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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志們，大會給了我一個很大的難題，讓我來作關于語言規范化的報告１。我的發言，因為沒有時間寫出來，只好想起什么說什么，其中有些好的意見，是我听別人說的，在這里傳達一下；不成熟的意見是我自己的。語言規范化的問題很難談，因我不是語言學家。 今天有兩個大運動，一是漢字改革，一是語言規范化。 簡單說几句關于文字改革問題。在文字改革上，有許多不同的意見，但是作家們一致擁護。文字改革的方法是不求規范化的。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說，文字改革是一個過渡的辦法。我們將來一定是用拼音文字。方塊字難處很多：難認，難念，難懂，難記，難寫。過渡期間，消滅漢字不行，那么辦就天下大亂了。文字改革就是讓漢字簡單一些，讓它容易認些，容易記些，容易寫些，省一點力气，這是必要的。一個外國小學生學了五年拼音文字可以差不多能認、能念、能寫一點簡單的話。我們的文字既是那么難，小學生讀過五六年書，還不易寫好簡單的文字。不是有一度要把小學六年制改成五年制么，結果沒有改，主要是文字不易掌握，非六年不可。漢字非常頑強，怎樣記也記不住。看到它不認識。這是知識傳播的很大障礙。有些生字，甚至大學畢業生，甚至我自己也是見到不認識，瞎蒙，常常念錯。一個“斤”字加上“走”旁念“近”，加三點水就坏了，不能念“近”音了。 因為漢字發展的歷史是复雜的，所以簡化漢字就應原來怎樣現在還怎樣，不要硬造一套新字。如“雞”、“難”、“觀”等字，一個“又”加一個“鳥”念“雞”，“又”代表“奚”；“觀”字一邊是“雚”，与“奚”并不一樣。可是我們人民自古以來，只要寫不上來就寫個“又”，我們今天不必再去改正。又如“擬”現在改成“擬”，要是規范化的話，凡是有“疑”旁的就都應變成“以”。可是“癡”簡寫為“痴”，“礙”簡寫為“礙”，相沿已久；如果力求規范化，把“痴”寫成“□”，“礙”寫成“石以”，誰認識呢？不要勉強統一起來，用不著，行不通。 文字改革不規范化，因為漢字歷來就不規范化，誰也說不清楚漢字是怎么回事。人民用慣了的就對，不可硬改。所以文字改革是一种革命的改良，而不完全是革命，假如革命會引起混亂。 簡字實行以來，成績很好，首先是小學生高興，因為第一課“開學了”的“學”字的上半只要三點就行了。工人也是非常高興。簡字穩步前進，一批一批發表，假如一下子都來了，人們認起來就有困難。可能有些人不大喜歡簡字，覺得不美觀，看起來別扭，這沒有關系，看慣就不別扭了。 語言規范化是一個很大的運動，它有一定的目的。文字改革是過渡的辦法。在沒有實行拼音文字之前，不能讓漢字壓得喘不過气來，所以簡化一些。為推行拼音文字，我們要創造條件，忽然用拼音字是不行的。 語言規范化就是為拼音文字創造條件。這包括三方面：（一）語音，假如不預備下標准音，實行拼音文字便沒有用處。我拼北京音，你拼福建音，他拼廣東音，各人拼各人的一套，拼音文字便沒有多大用處。（二）語法，一句話怎樣說，動詞在哪儿，名詞在哪儿，必須有個規矩，要不然寫出來就費解。（三）詞匯，玉米又叫包谷或棒子，如果不解決這個紛歧，拼出來還是彼此不懂。所以，只有這三方面都規范化，我們才有實行拼音化的可能。 現在說語音，政府已決定以北京音為標准音。這不是說北京音比其它地方音好，而是必定得有個標准音。世界上都是這樣：蘇聯以莫斯科音為標准，法國以巴黎音為標准，英國以倫敦音為標准。五六百年來，相沿以北京音為標准音，這是歷史事實。如讓全國人民投票，大家一定投北京音。屬于京音區域的范圍也廣，它是唯一的“候選人”。現在北京是毛主席住的地方，北京音實在是全國人民的聲音。推廣北京音，這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情。這是一個极偉大重要的任務。我們在政治上有了空前的統一，語言也應該這樣，這才能配合上社會主義的建設。所以在這個問題上大家無須爭論到底北京音好不好，北京音完全不完全。我們要有信心推廣它。語音似乎与作家沒有多少關系，其實不然，因為一個作家一方面也是公民，應該學習。所以，今天我發動我們大家學習北京音，這是政治任務，我們應該帶頭。 在詩歌需要押韻，這就須用標准音。如“陳”“程”二字用京音讀，有顯然的區別，在南方就不分。現在不分沒有關系，但以后小學生都學了標准音，你仍“陳”“程”不分便行不通。所以作為一個公民，和作為一個詩人，我們都應該開始學習標准音。我希望全國各省市文聯和文藝團体都應該發動學習，特別是搞戲劇的。這次話劇會演，有許多演員語言不標准化，語言不規范化，仍說他們本地方言，受到批評，觀眾听不懂。我們應該注意這個問題。 學北京音并不是說學北京話，所以現在不說推廣北京話，而是推廣以北京音為標准的普通話。所謂普通話，已經存在好几百年了。我們許多有名的著作，是用這种普通話寫成的。我們現在的報紙刊物是用這种普通話的，而不是用廣東話或福建話的。普通話不是北京話。北京話是普通話里的一部分。過去，如要進京見皇帝，首先要學官話，大家往往拿《紅樓夢》做課本。現在的以北京音為標准的普通話，是用國家法令來推行的。這是件大事情。為什么這樣辦？因為漢語在某些方面是進步的語言，有力量的語言，它簡單，說的人多，約有五万万左右；但另一方面，它又不很成熟，因為它有很多方言，不統一。語言紛歧是建設祖國的很大的障礙。我們要沖破這個障礙。 說普通話應注意語音，不要拿自己的方音來說普通話。 普通話不是一成不變的，它還在發展，所以我們應在現有的基礎上去推廣。念北京音是絕對的標准，而基礎則与標准有別。這就是說，普通話還在發展，音要固定，話卻還在發展。剛才說普通話不等于北京話，即拿我自己京話來說吧，几十年來，它天天在變，愈變愈普通。我小時說的北京話，与現在說的可以說很不一樣。我們在運動中也不強禁方言，我們只是應該大力宣傳。讓大家認識學習普通話的好處和必要。 方言中能作為普通話的即可提升，純粹土話就慢慢消滅。大家公認的詞匯就存在，不公認的慢慢就消滅。就是說，普通話應該与書面語言聯系著發展。我以前寫的作品土話很多，現在我不那么亂用土語。不要舍不得土語，珍惜土語對我們民族語言的發展不利。 普通話有几百年的歷史，逐漸吸收了各地來的營養，所以成為全民族的，能夠共同使用。現在報刊所發表的東西都是用普通話寫的，而不是用蘇州話或廣東話。這种普通話通行全國。《人民日報》通行全國。這种話是普通話，不見得是北方人寫的，但大家公認這种東西。小說和劇本里用的方言土語還很多，應該力求規范化。我們不應該把方言的价值估計過高。以前我就是這樣，覺得方言土語表現力強。事實上，這并不正确。《龍須溝》里土話非常多。《西望長安》里土話就少得多了，而并不見得表現力就薄弱。 我們不預備強迫消滅土語方言，但它一定會消滅。我們對普通話的推廣努力越多，方言土語消滅就越快。 規范化是不是強迫大家按一個公式說話呢？這是誤會，不是的。特別是我們作家，我們要保存自己的風格。規范化是要遵循語言的法則，不說錯話。我們根据法則說話，擴大規范化的影響。“五四”以后，有的作家摹仿歐化語法，這不妥當。我們今天應根据我們語言的法則來寫作。這樣一說，我們若再亂用方言土語，問題就嚴重了，因它不符合民族利益。現在有些作家喜用方言土語，這是与規范化背道而馳的。作家沒有亂用語言的自由。不爭取規范化就是落后。我們應要求在文章里不犯錯誤。編輯有責任糾正稿子，讓它規范化一些。 語音是以北京音為標准了，詞匯、語法的標准在哪儿呢？這是個問題。關于詞匯，我們急需一部詞典。語法的書也迫不及待。就是北京音也有不同的念法，如“波”字、“舍”字都有不同的讀法，所以科學院成立了語言審查委員會，來确定字音。至于詞匯，我們說了一輩子的話還不知道漢字有多少詞。以玉蜀黍一名詞來說，即有玉米、棒子、包谷、珍珠米等不同的說法。統一詞匯是艱巨的工作。 我以為寫小說、詩歌、戲劇等等應該力求語言通大路——普通化。我們從人民那里取得語言，然后去加工。我們支持普通化，幫助普通話發展。我們不應隨便運用歐化語法，這不通大路，一般人不那樣說話。我們要求怎樣寫怎樣說，書面与口語一致。當然這要求太大，可是我們應該這樣要求自己。現在我們的口語与作品中的語言還有很大的距离，這是不好的。我們希望將來每個人說的話寫下來就是一篇文章，這是我們應有的理想。當然有時寫理論文字，需要參用歐化語法，但要特別謹慎，要加工再加工，讓它變成像我們自己的語法，令人讀起來順口，不別扭。有時我自己也用一點歐化語法，但因為极留神，所以不感覺太別扭。假如我能用自己語法來說明的，我永遠不借重歐化語法。我的作品里也沒有太長句子，總是把長句分成一些短句。長句子往往會把作者自己搞糊涂，讀者就更難明白了。 我們的語言是世界上最簡練的語言，這是我們語言之美。古詩五言七言、多的到九言，即是按著語言本質而發展的。若一下子寫五百字才找到一個句點，即不符合我們的語言本質。我們的語言精煉、有勁，說起來痛快，不拖拖拉拉的。我們要發揚這簡勁之美。現在有些作品有這個缺點：語言很不簡練，念起來沒有勁儿，新詩即吃了這個虧。我不輕看新詩，新詩有好的成績，但在語言上卻吃了不夠精煉的虧。 我們要在新事物中選擇詞匯，把老的詞匯拋棄，如“老米”現在已沒有這种東西了，這個詞應該廢棄。在選擇詞匯時，我們應該注意審美，例如：還是“玉米”美，“棒子”美呢，當然玉米美一點。我們也該注意選擇哪個詞匯能獨當一面，哪個含混，比如：“棒子”就不明确，因為打狗的也是棒子（木棒）。我覺得玉米好，誰也不拿玉米打狗。 土話中的詞匯還有應該保存的，那就要找來推荐給普通話。規范化不是把語言簡單化，而是使語言更加丰富。我們要用各地好的詞匯來丰富普通話，發展普通話。 所謂地方色彩，并不專靠土語來支持，如越劇用的是地方話，可是它的服裝、唱法、音樂，都与別的地方戲不同，它不一定是因為用了當地土話才成為地方戲，它還有更多的特色。 用方言土語容易妨礙宣傳教育，舉個例說：曾經有好几個地方要排演《龍須溝》，但因劇本中土語多，沒法“翻譯”，就作罷了。 我曾到工地去体驗生活，工人把舖樓板說成支樓板，我覺得我們有權力考慮，到底是“舖”好還是“支”好。不該別人怎樣說，我們就怎樣寫。在我的一個報告里，我用了“一邊大”，趙樹理同志給我改為“一般大”。“一邊大”是北京話，但不如“一般大”明确，我就照改了。這些小的地方我們應該注意。 我們應當避免用方言土語，避免用違背我們語法的說法，力求我們的語言符合民族語言的法則。我們在語言上要加工再加工。推廣普通話，這是我們一個很大的責任。同時也不要害怕，什么字都不敢用了。特別是編輯，且莫草木皆兵，拿到了一篇稿子便手足失措。不要看見一個儿化的字，如“干活儿”，便認為是北京土話。事實上很多普通的詞也是儿化的。有些編輯未免太拘謹了，如“天到二月十五，還這么冷，真奇怪！”便改為“天到二月十五，還這么冷，這真是奇怪”。《西望長安》里有一句“他把文件什么的……”有人即要改為“……文件之類的”。這個“什么的”是北京話，是否不規范化，我不知道。不過，它的确不同于“之類”，“什么”包括的很廣，不必都是文件一類的東西，而“之類”是指文件一類的東西，如印刷品。又如我們經常說“我哥哥的帽子”，一定要改為“我的哥哥的帽子”，反倒累贅了。 最后我說，規范化是一件很大的事情，我們作家所負的責任很大，希望大家努力去推廣！ 載一九五六年八月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的《全國青年文學創作者會議報告發言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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