銷盡,卻使我如骨鯁在喉,不能不說几句話。因為我是和周先生的主張正相反,以為“倘不能赴難,就應該逃難”,屬于“逃難党”的。 周先生在文章的末尾,“疑心是北京改為北平的應驗”,我想,一半是對的。那時的北京,還挂著“共和”的假面,學生嚷嚷還不妨事;那時的執政,是昨天上海市十八團体為他開了“上海各界歡迎段公芝老大會”〔3〕的段祺瑞先生,他雖然是武人,卻還沒有看過《莫索理尼傳》。然而,你瞧,來了呀。有一回,對著請愿的學生畢畢剝剝的開槍了〔4〕,兵們最受瞄准的是女學生,這用精神分析學來解釋,是說得過去的,尤其是剪發的女學生,這用整頓風俗〔5〕的學說來解說,也是說得過去的。總之是死了一些“莘莘學子”。然而還可以開追悼會;還可以游行過執政府之門,大叫“打倒段祺瑞”。為什么呢?因為這時又還挂著“共和”的假面。然而,你瞧,又來了呀。現為党國大教授的陳源先生,在《現代評論》上哀悼死掉的學生,說可惜他們為几個盧布送了性命;〔6〕《語絲》反對了几句,現為党國要人的唐有壬先生在《晶報》上發表一封信,說這些言動是受墨斯科的命令的。這實在已經有了北平气味了。 后來,北伐成功了,北京屬于党國,學生們就都到了進研究室的時代,五四式是不對了。為什么呢?因為這是很容易為“反動派”所利用的。為了矯正這种坏脾气,我們的政府,軍人,學者,文豪,警察,偵探,實在費了不少的苦心。用誥諭,用刀槍,用書報,用段煉,用逮捕,用拷問,直到去年請愿之徒,死的都是“自行失足落水”,連追悼會也不開的時候為止,這才顯出了新教育的效果。 倘使日本人不再攻榆關,我想,天下是太平了的,“必先安內而后可以攘外”〔7〕。但可恨的是外患來得太快一點,太繁一點,日本人太不為中國諸公設想之故也,而且也因此引起了周先生的責難。 看周先生的主張,似乎最好是“赴難”。不過,這是難的。倘使早先有了組織,經過訓練,前線的軍人力戰之后,人員缺少了,副司令〔8〕下令召集,那自然應該去的。無奈据去年的事實,則連火車也不能白坐,而況乎日所學的又是債權論,土耳其文學史,最小公倍數之類。去打日本,一定打不過的。大學生們曾經和中國的兵警打過架,但是“自行失足落水”了,現在中國的兵警尚且不抵抗,大學生能抵抗么?我們雖然也看見過許多慷慨激昂的詩,什么用死尸堵住敵人的炮口呀,用熱血膠住倭奴的刀槍呀,但是,先生,這是“詩”呵!事實并不這樣的,死得比螞蟻還不如,炮口也堵不住,刀槍也膠不住。孔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9〕我并不全拜服孔老夫子,不過覺得這話是對的,我也正是反對大學生“赴難”的一個。 那么,“不逃難”怎樣呢?我也是完全反對。自然,現在是“敵人未到”的,但假使一到,大學生們將赤手空拳,罵賊而死呢,還是躲在屋里,以圖幸免呢?我想,還是前一著堂皇些,將來也可以有一本烈士傳。不過于大局依然無補,無論是一個或十万個,至多,也只能又向“國聯”報告一聲罷了。去年十九路軍的某某英雄怎樣殺敵,大家說得眉飛色舞,因此忘卻了全線退出一百里的大事情,可是中國其實還是輸了的。而況大學生們連武器也沒有。現在中國的新聞上大登“滿洲國”〔10〕的虐政,說是不准私藏軍器,但我們大中華民國人民來藏一件護身的東西試試看,也會家破人亡,——先生,這是很容易“為反動派所利用”的呵。 施以獅虎式的教育,他們就能用爪牙,施以牛羊式的教育,他們到万分危急時還會用一對可怜的角。然而我們所施的是什么式的教育呢,連小小的角也不能有,則大難臨頭,惟有兔子似的逃跑而已。自然,就是逃也不見得安穩,誰都說不出那里是安穩之處來,因為到處繁殖了獵狗,詩曰:“□E□Es賜茫唾t箔@~薄玻保薄常r酥芫旬fH輝蛉踙*計,固仍以“走”為上計耳。 總之,我的意見是:我們不可看得大學生太高,也不可責備他們太重,中國是不能專靠大學生的;大學生逃了之后,卻應該想想此后怎樣才可以不至于單是逃,脫出詩境,踏上實地去。 但不知先生以為何如?能給在《濤聲》上發表,以備一說否?謹听裁擇,并請文安。 羅憮頓首。一月二十八夜。 再:頃聞十來天之前,北平有學生五十多人因開會被捕,可見不逃的還有,然而罪名是“借口抗日,意圖反動”,又可見雖“敵人未到”,也大以“逃難”為是也。二十九日補記。 BB 〔1〕本篇最初發表于一九三三年二月十一日上海《濤聲》第二卷第五期,署名羅憮。原題為《三十六計走為上計》。〔2〕周木齋(1910—1941)江蘇武進人,當時在上海從事編輯和寫作。他的《罵人与自罵》,載《濤聲》第二卷第四期(一九三三年一月二十一日),其中說:“最近日軍侵占榆關,北平的大學生竟至要求提前放假,所愿未遂,于是紛紛自動离校。敵人未到,聞風遠逸,這是絕頂离奇的了。……論理日軍侵榆,……即使不能赴難,最低最低的限度也不應逃難。”又說:“寫到這里,陡然的想起五四運動時期北京學生的鋒芒,轉眼之間,學風民气,兩俱不變,我要疑心是‘北京’改為‘北平’的應驗了。” 〔3〕“上海各界歡迎段公芝老大會”段祺瑞(字芝泉)于一九三三年一月二十四日去上海時,上海市商會等十八個團体于二月十七日為他舉行歡迎會。 〔4〕指三一八慘案。參看本卷第249頁注〔6〕。〔5〕整頓風俗段祺瑞政府曾多次頒行這類政令,如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五日發布的“整頓學風令”;一九二六年三月六日,西北邊防督辦張之江致電段祺瑞,主張“男女之防”“維風化而奠邦本”,段政府复電表示“嘉許”,并著手“根本整飭”。 〔6〕陳源于三一八慘案發生后,在《現代評論》發表《閒話》,誣蔑愛國學生是被人利用,自蹈“死地”,還誣蔑所謂“宣傳赤化”的人是“直接或間接用蘇俄金錢”(見一九二六年五月八日《現代評論》第三卷第七十四期的《閒話》)。 〔7〕“必先安內而后可以攘外”蔣介石在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三十日國民党政府外長顧維鈞宣誓就職會上的“親書訓詞”中提出:“攘外必先安內,統一方能御侮。”(見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一日《中央日報》)此后,它成為國民党政府一貫奉行的反共賣國政策。〔8〕副司令指張學良。他在一九三○年六月被任命為國民党政府陸海空軍副司令。 〔9〕“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語見《論語·子路》。〔10〕“滿洲國”日本帝國主義侵占我東北后于一九三二年三月制造的傀儡政權。 〔11〕“□E□Es賜茫唾t箔@~薄∮錛}妒嚏慼騔鴃撒n浴貳ZOE□E,跳躍的樣子;s賜茫{*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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