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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日的相聲演員有一种本領：對什么觀眾，說什么話。他們到天橋或別處去“撂地”，地方既欠“文明”，听眾里又沒有婦女，他們的嘴里就野一些；及至走堂會的時候，嘴里就很干淨，不帶髒字儿。 現在，這种本領用不著了。演員們到哪里都堂堂正正地說那一套詞儿，沒有什么見不得人的話。 這是個很大的變化。 從語言上看，有的老相聲段子相當文雅，特別是某些單口的。可是大多數的老段子，与別的曲藝形式中的語言相較，的确顯著粗糙。這并不足為怪。在老年間，相聲本是街面上的玩藝儿，難登大雅之堂。文人墨客既沒有編寫相聲的本領，也不屑于去學習。所以，大多數的段子是由當時的藝人自己編的。他們都有些才華，要不然就編不出相聲來。可是，在那個年月，藝人不能不顧及生活，所以就不得不迎合低級趣味，以期增多收入。因此，有的老段子通体都以湊趣逗哏為主，并沒有什么更高的意義。這不能怪藝人，而應怪當時的任憑相聲自生自滅，沒人關心。 党關切一切藝人，相聲演員也身受其惠。從前被稱為“說相聲的”，解放后變成相聲演員和語言藝術家了。這种鼓勵使藝人非力爭上游不可。于是，他們開始接近作家，整理老段子，創作新段子。這么一來，首先是老段子中的粗俗語言必須去掉。若只去掉陳腐的，而不補充上新鮮的，好處就不大。相聲演員更進一步，不只在空洞的語言上繞圈圈，而開始去從生活中尋找語言。他們下厂下鄉，慰問部隊，宣傳清洁衛生，參加社會活動……。新的生活供給了新的語言。 新語言的運用，使演員們看清楚：語言本身的确有招笑的能力。但是，專憑語言的能力，而沒有思想內容，便會落個空耍貧嘴，風格不高。這就是新段子里只抱住一句笑話死不放手，翻來覆去地重复的原因。比如說：老段子或墊話里若是抓住武大郎，便把所有的有關武大郎的俏皮話、歇后語全都搬來，反复應用，力求逗笑，既乏含蓄，又沒有什么意義。新段子就很少利用這個庸俗的手法。新段子里多少有了思想內容，不專靠語言支持局面了。 我不輕視相聲中的語言能力。但是，專重語言而忽略了思想內容，便只能招笑，而不能作有力的諷刺。相聲應當招笑，而諷刺必由較比高深的思想得來。成功的新段子都是既有諷刺，又配以适當的足以招笑的語言。這類的新段子樹立了相聲的新風格，雅俗共賞，且有教育意義。這類的段子的創作方法若能繼續提高，我們的相聲便能夠擔起更重大的責任，成為打擊敵人与政治斗爭的有力武器。 在新段子里，也有些不甚成功的。這些段子的缺點大概是頗愿提高相聲的思想性，可是在語言上卻摹仿老段子的老包袱。這就是說，在思想上求新，而在言語上不敢放膽創造。結果呢，內容与形式不能統一，包袱勉強，失去相聲應有的效果。相聲的效果是隨時使人發笑，笑完了去作深思，有所醒悟。某些老段子只顧招笑，不及其他，當然不大好；某些新段子又只顧宣傳，而忘了招笑，也不大好。當然，既能非常招笑，又有深刻的政治性，是极不易為的事，這就有待于我們的努力，再努力。在那些較好的新段子的基礎上，我們一定能夠層樓更上的。 相聲生在北京，長在北京，這就難怪在老段子里有許多許多北京的土語方言。可是，現在這也有了變化。相聲的足跡現在已遍全國，廣播電台時常播送相聲節目，工厂、部隊、學校和机關里，只要舉行游藝會，差不多總要表演相聲。這樣，相聲里的土語方言也就逐漸減少，而代以普通話，且成為推廣普通話的配合力量。這是個可喜的變化。 這說明了一個問題：土語方言确是有极為俏皮的，會在相聲里起很大的作用。但是，假若相聲的情節安排得好，普通話也能同樣地獲得預期的效果，不必非用土語方言不可。近几年來的成功的新段子，差不多在語言上已看不出多少地方色彩，可以拿到任何地方去說，都同樣受到歡迎。這就擴大了相聲陣地。 假若文藝作品而需要土語方言，相聲就應居首位，因為它必須引人發笑，而土語方言往往具此本領。那么，依据過去几年的經驗，相聲既可以用普通話去寫去說，別的文藝形式就更可以這么作而無損于表現力了。這個鮮明的具体事實，可供喜用土語方言的作家參考。 假若一位只听過老相聲，而沒有听過新相聲的人，忽然听到新段子，他該怎樣地惊异啦！新段子的語言既干淨，又是普通話，而且內容密切結合社會現實，他怎能不惊异呢？是呀，這不但使他惊异，而且也使他高興啊。想想看，當年被認為難登大雅之堂的玩藝儿，今天卻變為到處受歡迎的文藝尖兵，這是多么大的變化与進步！ 可是，若是沒有党的領導与關切，相聲与相聲演員怎能取得今日的地位呢！讓我們都感激党，并要求自己以更好的作品及表演技術為人民服務，答報党的恩惠吧！ 載一九五九年九月二十四日《曲藝》第九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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