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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北大學生會的緊急征發，我于是總得對于本校的二十七周年紀念來說几句話。 据一位教授〔2〕的名論，則“教一兩點鐘的講師”是不配与聞校事的，而我正是教一點鐘的講師。但這些名論，只好請恕我置之不理；——如其不恕，那么，也就算了，人那里顧得這些事。 我向來也不專以北大教員自居，因為另外還与几個學校有關系。然而不知怎的，——也許是含有神妙的用意的罷，今年忽而頗有些人指我為北大派。我雖然不知道北大可真有特別的派，但也就以此自居了。北大派么？就是北大派！怎么樣呢？ 但是，有些流言家幸勿誤會我的意思，以為謠我怎樣，我便怎樣的。我的辦法也并不一律。譬如前次的游行，報上謠我被打落了兩個門牙，我可決不肯具呈警廳，吁請補派軍警，來將我的門牙從新打落。我之照著謠言做去，是以專檢自己所愿意者為限的。 我覺得北大也并不坏。如果真有所謂派，那么，被派進這派里去，也還是也就算了。理由在下面： 既然是二十七周年，則本校的萌芽，自然是發于前清的，但我并民國初年的情形也不知道。惟据近七八年的事實看來，第一，北大是常為新的，改進的運動的先鋒，要使中國向著好的，往上的道路走。雖然很中了許多暗箭，背了許多謠言； 教授和學生也都逐年地有些改換了，而那向上的精神還是始終一貫，不見得弛懈。自然，偶爾也免不了有些很想勒轉馬頭的，可是這也無傷大体，“万眾一心”，原不過是書本子上的冠冕話。 第二，北大是常与黑暗勢力抗戰的，即使只有自己。自從章士釗提了“整頓學風”〔3〕的招牌來“作之師”〔4〕，并且分送金款〔5〕以來，北大卻還是給他一個依照彭允彝〔6〕的待遇。現在章士釗雖然還伏在暗地里做總長〔7〕，本相卻已顯露了；而北大的校格也就愈明白。那時固然也曾顯出一角灰色，但其無傷大体，也和第一條所說相同。 我不是公論家，有上帝一般決算功過的能力。僅据我所感得的說，則北大究竟還是活的，而且還在生長的。凡活的而且在生長者，總有著希望的前途。 今天所想到的就是這一點。但如果北大到二十八周年而仍不為章士釗者流所謀害〔8〕，又要出紀念刊，我卻要預先聲明：不來多話了。一則，命題作文，實在苦不過；二則，說起來大約還是這些話。 十二月十三日。 ※ ※ ※ 〔1〕本篇最初發表于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七日《北大學生會周刊》創刊號。 〔2〕指高仁山。參看本卷第120頁注〔7〕。 〔3〕“整頓學風” 一九二五年八月章士釗起草所謂“整頓學風”的命令，由段祺瑞發布。參看本卷第120頁注〔4〕。 〔4〕“作之師” 語見《尚書·泰誓》：“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 〔5〕金款 第一次世界大戰后，法國因法郎貶值，堅持中國對法國的庚子賠款要以金法郎支付。一九二五年春，段祺瑞政府不顧當時全國人民的堅決反對，同意了法方的無理要求，從作為賠款抵押的中國鹽稅中付給債款后，收回余額一千多万元，這筆款被稱為“金款”。它們除大部充作北洋政府的軍政開支外，從中撥出一百五十万元作為教育經費，當時一些私立大學曾提出分享這筆錢，章士釗則堅持用于清理國立八校的積欠，“分送金款”即指此事。 〔6〕彭允彝 字靜仁，湖南湘潭人。一九二三年他任北洋政府教育總長時，北京大學為了反對他，曾一度与教育部脫离關系。一九二五年八月，北京大學又因章士釗“思想陳腐，行為卑鄙”，也宣言反對他擔任教育總長，与教育部脫离關系。所以這里說“還是給他一個依照彭允彝的待遇”。 〔7〕暗地里做總長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北京市群眾為要求關稅自主，舉行示威游行，提出“驅逐段祺瑞”、“打死朱深、章士釗”等口號。章士釗即潛逃天津，并在《甲寅》周刊第一卷第二十一號（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五日）上宣稱：“幸天相我。局勢頓移。所謂鳥官也者。已付之自然淘汰。”其實那時段祺瑞并未下台，章士釗也仍在暗中管理部務。 〔8〕章士釗當時一再壓迫北京大學，如北大宣布脫离教育部后，《甲寅》周刊即散布解放北大的謠言，進行威脅；一九二五年九月五日，段祺瑞政府內閣會議決定，停發北大經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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