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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离開濟南到今天——一九四○年十一月十四日——已是整整三年。這三載的光陰，有三分之一是花費在旅行上——單說到西北去慰勞抗戰將士，就用去了六個月。其余的三分之二，大概的算來，一半是用在給文協服務，一半是用在寫作；換言之，流亡二載中，花費在寫作上的時間并不很多，只有一個整年的光景。 在戰前，當我一面教書一面寫作的時候，每年必利用暑假年假寫出十几万字；當我辭去教職而專心創作的時候，我一年（只有一年是這樣的作職業的寫家）可以寫三十万字。在抗戰三年里，一共才寫了三十多万字，較之往年，在量上實在退步了不少；但是，拿這三年當作一年看，象前段所說明的，就不算怎么太寒酸了。 這三十多万字的支配是：小說：短篇四篇，約兩万多字。長篇一篇（未寫完）三四万字。 通俗文藝：見于《三四一》者六万字，未收入者還至少有万字。 話劇：《殘霧》六万字，《張自忠》五万字，《國家至上》三万字，（后半是宋之的寫的）。 詩歌：《劍北篇》已得四万余字，其他短詩軍歌尚有万字。雜文：因非所長，隨寫隨棄，向不成集，大概也有好几万字了。 由上表可以看出來，在量上，雖然沒有什么可夸口的，可是在質方面上卻增多了不少。在戰前，我只寫小說与雜文，即使偶而寫几句詩，也不過是筆墨的游戲而已。神圣的抗戰是以力伸義，它要求每個人都能十八般武藝件件精通，全德全力全能的去抵抗暴敵，以彰正義。順著這個要求，我大膽去試驗文藝的各种体裁，也許是白耗了心血而一無所成，可是不斷的學習總該多少有些益處。戰爭的暴風把拿槍的，正如同拿刀的，一齊吹送到戰場上去；我也希望把我不象詩的詩，不象戲劇的戲劇，如拿著兩個雞蛋而与獻糧万石者同去輸將，獻給抗戰；禮物雖輕，心倒是火熱的。這樣，于小說雜文之外，我還練習了鼓詞，舊劇，民歌，話劇，新詩。學習是一种辛苦，可也帶來不少愉快。我決不后悔試寫過鼓詞，也不后悔練習過話劇，成績的好坏姑且不提，反正既要寫，就須下一番功夫，下功夫的最好的報酬便是那一點苦盡甜來的滋味。 為試寫別的，便放下了小說，所以小說寫得很少，可是，理由并不這么簡單。在太平年月，我听到一個故事，我想起一點什么有意思的意思，我都可以簡單的，目不旁視的，把它寫成一篇小說；長點也好，短點也好，我准知道只要不太粗劣，就能發表。換言之，在太平年月可以“莫談國事”，不論什么一點點細微的感情与趣味，都能引起讀者的欣賞，及至到了戰時，即使批評者高抬貴手，一聲不響；即使有些個讀者還需要那細微的情感与趣味，作為一种無害的消遣，可是作者這顆心不能再象以前那樣安坦閒适了。炮火和血肉使他憤怒，使他要挺起脊骨，喊出更重大的粗壯的聲音，他必須寫戰爭。但是，他的經驗不夠，經驗不是一眨眼就能得來的。蝸牛負不起戰馬的責任來，噢，我只好放下筆！當“七七”事變的時候，我正寫著兩個長篇，都已有了三四万字。宛平城上的炮響了，我把這几万字全扔進了廢紙筐中。我要另起爐灶了，可是我沒有新的磚灰及其他的材料！ 在抗戰前，我已寫過八部長篇和几十個短篇。雖然我在天津、濟南、青島和南洋都住過相當的時期，可是這一百几十万字中十之七八是描寫北平。我生在北平，那里的人、事、風景、味道，和賣酸梅湯、杏儿茶的吆喝的聲音，我全熟悉。一閉眼我的北平就完整的，象一張彩色鮮明的圖畫浮立在我的心中。我敢放膽的描畫它。它是條清溪，我每一探手，就摸上條活潑潑的魚儿來。濟南和青島也都与我有三四年的友誼，可是我始終不敢替它們說話，因為怕對不起它們。流亡了，我到武昌、漢口、宜昌、重慶、成都，各處“打游擊”。我敢動手描寫漢口碼頭上的挑夫，或重慶山城里的抬轎的嗎？決不敢！小孩子乍到了生地方還知道暫緩淘气，何況我這四十多歲的老孩子呢！ 抗戰不是樁簡單的事，政治、經濟、生產、軍事……都一脈相通，相結如環。我知道什么呢？有三條路擺在我的眼前：第一條是不管抗戰，我還寫我的那一套。從生意經上看，這是個不錯的辦法，因為我准知道有不少的人是喜讀与抗戰無關的作品的。可是，我不肯走這條路。文藝不能，絕對不能，裝聾賣傻！設若我教文藝裝聾賣傻，文藝也會教我墮入魔道。此所以主張文藝可以与抗戰無關者，還須“主張”一下者也——這么一主張，便露出他心中還是很難過呀。要不然，他何不堂堂正正的去寫，而必有這么一主張呢？第二條是不管我懂不懂，只管寫下去。寫戰事，則机關槍拼命噠噠；寫建設，則馬達突突；只有骨骼，而無神髓。這辦法，熱情有余，而毫無實力；雖無騙人之情，而有騙人之實，亦所不取。只剩了第三條路，就是暫守緘默，我放棄了小說。自然，這只是暫時的。等我對于某個地方，某些人物，某种事情，熟習了以后，我必再拿起筆來。還有，依我的十多年寫小說的一點經驗來說，我以為寫小說最保險的方法是知道了全海，再寫一島。當抗戰的初期，誰也把握不到抗戰的全局，及至戰了二三年后，到處是戰爭的空气，呼吸既慣，生活与戰爭息息相通，再來動筆，一定不專憑一股熱情去亂寫，而是由實際生活的体驗去描畫戰爭。這也許被譏為期待主義吧？可是哪一部象樣的作品不是期待多時呢，積了十几年對洋車夫的生活的觀察，我才寫出《駱駝祥子》啊——而且是那么簡陋寒酸哪！ 把小說放下，可不就是停止了筆的活動。我開始寫通俗讀物，那時候，正當台儿庄大捷，文章下鄉与文章入伍的口號正喊得山搖地動。我寫了舊形式新內容的戲劇，寫了大鼓書，寫了河南墜子。甚至于寫了數來寶。從表面上看起來，這是避重就輕——舍棄了創作，而去描紅模子。就是那肯接受這种東西的編輯者也大概取了聊備一格的態度，并不十分看得起它們：設若一經質問，編輯者多半是皺一皺眉頭，而答以“為了抗戰”，是不得已也。但是從我的學習的經驗上看，這种東西并不容易作。第一是要作得對；要作得對，就必須先去學習。把舊的一套先學會，然后才能推陳出新。無論是舊劇，還是鼓詞，雖然都是陳舊的東西，可是它們也還都活著。我們來寫，就是想給這些還活著的東西一些新的血液，使它們前進，使它們對抗戰發生作用。這就難了。你須先學會那些套數，否則大海茫茫，無從落筆。然后，你須斟酌著舊的情形而加入新的成分。你須把它寫得象個樣子，而留神著你自己別迷陷在里面。你須把新的成分逐漸添進去，而使新舊調諧，無論從字匯上，還是技巧上，都不顯出挂著辮子而戴大禮帽的蠢樣子。為了抗戰，你須教訓；為了文藝，你須要美好，可是，在這里，你須用別人定好了的形式与言語去教訓，去設法使之美好。你越研究，你越覺得有趣；那些別人規定的形式，用的言語，是那么精巧生動，恰好足以支持它自己的生命。然而，到你自己一用這形式，這語言，你就感覺到喘不出气來，你若不割解開它，從新配置，你便丟失了你自己，你若剖析了它，而自出心裁的想把它整理好，啊，你根本就沒法收拾了！新的是新的，舊的是舊的，妥協就是投降！因此，在試驗了不少篇鼓詞之類的東西以后，我把它們放棄了。 雖然我放棄了舊瓶裝新酒這一套，可是我并不后悔；功夫是不欺人的。它教我明白了什么是民間的語言，什么是中國語言自然的韻律。不錯，它有許多已經陳腐了的東西；可是唯其明白了哪是陳腐的，才能明白什么是我們必須馬上送給民眾的。明乎彼，知乎此，庶几可以談民族形式矣。我感謝這個使我學習的机會！ 就成績而論，我寫的那些舊劇与鼓詞并不甚佳。毛病是因為我是在都市里學習來的，寫出來的一則是模范所在，不肯离格；二則是循藝人的要求，生意相關，不能傷雅。于是，就离真正民間文藝還很遠很遠。寫這种東西，應當寫家与演員相處一處，隨寫隨演隨改，在某地則用某地的形式与語言，或者可以收效；在都市里閉門造車，必難合轍。 我不懂鼓詞，正如我不懂話劇。我去學習鼓詞，正如我去學習話劇。机會也許是偶然的，學習之心則是一向抱定，不敢少怠。文協要演戲，推我寫劇本。這是偶然的。我大膽的答應下來，要學一學而已，并非有任何把握。 只花了半個月的工夫，我寫成了《殘霧》。當然不成東西，我知道。所以敢寫，和寫得這么匆促者，是因為我只答應了起草；有了草底，由大家修正好才拿去上演。我不懂戲劇，只按照寫小說的辦法，想了個故事，寫了一大片對話。反正友人們答應了給我修改，他們修改之后，我不就明白一些作劇的方法了嗎？可是寫完的那一天正是“五四”，暴敵狂炸渝市。戲演不成了，稿子也就放在了一邊。緊跟著，我到西北去慰勞軍隊，把稿子交与了友人。半年后，我回到重慶，友人已替我發表了，出版了，并且演出了。這不能算個劇本，而只能算作一些對話的草擬，即使它已印成了書。至于演出的成功与失敗，那全憑導演者与演員的怎樣運用這一片對話，与我無關。 回到重慶，看到許多關于《殘霧》的批評，十之六七是大罵特罵。我不便挨家挨戶去道歉，說明我這草稿并沒得到修正的机會；批評者得到罵人的机會而不罵，就大大的對不起他自己呀。放下這些批評，我去找懂戲劇的內行談了一談。由他們的口中，我明白了戲劇之所以為戲劇。戲劇不是對話体的小說，正如詩不是分行寫的散文。我的毛病，据他們說，是過于缺乏舞台上的知識；我只寫了對話，而忘了行動。 經他們這一指教，我才開始注意看話劇。看看到底什么叫作行動。以前我愛看舊劇。看了几出話劇之后，我并沒能完全明白了什么是行動，但是看清楚了這么一點：我的對話寫得不坏，人家的穿插結构舖襯得好。我的對話里有些人情世故。可惜這點人情世故是一般的，并未能完全把劇情扣緊；單獨的抽出來看真有些好句子；湊到一處，倒反容易破坏了劇情。有些劇作，盡管讀起來沒有什么精彩，一句惊人的話也找不到，可是放在舞台上倒四平八穩的象個戲劇。寫了一本戲，挨了許多罵，我明白了這一點點。 練習的机會又來了。之的約我合寫《國家至上》。題目是指定的（寫回漢合作），好在我們倆都是北方人，對回教同胞的生活習慣相當的熟悉，不必臨時去找材料。劇中的張老師是我在濟南交往四五年的一位回教拳師的化身，黃老師是我在甘肅遇到的一位回教紳士的影象。其他的人物雖沒有這樣的來歷，可是之的有很多回教的朋友，自不難于創擬。人物的真切使這本戲得到相當的成功。可是久住上海，沒到過北方的批評者也許就以為它是江湖奇俠傳。題旨是回漢合作，可是劇中回漢的正面沖突，反被回胞自家的紛爭所掩，這并非無因：一來是回漢之爭寫得過于明顯，也許引起雙方的反感，而把舊帳全都搬出來；二來是北方回教中亦有派別，不盡融洽——作者不敢提出教義上的分歧，而只能從感情失和上落墨。這些費斟酌的地方，自然也不是沒有准備的批評者所能了解的。至于回漢通婚，教中自有辦法，不可隨便發言。我們之所以設一個女角者，多半為烘托張老師的過度的倔強，并不敢使她去鬧戀愛。批評者若謂回漢聯婚這一問題寫失敗了，是真不知回教的情形，而亂挑毛病者也。 人物、情節、問題，都從我們倆商議妥了，而后由我詳細的寫成一個故事，再由之的去分場。場分好，寫起來就容易得多了。全劇寫好，拿到回教協會，朗讀給大家听。情節不妥當的地方，不合回教習慣的用語，都當場提出，一一改正。因此，這本劇雖沒有別的好處，卻很調勻整洁——稍微一不檢點便足惹起誤會，甚至引起糾紛！在寫的時候，我們是小心上又加小心；寫完了，我們是一點不敢偷懶的勤加修正。宣傳劇的難寫就在這里——要緊緊的勒住了筆，象勒住一匹烈馬似的那么用力。 我寫前兩幕。之的有寫劇的經驗，所以擔任較難的后兩幕。這一回，我有了一點長進：第一，沒有冗長的對話，而句句想著劇情的發展。第二，用最大的力量去“捧”張老師，教這一個人支配著控制著大家，以免一律平凡，精神渙散。 值得特別提出來的，是這本劇的情調，言語、服裝、舉動，一律朴素無華，排除洋气。我不十分懂什么是民族形式，假若民族形式是含有順著本地風光去創作的意思，我想《國家至上》就多少有那么一點樣子。自然，住慣了上海租界，以洋服洋話為本地風光者流，一定會惊异的稱它為江湖奇俠傳。 假若《殘霧》是于亂七八糟中偶爾見些才气，到寫《國家至上》的時候，可就略知門徑，而規規矩矩的習作了。之的有寫劇的經驗，告訴我不少訣竅；同時，馬彥祥与陽翰笙又熱心的幫忙，所以這次的習作，雖然沒有了不得的成績，可是我個人的收獲是相當大的。可惜，我們必須在一月中寫成，以便從速排演，在春季演出。假若我們能多有些時間，再多改兩遍，或者更可以減去些宣傳劇的气味。在抗戰中，一切是忙亂的，文藝作品也极難避免粗糙之弊。批評者只顧要求理想的作品，而每每忽略了大家在戰時的生活的窘迫忙亂，假若批評者肯細心讀一讀他自己在忙亂中所寫的批評文字，恐怕他要先打自己的手心吧。 《國家至上》寫完，我開始寫詩——《劍北篇》。我有沒有詩的天才？絕不出于謙虛客气的，我回答：沒有。寫小說，我不善寫短篇；据我看，短篇是更富于詩的成分的。小品文，我也寫不好；為什么？我缺乏著詩人的明敏犀利，不會以短短的小文一針見血的殺敵致果。我只會遲笨的包圍，不會冒險用奇。我也不會寫抒情詩。凡此种种，都足證明我不能詩，那么，為什么要寫詩呢？主觀的，我愿意練習練習。客觀的，我由西北旅行得來的那一些材料，除了作游記，只夠作敘述詩用的。游記之難，難在精詳，我并沒有銳利精細的觀察力。好吧，我就以詩代替游記吧。 沒有詩才，我卻有些作詩的准備。我作過舊詩、鼓詞。以我自己的辦法及語言和這兩种東西化合起來，就是我的詩的形式。形式，在這里包括著句法、音節、用語、韻律等項。大体上，我是用我所慣用的白話，但在必不得已時也借用舊体詩或通俗文藝中的詞匯，句法長短不定，但句句要有韻，句句要好听，希望通体都能朗誦。 五個月的工夫，我才寫得了四千行。材料早就預備好了，用不著再想。我上了句句用韻的當！因為湊韻腳，一行往往長到二十來個字；否則我早已寫夠一万行了。因為要押韻，有時候就破坏了言語的一致通俗，而勉強借用陳腐的詞藻。因為句句挂韻，不但寫著費事，讀起來也過于吃力，使人透不過气來。本來我是想熔化新舊為一爐的，但所謂“舊”者是舊詩的神韻与音節，我并不要用腐朽不堪的言語与思想。句句用韻的企圖，也就是為使句句響亮，如軍隊操演，步步整齊。哪知道，韻破坏了一切！不錯，的确是步步整齊了，可是只能擺在操場上，而不能作戰哪！韻使我失去了筆的自由与詩的活潑！的确，象“綠色千种，綠色千重”那樣的句子，設若不是用韻的關系，也許不易想得出來，可是就全詩而言，它使我時時要哭。要哭的時候比得意的時候多了不知多少倍，得不償失！不要說完全無韻，就是隔句用韻，我也不至于受這么大的罪，而還落個勞而無功啊！ 但是，已經寫了四千行，不便再改；我一定把這個形式維持到底，不管它給我多少困難。接受舊文藝的傳統，接受民間文藝的优點，我都在此詩中略加試驗；艱苦我倒不怕，我所怀疑者倒是接受到什么限度才算合适？或更激烈一點的說，新舊化合是否可能？不知道別人怎么看，我自己以為《劍北篇》中舊的成分太重了。材料是我自己的，情緒是抗戰的，都絕非抄襲古人。就是音節韻律，我也只取了舊詩中運用聲調的法則，來美化我自己的白話。在用韻方面，我用的是活的十齊套轍，并非詩韻。這樣，取于舊者并不算多，按說就不應該顯出那么濃厚的舊詩味道來；可是我自己覺得出來，它也許比“五四”時代那些小詩的气魄大一些，而舊詩的气息恐怕比它們還強得多。我能指得出來的毛病是：（一）韻用得太多。（二）寫景多于寫事。（三）未能完全通俗。在這三點而外，恐怕更重要的還是那個無形的，在心中藏著的那個小鬼。明顯的說，就是在一計划寫詩的時候，我面前就有個民族形式，象找替身的女鬼似的向我招手。她知道我寫過舊詩，寫過鼓詞；用民族形式來引誘我，我必會上套！不論我怎樣躲避舊的一切，她都會使我步步墮陷，不知不覺的陷入舊圈套中。說到這里，我就根本怀疑了民族形式這一口號。民族形式，据說是要以民族文藝固有的風格道出革命的精神，是啊，我何嘗沒這樣辦呢。可是，我并沒得到好處！也許是我的才力不夠吧？也許……？反正我試驗過了，而成績欠佳！關于這一點，我似乎沒法說得再明白些；除非你也去試驗試驗，你是不會明白我的。 詩未寫完，本不想去寫別的。可是，朋友們給我帶來很多關于張自忠將軍殉國的史料，并勸我寫個四幕或五幕的話劇。我答應了，因為材料与問題既都丰富，而表揚忠烈又是文人的責任；我就暫放下詩，而去寫戲。啊，這比詩還難寫！歷史大概永遠是假的：目前的事最好莫談，過去的事只好瞎猜！整整寫了三個月，改過五次，結果還是不成東西。宣傳劇已經不好寫，含有歷史性的宣傳劇就簡直不應嘗試。今日的事情頂好留給后人去猜呀！我不愿再縷述所遭受的苦惱与失望；只須說一句話吧，我失敗了！ 這本劇寫完，我拿起《劍北篇》來，希望于兩三個月內告成。 我學習了，我并沒有多大的成功，但是，我決不因失敗而停頓了學習，我將繼續學習下去，直到手不能拿起筆的那一天。 籠統的批評理論，對我，是沒有什么用處的。只有試驗的熱心，勤苦的工作，才教我長進。三年來的成績毫無可觀，但是始終不懈的學習的熱誠教我找到許多新的門徑——只有這一點是差足自慰的。 載一九四一年一月一日《抗戰文藝》第七卷第一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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