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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初來北碚，和趙清閣先生合寫劇本——《桃李春風》。劇本草成，“熱气團”就來了，本想回渝，因怕遇暑而止。過午，室中熱至百另三四度，乃早五時起床，抓涼儿寫小說。原擬寫個中篇，約四万字。可是，越寫越長，至九月中已得八万余字。秋老虎雖然還很利害，可是早晚到底有些涼意，遂決定在雙十節前后赶出全篇，以便在十月中旬回渝。有什么樣的環境，才有什么樣的神經過敏。因為巴蜀“擺子”猖狂，所以我才身上一冷，便馬上吃昆宁。同樣的，朋友們有許多患盲腸炎的，所以我也就老覺得難免一刀之苦。在九月末旬，我的右胯与肚臍之間的那塊地方，開始有點發硬；用手摸；那里有一條小肉崗儿。“坏了！”我自己放了警報：“盲腸炎！”赶緊告訴了朋友們，即使是謊報，多騙取他們一點同情也怪有意思！ 朋友們的回答几乎是一致的——神經過敏！我申說部位是對的，并且量給他們看，怎奈他們還不信。我只好以自己的醫學知識丰富自慰，別無辦法。 過了兩天，肚中的硬結依然存在。并且作了個割盲腸的夢！把夢形容給蕭伯青兄。他說：恐怕是下意識的警告！第二天夜里，一夜沒睡好，硬的地方開始一窩一窩的疼，就好象猛一直腰，把腸子或別處扯動了那樣。一定是盲腸炎了！我靜候著發燒，嘔吐，和上斷頭台！可是，使我很失望，我并沒有發燒，也沒有嘔吐！到底是怎回事呢？ 十月四日，我去找趙清閣先生。她得過此病，一定能确切的指示我。她說，頂好去看看醫生。她領我上了江蘇醫學院的附設醫院。很巧，外科劉主任（玄三）正在院里。他馬上給我檢查。 “是！”劉主任說。 “暫時還不要緊吧？”我問。我想寫完了小說和預支了一些稿費的劇本，再來受一刀之苦。 “不忙！慢性的！”劉主任真誠而和藹的說。他永遠真誠，所以綽號人稱劉好人。 我高興了。并非為可以緩期受刑，而是為可以先寫完小說与劇本；文藝第一，盲腸次之！ 可是，當我告辭的時候，劉主任把我叫住：“看看白血球吧！” 一位穿白褂子的青年給我刺了“耳朵眼”。驗血。結果：一万好几百！劉主任吸了口气：“馬上割吧！”我的胸中惡心了一陣，頭上出了涼汗。我不怕開刀，可是小說与劇本都急待寫成啊！特別是那個劇本，我已預支了三千元的稿費！同時，在頃刻之間，我又想到：白血球既然很多，想必不妙，為何等著受發燒嘔吐等等苦楚來到再受一刀之苦呢？一天不割，便帶著一天的心病，何不從早解決呢？ “几時割？”我問。心中很鬧得慌，象要吐的樣子。“今天下午！” 隨著劉主任，我去交了費，定了房間。 沒有吃午飯。托青兄給買了一雙新布鞋，因為舊的一雙的底子已經有很大的窟窿。心里說：穿新鞋子入醫院，也許更能振作一些。 下午一時。自己提著布袋，去找趙先生。二時，她送我入院——她和大夫護士們都熟識。 房間很窄，頗象個棺材。可是，我的心中倒很平靜，順口答音的和大家說笑，護士們來給我打針敷消毒藥，腰間圍了寬布。諸事齊備，我輕輕的走入手術室，穿著新鞋。 屈著身。吳醫生給我的脊梁上打了麻醉針。不很疼。護士長是德州的護士學校畢業的。她還認識我：在她畢業的時候，我正在德州講演。這已是十年前的事了。她低聲的說：“舒先生，不怕啊！”我沒有怕，我信任西醫！況且割盲腸是個小手術。朋友們——老向，蕭伯青，蕭亦五，清閣，李佩珍……——都在窗外“偷”看呢，我更得扎掙著點！ 下部全麻了。劉主任進來。吱——腹上還微微覺到疼。“疼啊！”我報告了一聲。“不要緊！”劉主任回答。腹里搗開了亂，我猜想：劉主任的手大概是伸進去了。我不再出聲。心中什么也不想。我以為這樣老實的受刑，盲腸必會因受感動而也許自動的跳出來。 不過，盲腸到底是“盲腸”，不受感動！麻醉的勁儿朝上走，好象用手推著我的胃；胃部燒得非常的難過，使我再也不能忍耐。吐了兩口。“胃里燒得難過呀！”我喊出來。“忍著點！馬上就完！”劉主任說。我又忍著，我听得見劉主任的聲音：“擦汗！”“小腸！”“放進去！”“拿鉤了！”“摘眼鏡！”……我心里說：“坏了！找不到！”我問了：“找到沒有？”劉主任低切的回答：“馬上找到！不要出聲！” 窗外的朋友們比我還著急：“坏了！莫非盲腸已經爛掉？” 我机械的，一會儿一問：“找到沒有？”而得到的回答只是：“莫出聲！” 苦了劉主任与助手們，室內沒有電燈。兩位先生立在小凳上，打著電棒。夾傷口的先生們，正如打電棒的始終不能休息片刻。整整一個鐘頭！ 一個鐘頭了，盲腸還未露面！ 我的鼻子上來了點怪味。大概是吳醫生的聲音：“數一二三四！”我數了好几個一二三四，聲音相當的響亮。末了，口中一噎，就象刮大風在城門洞中喝了一大口風似的我睡過去，生命成了空白。 睜開眼，我恍惚的記得梁實秋先生和伯青兄在屋中呢。其實屋中有好几位朋友，可是我似乎沒有看見他們。在這以前，据朋友們告訴我，我已經出過聲音，我自己一點也不記得。我的第一聲是高聲的喊王抗——老向的小男孩。也許是在似醒非醒之中，我看見王抗翻動我的紙筆吧，所以我大聲的呼叱他；我完全記不得了。第二次出聲是說了一串中學時的同學的外號：老向，范燒餅，閃電手，電話西局……弄得大家都莫名其妙。生命在這時候是一片云霧，在記憶中飄來飄去，偶然的露出一兩個星星。 再睜眼，我看見劉主任坐在床沿上。我記得問他：“找到沒有？割了嗎？”這兩個問題，在好几個鐘頭以內始終在我的口中，因為我只記得全身麻醉以前的事。 我忘了我是在病房里，我以為我是在伯青的屋中呢。我問他：“為什么我躺在這儿呢？這里多么窄小啊！”經他解釋一番，我才想起我是入了醫院。生命中有一段空白，也怪有趣！ 一會儿，我清醒，一會儿又昏迷過去。生命象春潮似的一進一退。清醒了；我就問：找到了嗎？割去了嗎？ 口中的味道象剛喝過一加侖汽油，出气的時候，心中舒服？吸气的時候，覺得昏昏沉沉。生命好象懸在這一呼一吸之間。 胃里作燒，脊梁酸痛，右腿不能動，因打過了一瓶鹽水。不好受。我急躁，想要跳起來。苦痛而外，又有一种渺茫之感，比苦痛還難受。不管是清醒，還是昏迷著，我老覺得身上丟失了一點東西。我用手去摸。象摸錢袋或要物在身邊沒有那樣。摸不到什么，我于失望中想起：噢，我丟失的是一塊病。可是，這并不能給我安慰，好象即使是病也不該遺失；生命是全的，丟掉一根毫毛也不行！這時候，自怜与自歎控制住我自己，我覺得生命上有了傷痕，有了虧損！已經一天沒吃東西；現在，連開水也不准喝一口——怕引起嘔吐而震動傷口。我并不覺得怎樣饑渴。胃中与脊梁上難過比饑渴更利害，可是也還掙扎去忍受。真正惱人的倒是那點渺茫之感。我沒想到死，也沒盼禱赶快痊愈，我甚至于忘記了赶寫小說那回事。我只是飄飄搖搖的感到不安！假若他們把割下的盲腸擺在我的面前，我也許就可以捉到一點什么而安心去睡覺。他們沒有這樣作。我呢，就把握不到任何實際的東西，而惶惑不安。我失去了自信，不知道自己是干什么呢！因此我煩躁，發脾气，苦了看守我的朋友！ 老向，璧如，伯青，齊致賢，席微膺諸兄輪流守夜；李佩珍小姐和蕭亦五兄白天亦陪伴。我不知道怎樣感激他們才好！醫院中的護士不夠用，飯食很苦，所以非有人招呼我不可。 体溫最高的時候只到三十八度，万幸！雖然如此，我的唇上的皮還干裂得脫落下來，眼底有塊青點，很象四眼狗。 最難過的是最初的三天。時間，在苦痛里，是最忍心的；多慢哪！每一分鐘都比一天還長！到第四天，一切都換了樣子；我又回到真實的世界上來，不再懸挂在夢里。 本應當十天可以出院，可是住了十六天，縫傷口的線粗了一些，不能完全消化在皮肉里；沒有成膿，但是汪儿黃水。劉主任把那節不愿永遠跟隨著我的線抽了出來，腹上張著個小嘴。直到這小嘴完全干結我才出院。 神經過敏也有它的好處。假若我不“听見風就是雨”，而不去檢查，一旦爆發，我也許要受很大的苦楚。我的盲腸部位不對。不知是何原因，它沒在原處，而跑到臍的附近去，所以急得劉主任出了好几身大汗。假若等到它匯了膿再割，豈不很危險？我感謝醫生們和朋友們，我似乎也覺得感謝自己的神經過敏！引為遺憾的也有二事：（一）趙清閣先生与我合寫的《桃李春風》在渝上演，我未能去看。（二）家眷來渝，我也未能去迎接。我极想看到自己的妻与儿女，可是一度神經過敏教我永遠不會粗心大意，我不敢冒險！ 載一九四四年三月《經緯》第二卷第四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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