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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這些話，是因為見了《語絲》（一四七期）的《隨感錄》（二八） 〔2〕而寫的。 這半年來，凡我所看的期刊，除《北新》外，沒有一种完全的：《莽原》，《新生》〔3〕，《沉鐘》〔4〕。甚至于日本文的《斯文》，里面所講的都是漢學，末尾附有《西游記傳奇》〔5〕，我想和演義來比較一下，所以很切用，但第二本即缺少，第四本起便杳然了。至于《語絲》，我所沒有收到的統共有六期，后來多從市上的書舖里補得，惟有一二六和一四三終于買不到，至今還不知道內容究竟是怎樣。 這些收不到的期刊，是遺失，還是沒收的呢？我以為兩者都有。沒收的地方，是北京，天津，還是上海，廣州呢？我以為大約也各處都有。至于沒收的緣故，那可是不得而知了。 我所确切知道的，有這樣几件事。是《莽原》也被扣留過一期，不過這還可以說，因為里面有俄國作品的翻譯。那時只要一個“俄”字，已夠惊心動魄，自然無暇顧及時代和內容。但韋叢蕪的《君山》〔6〕，也被扣留。這一本詩，不但說不到“赤”，并且也說不到“白”，正和作者的年紀一樣，是“青”的，而竟被禁錮在郵局里。黎錦明先生早有來信，說送我《烈火集》〔7〕，一本是托書局寄的，怕他們忘記，自己又寄了一本。但至今已將半年，一本也沒有到。我想，十之九都被沒收了，因為火色既“赤”，而況又“烈”乎，當然通不過的。 《語絲》一三二期寄到我這里的時候是出版后約六星期，封皮上寫著兩個綠色大字道：“扣留”，另外還有檢查机關的印記和封條。打開看時，里面是《猓猓人的創世記》，《無題》，《寂寞札記》，《撒園荽》，《蘇曼殊及其友人》，都不像會犯禁。我便看《來函照登》，是講“情死”“情殺”的，不要緊，目下還不管這些事。只有《閒話拾遺》了。這一期特別少，共只兩條。一是講日本的，大約也還不至于犯禁。一是說來信告訴“清党”的殘暴手段的，《語絲》此刻不想登。莫非因為這一條么？但不登何以又不行呢？莫明其妙。然而何以“扣留”而又放行了呢？也莫明其妙。 這莫明其妙的根源，我以為在于檢查的人員。 中國近來一有事，首先就檢查郵電。這檢查的人員，有的是團長或區長，關于論文詩歌之類，我覺得我們不必和他多談。但即使是讀書人，其實還是一樣的說不明白，尤其是在所謂革命的地方。直截痛快的革命訓練弄慣了，將所有革命精神提起，如油的浮在水面一般，然而顧不及增加營養。所以，先前是刊物的封面上畫一個工人，手捏鐵鏟或鶴嘴鍬，文中有“革命！革命！”“打倒！打倒！”者，一帆風順，算是好的。現在是要畫一個少年軍人拿旗騎在馬上，里面“嚴辦！嚴辦！”〔8〕這才庶几免于罪戾。至于什么“諷刺”，“幽默”，“反語”，“閒談”等類，實在還是格不相入。從格不相入，而成為視之懵然，結果即不免有些弄得亂七八糟，誰也莫明其妙。 還有一層，是終日檢查刊物，不久就會頭昏眼花，于是討厭，于是生气，于是覺得刊物大抵可惡——尤其是不容易了然的——而非嚴辦不可。我記得書籍不切邊，我也是作俑者之一，當時實在是沒有什么惡意的。后來看見方傳宗先生的通信（見本《絲》一二九），竟說得要毛邊裝訂的人有如此可惡〔9〕，不覺滿肚子冤屈。但仔細一想，方先生似乎是圖書館員，那么，要他老是裁那并不感到興趣的毛邊書，終于不免生气而大罵毛邊党，正是毫不足怪的事。檢查員也同此例，久而久之，就要發火，開初或者看得詳細點，但后來總不免《烈火集》也可怕，《君山》也可疑，——只剩了一條最穩當的路：扣留。 兩個月前罷，看見報上記著某郵局因為扣下的刊物太多，無處存放了，一律焚毀。我那時實在感到心痛，仿佛內中很有几本是我的東西似的。嗚呼哀哉！我的《烈火集》呵。我的《西游記傳奇》呵。我的……。 附帶還要說几句關于毛邊的牢騷。我先前在北京參与印書的時候，自己暗暗地定下了三樣無關緊要的小改革，來試一試。一，是首頁的書名和著者的題字，打破對稱式；二，是每篇的第一行之前，留下几行空白；三，就是毛邊。現在的結果，第一件已經有恢复香爐燭台式的了；第二件有時無論怎樣叮囑，而臨印的時候，工人終于將第一行的字移到紙邊，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使你無可挽救；第三件被攻擊最早，不久我便有條件的降伏了。与李老板〔10〕約：別的不管，只是我的譯著，必須堅持毛邊到底！但是，今竟如何？老板送給我的五部或十部，至今還确是毛邊。不過在書舖里，我卻發見了毫無“毛”气，四面光滑的《彷徨》之類。歸根結蒂，他們都將徹底的胜利。所以說我想改革社會，或者和改革社會有關，那是完全冤枉的，我早已瘟頭瘟腦，躺在板床上吸煙卷——彩鳳牌——了。 言歸正傳。刊物的暫時要碰釘子，也不但遇到檢查員，我恐怕便是讀書的青年，也還是一樣。先已說過，革命地方的文字，是要直截痛快，“革命！革命！”的，這才是“革命文學”。我曾經看見一种期刊上登載一篇文章，后有作者的附白，說這一篇沒有談及革命，對不起讀者，對不起對不起。 〔11〕但自從“清党”以后，這“直截痛快”以外，卻又增添了一种神經過敏。“命”自然還是要革的，然而又不宜太革，太革便近于過激，過激便近于共產党，變了“反革命”了。所以現在的“革命文學”，是在頑固這一种反革命和共產党這一种反革命之間。 于是又發生了問題，便是“革命文學”站在這兩种危險物之間，如何保持她的純正——正宗。這勢必至于必須防止近于赤化的思想和文字，以及將來有趨于赤化之慮的思想和文字。例如，攻擊禮教和白話，即有趨于赤化之憂。因為共產派無視一切舊物，而白話則始于《新青年》，而《新青年》乃獨秀所辦。今天看見北京教育部禁止白話〔12〕的消息，我逆料《語絲》必將有几句感慨，但我實在是無動于中。我覺得連思想文字，也到處都將窒息，几句白話黑話，已經沒有什么大關系了。 那么，談談風月，講講女人，怎樣呢？也不行。這是“不革命”。“不革命”雖然無罪，然而是不對的！ 現在在南邊，只剩了一條“革命文學”的獨木小橋，所以外來的許多刊物，便通不過，扑通！扑通！都掉下去了。 但這直捷痛快和神經過敏的狀態，其實大半也還是視指揮刀的指揮而轉移的。而此時刀尖的揮動，還是橫七豎八。方向有個一定之后，或者可以好些罷。然而也不過是“好些”，內中的骨子，恐怕還不外乎窒息，因為這是先天性的遺傳。 先前偶然看見一种報上罵郁達夫先生，〔13〕說他《洪水》〔14〕上的一篇文章，是不怀好意，恭維漢口。我就去買《洪水》來看，則無非說舊式的崇拜一個英雄，已和現代潮流不合，倒也看不出什么惡意來。這就證明著眼光的鈍銳，我和現在的青年文學家已很不同了。所以《語絲》的莫明其妙的失蹤，大約也許只是我們自己莫明其妙，而上面的檢查員云云，倒是假設的恕詞。 至于一四五期以后，這里是全都收到的，大約惟在上海者被押。假如真的被押，我卻以為大約也与吳老先生無關。 “打倒……打倒……嚴辦……嚴辦……”，固然是他老先生親筆的話，未免有些責任，但有許多動作卻并非他的手腳了。在中國，凡是猛人（這是廣州常用的話，其中可以包括名人，能人，闊人三种），都有這种的運命。 無論是何等樣人，一成為猛人，則不問其“猛”之大小，我覺得他的身邊便總有几個包圍的人們，圍得水泄不透。那結果，在內，是使該猛人逐漸變成昏庸，有近乎傀儡的趨勢。 在外，是使別人所看見的并非該猛人的本相，而是經過了包圍者的曲折而顯現的幻形。至于幻得怎樣，則當視包圍者是三棱鏡呢，還是凸面或凹面而异。假如我們能有一种机會，偶然走到一個猛人的近旁，便可以看見這時包圍者的臉面和言動，和對付別的人們的時候有怎樣地不同。我們在外面看見一個猛人的親信，謬妄驕恣，很容易以為該猛人所愛的是這樣的人物。殊不知其實是大謬不然的。猛人所看見的他是嬌嫩老實，非常可愛，簡直說話會口吃，談天要臉紅。老實說一句罷，雖是“世故的老人”如不佞者，有時從旁看來也覺得倒也并不坏。 但同時也就發生了胡亂的矯詔和過度的巴結，而晦气的人物呀，刊物呀，植物呀，礦物呀，則于是乎遭災。但猛人大抵是不知道的。凡知道一點北京掌故的，該還記得袁世凱做皇帝時候的事罷。要看日報，包圍者連報紙都會特印了給他看，民意全部擁戴，輿論一致贊成。 〔15〕直要待到蔡松坡〔16〕云南起義，這才阿呀一聲，連一連吃了二十多個饅頭都自己不知道。但這一出戲也就閉幕，袁公的龍馭上賓于天〔17〕了。 包圍者便离開了這一株已倒的大樹，去尋求別一個新猛人。 我曾經想做過一篇《包圍新論》，先述包圍之方法，次論中國之所以永是走老路，原因即在包圍，因為猛人雖有起仆興亡，而包圍者永是這一伙。次更論猛人倘能脫离包圍，中國就有五成得救。結末是包圍脫离法。——然而終于想不出好的方法來，所以這新論也還沒有敢動筆。 愛國志士和革命青年幸勿以我為懶于籌畫，只開目錄而沒有文章。我思索是也在思索的，曾經想到了兩樣法子，但反复一想，都無用。一，是猛人自己出去看看外面的情形，不要先“清道”〔18〕。然而雖不“清道”，大家一遇猛人，大抵也會先就改變了本然的情形，再也看不出真模樣。二，是廣接各樣的人物，不為一定的若干人所包圍。然而久而久之，也終于有一群制胜，而這最后胜利者的包圍力則最強大，歸根結蒂，也還是古已有之的運命：龍馭上賓于天。 世事也還是像螺旋。但《語絲》今年特別碰釘子于南方，仿佛得了新境遇，這又是什么緣故呢？這一點，我自以為是容易解答的。 “革命尚未成功”，是這里常見的標語。但由我看來，這仿佛已經成了一句謙虛話，在后方的一大部分的人們的心里，是“革命已經成功”或“將近成功”了。既然已經成功或將近成功，自己又是革命家，也就是中國的主人翁，則對于一切，當然有管理的權利和義務。刊物雖小事，自然也在看管之列。有近于赤化之慮者無論矣，而要說不吉利語，即可以說是頗有近于“反革命”的气息了，至少，也很令人不歡。而《語絲》，是每有不肯湊趣的坏脾气的，則其不免于有時失蹤也，蓋猶其小焉者耳。 九月十五日。 ※ ※ ※ 〔1〕本篇最初發表于一九二七年十月二十二日《語絲》周刊第一五四期。 〔2〕《語絲》第一四七期（一九二七年九月三日）《隨感錄》二十八是豈明所作的《光榮》。內容是說《語絲》第一四一期登載了一篇《吳公如何》，指斥吳稚暉提議“清党”，殘殺异己，因而從那一期以后在南方便都被扣留的事。 〔3〕《新生》 文藝周刊，北京大學新生社編輯發行，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創刊，一九二七年十月出至第二十一期停刊。 〔4〕《沉鐘》 文藝刊物，沉鐘社編輯。一九二五年十月創刊于北京，初為周刊，僅出十期；次年八月改為半月刊，中經休刊复刊，一九三四年二月出至三十四期停刊。主要作者有林如稷、馮至、陳煒謨、陳翔鶴、楊晦等。這里是指半月刊。 〔5〕《斯文》 月刊，日本出版的漢學雜志，佐久節編，一九一九年二月創刊于東京。該刊自一九二七年一月第九編第一號起連載《西游記雜劇》（非傳奇）。《西游記雜劇》，現存本題元吳昌齡撰，實為元末明初楊訥（字景賢）所作，共六卷。我國佚亡已久，一九二六年日本宮內省圖書寮發見明刊楊東來評本。 〔6〕《君山》 韋叢蕪作的長詩，一九二七年三月北京未名社出版。 〔7〕黎錦明 湖南湘潭人，小說家。《烈火》是他的短篇小說集（書名無“集”字），一九二六年上海開明書店出版。 〔8〕這是廣州的所謂“革命文學社”出版的反共刊物《這樣做》（旬刊）第三、四期合刊（一九二七年四月三十日）的封面畫，以后各期均沿用。 〔9〕方傳宗關于毛邊裝訂的通信，載《語絲》第一二九期（一九二七年四月三十日）。其中說，毛邊裝訂在作者是作品“內容淺薄的掩丑”，對于讀者，則“兩百多頁的書要受十多分鐘裁剖的損失”，所以他反對毛邊裝訂。從通信中知道他當時是福建一個學校的圖書館館員。 〔10〕李老板 指北新書局主持者李小峰。 〔11〕大概指發表在《這樣做》第七、八期合刊（一九二七年六月二十日）上署名俠子的《東風》一文，作者在文末“附白”中說： “在這革命火焰高燃的當中，我們所渴望著的文學當然是革命的文學，平民的文學，拙作《東風》載在這革命的刊物里，本來是不對的…… 希望讀者指正和原諒。” 〔12〕教育部禁止白話 一九二七年九月，北京北洋政府教育部發布禁止白話文令，說使用白話文是“坐令俚鄙流傳，斯文將喪”，下令“所有國文一課，無論編纂何項講義及課本，均不准再用白話文体，以昭划一而重國學”。 〔13〕郁達夫的受反動報刊攻擊的文章，指他在《洪水》半月刊第三卷第二十九期（一九二七年四月八日）發表的《在方向轉換的途中》。該文主旨在攻擊他認為“足以破坏我們目下革命運動（按指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的最大危險”的“封建時代的英雄主義”。文中有這樣一段：“處在目下的這一個世界潮流里，我們要知道，光憑一兩個英雄，來指使民眾，利用民眾，是万万辦不到的事情。真正識時務的革命領導者，應該一步不离開民眾，以民眾的利害為利害，以民眾的敵人為敵人，万事要听民眾的指揮，要服從民眾的命令才行。若有一二位英雄，以為這是迂闊之談，那末你們且看著，且看你們個人獨裁的高壓政策，能夠持續几何時。”這些話對于當時的蔣介石反革命派自然是不利的，所以反動刊物《這樣做》第七、八期合刊上發表叛徒孔圣裔的《郁達夫先生休矣！》一文，攻擊說：“我意料不到，万万意料不到郁達夫先生的論調，竟是中國共產党攻擊我們勞苦功高的蔣介石同志的論調，什么英雄主義，個人獨裁的高壓政策”；“郁達夫先生！你現在是做了共產党的工具，還是想跑去武漢方面升官發財，特使來托托共產党的大腳？” 〔14〕《洪水》 創造社刊物之一，一九二四年八月創刊于上海。 初為周刊，僅出一期，一九二五年九月复刊，改為半月刊，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出至三十六期停刊。 〔15〕袁世凱于一九一六年一月一日改元為“洪憲”，自稱“中華帝國”皇帝，至三月二十二日取消帝制，共八十一天。關于他看特印的報紙一事，据戈公振《中國報學史》引《虎庵雜記》：“項城（按指袁世凱）在京取閱上海各報，皆由梁士詒、袁乃寬輩先行過目，凡載有反對帝制文電，皆易以擁戴字樣，重制一版，每日如是，然后始進呈。” 〔16〕蔡松坡（1882—1916） 名鍔，湖南邵陽人。辛亥革命時在昆明起義，任云南都督。一九一五年十二月在云南組織“護國軍”討伐袁世凱。后病故于日本。 〔17〕龍馭上賓于天 封建時代稱皇帝的死為“龍馭上賓于天”（或龍馭賓天），即乘龍仙去的意思。《史記·封禪書》：“黃帝采首山銅，鑄鼎于荊山下。鼎既成，有龍垂胡髯下迎黃帝。黃帝上騎，群臣后宮從上者七十余人，龍乃上去。” 〔18〕“清道” 封建時代，帝王和官員出入，先命清掃道路和禁止行人，叫做“清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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