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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盾先生不遠千里而來約稿，囑寫大鼓書詞，以求通俗，增高民眾抗戰情緒。我已寫過好几段大鼓書，交各刊物發表；不想抱定一樣死啃，所以答應下給他一篇舊形式新材料，《今古奇觀》式的小說，可是，那時節，我正寫著一出京劇，《新刺虎》，成績如何，未敢預料，不便先對約稿的人說。茅盾先生走了，王泊生先生來到，《新刺虎》恰好寫成。把劇本交泊生先生給看看，真正行家，再好沒有。對他哼了一遍，他說可用；馬上抄了去，教他的學生去排演。 我很高興，決定再寫一出，送給茅盾先生；四十一歲了，還免不了小孩子的耍乖！大鼓書，小說，京戲，形式雖各不同，目的好在都為通俗与激發民眾抗戰熱情；以此易彼，或無多大罪過。 本著個人對于京戲那一點點知識來說，我以為它之難寫，在怎樣寫得“整”。《四郎探母》中有那么多角色，那么多事情，可是一气呵成，越唱越緊。它“整”，所以好。《打漁殺家》，《空城計》，《連環套》等佳劇，都是如此。反之，近來時行的“本儿戲”，目的在求穿插熱鬧，多占工夫，而又須省力气，往往是紅臉的進去，白臉的出來；你兩句散板，我兩句道白；又臭又長，病在一個字——“碎”。這樣的戲，盡管行頭漂亮，布景講究，只能熱鬧眼睛，而不能往人家心里去。本此意，有下列的聲明：（一）我要寫得整；不敢多用角色，正怕自打嘴巴。等練習稍勤，有些把握，再動象《探母》与《長板坡》那么大塊的。 （二）在簡單中求生動；于此，略用小說寫法，如陳自修囑仆人劉忠去預備祭墓的酒果，仆答以市面慌亂，無處買酒果；如在墓前，陳先生問侄，誰殺你父，答以日本人……都是用對話引起更多的圖像，或激起愛國仇日的熱情，最動人的《天雷報》，甚會利用此种寫法。 （三）劇中的日本人，很難擺弄。教他們都抹花臉，翻筋斗，雖与套數相合，可是難以一目了然，隱而不顯；曹操若一向不抹大白臉，罵名必定不會那么超群。幸而記得《飛叉陣》（《鬧昆陽》）里，有過几個打洋槍，高鼻子的“下手”，不妨借來一用。《飛叉陣》是俞派的武戲，曾親見俞振庭表演，俞非海派武生，洋鬼子原可上台，自非我有意瞎鬧，而破坏了劇法的完整。在台上，有几個日本兵挨揍，其效力必遠胜于四“英雄”的“大敗而歸”也。 在思想上，也有該提出的兩點：（一）對白保留舊套：“大事不好了”，必繼以“何事惊慌”。听慣了的就順耳，耳順則情通；為求共感，不必立异。但在可能中，我把“主人”改為“先生”，“奴家”与“小人”等，亦設法避免。“先生”念起來比“主人”還更響亮，也引不起多少誤會。慢慢的這么改，或者也能減少一些不平等的思想。話白中不硬加入了“打倒帝國主義”，以免冗長無力，但設法把“愛國”等詞，在順嘴的地方加進去，亦本潛移漸轉之意。 （二）最冒險的一點，是陳寡婦“從”了匪首趙虎，不管她居心是怎樣賢明毅烈，我恐怕台下總不會輕易贊同的。這么寫，第一是要打破傳統的節操主義；第二是為表示為了救國，男女都須賣命，肉体簡直算不了什么；第三是就事實上看，日本人到處奸殺婦女，婦女們怎么不可以獻身給自家的戰士呢？不過，這雖言之成理，究竟台下能否通過，還是問題。舊戲的架子是大家看熟了的，架子里所包容的一切，也因格架而定形；冒險的改動一點，也許會全盤塌架。但是，舊架子的确方便；為救急，有取用的必要。棄之可惜，改造不易，難處就在這里！大家想想看，應當怎辦？ 重要的几點說完，下面只是一點希望：京戲在中國南部不甚發達，這個劇本恐怕不易得到出演的机會。可是在武漢街頭——不知別處怎樣——我看見許多賣唱本的小攤子，都帶售京戲劇本，銷路也還不坏。真懂二黃戲的人決不會買這路小本子。那么，買的人也許不會唱二黃，而是拿它當作唱本去念著玩吧？設若這是真情，這篇東西也許——我希望——与大鼓書詞或通俗小說有同樣效用的。 一九三八·二·二十三。武昌。 載老舍所著《三四一》，一九三八年十一月獨立出版社初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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