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抬頭見喜


  對于時節,我向來不特別的注意。拿清明說吧,上墳燒紙不必非我去不可,又搭著不常住在家鄉,所以每逢看見柳枝發青便曉得快到了清明,或者是已經過去。對重陽也是這樣,生平沒在九月九登過高,于是重陽和清明一樣的沒有多大作用。
  端陽,中秋,新年,三個大節可不能這么馬虎過去。即使我故意躲著它們,賬條是不會忘記了我的。也奇怪,一個無名之輩,到了三節會有許多人惦記著,不但來信,送賬條,而且要找上門來!
  設若故意躲著借款,著急,設計自殺等等,而專講三節的熱鬧有趣那一面儿,我似乎是最喜愛中秋。“似乎”,因為我實在不敢說准了。幼年時,中秋是個很可喜的節,要不然我怎么還記得清清楚楚那些“兔儿爺”的樣子呢?有“兔儿爺”玩,這個節必是過得十二分有勁。可是從另一方面說,至少有三次喝醉是在中秋;酒入愁腸呀!所以說“似乎”最喜愛中秋。
  事真湊巧,這三次“非楊貴妃式”的醉酒我還都記得很清楚。那么,就說上一說呀。第一次是在北平,我正住在翊教寺一家公寓里。好友盧嵩庵從柳泉居運來一壇子“竹葉青”。又約來兩位朋友——內中有一位是不會喝的——大家就抄起茶碗來。壇子雖大,架不住茶碗一個勁進攻;月亮還沒上來,壇子已空。干什么去呢?打牌玩吧。各拿出銅元百枚,約合大洋七角多,因這是古時候的事了。第一把牌將立起來,不曉得——至今還不曉得——我怎么上了床。牌必是沒打成,因為我一睜眼已經紅日東升了。
  第二次是在天津,和朱蔭棠在同福樓吃飯,各飲綠茵陳二兩。吃完飯,到一家茶肆去品茗。我朝窗坐著,看見了一輪明月,我就吐了。這回決不是酒的作用,毛病是在月亮。第三次是在倫敦。那里的秋月是什么樣子,我說不上來——也許根本沒有月亮其物。中國工人俱樂部里有多人湊熱鬧,我和沈剛伯也去喝酒。我們倆喝了兩瓶葡萄酒。酒是用葡萄還是葡萄葉儿釀的,不可得而知,反正价錢很便宜;我們倆自古至今總沒作過財主。喝完,各自回寓所。一上公眾汽車,我的腳忽然長了眼睛,專找別人的腳尖去踩。這回可不是月亮的毛病。
  對于中秋,大致如此——無論如何也不能說它坏。就此打住。
  至若端陽,似乎可有可無。粽子,不愛吃。城隍爺現在也不出巡;即使再出巡,大概也沒有跟隨著走几里路的興趣。櫻桃真是好東西,可惜被黑白桑葚給帶累坏了。
  新年最熱鬧,也最沒勁,我對它老是冷淡的。自從一記事儿起,家中就似乎很窮。爆竹總是听別人放,我們自己是靜寂無嘩。記得最真的是家中一張《王羲之換鵝》圖。每逢除夕,母親必把它從個神秘的地方找出來,挂在堂屋里。姑母就給說那個故事;到如今還不十分明白這故事到底有什么意思,只覺得“王羲之”三個字倒很響亮好听。后來入學,讀了《蘭亭序》,我告訴先生,王羲之是在我的家里。
  長大了些,記得有一年的除夕,大概是光緒三十年前的一、二年,母親在院中接神,雪已下了一尺多厚。高香燒起,雪片由漆黑的空中落下,落到火光的圈里,非常的白,緊接著飛到火苗的附近,舞出些金光,即行消滅;先下來的滅了,上面又緊跟著下來許多,象一把“太平花”倒放。我還記著這個。我也的确感覺到,那年的神仙一定是真由天上回到世間。
  中學的時期是最憂郁的,四、五個新年中只記得一個,最凄涼的一個。那是頭一次改用陽歷,舊歷的除夕必須回學校去,不准請假。姑母剛死兩個多月,她和我們同住了三十年的樣子。她有時候很厲害,但大体上說,她很愛我。哥哥當差,不能回來。家中只剩母親一人。我在四點多鐘回到家中,母親并沒有把“王羲之”找出來。吃過晚飯,我不能不告訴母親了——我還得回校。她楞了半天,沒說什么。我慢慢的走出去,她跟著走到街門。摸著袋中的几個銅子,我不知道走了多少時候,才走到學校。路上必是很熱鬧,可是我并沒看見,我似乎失了感覺。到了學校,學監先生正在學監室門口站著。他先問我:“回來了?”我行了個禮。他點了點頭,笑著叫了我一聲:“你還回去吧。”這一笑,永遠印在我心中。假如我將來死后能入天堂,我必把這一笑帶給上帝去看。
  我好象沒走就又到了家,母親正對著一枝紅燭坐著呢。她的淚不輕易落,她又慈善又剛強。見我回來了,她臉上有了笑容,拿出一個細草紙包儿來:“給你買的雜拌儿,剛才一忙,也忘了給你。”母子好象有千言万語,只是沒精神說。早早的就睡了。母親也沒精神。
  中學畢業以后,新年,除了為還債著急,似乎已和我不發生關系。我在哪里,除夕便由我照管著哪里。別人都回家去過年,我老是早早關上門,在床上听著爆竹響。平日我也好吃個嘴儿,到了新年反倒想不起弄點什么吃,連酒不喝。在爆竹稍靜了些的時節,我老看見些過去的苦境。可是我既不落淚,也不狂歌,我只靜靜的躺著。躺著躺著,多喒燭光在壁上幻出一個“抬頭見喜”,那就快睡去了。
  載一九三四年一月《良友》(畫報)第四卷第八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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