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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一般人，尤其是久受异族及其奴仆鷹犬的蹂躪的中國人看來，殺人者常是胜利者，被殺者常是劣敗者。而眼前的事實也确是這樣。 三月十八日段政府慘殺徒手請愿的市民和學生的事，本已言語道斷〔2〕，只使我們覺得所住的并非人間。但北京的所謂言論界，總算還有評論，雖然紙筆喉舌，不能使洒滿府前的青年的熱血逆流入体，仍复蘇生轉來。無非空口的呼號，和被殺的事實一同逐漸冷落。 但各种評論中，我覺得有一些比刀槍更可以惊心動魄者在。這就是几個論客，以為學生們本不應當自蹈死地〔3〕，前去送死的。倘以為徒手請愿是送死，本國的政府門前是死地，那就中國人真將死無葬身之所，除非是心悅誠服地充當奴子，“沒齒而無怨言”〔4〕。不過我還不知道中國人的大多數人的意見究竟如何。假使也這樣，則豈但執政府前，便是全中國，也無一處不是死地了。 人們的苦痛是不容易相通的。因為不易相通，殺人者便以殺人為唯一要道，甚至于還當作快樂。然而也因為不容易相通，所以殺人者所顯示的“死之恐怖”，仍然不能夠儆戒后來，使人民永遠變作牛馬。歷史上所記的關于改革的事，總是先仆后繼者，大部分自然是由于公義，但人們的未經“死之恐怖”，即不容易為“死之恐怖”所懾，我以為也是一個很大的原因。 但我卻懇切地希望：“請愿”的事，從此可以停止了。倘用了這許多血，竟換得一個這樣的覺悟和決心，而且永遠紀念著，則似乎還不算是很大的折本。 世界的進步，當然大抵是從流血得來。但這和血的數量，是沒有關系的，因為世上也盡有流血很多，而民族反而漸就滅亡的先例。即如這一回，以這許多生命的損失，僅博得“自蹈死地”的批判，便已將一部分人心的机微示給我們，知道在中國的死地是极其廣博。 現在恰有一本羅曼羅蘭的《Le Jeu de L’Amour et de La Mort》〔5〕在我面前，其中說：加爾是主張人類為進步計，即不妨有少許污點，万不得已，也不妨有一點罪惡的；但他們卻不愿意殺庫爾跋齊，因為共和國不喜歡在臂膊上抱著他的死尸，因為這過于沉重。 會覺得死尸的沉重，不愿抱持的民族里，先烈的“死”是后人的“生”的唯一的靈藥，但倘在不再覺得沉重的民族里，卻不過是壓得一同淪滅的東西。 中國的有志于改革的青年，是知道死尸的沉重的，所以總是“請愿”。殊不知別有不覺得死尸的沉重的人們在，而且一并屠殺了“知道死尸的沉重”的心。 死地确乎已在前面。為中國計，覺悟的青年應該不肯輕死了罷。 三月二十五日。 ※ ※ ※ 〔1〕本篇最初發表于一九二六年三月三十日《國民新報副刊》。 〔2〕言語道斷 佛家語。《瓔珞經》：“言語道斷，心行處滅。” “言語道斷”，原意是不可言說，這里表示悲憤到無話可說。 〔3〕死地 三一八慘案發生后，研究系的机關報《晨報》在三月二十日的“時論”欄發表了林學衡的《為青年流血問題敬告全國國民》一文，誣蔑愛國青年“激于意气，挺（鋌）而走險，乃陷入奸人居間利用之彀中”，指責徐謙等“驅千百珍貴青年為孤注一擲……必欲置千百珍貴青年于死地”，同時該文還惡毒攻擊“共產派諸君故殺青年，希圖利己”。三月二十二日，《晨報》又發表陳淵泉寫的題為《群眾領袖安在》的社論，胡說“純洁愛國之百數十青年即間接死于若輩（按即他所謂“群眾領袖”）之手”。 〔4〕“沒齒而無怨言” 語見《論語·憲問》。沒齒，終身之意。 〔5〕《Le Jeu de L’Amour et de La Mort》《愛与死的搏斗》，羅曼羅蘭以法國大革命為題材的劇本之一，作于一九二四年。其中有這樣的情節：國約議會議員庫爾跋齊因反對羅伯斯庇爾捕殺丹東，在議會投票判決丹東死刑時，他放棄投票，并中途退出會場； 同時他的妻子又在家中接待一個被通緝的吉隆德派分子（她的情人），被人告發。他的朋友政治委員會委員加爾來到他家，告以委員會要他公開宣布對被通緝者的態度；在他拒絕以后，加爾便給予兩張事先准備好的假名假姓的護照，勸他帶著妻子一同逃走，并告訴他已得到羅伯斯庇爾的默許。魯迅這里所舉的就是加爾在這時候對庫爾跋齊所說的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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