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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三月二十七日，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在漢口成立。正在開大會的時候，敵机空襲武漢。在轟炸聲中，大會繼續進行，并未少停。那一天，敵机沒能扰散大會。以后，一切困難也都沒能使“文協”解体。到今天，“文協”已有了整整五年的歷史。 一個人的事業也許不難于繼持五載，一個團体就不這么容易了。想起來，在過去的五年中，我們很慚愧，沒有做出什么惊人的事情來。可是，五年的生存，也充分的表示出，文藝工作者們既沒有因生活的困苦而离開崗位，又沒有改變了以文藝宣傳盡力于抗戰建國的初心。這一點，雖然不足使我們自夸，可是也不妨明白的指出，使大家更奮勉前進吧。 在文協初成立的時候，大家誰也不曉得應當怎樣去作事。但是，在沒有詳密計划的情形下，大家卻不約而同的決定了做事的宗旨。就是：第一，團結不是一時一地的事，而是要保持得長遠，推展得普遍。第二，大家要多對團体盡力，而不苛求團体的供應周到，因為文協命定的是個清苦的團体。第三，事事公開。這三點并沒有明文規定，而是一种默契；不是辦事的細則，而是大家愛護團体的一點不言而喻的約束。在今天我們要報告五年來的會務的時候，我們就不能不提這三點，因為我們所能說出的那些事實都實在以此三點為主動力，我們的團体之所以能延續五年，也不過是此三點的證實而已。 真的，因為大家曉得團結非一時一地的事，所以總會才能繼持五年，而且凡是与總會接触過的，赶到散至四方的時候就馬上組織分會——因此，我們在成都，昆明，貴陽，香港，桂林，襄樊……都有了分會。 因為大家曉得文協是個命定清苦的團体，所以也就知道非苦干不能有任何表現。會中的經費，在武漢時，每月都有二三百元。到今天，也不過千余元。以這么一點點錢，我們要維持一個會所，要按期刊行會刊，要舉行种种集會，要与各民眾團体交際聯絡。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可是竟自被我們做到了。在開源方面，我們除了政府机關的補助，概不接受。我們窮，可是不能隨便伸手接錢。在節流方面，我們就專憑會員們的熱心，來替團体賠著錢作事。在武漢的時候，大家給會刊寫稿，并沒有稿費。會所遷至陪都，大家的生活更感窘迫，會中才按月拿出一些錢來，愿要稿費者照付，不愿要的便道謝。近二年來，物价高漲，大家才一律拿稿費。會中拿不出那么多的錢，乃懇請中央文藝獎助金委員會補助，即蒙批准。會刊才得以繼續刊行，未曾中斷過。一方面是表現了會員的苦干精神，一方面也是政府的鼓勵所致。大家支持會刊的這一點精神，也在其他的事務中表現出來：我們開茶會，會員自己掏茶資；我們聚餐，大家出飯費。除了開年會，我們不曾把錢花在點心茶飯上過。會中印好的信紙信封是為寫公函用的，會員們和理事們全未揩過油，而理事們為會中通信，几乎永遠是白賠郵票。只有一樣是我們從來不愿縮減的，就是會所中的燈油炭水。會所中的設備是极簡陋的，但是凡來會所居住的都不用出燈油炭水的費用；我們雖不能供給飯食，可是多少也教由遠道來的朋友得到一點親密之感，多少教文協的會所有點文藝之家的樣子。這些瑣細的事情，似乎值不得寫在報告里，可是，細想一想，這又的确是我們辦事的精神。因為有這一點精神，所以大家才相親相愛，才大家一心的愛護團体。五年來，我們無論開什么會議，從不流會；無論發起什么運動，大家總踊躍參加。總會為此，分會也差不多，因為多數的分會是由總會的人到各處去創設的。他們既曉得總會是怎樣苦干，所以分會也應當照樣的沒有錢而要辦出事來。假若他們等著有了錢再辦事，恐怕我們就連一個分會也沒有了，因此，我們可以說，五年來抗戰文藝的推動与文協的發展，不是金錢的作用，而是大家苦干的精神所結的果子。 自然是，巧婦難為無米之炊。我們一點也不否認這句老實話。真的，我們有多少多少事，都因為沒有錢而無從舉辦。但是，我們決不灰心，決不因窮困而停止了掙扎与努力。明乎此，我們便明白了文協為什么可以用那么少的錢而辦出事來，也就明白了為什么文協有時候顯得那么寒磣的樣子來。錢并沒有控制著我們，不過錢可也有時候使我們決定作什么和不作什么。在熱鬧場中，文協多半是不肯露面，因為我們曉得吃西餐的費用不是我們力所及的。反之，遇到文化勞軍和宣傳中英中美新的這類事的時候，我們便一定不肯落后。每次為慰勞將士獻金，文協必定走在前面。我們沒錢，但是可以賣字賣文，和捐贈圖書去義賣。最近，為文化勞軍，我們奉獻了一万多元。至于宣傳的文字，政府机關只要委托我們寫制，我們必盡力去作。從台儿庄的胜利，到中英中美簽定新約，我們所寫的宣傳品是有目共睹的。 我們辦事的另一個原則便是事事公開。文協成立了已經五年，我們敢說它沒有一件秘密的事。有事，必定要大家商議，大家負責去辦。因此，五年雖然不算很短的一段時光，可是我們的會里沒有派別，沒有因意見不同而發生的笑話。仗著這個，我們确實作到了文藝界的大團結。 以上是就團結，苦干，及公開三宗旨來說明我們怎樣在經費奇窘中支持我們的團体，至五年之久。以下要報告這團体對文藝与文藝界的影響。顧名思義，文協是文藝界抗敵協會。既標出“抗敵”的字樣，顯然的我們是要在抗戰中以文藝宣傳報效國家。于是，我們倡導并實際去寫制抗戰文藝。假若沒有這個團体，我們相信也會有許多文人自動的這樣以文字為利器，從事抗敵。但是我們也會想到，有一部分文人或因生活的方式，或因迎合讀者的心理，而仍撰制一些与抗戰無關，或且有害的文字。有了文協——它既是全國文人的組織——情形可就不同了。它有全國的文人作它的支持者，全國各地的文藝刊物及報紙的文藝副刊的編輯者几乎全都是文協的會員。這樣，文協便成為戰時文藝運動的心房。這顆心既因神圣的抗戰而跳動，它就決不容有害的東西摻入血液中。誠然，我們并沒有浪費筆墨喊叫打倒誰，但是我們對抗戰盡力的一點真誠，便是以使該被打倒的人自動的隱匿起來了。 文協是個合法的民眾團体。往上說，因為有了這個團体，政府在需要宣傳文字的時候，可以委托我們去作；我們自身的困難可以向政府陳訴。在過去的五年中，我們有多少文字都是受了政府的委托而寫制的。我們愛我們的國家，當然樂于服務。只有一二不明理的人，住在國土上，拿著國家的薪水，而偏偏愛唱不近情理的高調，才會侮辱我們，說我們是“御用”机關。這個，我們不便去聲辯什么；我們只知道盡力于抗戰，和与政府合作，是我們的天職；而我們的團体是有它存在的价值的。再說，因為我們与政府有這种關系，所以政府才信任我們，關切我們。每逢政府派遣人員到前方慰勞將士，必定有文協的代表。我們自己發動的事情，象作家訪問團，象增加稿費保障版稅的運動，政府都在精神上与物質上予以助援。假若沒有文協這個團体，那就恐怕愛莫能助，政府雖欲加以輔導，也找不到合适的人与机關了。 從我們自身的發展上說，有了文協總會，才有各地分會。誠然，各地分會因會員變動的關系，因總會不能接濟經費的關系，便有時候极為活躍，有時候顯著沉寂。但是，即使是曇花一現，也給地方上的文藝工作一些刺激；种子不能盡數白費，撒下去總會有一點收獲。在最好的時候，我們一共有成都、昆明、香港……等處九個分會。香港失陷，分會當然不复存在。襄樊分會因理事都到別處去工作，一時也告停頓。現在，分會只剩下了五處。這些分會雖然得不到總會的錢，卻都有自己的刊物；香港分會還出過外國文的小雜志，和世界語的小冊子，把國內的戰時文藝介紹到國外去。假若這些刊物都繼續出版，文協便替國內各地織成了一個文藝网。可惜，總會既窮，分會也窘；遂致刊物忽生忽滅，只表現了我們只管今天盡力，不顧明天如何的精神，而不能持之久遠。不過，成都，昆明，与桂林，在今日的印刷困難情形下，還能維持自己的刊物，也就真正不易了。 談到文藝本身，我們從文協成立那一天一直到今日，始終是主張文藝須負起抗戰的任務的。有了這一決定，消极的便掃除了浪費筆墨与因循頹廢，積极的便給了文藝以英武爽朗之概。文人們不再在斗室里徘徊微歎，而要出來看看：國土上的高山大川，听一听炮響，從而為國家民族爭一口宁死不降的正气。不錯，我們還沒有能寫出怎樣了不起的作品來，可是這并不因為文藝不可抗戰，而是因我們對抗戰的一切還知道的不夠。就是由我們所知道的那一點，寫成的那一點來看，我們已能明白的指出： （一）文藝應當關切它的社會，否則它便是溫室中的花草，遇到風雨便馬上衰萎，在戰前，我們曾經看見過一些溫室養出來的東西，而今可還存在么？ （二）既要關切社會便須認識社會。這就是為何文人在抗戰中奔走四方，及到軍隊中服務去的原因，他們想認識自己的父老兄弟。在斗室中看著盆景讀著明人小品，而找靈感的時期是已經過去了。 （三）認識了自己的同胞，便須設法使同胞們懂得我們的作品。詩要能朗誦，小說劇本要寫得爽快易懂，都是基于此義。文藝不是以難懂為貴，而是要以深入淺出的手法，廣博的認識，普遍的感訴，成為一种健康的美麗的東西。怎樣接受文藝遺產？詩須能朗誦，和如何朗誦？舊形式宜如何利用？文字應否歐化？大眾的語言應如何采煉……這些問題都是五年來大家所熱烈討論的。為什么？為了因抗戰而來的興奮，与因對軍民的認識，而想革舊樹新，建設起民族的新文藝來。這個志愿也許太大，不是今日的文人的才能所能實現的。但是今日我們已從事討論，從事試作；后來者居上，也許有那么一天，真正的民族新文藝會因為我們的辛勤灌溉而結出碩美的果實的。我們的能力雖很有限，我們的路子可是走對了。想想看吧，假若有一种文藝，是照著我們的看法寫成的——對軍民有深切的認識，對社會作有益的指導与關切，對文字是既通俗，活潑，而又美麗，誰能說這不是應運而生，足以配備起抗戰建國的大業的健美文藝呢？ 真的，文協因人窮會窮，實在沒有作出多少事情來。但是，上述的一點對文藝与文藝界的影響，卻是千真万确。即使我們要极度的謙虛，我們也不便否認自己的一點功績。這點功績并不是我們今天開一次會，昨天獻金一千元那類可以屈指算得出，脫口講得來的事，而只是一种影響。可是細想一想呢，影響所及，也許是能有益于“百年大計”的吧？ 關于有日記可查的那些事，不想在這里多囉嗦。我們倒愿意說說自己的缺點，和何以有這些缺點，指出自己的缺欠，或者更能夠使我們自策自勵吧。 按照會章，我們經常的事務由總務，出版，組織，与研究四組來分頭擔任。總務組最可怜，它要管理一切的事務。 本會經常的收入是每月一千五百元。從這點經費中，我們要維持重慶与北碚的兩處會所，要付會刊的稿費四五百元，要用一位工友，要在郵電文具的費用而外，還買几本書！我們沒法多辦事。每辦一件事，勢必教大家賠上許多錢。在今天的生活困難情形下，常教大家賠錢，也有些不忍吧。 假若會刊——《抗戰文藝》——一停頓，我們的出版組就完全沒事可作了。當初，我們本來有相當龐大的出版計划，想自己印書，不必依賴別人。慢慢的，不但這個計划無從實現，連會刊的印刷都成了問題。但是，我們無論如何，不教它停頓，因為它是我們的一面大旗。因為委托別人代為印刷，我們沒法子使它面面美好，使我們差足自慰的是它編選的水准始終是相當的高。積极的，我們盡量的向全國的會員征稿，使它成為全國性的文藝刊物；消极的，我們決不登攻擊個人或謾罵式的文章。我們要使它純洁嚴肅，給文藝刊物樹立一种良好的風气。現在，它每期有一万份的銷路。 組織是繁難的工作，而我們的人手不夠用。最使我們心中不安的是總會与分會間的聯絡始終沒作到好處。要作得好，似乎也并不很難。假若我們能有錢，專請一位干事負責辦理這樁事，我們就能有條有理的辦得清清楚楚。提起錢來，總使人气短，我們也只好不作幻想吧。 關于研究工作，我們只作到了“談”，而沒能印行專書。所謂“談”者，就是凡遇到一個文藝上的問題，我們總召集座談會來討論。討論的結果，隨時發表在報紙上，或會刊上。至于文藝遺產的整理，或專書的研究等等，則一因會員你來我往，變動頻繁；二因沒有固定的經費，就只好由會員們獨自去作，而非會中所能顧到的了。最使我們慚愧的是對文藝青年未能加以輔導。我們會曾經多次會商，如何創設一個類乎函授學校的小組織，專代青年們看文章，及解答各項文藝上的疑問。可是，我們始終找不出這筆錢來，只好作罷。幸而青年們已有青年寫作協會的組織，而關于青年寫作的指導也有了青年寫作指導會的成立。這兩個會雖非文協發起的，可是我們深盼它們有良好的成績，能夠培養出許多新作家來。 今天是文協的五周年紀念日，我們把好話坏話都說了一遍，希望新的理監事選出來，能夠除舊啟新，更有一番新气象吧！ 載一九四三年三月二十七日《抗戰文藝》文協成立五周年紀念特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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