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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個潮流都難免不起一些泡沫。在中國的新文藝里，有時候就能看到一二篇無聊的小品文，或俗艷傷感的短詩。然而，這些小玩藝儿只是泡沫，在沒有引起任何人注意的時候，就自行破滅了。反之，在那文藝的主潮上，無論它是多么粗濁狂厲，無論它是急流或漸進，狂呼或冷笑，它的聲音總是喊叫著革命与斗爭。中國的新文藝始終自居、自信、自證，是革命斗爭的有力武器。這嚴肅的態度，与苦斗的熱誠，已被保持了二十多年。在這也不算十分短的時間中，沒有產生過一篇供小姐少爺們消遣的偵探小說；市場上僅有的那儿本什么大偵探与什么血案，倒是由英美的文藝商品翻譯過來的。 這時候在激跳的文心，遇到了神圣的抗戰便极自然的要證明它自己可以變作槍炮与炸彈。所謂文章下鄉，文章入伍，就是這激躍的文心要在抗戰中去多盡斗爭的責任的自信与自勵。自信，因為中國底文藝寫家們已經戰斗過二十多年；他們不怕由革命而招來的殺害，也就不怕侵略者的刀槍；他們自己這樣相信，也就要把這信心推展出去，使四万万五千万的同胞也都相信；四万万五千万人民在一個抗敵必胜的信仰上去斗爭，就是世界上最偉大的力量。自勵，自勵出于自省：一個衰老的國家遇到极猛烈殘暴的侵略，當然要自省；那自居為民族的天良的文藝工作者，無疑的會首先下一番自我檢討的工夫。 看看吧，二十多年來，文藝到底走到了何處呢？不錯，它在掃蕩封建的思想上，在培植革命的精神上，的确是樹立了不少功績。但是，這是作了什么的問題，而沒有回答出作到了什么地步。假若它的掃蕩与建設只在個很小的圈子里旋繞，那么即使它的態度是嚴肅的，心情是熱烈的，它也不能不承認它這朵相當美麗的花朵呀，雖美而脆弱。它沒有很多的种子，隨風散播到遠處，而僅是足以自慰的一朵相當美的花罷了。這使人不安的檢討，卻遇上了鐵一般的證据。看，還有那么多的百姓連字也不識！看，在一個四五百戶的村庄里可以找不到一本新文藝的作品！是呀，怪不得大家的版稅收入是那么的微薄的可怜呀！這事實使人憤怒，特別是那熱情而簡單的文藝青年們；他們喊了：有這樣的事嗎？可以一個村子里連魯迅這個光耀的名子都不知道嗎？可是，發怒是沒有用的，事實是事實。大家因戰爭而從軍，而流亡，不复在上海与北平閉戶著書了。他們遇到了老百姓与軍認——噢，這不知道新文藝的可怜的群眾喲！這時候，就是以為不知魯迅，理當斬首的熱心者，也要沉默一下而想怎么“設法”使群眾知道魯迅了；否則真要斬首的話，得有多少人頭落地呢？ 愧悔是良心的活動。新文藝的弱點，在敵人的屠殺里，大家承認了——它的构思，它的用語，它的形式，一向是摹仿著西歐，于是只作到了文藝的革命，而沒有完成革命文藝的任務。革命的文藝須是活躍在民間的文藝，那不能被民眾接受的新穎的東西是擔不起革命任務的啊！這是個极可寶貴的發現，或者也可以說是偉大的愧悔。于是，在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開成立大會的時候，文章下鄉与文章入伍的口號便被提出來。 這兩個口號，在抗戰文藝中至少是作了：（一）消极的使寫家們覺悟了，二十年來的新文藝還差著深入与遠播的力量，因為二十年來大家的心血似乎是花在了學習上，而還沒有由民族的本色中創造出民族自己的文藝來。（二）積极的，全面的抗戰必須動員全体民眾。精神的食糧必須普遍的送到戰壕內与鄉村中。在無可如何的情形之下，我們宁可以缺少一些槍炮，而不能缺乏戰斗的精神；抗戰文學便是戰斗精神的發動机。前者，有意的或無意的使抗戰以來的文字都有了新的傾向——要簡單、清楚、明快，抗戰的文藝不是要弄風格与字眼，而是要迅速有力，如机關炮的放射。這樣的文學自然要向民間与軍隊中取得故事与字匯，以民眾的語言道出民眾抗敵与建設的犧牲与壯舉——這，打破了“上海”的摹仿文藝，而漸次吐露出民族文藝的光焰來。后者，因需要的迫切而產生了街頭劇，壁報詩，和利用民間固有的文藝形式而加以改造的小說、鼓詞等等。學生們參加了這運動，他們在村里，村里就有壁報；他們到前線，前線便有了歌曲唱，与油印的小報看。政府也注意到這運動，在教育部，編輯這种明淺的讀物的，設有專員；中宣部与政治部也時時大量的印刷宣傳的小冊子。民眾團体，象中蘇文化協會，全國文藝協會，也為士兵們印有戰線專刊。戲劇的發展更是惊人，原來只有上海与北平的人才有看到話劇的眼福，如今卻在綏遠、宁夏等荒遠的地方也能看到舞台与燈光；甚至秦岭与中條山上也有青年們在為士兵与百姓們演劇了。這些新的，半新半舊的，或完全舊的，形式，未必都好，可是都出發自抗戰的熱情，而在不同的程度上收了激勵人民的效果。是的，這些作品与辦法，未必都好，可是這的确是個大的潮涌。按照中國的俗話說：黃河清了天下就太平了。我說，這個抗戰文藝之潮，因為它是潮，所以夾雜著許多渾濁的東西；不過，等這些東西沉在地面上，吃入土里去，那該當有多么肥美的一片文藝園地呀！目前的問題，不是要急盼著濁浪澄清——一時盼不到，也作不到——而是應當使這潮流更盛旺一些，因為印刷、紙張、運輸种种的困難，都在這儿阻抑著這潮水的暢行，而中國又是這么大的一塊土地呀！要有几十万青年參加這運動，再有几千万的經費來支持這運動，也不算多，真的！ 在這個運動里，寫家們的眼睛确實的看到民間。寫家的界限也開始往外推展。青年們敢寫了；寫的即使不好，可是總有机會發表，至少可以寫在壁報上。當寫家的腳步接近了戰地的時候，士兵与軍官們不單要東西看，而且動問了：怎么寫呢？真的，在這偉大的抗戰里，凡是盡了力气的，誰不想寫出几句來呢！我的一個武裝朋友，雖然在上海作戰丟了一只腿，現在卻能用他的手寫出他的血戰經驗來了；文藝協會已通過他作會員了。這樣放下槍便學習拿筆的人，我相信，還有很多。同時，在前線上跑來跑去的也有不少的寫家。我敢肯定的說，當文藝的園地拓展了的時候，寫家的界限便越來越寬了；誰知道，明日的偉大的寫家不是今天伏在戰壕中的人物呢！ 對于這個運動，自然有許多辯論，辯論永遠是琢磨真理的砂石。大概的說，有的人雖然承認了文藝——為了抗戰的宣傳，為了深入民間——應當俗淺明朗，但是不必一定要通過民間舊有的形式，因為舊形式的限制足以限制住一切新的內容与教訓的自由運用。有的人以為民間還有許多許多不識字的，他們須用耳朵代替眼睛去接受文藝，所以文藝應當采用民間听慣了的歌調与語言，使他們也能從听器官得到新的消息与啟發。前者注意在文藝的發展，后者注意在文藝立竿見影的效果。据我看，這問題的不好解決，倒是因為攙夾了教育問題的原因：假若中國的教育已經普及，沒有文盲，那么新文藝的前進自然便利了許多。也許根本用不著討論利用舊形式或這一問題。至于把利用舊形式看成民族文藝唯一的路徑，未免又有些象看見一個鴉片煙鬼而使十個人都吃戒煙丸了！在抗戰的今日，我以為，文藝必須以民族革命出發而完成民族的文藝。在這偉大艱苦的過程中，有人專為文盲去作一些可以听得懂的東西也是要緊的，抗戰文藝是個大潮，我們不怕它渾濁如黃河，只怕它不猛烈不旺盛！ 載一九四一年七月二十五日《中蘇文化》第九卷第一期抗戰四周年紀念特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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