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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炎先生〔２〕忽然在教育改進社年會的講壇上“勸治史學”以“保存國性”，真是慨乎言之。但他漏舉了一條益處，就是一治史學，就可以知道許多“古已有之”的事。 衣萍先生〔３〕大概是不甚治史學的，所以將多用惊歎符號應該治罪的話，當作一個“幽默”。其意蓋若曰，如此責罰，當為世間之所無有者也。而不知“古已有之”矣。 我是毫不治史學的。所以于史學很生疏。但記得宋朝大鬧党人〔４〕的時候，也許是禁止元祐學術的時候罷，因為党人中很有几個是有名的詩人，便遷怒到詩上面去，政府出了一條命令，不准大家做詩，違者笞二百！〔５〕而且我們應該注意，這是連內容的悲觀和樂觀都不問的，即使樂觀，也仍然答一百！ 那時大約确乎因為胡适之〔６〕先生還沒有出世的緣故罷，所以詩上都沒有用惊歎符號，如果用上，那可就怕要笞一千了，如果用上而又在“唉”“呵呀”的下面，那一定就要笞一万了，加上“縮小像細菌放大像炮彈”〔７〕的罪名，至少也得笞十万。衣萍先生所擬的區區打几百關几年，未免過于從輕發落，有姑容之嫌，但我知道他如果去做官，一定是一個很寬大的“民之父母”〔８〕，只是想學心理學是不很相宜的〔９〕。 然而做詩又怎么開了禁呢？听說是因為皇帝先做了一首，于是大家便又動手做起來了。 可惜中國已沒有皇帝了，只有并不縮小的炮彈在天空里飛，那有誰來用這還未放大的炮彈呢？ 呵呀！還有皇帝的諸大帝國皇帝陛下呀，你做几首詩，用些惊歎符號，使敝國的詩人不至于受罪罷！唉！！！這是奴隸的聲音，我防愛國者要這樣說。 誠然，這是對的，我在十三年之前，确乎是一個他族的奴隸，國性還保存著，所以“今尚有之”，而且因為我是不甚相信歷史的進化的，所以還怕未免“后仍有之”。舊性是總要流露的，現在有几位上海的青年批評家，不是已經在那里主張“取締文人”，不許用“花呀”“吾愛呀”了么？但還沒有定出“笞令”來。 倘說這不定“笞令”，比宋朝就進化；那么，我也就可以算從他族的奴隸進化到同族的奴隸，臣不胜屏營欣忭之至！ 〔１〕本篇最初發表于一九二四年九月二十八日北京《晨報副刊》，署名某生者。 〔２〕太炎章炳麟，參看本卷第６頁注〔６〕。一九二四年七月五日，他在南京東南大學召開的“中華教育改進社”第三次年會上，作《勸治史學及論史學利病》的講演，其中說：“生為一國之民，不治本國史學，直謂之無國家無國民性之人可也，聚几万万無國民性之人以立國，則國魂已失。”教育改進社，全稱“中華教育改進社”，一九二二年七月成立于濟南。主要成員有熊希齡、陶知行（行知）、王伯秋等。〔３〕衣萍章鴻熙（１９００—１９４７），字衣萍，安徽績溪人。當時在北京大學文學院旁听，是《語絲》撰稿人之一。他在一九二四年九月十五日《晨報副刊》發表《感歎符號与新詩》一文，針對張耀翔的所謂多用感歎號的白話詩是“亡國之音”的論調、用幽默諷刺的筆法提出“請愿政府明令禁止”做白話詩、用感歎號。“凡做一首白話詩者打十板屁股”；“凡用一個感歎號者罰洋一元”；“凡出版一本白話詩集或用一百個感歎號者，處以三年的監禁或三年有期徒刑；出版三、四本的白話詩集或用一千個以上的感歎號者，即槍斃或殺頭”。〔４〕宋朝大鬧党人宋神宗時，王安石任宰相，實行變法，遭到司馬光等人的反對，形成新党与舊党之爭。宋哲宗元祐年間舊党得勢，他們的政治學術思想被稱為元祐學術。后來宋徽宗打擊舊党，嚴禁元祐學術傳播。《宋史g徽宗紀》*兀撼縋粬錬曄䃘輝攏鏓兆諳綸槡骸耙元祐學術政事聚徒傳授者，委監司察舉，必罰無赦。”并將司馬光、蘇軾等三○九人鐫名立碑于太學端禮門前，指為奸党，稱為党人碑，或元祐党碑。 〔５〕關于宋朝禁詩的事，据宋代葉夢得《避暑錄話》卷下：“政和間，大臣有不能為詩者，因建言詩為元祐學術，不可行。李彥章為御史，承望風旨，遂上章論陶淵明、李、杜而下皆貶之；因詆黃魯直、張文潛、晁無咎、秦少游等，請為科禁。……何丞相伯通适領修律令，因為科云：‘諸士庶傳習詩賦者杖一百！’是歲冬初雪，太上皇意喜，吳門下居厚首作詩三篇以獻，謂之口號，上和賜之。自是圣作時出，訖不能禁，詩遂盛行于宣和之末。”按文中所說“笞二百”魯迅曾予更正，參看《集外集拾遺補編g笞*邮儐刁滓話僦斵蟆貳〔６〕胡适之胡适（１８９１—１９６２），字适之，安徽績溪人。北京大學教授。曾為《新青年》雜志編輯之一，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右翼代表人物。他的《嘗試集》（一九二○年出版）被張耀翔用作攻擊新詩使用惊歎號的例證之一。 〔７〕“縮小像細菌放大像炮彈”張耀翔在《心理》雜志第三卷第二號（一九二四年四月）發表《新詩人的情緒》一文，把當時出版的胡适《嘗試集》、康白情《草儿》、郭沫若《女神》等新詩集里面的惊歎號加以統計，并諷刺說：“仰看像一陣春雨，俯看像數畝禾田；縮小看像許多細菌，放大看像几排彈丸。”認為這是消极、悲觀、厭世情緒的表現，多用惊歎符號的白話詩是“亡國之音”。〔８〕“民之父母”語見《詩經g小雅g南山有台》：“樂只君子，民之父母”。舊時常用以稱呼地方官。 〔９〕這是對張耀翔的諷刺。張耀翔當時是北京師范大學心理學教授，中華心理學會刊物《心理》雜志的編輯主任。他在《新詩人的情緒》一文中說：“職是之故，心理學者關于情緒之研究，遠較他种精神研究為少……余久欲努力於情緒之研究……其方法為何，即取其專為表情之著作——詩，盛行之白話詩——而分析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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