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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到達洛陽的時候,作家訪問團——由王禮錫先生率領——已在那里住了好几天。大雨,他們非等放晴不能渡河。剛一進旅館,我就听到訪問團還沒能走的消息,馬上想看他們去。不大會儿,在電話中,听到之的的笑聲,与因找不到足以表示情感的話而來的一串“啊,啊……”。又過了一會儿,我和他們一一的握了手。那种痛快、高興、親熱,簡直說不出來! 他們的院里滿是花木,高而濃綠的梧桐,与紅白相間的木槿花,首先在大家歡笑中被我看到,至今還一閉目就在我眼前。晚間,我就是在一株白木槿花旁与禮錫先生談了好久。這,難道是個夢么?禮錫,還記得你我都夸獎過的那几朵大而玲瓏的白花么? 他与我談自重慶到洛陽一路上的經過情形,將來團体工作的計划,与團員們的才能与可愛……,最后,還談到詩歌問題。他雖然在路上仍舊依著他自創的詩体寫了不少的詩,可是他聲明那只是“鬧著玩”;他將來不論是翻譯,還是創作,必定要用白話的。詩是他的命,他要運用白話加強這生命,使之更活潑,更富于宣傳性。 他臉上沒有一點病容。還是那么胖、那么精神、那么和藹,嘴角上老微笑著。笑著,他告訴我,因警報,他那天只剪了半邊發,還得去第二次!一切團中事務,他都不辭勞苦不怕麻煩,為一件小事也許跑多少路,只求把它作得妥貼。剪發也須跑兩次了,他微笑著。 他走不了,我也走不了;仿佛洛陽所有的雨都積蓄在一處,一總在那几天落下來。冒著雨,我几乎是天天找他去。他沒有病;工作、談笑,他与年歲輕些的朋友們是一樣的。只有一天午飯間,他聲明不喝酒。可是,大家的高興使他自動撤消前議,“好,我還是得陪你們一杯;就是一杯。”喝完,他便躺下睡了。 第二天又見到,他笑著向我道歉:“你看,一杯酒就醉了!昨天你由這里走,我會不知道!” 啊,禮錫兄,你“走”,我可也不知道啊!連夢想也想不到啊! 洛陽分別,他們往北,我們往南。我再到西安,那不能使人相信的消息已在報紙上登出!沒錢,沒交通工具,我沒法子到洛陽去哭! 死得光榮,可是,我們失去一位益友,一個抗戰文藝工作最有力的指導人!光榮的死便是永生,我們該怎么辦呢?我又回到重慶來了,禮錫兄!我又看見了你,你的遺像是懸在文協會所里;我老想看著你,可是不敢抬頭;你是在我的面前,在我的心中,可是……載一九四○年一月一日《新蜀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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