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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講　中國歷代文說（上）

　　在第一講里，我們略指出中國文士論文的錯誤，是橫著擺列數條，沒管它們在歷史上的先后。現在我們再豎著看一看，把古今的重要文說略微討論一下。
　　先秦文論：文學，不論中外，發達最早的是詩歌。象《詩序》里的“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詠歌之；詠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那樣心有所感，發為歌詠，是在有文字之先，已有的事實。那么，我們先拿《詩經》來研究一下，似乎是當然的手續。《詩經》，据說是孔子刪定的，這個傳說的可靠与否，我們且不去管；孔子對于《詩經》很喜歡引用与談論是個事實。
　　《詩》中的《風》本是“出于里巷歌謠之作，男女相与詠歌，各言其情也。”（朱熹）它們的文學价值也就在這里。可是孔子——一位注重禮樂、好談政治的實利哲學家——對于《詩》的文學价值是不大注意的；他始終是說怎樣利用它。他用“《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論語·為政篇》）定了讀《詩》的方法；于是惹起后世注《詩》的人們對于《詩》的誤解：“刺美風化”是他們替“思無邪”作辨證的工夫；對于《詩》本身的文學价值几乎完全忘卻。這是在思想方面，他已把文學与道德攙合起來立論。再看他怎從其他方面利用《詩》：
　　“不學《詩》，無以言。”（《論語·季氏篇》）《詩》的用處是幫助修辭的。
　　“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
　　（《禮記·經解篇》）這是以詩為政治的工具。
　　“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論語·陽貨篇》）《詩》不但可以教給人們以事父事君之道，且可以當動植物辭典用！
　　這樣，孔子既以《詩》為政治教育的工具，為一本有趣的教科書，所以他引用詩句時，也不大管詩句的真意，而是曲為比附，以達己意，正如古希腊詭辯家的利用荷馬。鈴木虎雄說得好：
　　“孔子當解釋詩，對于詩的原意特別注重把來安上一种政教上的特別的意義來應用。……例如述到逸詩：‘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必評論說：‘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論語·子罕篇》）原篇雖是說男女相思，因居室遠而相背的。對于這下一轉語，可說是相思底程度不夠，倘若真相思便沒有所謂遠這一回事的，恰如利用所謂：‘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論語·述而篇》）的意義一樣。政教下的談話成了干燥無味（之談，而）１由此得救了。又在《大學》里引《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商頌·玄鳥》）《詩》云：‘緡蠻黃鳥，止于丘隅。’（《小雅·魚藻之什緡蠻》）也說：‘于止，知其所知，可以人而不如鳥乎。’（《大學》）掇拾‘止’字以利用《大學》的‘止于至善。’……子夏問到《詩》里所說：‘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是怎樣解釋，孔子答以：‘繪事后素。’子夏遂說道：‘禮后乎？’（《論語·八佾篇》）孔子又說子夏是‘可与言詩’的。甚至稱贊為‘起予者商也。’但這种問答詩底原意已被遺卻，只是借詩以作為自己講學上的說話而已。”（《中國古代文藝論史》第一編第四章）
　　這“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是何等的美！可惜孔子不是個創作家，不是個文學批評家，所以沒有美的欣賞。有孔子這樣引領在前，后世文人自然是忽略了文學本身的欣賞，而去看古文古詩中字字有深意，處處有訓誡，于是文以載道明理便成了他們的信條。
　　周代諸子差不多都是自成一家之言。他們的文字雖然很好，象老子的簡練，庄子的馳暢，可是他們很少談到文學，而且有些藐視孔門的好古飾辭的，象“仲尼方且飾羽而畫，從事華辭。”（《庄子·御寇篇》）之類。正是“老庄之作，管孟之流，蓋以立意為宗，不以能文為本。”（《文選序》）只有孔子和他的几個門徒是以由考古傳經而得致太平之術的，于是討論詩文也成了他們的附帶作業。他們是整理古著從而證明他們的哲學，對于文學的創作与認識是不大注意的。他們的功勞是保存了古禮古樂古詩，且加以研究；他們的坏處是把禮樂与文學全作了政治思想的犧牲品。“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關雎序》）詩的用處越來越擴大了！他們能作得出：
　　“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遲暮。
　　不撫壯而棄穢兮，何不改乎此度；乘騏驥以馳騁兮，來吾道夫先路。”
　　（《离騷》）
　　那用“善鳥香草以配忠貞，惡禽臭物以比讒佞，靈修美人以媲于君，宓妃佚女以譬賢臣，虯龍鸞鳳以托君子，飄風云霓以為小人。”（王逸《楚辭·章句·离騷序》）來解釋《离騷》的，也是深受孔門說詩的毒——這點毒气至今也沒掃除淨盡！
　　漢魏六朝文論：漢代崇儒，能通一藝以上者，補文學掌故缺。六藝都是文學，失去獨立的領域。這時候的傳詩的人們，分頭去宣傳自家師說；《關雎》到底是說某夫人的事，《宛丘》到底是譏刺誰，是他們研究与爭論的要點；《詩》已成了“經”，它的文學价值如何，沒有什么人過問了。
　　這時代的文學作品要算賦最出風頭。對于賦的批評有揚雄的：
　　“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淫。”（揚子《法言·吾子篇》）
　　有司馬相如的：
　　“合綦組以成文，列錦繡而為質，一經一緯，一宮一商，此賦之跡也。賦家之心，包括宇宙，總攬人物，斯乃得之于內，不可得而傳。”（《西京雜記》）
　　前者由作家把賦分為兩等——詩人的与辭人的；后者把賦的形体和作者的資格提道一下；二者全沒說到賦在文學上的价值如何。
　　班固便簡直不承認賦的价值，他說：“……其后宋玉、唐勒。漢興枚乘、司馬相如，下及揚子云，竟為侈麗閎衍之詞，沒其諷諭之義。”（《漢書·藝文志》）
　　賦本來是一种极笨重的東西，“竟為侈麗閎衍之詞”的判斷是不錯的；但是以失古詩諷諭之義來打倒它，仍是以實效立論，沒有什么重要的意義。所以鈴木虎雄說：“自孔子以來至漢末，都是不能离開道德以觀文學的，而且一般的文學者單是以鼓吹道德底思想作為手段而承認其价值的。但到魏以后卻不然，文學底自身是有价值的底思想已經在這時期發生了。所以我以為魏底時代是中國文學史上的自覺時代。”（《中國古代文藝論史》第二編第一章）那么，我們就看一看魏晉六朝的文說：曹家父子有很高的文學天才，論文也有獨到之處。在曹丕的《典論·論文》里，有三點可以叫我們注意的：（一）他說：“夫文，本同而末异，蓋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尚實，詩賦欲麗。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備其体。”
　　這是清清楚楚指出文的內容不同，作法也就有別。說理的文自然以條理清楚為主，而詩賦便當寫得美麗。他雖然沒有說出為什么要如此，可是他真有了文學的欣賞，承認美是為文的要素之一。以前的人們是以体道而摹古，他現在是主張愛美的了。
　　“魏之三祖，更尚文詞。忽君子之大道，好雕虫之小藝。下之從上，有同影響，兢馳文華，遂成風俗。江左齊、梁，其弊彌甚：貴賤賢愚，唯矜吟詠。遂复遺理存异，尋虛逐微。競一韻之奇，爭一字之巧。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行；積案盈箱，唯是風云之狀。”（《隋書·李諤上書正文体》）這是后世守道明理者對“詩賦欲麗”的反攻，仍要把文學附屬在道德之下，但适足以說明曹家父子對文學界的影響如何偉大了。（二）《典論·論文》里又說：“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見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辭，不托飛馳之勢，而聲名自傳于后。”
　　曹丕与王朗書里也說：“生有七尺之形，死惟一棺之土。惟立德揚名，可以不朽；其次莫如著篇籍。”
　　這些話雖然沒有說出文學是認識生命、解釋生命的，可是承認了為文學而生活是值得的。自然這里的名利計較還很深，但因求不朽之名以致力文章，實足以鼓舞起創作的興趣与勇气。
　　（三）曹丕又說：“文以气為主。”气是什么？很難斷定。但是我們至少可以從此語看出：為文的要件是由內心表現自己，不是為什么道什么理作宣傳。這里至少是說文當以什么為主，不是文當說明什么；气必是在文內的，道理等是外來的。
　　以上三點雖仍未說明文學是什么，但是對于文學的認識，确已离開實效而專以文論文了。
　　以下討論陸机的《文賦》：陸机的《文賦》比近人的一開口便引“文，錯畫也”真夠高明的多了。他開口便是：“佇中區以玄覽，頤情志于典墳。遵四時以歎逝，瞻万物而思紛。悲落葉于勁秋，喜柔條于芳春。心懍懍以怀霜，志眇眇而臨云。”
　　這是說文是感物激情而發的，不是什么“文者務為有補于世”。有深刻的觀察，有敏銳的情感，有触于內心，那創作欲便起了火焰，便欲罷不能的非寫不可；那寫出來的便是物我的聯合。所以，
　　“其始也，皆收視反听，耽思傍訊，精騖八极，心游万仞。……謝朝華于已披，啟夕秀于未振。觀古今于須臾，撫四海于一瞬。”
　　心有所感，便若痴若狂。想象与思維的聯合，使心靈蕩漾在夢境里。那方寸之地，忽然与宇宙同樣的廣大，上帝似的在創造一切；忽然縮斂，象一絲花蕊般細嫩，在春風里吻著陽光。于是，
　　“籠天地于形內，挂万物于筆端。始躑躅于燥吻，終流离于濡翰。理扶質以立干，文垂條而結繁。信情貌之不差，故每變而在顏；思涉樂其必笑，方言哀而已歎。或操觚以率爾，或含毫而邈然。”
　　我們再看他對技術方面怎樣說：“詩緣情而綺靡，賦体物而瀏亮，碑披文以相質，誄纏綿而凄愴……”這是体格不同，當配以相當的文字。
　　“其為物也多姿，其為体也屢遷。其會意也尚巧，其遣言也貴妍。暨音聲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這是文辭音聲應求妍美。
　　“或寄辭于瘁音，言徒靡而弗華；混妍蚩而成体，累良質而為瑕……”這是一些文病。
　　但是為文到底有一定的規則沒有呢？他不肯武斷的說。他只說：
　　“若夫丰約之裁，俯仰之形，因宜适變，曲有微情：或言拙而喻巧，或理朴而辭輕，或襲古而彌新，或沿濁而更清，或覽之而必察，或研之而后精。”這似乎是說：文無定法，技有巧拙，要在審事達情，必求其适了。
　　統觀全文，可以看出兩個要點來：一，文學是心靈的產物，沒有心情的激動便沒有創造的可能。這個說法又比曹丕的以求不朽之名為創作的動机确切多了。二，作文的手段，如文字的配置，音聲的調和等，是必要的，不如是，文章便不會美好。
　　發于心靈，終于技術，這是《文賦》的要義。陸机雖沒能逐條詳加說明（假如他不用賦体作這篇文章，他一定會解說的更透徹一些；自然，也許因為不用賦体，它便不會傳流到現在），可是這些指示，對文學已有了相當的体認了解。我們可以替他下一條文學定義：文學是以美好的文字為心靈的表現。
　　《后漢書》的著者范曄，主張“以意為主，以文傳意”。（《范曄獄中与諸甥侄書》）同時他拿“性別宮商，識清濁，斯自然也”去講究音調。
　　以意為主是重在講說什么，便是要分別什么是該說的与什么是不該說的；這比以情為主的文學欣賞又低落了許多，因為文學的成功以怎樣寫出為主，說什么是次要的。況且傳達“意”的自有哲學与科學，不必一定靠著文學。但是不論是文以情為主，是以意為主，他們——陸机，范曄——都由作家的立場來說文的主干是什么，不是替別人宣傳什么文學以外的東西了；他們也全以為音調的講究為必要的。
　　音調的講究漸漸成了文學的重要問題。在《南齊書·陸厥傳》里說：
　　“永明末，盛為文章。吳興沈約，陳郡謝朓，琅琊王融，以气類相推轂；汝南周顒，善識聲韻。約等文皆用宮商，以平上去入為四聲，以此制韻，不可增減，世呼為‘永明体’。”
　　沈約是四聲八病的首創者，這种講究看著雖然很纖巧，但是中國言語本是“聲的言語”；聲的調配實是叫文章美好的要件。當這“盛為文章”的時代，由主義而談到技術上去，是當然的步驟。這四聲八病的規定，雖叫文人只留意技術方面，可是這不能不算對言語的認識有了進步；文學本來是以言語為表現工具的，怎樣利用工具的研究是應有的。沈約答陸厥書里說：“自古辭人，豈不知宮羽之殊，商征之別。雖知五音之异，而其中參差變動，殊昧實多。故鄙意所謂比秘未睹者也。以此而推，則知前世文士，便未悟此處。”這明明是說聲韻的分析与利用是一种新的發現。
　　這技術上的講求，自然不算什么了不得的事，但足以證明那時候文學确是成了獨立的藝術，一字一聲也不許隨便用了。這正象樂器的改善足以幫助音樂進步，光線顏色的研究叫畫家更足以充分的表現。自然，專修美工具是不能產生出偉大作品的，但這不能不算是藝術進展中必有的一步。
　　現在我們看蕭統的文說：他是很愛讀書的人，他并且把所見過的文章選出來，作一部模范讀本——《文選》。這個工作的第一步自然是要決定：“什么是文”。他說：“若夫姬公之籍，孔父之書，与日月俱懸，鬼神爭奧，孝敬之准式，人倫之師友；豈可重以芟夷，加以剪截！”（《文選序》）
　　他一面推崇姬、孔，一面暗示出這些經藝根本不能算作純文學；于是托詞不敢芟夷剪截，輕輕的推在一邊。
　　還有：“老庄之作，管孟之流，蓋以立意為宗，不以能文為本。今之所撰，又以略諸。”說理講哲學的著作，不是為愛好文學而作的，也就不取。（打倒了“以意為主”）。
　　“若賢人之美辭，忠臣之抗直，謀夫之話，辨士之端……蓋乃事美一時，語流千載；概見墳籍，旁出子史。若斯之流，又亦繁博，雖傳之簡牘，而事异篇章。今之所集，亦所不取。”這是說事實雖美，毫無統系，而且不是文學上有意的創作品，也就放在一邊。
　　“至于記事之史，系年之書，所以褒貶是非，紀別异同；方之篇翰，亦已不同。”史書是記載事實的，也不是純粹文學作品，所以也不取。
　　那么，什么樣的作品才合格呢？只有：“事出于沉思，義歸乎翰藻”的方能被選。這個大膽的擇取，便把經，史，子，雜說，全驅到文學的華室之外，把六藝即文學的說法根本推翻。有想象的，有整個表現的，有辭藻的，才能算文；不如此的不算。這個規定把“文”与“非文”從古籍里分析開，使在歷史上与文學上“文”与“非文”截然分立，差不多象砌了一堵長牆，牆上寫著：這邊是文學，那邊是文學以外的作品！這個“清党工作”真是非常勇敢的，大有益于文學獨立的。
　　以下我們談《文心雕龍》：我們一提到文學理論与批評，似乎便聯想到《文心雕龍》了。不錯，它确乎是很丰富，很少見的一部文學評論。看它的內容多么花哨：
　　關于說明文學体質的有《原道》、《征圣》、《宗經》、《正緯》等篇。
　　分論文体格式的有《辨騷》、《明詩》、《樂府》、《詮賦》、《頌贊》、《祝盟》、《銘箴》……討論修辭与作文法理的有《神思》、《体性》、《風骨》、《通變》、《定勢》、《情采》……但是，我們設若細心的讀這些篇文章，便覺得劉勰只是總集前人之說，給他所知道的文章体格，一一的作了篇駢儷文章，并沒有什么新穎的創見。看他在《原道篇》里說：“傍及万品，動植皆文：龍鳳以藻繪呈瑞，虎豹以炳蔚凝姿。云霞雕色，有逾畫工之妙；草木賁華，無待錦匠之奇。”
　　這又是以“文”談“文學”，根本沒有明白他所要研究的東西的對象。至于說：“夫以無識之物，郁然有彩，有心之器，其無文歟！”便牽強得可笑！動植物有“紋”，所以人類便當有“文”；那么牛羊有角，我們便應有什么呢？
　　在《宗經》里：“‘經’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鴻教也。故象天地，效鬼神，參物序，制人紀；洞性靈之奧區，极文章之骨髓者也。”
　　經是文章的骨髓，自然文士便不許發表自家的意見，只許依經闡道了——文學也便嗚呼哀哉了！不怪他評論《离騷》那樣偉大的作品也是：“（故）其陳堯、舜之耿介，稱湯、武之祗敬，典誥之体也；譏桀、紂之猖披，傷羿、澆之顛隕，規諷之旨也；虯龍以喻君子，云霓以譬讒邪，比興之義也；每一顧而淹涕，歎君門之九重，忠怨之辭也：觀茲四事，同于《風》、《雅》者也。”（《辨騷》）
　　這樣以古斷今，是根本不明白什么叫創作。《詩》是《詩》，《騷》是《騷》，何必非把新酒裝在舊袋子里呢！論到文章的体格，他先把字解釋一下，如：“詩者持也”，“賦者舖也”，“頌者容也”等等。然后把作家混含的批評一句，如“孟堅《兩都》，明絢以雅瞻。張衡《二京》，迅發以宏富。”等等。前者未曾論到文學的价值——賦到底是体物寫志的好工具不是？后者批評作品混含無當，作者執筆為文時可以有一兩個要義在心中為一篇的主旨；批評者便應多方面去立論，不能只拿一兩句話斷定好坏。
　　至于章表奏啟本來是實用文字，史傳諸子本是記事論理之文，它們的能作文學作品看，是因為它們合了文學的條件，不是它們必定都在文學范圍之內。劉勰這樣逐一說明，比蕭統的把經史諸子放在文學范圍之外的見識又低多了。
　　說到措辭与文章結构，這本來是沒有一定義法的；修辭學不會叫人作出极漂亮的詩句，文章法則只足叫人多所顧忌因沿。法則永遠是由經驗中來的，經驗當然是過去的，所以談到“風骨”，他說：“若能确乎正式，使文明以健，則風清骨峻，篇体光華。”這“正式”是哪里來的？不是摹古么？說到“定勢”，他便說：“舊練之才，則執正以馭奇：新學之銳，則逐奇而失正。勢流不返，則文体遂弊。”這是說新學之銳，有所創立是极危險的。文學作品是個性的表現，每人有他自己的風格筆勢，每篇文章自有獨立的神情韻調；一定法程，便生弊病，所以《文心雕龍》的影響一定是害多利少的，因為它塞住了自由創造的大路。
　　總之，這本書有兩大缺點：一、劉勰的“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是把文与道捏合在一處，是六朝文論的由盛而衰。
　　二、細分文体，而沒認清文學的范圍。空談風神气勢，并無深到的說明。
　　這么看，《文心雕龍》并不是真正的文學批評，而是一种文學源流、文學理論、修辭、作文法的混合物。它的好處是把秦漢以前至六朝的文說文体全收集來，作個總結。假如我們看清這一點，它便有了价值，因為它很可以供給我們一些研究古代文學的材料。假如拿它當作一本教科書，象歐洲早年那樣讀亞里士多德的《修辭學》与《詩學》，便很容易斷章取義，把文學講到歧途上去。劉勰自己也說：“銓序一文為易，彌綸群言為難。”和“同之与异，不屑古今；擘肌分理，唯務折衷。”這彌綸群言，是他的功勞；雖然有時是費力不討好。這唯務折衷，便失去了創立新說的勇气。
　　和《文心雕龍》的結构不同，而勢力差不多相等的，有鐘嶸的《詩品》。前者是包羅一切的，后者是專論詩家的源流，并定其品次。王世貞說：“吾覽鐘記室《詩品》，折衷情文，裁量時代，可謂允矣，詞亦奕奕發之；第所推源，出于何者，恐未盡然。”誠然，鐘嶸對于各家作品強求來源，如李陵必出于《楚辭》，班婕好又必發于李陵等，何所据而云然？他說：“使味之者無极，聞之者動心，是詩之至也。”本來是极精到的話；可是他又說：“詩有三藝焉：一曰興，二曰比，三曰賦。文已盡而意有余，興也。因物喻志，比也。直書其事，寓言寫物，賦也。宏斯三義，酌而用之，干之以風力，潤之以丹彩，”然后“味之者無极，聞之者動心，是詩之至也。”（《詩品序》）這分明是說以古体為主，加以自家的精力，才能成好詩；于是每評一人，便非指出他的來源不可。而且是來源越古的，品次也就越高——上品都是源出國風、《楚辭》与古詩的。這個用合古与否作評斷的標准，是忘卻了文學是表現時代精神而隨時進展的。
　　至于評論各家也不完全以詩為主眼，如提到李陵，他說：“陵名家子，有殊才；生命不諧，聲頹身喪。使陵不遭辛苦，其文亦何能如此？”這并沒有論到李陵的詩的好處何在。就是以詩立論的，也嫌太空泛，如說曹植的詩是“骨气奇高，詞彩華茂，情兼雅怨，体披文質，粲溢古今，卓爾不群。”如說嵇康是“頗似魏文，過于峻切，訐直露才，傷淵雅之致。然托喻清遠，良有鑒裁，亦未失高流矣。”使我們對于這些詩人并沒有什么深刻的了解，只覺得這是些泛泛的批語而已。本來一篇詩的成就不是很簡單的事，作家的人格，作風，情趣，技術都混合在一處；那么，只拿几個字來評定一個詩家的作品是极難的事，就是勉強的寫出來，也往往是空洞的。況且，從詩的欣賞上立論，我們讀詩的時候，它只給我們心靈的激動，并不叫我們隨讀隨想那一點是詩人的人格，那一點是詩人的感情，而且是一個“整個”的。正如喝檸檬水一樣，如果半瓶是蘇打水，半瓶是檸檬汁，并沒有調勻在一處，又有什么好喝呢。所以，就是有精細的分析，把詩人的一切從詩中剝脫出來，恐怕剝完了的時候，那詩的作用一點也不存在了。
　　鐘嶸也知道：“至乎吟詠情性，亦何貴于用事。‘思君如流水’即是即目。‘高台多悲風’亦惟所見。‘清晨登隴首’羌無故實。‘明月照積雪’，詎出經、史。觀古今胜語，多非補假，皆由直尋。”（《詩品序》）如果他始終抱定這個“直尋”來批評，當然強尋源流的毛病便沒有了，對于詩的欣賞也一定更深切了。
　　至于把詩人分成若干等級是极難妥當的事。設若不把什么是詩人先決定好，誰能公平的給詩人排列次序呢？同時，詩人所應具備的性格、能力与條件，又太多了，而且對這些條件又是一人一個看法，怎能規定出詩人到底是什么呢？就是找出詩人必備的條件，還有個難題，什么是詩呢？這是文學理論中最困難的兩個問題；不試著解決這個，而憑個人的主張來評定詩人与詩藝的等次，是种很危險的把戲。他對于聲律的講求，有很好的見解：“余謂文制，本須諷讀，不可蹇礙。但令清濁通流，口吻調利，斯為足矣。”（《詩品序》）
　　如果他抱定“直尋”和“口吻調利”來寫一篇詩論，當比他這樣一一評論，強定品次強得多了。以情性的自發，成為音調自然的作品，豈不是很好的理論么。
　　以上這些論調，無論怎樣不圓滿，至少叫我們看得出：自魏以后，文學的研究与解釋已成了獨立的，這不能不算是一個大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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