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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在南方，听得大家叫“革命”，正如去年在北方，听得大家叫“討赤”的一樣盛大。 而這“革命”還侵入文藝界里了。 最近，廣州的日報上還有一篇文章指示我們，叫我們應該以四位革命文學家為師法：意大利的唐南遮〔2〕，德國的霍普德曼〔3〕，西班牙的伊本納茲〔4〕，中國的吳稚暉。 兩位帝國主義者，一位本國政府的叛徒，一位國民党救護的發起者〔5〕，都應該作為革命文學的師法，于是革命文學便莫名其妙了，因為這實在是至難之業。 于是不得已，世間往往誤以兩种文學為革命文學：一是在一方的指揮刀的掩護之下，斥罵他的敵手的； 〔6〕一是紙面上寫著許多“打，打”，“殺，殺”，或“血，血”的。 如果這是“革命文學”，則做“革命文學家”，實在是最痛快而安全的事。 從指揮刀下罵出去，從裁判席上罵下去，從官營的報上罵開去，真是偉哉一世之雄，妙在被罵者不敢開口。而又有人說，這不敢開口，又何其怯也？對手無“殺身成仁”〔7〕之勇，是第二條罪狀，斯愈足以顯革命文學家之英雄。所可惜者只在這文學并非對于強暴者的革命，而是對于失敗者的革命。 唐朝人早就知道，窮措大想做富貴詩，多用些“金”“玉”“錦”“綺”字面，自以為豪華，而不知适見其寒蠢。真會寫富貴景象的，有道：“笙歌歸院落，燈火下樓台”，〔8〕全不用那些字。“打，打”，“殺，殺”，听去誠然是英勇的，但不過是一面鼓。即使是鼙鼓，倘若前面無敵軍，后面無我軍，終于不過是一面鼓而已。 我以為根本問題是在作者可是一個“革命人”，倘是的，則無論寫的是什么事件，用的是什么材料，即都是“革命文學”。從噴泉里出來的都是水，從血管里出來的都是血。“賦得革命，五言八韻”〔9〕，是只能騙騙盲試官的。 但“革命人”就希有。俄國十月革命時，确曾有許多文人愿為革命盡力。但事實的狂風，終于轉得他們手足無措。顯明的例是詩人葉遂宁〔10〕的自殺，還有小說家梭波里〔11〕，他最后的話是：“活不下去了！” 在革命時代有大叫“活不下去了”的勇气，才可以做革命文學。 葉遂宁和梭波里終于不是革命文學家。為什么呢，因為俄國是實在在革命。革命文學家風起云涌的所在，其實是并沒有革命的。 ※ ※ ※ 〔1〕本篇最初發表于一九二七年十月二十一日上海《民眾旬刊》第五期。 〔2〕唐南遮（G．D’Annunzio，1863—1938） 通譯鄧南遮，意大利作家。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擁護帝國主義戰爭，以后又狂熱地擁護墨索里尼侵略阿比西尼亞，受到法西斯主義党的推崇。其創作傾向主要是唯美主義，著有劇本《琪珴康陶》，小說《死的胜利》等。 〔3〕霍普德曼（G．Hauptmann，1862—1946） 德國劇作家。 早年寫過《日出之前》、《織工》等有一定社會意義的作品。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他竭力贊助德皇威廉第二的武力政策，并糾合德國的若干知識分子為德軍在比利時的暴行辯護。 〔4〕伊本納茲（1867—1928） 通譯伊巴涅茲，西班牙作家、西班牙共和党的領導人。因為反對王党，曾兩次被西班牙政府監禁。一九二三年又被放逐，僑居法國。主要作品有小說《農舍》、《啟示錄的四騎士》等。 〔5〕吳稚暉于一九二七年秉承蔣介石意旨，向國民党中央監察委員會呈文，以“救護”國民党為名發起“清党”。 〔6〕這里說的指揮刀下的“革命文學”，指當時一些反動文人發起的反革命法西斯文學。如一九二七年間在廣州出現的所謂“革命文學社”，出版《這樣做》旬刊，第二斯刊登的《革命文學社章程》中就有“本社集合純粹中國國民党党員，提倡革命文學……從事本党的革命運動”等語。 〔7〕“殺身成仁” 語出《論語·衛靈公》：“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8〕“笙歌歸院落”二句，見唐代白居易所作《宴散》一詩。宋代歐陽修《歸田錄》卷二說：“晏元獻公喜評詩。嘗曰：‘老覺腰金重，慵便枕玉涼。’未是富貴語，不如‘笙歌歸院落，燈火下樓台’。此善言富貴者也。人皆以為知言。” 〔9〕“賦得革命，五言八韻” 科舉時代的試帖詩，大抵都用古人詩句或成語，冠以“賦得”二字，以作詩題。清朝又規定每首為五言八韻，即五字一句，十六句一首，二句一韻。這里指那些只有革命口號，空洞無物的作品。 〔10〕葉遂宁（C．A．EceZPZ，1895—1925） 通譯葉賽宁，蘇聯詩人。以描寫宗法制度下農村田園生活的抒情詩著稱。十月革命時曾向往革命，寫過一些贊揚革命的詩，如《蘇維埃俄羅斯》等。但革命后陷入苦悶，于一九二五年十二月自殺。 〔11〕梭波里（A．M．CohELM，1888—1926） 蘇聯作家。他在十月革命之后曾接近革命，但終因不滿于當時的現實而自殺。主要作品有長篇小說《塵土》、短篇小說集《櫻桃開花的時候》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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