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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悲劇 　　近二、三年來，我們的諷刺劇的運气比悲劇的好一些。蘇聯曾供給了我們一些諷刺劇的理論和作品實例，我們自己也寫了一些諷刺劇。從觀眾的反應來看，大家是喜愛諷刺劇的。可是也有人不大喜愛它：有的呢是因為諷刺的對象和自己有些相似，心中難免不大舒服；有的呢雖然不把毛病往自己身上拉，可是諷刺的對象是他的同行，為了同行的義气，他不能不聲明：在我們這一行里，沒有那樣的人，也沒有那樣的事；還有的呢以為諷刺就是暴露，積极性不夠，所以諷刺劇，甚至于連相聲，都該取締，不准再浪費筆墨。 　　不管怎樣吧，我們到底有了諷刺劇和對它的爭論。它的運气總算不錯，即不在話下。 　　至于悲劇呢，可真有點可悲。沒人去寫，也沒人討論過應當怎么寫，和可以不可以寫。 　　是不是悲劇還可以照老套子去寫，不用討論了呢？我看不是。世界上最古的悲劇總是表現命運怎么捉弄人，擺布人；天意如此，無可逃脫。我們今天已不相信這套宿命論，自然也不會照著這個老調儿去創作悲劇。后代的悲劇主要地是表現人物（并不是坏人）与環境或時代的不能合拍，或人与人在性格上或志愿上的彼此不能相容，從而必不可免地鬧成悲劇。今天我們是可以還用這個辦法寫悲劇呢，還是不可以呢？ 　　我們還沒有討論過。這只是未曾討論，不是無可討論。 　　是不是我們今天的社會里已經沒有了悲劇現實，自然也就無從產生悲劇作品，不必多此一舉去討論呢？我看也不是。在我們的社會里，因為人民生活的逐漸改善和社會主義的建設等等，悲劇事實的确減少了許多，可是不能說已經完全不見了。在我們的報紙上，我們還看得到悲劇事例的報道。 　　是不是我們在生活中雖然還有悲劇，可是人民已經不喜歡看苦戲，所以我們就無須供應呢？也不是。我們天天有不少人到戲園去，為梁山伯与祝英台掉些眼淚。是不是人民只愛為古人落淚，而不喜為今人落淚呢？這我就不知道了，因為我們還沒有演出過新悲劇。《雷雨》很叫座儿，但它已二十多歲了。 　　不錯，我們的确寫出了《劉胡蘭》、《董存瑞》等傳品，可是，用傳統的悲劇定義來看，這些作品大概不能算作悲劇。這些作品是歌頌殺身成仁，視死如歸的英雄人物。這些人物光明磊落，死得光榮，雖然犧牲了性命，而流芳千古，不是悲劇。假若這些作品也該算作悲劇，悲劇的范圍即當擴大。我們也沒討論過。 　　上述的“傳統”是西洋的傳統。我們不必事事遵循西洋，可以獨創一格。可是，這一格應當是什么樣子呢？我們還不知道。在我們的民間戲曲里，有不少出戲是一開頭很像悲劇，可是到末尾總來一個大團圓。是不是這种先悲后喜的戲應當算作我們的悲劇程式呢？這也沒有討論過。 　　為什么我們對悲劇這么冷淡呢？ 　　我并不想提倡悲劇，它用不著我來提倡。二千多年來它一向是文學中的一個重要形式。它描寫人在生死關頭的矛盾与沖突，它關心人的命運。它鄭重嚴肅，要求自己具有惊心動魄的感動力量。因此，它雖用不著我來提倡，我卻因看不見它而有些不安。是的，這么強有力的一种文學形式而被打入冷宮，的确令人難解，特別是在號召百花齊放的今天。 　　我們反對過無沖突論。可是，我們仍然不敢去寫足以容納最大的沖突的作品，悲劇。是不是我們反對無沖突論不夠徹底，因而在創作上采取了适可而止与報喜不報憂的態度呢？假若這是真情，那么，誰叫我們采取了那個態度呢？我弄不清楚。 　　我們可以不可以把這樣的事——一個心地并不坏的干部而把好事作坏，以致激起民憤，鬧出亂子，寫成悲劇呢？或者，我們可以不可以把干部不關心子女，以至子女犯了罪，寫成悲劇呢？ 　　我并不偏愛悲劇，也不要求誰為寫悲劇而去寫悲劇，以使聊備一格，古代有過的東西，不必今天也有。我可是知道悲劇的确有很大的教育力量。假若我現在要寫一部關于干部不關心子女的悲劇，我的動机是熱愛我們的第二代，是要教育干部怎樣盡到作父母的責任。我取用悲劇形式是為加強說服力，得到更大的教育效果。我既不是攻擊干部，也不是不滿意社會主義制度；反之，我是要熱誠地保衛我們的第二代，社會主義建設的接班人。鑒于過去几年來我們對于悲劇的冷淡，我怀疑我的愿望能否實現。 　　也許有人說：民主生活越多，悲劇就越少，悲劇本身不久即將死亡，何須多事討論！對，也許是這樣。不過，不幸今天在我們的可愛的社會里而仍然發生了悲劇，那豈不更可痛心，更值得一寫，使大家受到教育嗎？ 　　這几天，毛主席教訓我們應當怎樣處理人民內部矛盾。這是治國安邦的大道理。我們作家都應當遵照主席的指示，在作品中盡到宣傳教育的責任。可是，是不是就有人會說：描寫人民內部矛盾不可用悲劇形式，因為雖然悲劇中不一定把人物寫死，可是究竟有些“赶盡殺絕”的味道。這個說法對不對呢？ 　　我一時想不清楚這些問題，所以誠心地請求大家指教！ 　　載一九五七年三月十八日《人民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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