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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我這個讀書不多的人來說，假若沒有外國書的一些譯本，我讀的書就更少了。感謝翻譯工作者們！在我所閱讀過的書中，起碼有三分之一是譯本！你們的勞動給我和多少多少人帶來最貴重的禮物，智慧与知識。 可是，說老實話，我并不太喜歡閱讀譯文。古代的佛經，我念不懂，只好不讀。近年的白話譯筆又往往犯兩個毛病：一個是語言累贅，讀起來頗為費力；一個是文學作品的譯文往往缺乏風格。因此，閱讀譯文，即使是文學作品，也使我得到的不都是歡快；所以，非到不讀不行的時候我才皺上眉頭，拿起書來。 這樣挑剔，并非輕視翻譯工作者。翻譯是极其重要，又极其艱苦的工作。搞創作的精通一种語言即能盡職，搞翻譯的卻須至少精通兩种語言。搞創作的有遣字選詞的自由，搞翻譯的卻沒有；翻譯工作者須隨著原文走，不能望文生意，隨便添減。翻譯工作實在不容易作好，我雖然挑剔別人的毛病，可是若叫我去作呀，准保更糟！ 翻譯工作既然既重要又艱苦，就理應加以鼓勵。我建議，文化机關既獎勵了劇本和電影劇本什么的，就也該獎勵翻譯。要知道，一本外國杰作，若譯得好，也就成為我們自己的珍寶，世世代代相繼享受，為什么不該得獎呢？ 現在，翻譯工作者似乎也須加強組織，作出規則，集体的規划与個人的規划。科學的与哲學的名著，我認為，應當進行集体翻譯，個人不便獨立地工作。集思廣益，能夠保證精确。集体工作對于規定譯名也有好處，事前既便討論，定名之后還可以用集体的名義公布，征求大家的意見。我們的譯名（人名、地名和科學哲學的詞匯）相當混亂，應該及早調整，划一。還有：每逢看見“背景”、“遠景”、“典型”等詞，我就感謝翻譯工作者給了我們這么精确而又自然的新詞匯。所謂“自然”者，因為它們雖然原是洋字，而看起來并不眼生，好像是土生土長的。赶到遇上“范疇”、“憧憬”、“幽默”等，我就沒有這种感覺了，好像穿洋服似的，雖然挺神气，可是不像穿小棉襖那么舒服自然。正确而且親切，似乎才是譯名的上乘。不在我們的普通話里去搜索寶貝，我們的譯名就也許很正确，而不能一目了然地使人見文知義。据我的也許不大科學的看法，我以為連翻譯科學、哲學的名詞，也應顧到普及，不擺什么科學与哲學的架子。要知道一個生硬難解的譯名，就給學習的人帶來許多困難。為達到既信且俗，也需要集体工作。 翻譯文學作品似乎應當個人單干。即使二、三人合作，也應最后由一人執筆行文，以便風格統一。盡管林紓譯書，有人幫助，可是文筆的确是他一個人的。 談到風格，最好是譯者能夠保持原著者的風格。這极不易作到。可是大概地說，一個作家的文章總有他的特點：有的喜造長句，有的喜為短句；有的喜用僻字，有的文字通俗；有的文筆豪放，有的力求簡練。我們看出特點所在，就應下苦工夫，爭取保持。文學作品的妙處不僅在乎它說了什么，而且在乎它是怎么說的。假若文學譯本僅顧到原著說了什么，而不管怎么說的，讀起來便索然寡味。世界文學名著不妨有几個譯本。像荷馬的史詩、但丁的《神曲》与莎士比亞的劇本，都可以譯為淺顯的散文，供文化不太高的讀者閱讀，使他們知道這些偉大作品里都說了些什么。有詩才的譯者便應以詩譯詩地去譯這些作品，使讀者不但知道書中說了什么，而且知道怎么說的。以詩譯詩是极不容易的，所以不妨各譯各的，同一著作有好几個不同的譯本也不嫌多。 保持原著者的風格若作不到，起碼譯筆應有譯者自己的風格，讀起來有文學味道，使人欣喜。世界上有一些著名的譯本，比原著還更美，是翻譯中的創作。嚴格地說，這個辦法也許已經不能叫作翻譯，因為兩种不同的語言的創作是不會天衣無縫，恰好一致的。這种譯法不能夠一字不差地追隨原文，而是把原文消化了之后，再進行創作。不過，這种譯法的确能使譯文美妙，獨具風格。林紓的譯筆便多少有此特點。他雖沒有保持了自己的風格。也不比原著更美，可是他的确表現了自己的風格。這种譯法，用于文學作品，還是說得下去的。這總比逐字逐句地硬譯，既像漢文，又像洋文，既像語言，又像念咒，要強一些。我不希望人人效法林紓，但于盡量忠于原文的原則下，能夠譯得有風格，還是好辦法。過去，我們有些譯文，使我感到外國大作家的創作不過是把語言羅里羅嗦地堆砌起來而已。這個影響不好。 以上所談，頗為拉雜，希望所在，總起來說，是在百花齊放的春天里，翻譯界應當，而且不是沒有能力，開放些漂亮的花儿！ 載一九五七年五月《文藝報》第八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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