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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早晨，其實時候是大約已經不早了。我還睡著，女工將我叫了醒來，說，“有一個師范大學的楊先生，楊樹達，要來見你。”我雖然還不大清醒，但立刻知道是楊遇夫君〔２〕，他名樹達，曾經因為邀我講書的事，訪過我一次的。我一面起來，一面對女工說：“略等一等，就請罷。” 我起來看鐘，是九點二十分。女工也就請客去了。不久，他就進來，但我一看很愕然，因為他并非我所熟識的楊樹達君，他是一個方臉，淡赭色臉皮，大眼睛長眼梢，中等身材的二十多歲的學生風的青年。他穿著一件藏青色的愛國布（？）長衫，時式的大袖子。手上拿一頂很新的淡灰色中折帽，白的圍帶；還有一個采色鉛筆的扁匣，但听那搖動的聲音，里面最多不過是兩三支很短的鉛筆。 “你是誰？”我詫异的問，疑心先前听錯了。 “我就是楊樹達。” 我想：原來是一個和教員的姓名完全相同的學生，但也許寫法并不一樣。 “現在是上課時間，你怎么出來的？” “我不樂意上課！” 我想：原來是一個孤行己意，隨隨便便的青年，怪不得他模樣如此傲慢。 “你們明天放假罷……” “沒有，為什么？” “我這里可是有通知的，……”我一面說，一面想，他連自己學校里的紀念日都不知道了，可見是已經多天沒有上課，或者也許不過是一個假借自由的美名的游蕩者罷。“拿通知給我看。” “我團掉了。”我說。 “拿團掉的我看。” “拿出去了。” “誰拿出去的？” 我想：這奇怪，怎么態度如此無禮？然而他似乎是山東口音，那邊的人多是率直的，況且年青的人思想簡單……或者他知道我不拘這些禮節：這不足為奇。 “你是我的學生么？”但我終于疑惑了。 “哈哈哈，怎么不是。” “那么，你今天來找我干什么？” “要錢呀，要錢！” 我想：那么，他簡直是游蕩者，蕩窘了，各處亂鑽。“你要錢什么用？”我問。 “窮呀。要吃飯不是總要錢嗎？我沒有飯吃了！”他手舞足蹈起來。 “你怎么問我來要錢呢？” “因為你有錢呀。你教書，做文章，送來的錢多得很。”他說著，臉上做出凶相，手在身上亂摸。 我想：這少年大約在報章上看了些什么上海的恐嚇團的記事，竟模仿起來了，還是防著點罷。我就將我的坐位略略移動，豫備容易取得抵抗的武器。 “錢是沒有。”我決定的說。 “說謊！哈哈哈，你錢多得很。” 女工端進一杯茶來。 “他不是很有錢么？”這少年便問他，指著我。 女工很惶窘了，但終于很怕的回答：“沒有。” “哈哈哈，你也說謊！” 女工逃出去了。他換了一個坐位，指著茶的熱气，說：“多么涼。” 我想：這意思大概算是譏刺我，猶言不肯將錢助人，是涼血動物。 “拿錢來！”他忽而發出大聲，手腳也愈加舞蹈起來，“不給錢是不走的！” “沒有錢。”我仍然照先的說。 “沒有錢？你怎么吃飯？我也要吃飯。哈哈哈哈。” “我有我吃飯的錢，沒有給你的錢。你自己掙去。”“我的小說賣不出去。哈哈哈！” 我想：他或者投了几回稿，沒有登出，气昏了。然而為什么向我為難呢？大概是反對我的作風的。或者是有些神經病的罷。 “你要做就做，要不做就不做，一做就登出，送許多錢，還說沒有，哈哈哈哈。晨報〔３〕館的錢已經送來了罷，哈哈哈。什么東西！周作人〔４〕，錢玄同；周樹人就是魯迅，做小說的，對不對？孫伏園〔５〕；馬裕藻就是馬幼漁〔６〕，對不對？陳通伯〔７〕，郁達夫〔８〕。什么東西！Ｔｏｌｓｔｏｉ，Ａｎｄｒｅｅｖ〔９〕，張三，什么東西！ 哈哈哈，馮玉祥，吳佩孚〔１０〕，哈哈哈。” “你是為了我不再向晨報館投稿的事而來的么？”但我又即刻覺到我的推測有些不确了，因為我沒有見過楊遇夫馬幼漁在《晨報副鐫》上做過文章，不至于拉在一起；況且我的譯稿的稿費至今還沒有著落，他該不至于來說反話的。“不給錢是不走的。什么東西，還要找！還要找陳通伯去。 我就要找你的兄弟去，找周作人去，找你的哥哥去。” 我想：他連我的兄弟哥哥都要找遍，大有恢复滅族法之意了，的确古人的凶心都遺傳在現在的青年中。我同時又覺得這意思有些可笑，就自己微笑起來。 “你不舒服罷？”他忽然問。 “是的，有些不舒服，但是因為你罵得不中肯。”“我朝南。”他又忽而站起來，向后窗立著說。 我想：這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他忽而在我的床上躺下了。我拉開窗幔，使我的佳客的臉顯得清楚些，以便格外看見他的笑貌。他果然有所動作了，是使他自己的眼角和嘴角都顫抖起來，以顯示凶相和瘋相，但每一抖都很費力，所以不到十抖，臉上也就平靜了。 我想：這近于瘋人的神經性痙攣，然而顫動何以如此不調勻，牽連的范圍又何以如此之大，并且很不自然呢？——一定，他是裝出來的。 我對于這楊樹達君的納罕和相當的尊重，忽然都消失了，接著就涌起要嘔吐和沾了齷齪東西似的感情來。原來我先前的推測，都太近于理想的了。初見時我以為簡率的口調，他的意思不過是裝瘋，以熱茶為冷，以北為南的話，也不過是裝瘋。從他的言語舉動綜合起來，其本意無非是用了無賴和狂人的混合狀態，先向我加以侮辱和恫嚇，希圖由此傳到別個，使我和他所提出的人們都不敢再做辯論或別樣的文章。而万一自己遇到困難的時候，則就用“神經病”這一個盾牌來減輕自己的責任。但當時不知怎樣，我對于他裝瘋技術的拙劣，就是其拙至于使我在先覺不出他是瘋人，后來漸漸覺到有些瘋意，而又立刻露出破綻的事，尤其抱著特別的反感了。 他躺著唱起歌來。但我于他已經毫不感到興味，一面想，自己竟受了這樣淺薄卑劣的欺騙了，一面卻照了他的歌調吹著口笛，借此噓出我心中的厭惡來。 “哈哈哈！”他翹起一足，指著自己鞋尖大笑。那是玄色的深梁的布鞋，褲是西式的，全体是一個時髦的學生。 我知道，他是在嘲笑我的鞋尖已破，但已經毫不感到什么興味了。 他忽而起來，走出房外去，兩面一看，极靈敏地找著了廁所，小解了。我跟在他后面，也陪著他小解了。我們仍然回到房里。 “嚇！什么東西！……”他又要開始。 我可是有些不耐煩了，但仍然懇切地對他說：“你可以停止了。我已經知道你的瘋是裝出來的。你此來也另外還藏著別的意思。如果是人，見人就可以明白的說，無須裝怪相。還是說真話罷，否則，白費許多工夫，毫無用處的。” 他貌如不听見，兩手摟著褲襠，大約是扣扣子，眼睛卻注視著壁上的一張水彩畫。過了一會，就用第二個指頭指著那畫大笑： “哈哈哈！” 這些單調的動作和照例的笑聲，我本已早經覺得枯燥的了，而況是假裝的，又如此拙劣，便愈加看得煩厭。他側立在我的前面，我坐著，便用了曾被譏笑的破的鞋尖一触他的脛骨，說： “已經知道是假的了，還裝甚么呢？還不如直說出你的本意來。” 但他貌如不听見，徘徊之間，突然取了帽和鉛筆匣，向外走去了。 這一著棋是又出于我的意外的，因為我還希望他是一個可以理喻，能知慚愧的青年。他身体很強壯，相貌很端正。Ｔｏｌｓｔｏｉ和Ａｎｄｒｅｅｖ的發音也還正。 我追到風門前，拉住他的手，說道，“何必就走，還是自己說出本意來罷，我可以更明白些……”他卻一手亂搖，終于閉了眼睛，拼兩手向我一擋，手掌很平的正對著我：他大概是懂得一點國粹的拳術的。 他又往外走。我一直送到大門口，仍然用前說去固留，而他推而且掙，終于掙出大門了。他在街上走得很傲然，而且從容地。 這樣子，楊樹達君就遠了。 我回進來，才向女工問他進來時候的情形。 “他說了名字之后，我問他要名片，他在衣袋里掏了一會，說道，‘阿，名片忘了，還是你去說一聲罷。’笑嘻嘻，一點不像瘋的。”女工說。 我愈覺得要嘔吐了。 然而這手段卻确乎使我受損了，——除了先前的侮辱和恫嚇之外。我的女工從此就將門關起來，到晚上听得打門聲，只大叫是誰，卻不出去，總須我自己去開門。我寫完這篇文字之間，就放下了四回筆。 “你不舒服罷？”楊樹達君曾經這樣問過我。 是的，我的确不舒服。我歷來對于中國的情形，本來多已不舒服的了，但我還沒有豫料到學界或文界對于他的敵手竟至于用了瘋子來做武器，而這瘋子又是假的，而裝這假瘋子的又是青年的學生。 二四年十一月十三日夜。 〔１〕本篇最初發表于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語絲》周刊第二期。 〔２〕楊遇夫（１８８５—１９５６）名樹達，湖南長沙人，語言文字學家。曾留學日本，歷任北京師范大學、清華大學、湖南大學教授。著有《高等國文法》、《詞詮》等。按文中所說自稱“楊樹達”者本名楊鄂生。 〔３〕晨報梁啟超、湯化龍等組織的政治團体研究系的机關報。一九一六年八月創刊于北京，原名《晨鐘報》，一九一八年十二月改名《晨報》，一九二八年六月停刊。它的副刊《晨報副刊》一九二一年十月創刊，一九二八年六月停刊。《晨報》在政治上擁護北洋政府，但它的副刊在進步力量推動下，一個時期內曾是贊助新文化運動的重要刊物之一。魯迅在一九二一年秋至一九二四年冬孫伏園任編輯時經常為它撰稿，孫伏園去職后即不再投稿。 〔４〕周作人（１８８５—１９６７）字啟明，浙江紹興人，魯迅的二弟。曾留學日本，當時任北京大學教授。抗日戰爭期間墮落為漢奸。〔５〕孫伏園（１８９４—１９６６）原名福源，浙江紹興人。北京大學畢業，新潮社和語絲社成員。先后任《晨報副刊》、《京報副刊》編輯。著有《伏園游記》、《魯迅先生二三事》等。〔６〕馬裕藻（１８７８—１９４５）字幼漁，浙江鄞縣人。曾留學日本，當時任北京大學國文系教授。 〔７〕陳通伯（１８９６—１９７０）名源，字通伯，筆名西瀅，江蘇無錫人。當時任北京大學教授，現代評論派的主要成員。 〔８〕郁達夫參看本卷第１５５頁注〔１〕。〔９〕Ｔｏｌｓｔｏｉ托爾斯泰。Ａｎｄｒｅｅｖ，安德烈夫。〔１０〕馮玉祥（１８８２—１９４８）字煥章，安徽巢縣人，北洋直系將領，當時任國民軍總司令。后來逐漸傾向進步。吳佩孚（１８７３—１９３９）字子玉，山東蓬萊人，北洋直系軍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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