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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2




  未名先生:

  多謝你的來信,使我們知道,知道我們的《莽原》原來是“談社會主義”的。

  這也不獨武昌的教授為然,全國的教授都大同小异。一個已經足夠了,何況是聚起來成了“會”。他們的根据,就在“教授”,這是明明白白的。我想他們的話在“會”里也一定不會錯。為什么呢?就因為他們是教授。我們的鄉下評定是非,常是這樣:“趙太爺說對的,還會錯么?他田地就有二百畝!”

  至于《莽原》,說起來實在慚愧,正如武昌的C先生來信所說,不過“是些廢話和大部分的文藝作品”。我們倒也并不是看見社會主義四個字就嚇得兩眼朝天,口吐白沫,只是沒有研究過,所以也沒有談,自然更沒有用此來宣傳任何主義的意思。“為什么要辦刊物?一定是要宣傳什么主義。為什么要宣傳主義?一定是在得某國的錢”這一類的教授邏輯,在我們的心里還沒有。所以請你盡可放心看去,總不至于因此會使教授化為白痴,富翁變成乞丐的。——但保險單我可也不寫。

  你的名字用得不錯,在現在的中國,這种“加害”的确要防的。北京大學的一個學生因為投稿用了真名,已經被教授老爺謀害了〔2〕。《現代評論》上有人發議論〔3〕道,“假設我們把知識階級完全打倒后一百年,世界成個什么世界呢?”你看他多么“心上有杞天之慮”〔4〕?

  魯迅。六,九。

  順便答复C先生:來信已到,也就將上面那些話作為回答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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