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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文藝作家的最大努力處，恐怕就在人物的創造上吧。因此，即使他不必一定怀抱著益世教民的志愿，可是他可以成為教育家的最好的朋友。一個文藝家在創造人物之前，必定由社會、家庭、遺傳、心理等等方面，去認識人物，而后由這各方面的复雜錯綜的關系中，找到他所欲創造的那個人的生活條件与方式，從而決定了他的命運。他是由觀察与分析，進而為具体的創造。他是借用許多人來幫忙造成“一個”想象的人。在另一方面，一個教育家，卻是由于對社會，心理等等方面的認識，而去以身作則的教育許多人。他是由觀察与分析而提出教育的理論，或者承認別人家的理論，而后以這种理論去決定教育的實施：他要怎么樣削減他所看出的人類的缺點，和培養他所相信的人類所應具的美德。這樣，文藝家的成敗大半是因著他所創造的人物而定，創造得成功，他便借著這想象的人得到左右群眾的威權，成為大家的導師。反之，創造得失敗，他便一無所得，白費了工夫。教育家的成敗呢，比這還有更直接的關系。他心目中的想象的人也就是他朝夕所接触的那群活潑的青年。他失敗不得！一失敗，他便毀了許多人。這倒并非是說，教育者應比文藝者，或文藝者應比教育者，更當努力，絲毫不可敷衍隨便。這是說他們都應當同樣的努力，雖然他們的事業不同，工作的方法不同，可是他們都以人為對象，人是他們的先生，他是他們的弟子。所以他們應當常常到一處談談，結為朋友。一位律師也許很喜歡植物學，交結几位植物學家為友。但這是他自己的事。只要他不把植物標本都貼在訴狀上，代替了法律的第几條第几款，就不會出什么毛病。反之，他若是不喜歡植物學，也不至于損失了他的威嚴，或不便于他的事業。教育家与文藝家可并不這樣。他們為了事業，為了民族，都應當攜起手來。只有教育家能最親切的批評文藝者的產品，因為教育家是最明白人類心理的。只有文藝家能最親切的批評教育家的工作，因為文藝者是最關心人類幸福的。他們兩家若能成為朋友，教育家必須貢獻給文藝家以關于人的知識，文藝家必能貢獻給教育家以很好的意見。這种交換与互助無疑的是极可寶貴的。 一般的說來，文藝者比教育者更大膽，因為他較為自由。他可以不顧一切的寫出他心中的話，听不听在你，寫不寫在我。因此，他的思想往往是前進的，他想一下子把人們都引領到新的世界去。這种自由与熱誠使他冒險，有時候也就偏激不實。教育家呢，無論怎樣，他不能把昨天用的方法与工具完全放下，今天忽然另換一套。事實上的限制使他不得不慎重，不得不漸進。今日新興的教育理論，也許在十年八年后，或几十年后，才得到實際試驗的机會。他的熱誠也許与文藝者一樣，可是他不能無所顧慮；在他的良心上他也覺到急進會有危險，而不能隨便拿教育當作儿戲，隨時改換。文藝者的大膽使他前進，教育者的慈善使他慎重。前進，往往忽略了事實上的困難，或有時候以极脆弱的論證支持著极沉重的結論。慎重，往往趨于保守；把事業看成職業，率由舊章的作下去，由不敢改善而入于不便多事。二者都有好處，也都有弊病。只有二者能常接近，然后慎重的人才能見到最新的思想，雖然不能馬上采用，究竟要迎上前去，不甘落伍；即使不能一時全盤變更，至少在思想上能更与新時代接近，可能明白新時代的青年的心理与問題。每個教師都當成為“師之時者”，不當成為教書匠。所以，他必須以文藝及文藝者為友。同時，文藝者若能与教育者往來，便也知道這些事實的真困難在哪里，而不至于抱著個虛無的理論与理想，創造出虛無的人物与事實。這是兩有益的事。 在神圣的抗戰中，這种友誼更成為必要的。一般的說，今日青年學生的苦悶，實由情緒与理智的沖突而來。在情緒上，哪個青年不想投筆從戎，效命沙場呢。可是，在理智上，誰也明白抗戰与建國是該雙管齊下，那么，青年正該努力去讀書，去得到建國的知識与技能。這二者，一動一靜，一熱一冷，頗難調和。文藝者的作品，用不著說，是首要的要刺激，要從情緒上感動人的。教育者呢，也用不著說，自然要按部就班的，不動聲色的，繼續著培植人才的事業。這樣，學生們自己既不能決定到底往哪里去，而由文藝与教育所獲到的又是那么冷熱不同，見仁見智，他們當然就更不知如何是好了。為使學子們安心，必須給予适當的教育。這就是說，教育者必當設法在教育中滿足學生的要求。在教學上，在訓育上，都須使學子相信他們不是怕死貪生，而是積极的預備著救國的知識与技能，和鍛煉著能為國犧牲的身体与气魄。在今天，教育者應多從文藝上認識青年，文藝者應從教育上去想實際解決青年苦悶的辦法。青年的苦悶能漸變為青年的毀滅，這是當前极重要的一個問題。 載一九三八年九月十七日《教育通訊》第二十六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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